《孟子》之言至明白，而后人不了其义，遂有汉儒之妄说。夫司马子长身为史官，作史固其所也。班孟坚因其父业而修《汉书》，即有人告私改作国史者，而被收系狱。《后汉书》亦私家之作，然著述于易代之后，故不以私作为罪。《新五代史》亦私家之作，所以不为罪者，徒以宋世法律之宽耳。若庄廷私修《明史》，生前未蒙刑罪，死后乃至戮尸。国史之不可私作也如此。故孔子曰窃取、曰罪我矣。
孔子之修《春秋》，其意在保存史书，不修则独藏周室，修之则传诸其人。秦之燔书，周室之史一炬无存。至今日而犹得闻十二诸侯之事者，独赖孔子之修《春秋》耳。使孔子不修《春秋》，丘明不述《左传》，则今日之视春秋犹是洪荒之世已。（以上论孔子修《春秋》）
《公羊传》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此语不然。公羊在野之人，不知国史，以事实为传闻，其实鲁有国史，非传闻也。董仲舒、何休更以“所见之世”为著太平，“所闻之世”为见升平，“所传闻之世”为起衰乱，分二百四十二年以为三世，然《公羊》本谓“《春秋》拨乱世反诸正”，是指二百四十二年皆为乱世也。
僖公《经》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左传》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似传意以此为孔子所修。然《史记？晋世家》称“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则知此乃晋史旧文，孔子据而录之耳。是故杜氏以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是孔子新意，正未必然。
唯《赵世家》云：“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叛。”此当为孔子特笔。又《左传》具论《春秋》非圣人不能修，盖以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为孔子特笔。此外，则孔子特笔治定者殆无几焉。《春秋》本史官旧文，前后史官意见不同，故褒贬不能一致。例如《史》、《汉》二书，太史公所讥，往往为班孟坚所许。《春秋》之褒贬，当作如是观矣。宋人谓《春秋》本无褒贬（朱晦庵即如此说），则又不然。三传皆明言褒贬，不褒贬无以为惩劝，乱臣贼子何为而惧也。胡安国谓圣人以天自处，故王亦可贬。此又荒谬之说也。
晋侯、齐侯，贬称曰“人”，略之而已，无妨于实事。如称齐伯、晋伯，则名实乖违，夫岂其可？如胡氏之言，孔子可任意褒贬，则充类至尽，必至如洪秀全所为。洪秀全自称天王，而贬秦始皇曰秦始侯，贬汉高祖曰汉高侯。可笑孰甚焉？余意“褒贬”二字，犹言详略，天子、诸侯之爵位略而不书，贬云乎哉？
《春秋》三传者，《左氏》、《公羊》、《毂梁》是也。《史记》称《左氏》曰“春秋”，称《公》、《毂》曰“传”。清刘逢禄据是谓《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刘歆等改左氏为传《春秋》之书。东汉以后，以讹传讹，冒曰《春秋左氏传》，不知春秋固为史书之通称，而《传》之名号亦广矣。孟子常称“于传有之”，是凡经传无不可称“传”，孔子作《易》十翼，后人称曰彖传、象传、文言传、系辞传是也。《左氏》之初称“传”与否，今莫能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