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陆贽亦以儒术相德宗，所传奏议，人称“唐孟子”。德宗两度蒙尘，如无陆贽为之斡旋，恐已覆于朱泚、李怀光之手矣。其次，复有一人，勋业虽不逮上列诸公，而支持残败，不为无功，则郑覃是也。覃相文宗，以经术治国（唐石经即覃所立），甘露之变，仇士良尽诛宰相，覃起继之，士良不致大为患者，覃之力也。若宋时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语或欺人，可以不论。
而李沆为相，常读《论语》，或问之，沆曰：“沆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尚未能行，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见《宋史》本传）宋初之治，李沆之力最多。沆所行与曹参为近，人或上书言事，沆多罢之，然参本黄、老，沆本《论语》，则所宗稍异矣。李沆之后，则有范文正仲淹。文正以气节开理学之先，才兼文武，尚未能终其用，其所奖拔之富弼，亦于外交有力。其后温公司马光出，本经学儒术，为时名相。惜居位日浅，不及一年而卒，未能大展其学。
至明，相之贤者，首推三杨，然皆文士，无关儒术。孝宗时，刘健与徐溥、李东阳并称贤相，而健功更高。孝宗一代之治，健之力为多。其后徐阶以王学绪余，卒覆分宜，取嘉靖四十余年之苛政，一切改从宽大，人有中兴之颂。后之论者，虽归功张居正，实则徐阶导其先路。况居正又徐阶所引进者耶？
以上列举深明经义、通达儒术之贤相十有八人，西汉则魏相、师丹，东汉则袁安、杨震、杨秉、杨赐，吴则顾雍、陆逊，唐则魏徵、杨绾、陆贽、郑覃，宋则李沆、范仲淹、富弼、司马光，明则刘健、徐阶。此十八相者，天才有高下，际遇有盛衰，在位有久暂，然每一人出，必有一人之功用。其功烈最伟尤足称道者，治致太平，则魏徵、李沆、刘健；拨乱除佞，则魏相、徐阶；支持残败，则陆贽、郑覃、司马光。岂得谓明经术者皆无用哉？此外，不在相位而立大功者，则有魏之吴起，晋之杜预，明之刘基、王守仁、唐顺之等。吴起受业曾子，又传《左氏春秋》，虽行义未醇，而政治兵事，皆为魁桀，惜所辅非一统之主，遇谗被杀，卒未大显。
杜预专治《春秋》，人称“左癖”，而平吴之功，为晋代开国之基。宋之理学，永嘉、永康两派合流而成有明开国之刘基。基之功，尽人所知，无待赘论。其以理学兼战功之王守仁，与夫继承王学平定倭寇之唐顺之，亦皆赫赫在人耳目。儒家之不在相位而著功绩者如此，又乌得谓其全无用哉？
此外，复有经术通明，而仕未大遇者。汉则有贾谊、刘向、龚胜、龚舍。文帝如用贾谊之言，绝无七国跋扈之忧。成帝如用刘向之言，决无王氏代兴之变。龚胜、龚舍，不仕王莽，节概亦高。唐则刘蒉，深于《春秋》三传，虽未及第，观其对策，危言切论，深中时病。使文宗用之，必不致有甘露之变。宋则有陈傅良、叶适、魏了翁诸贤，当时果重用陈、叶，南宋犹可复兴，绝不致奄奄以尽。魏了翁位高而未亲，亦不能尽其怀抱。如能重用，亦陈、叶之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