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杼说：“你还是另写吧，不然，我就杀了你。”
太史伯说：“杀则杀了，写却不能另写。”崔杼就把太史伯杀了。
根据当时的习惯，兄死弟及，太史伯的弟弟太史仲听说哥哥死了，就抱着竹简前来接替哥哥的职位，书写历史。等写完一看，还是太史伯写的那几个字。崔杼又惊又气地说：“天下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哥哥被杀了吗？”
太史仲说：“太史只怕写的历史不真实，不怕杀头。”崔杼又把太史仲杀了。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叔又来了，他仍如他的两个哥哥一样，照实书写，又被杀了。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季是四兄弟中的最后一个，他照样写道：“夏五月，崔杼弑君。”写完后对崔杼说：“你越杀人，就越显得残暴。就是我不写，天下人也会写。你可以杀太史，但却改变不了事实。”说完，伸长了脖子等死。
崔杼实在杀得手软了，叹一口气说：“我是为了保全国家社稷，没办法才担起了这份罪名，后人会理解我的。”说完，竟让太史季回去了。
太史季抱着写好的竹简回家去，路上碰见南史氏抱着竹简迎上来。南史氏说：“我以为你也会被杀掉，所以接替你来了。”太史季把写好的竹简给他看，南史氏才放了心，两人都回去了。
明目张胆地抗拒上司的命令固然“该死”，一心为皇上效力该不该死呢？如果效力无方，事君乏术，照样“该死”。汉朝文帝、景帝时期的周亚夫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周亚夫是汉朝开国将军周勃的儿子，可以算是名将之后，他通晓兵法，善于治军，也算得上是一代名将，只因他不善于揣摸皇上及皇亲贵戚的旨意，最终落得个饿死的悲惨下场。
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周亚夫被封为条侯，在此以前三年，他就已是河内郡守了。在河内郡守任上，他掌管郡内的民政与军事事务，在文、武两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匈奴骑兵十四万侵入朝那、肖关，杀死北地郡尉，一直到达甘肃省镇原东南地区，匈奴骑兵的侦察员则一直深入到离汉朝都城长安只有两三百里地的地方，使汉朝朝野上下大为震惊。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帝一方面用安抚的措施，准备同匈奴和亲；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这样，周亚夫就被从河内调至关中，担任守卫长安的重要任务。
但周亚夫真正成为一位著名的将军则是从驻军细柳时开始的。公元前158年，匈奴骑兵分两路入侵，前锋直逼太原郡，当时是“烽火通于甘泉、长安”。为了阻止匈奴继续南下，文帝让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驻守狐口；以苏意为将军，驻守句注；以张武为将军，驻守北地。同时，还在长安的东西、北三面驻有重兵，以防匈奴突袭长安。当时长安的军事部署是：祝滋侯徐厉驻守渭北棘门；宗正刘礼驻守霸上，以周亚夫为将屯兵细柳。
汉文帝是一位节俭谨慎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为了慎重起见，他亲自到西军和北军去视察，所到之处，无不倾营出动，候迎天子。文帝看到这种情景，深为忧虑，真不知一旦匈奴袭来，他们如何对敌。但等到了周亚夫军中，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司马迁的《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有一段详细真实的描述，极能说明当时的情形，兹摘译大意如下：
汉文帝亲自到军中去慰劳军士，车驾直接驰进营门，无人阻拦，将军以下的各将领都乘马出来迎接。等到了细柳营，只见军吏士卒都手拿利刃、身披铠甲，机弩上也搭着箭支。天子的先行官来到营门，立刻被军士挡住，无法进去，先行官对守营门的军吏说：“天子即将驾到了！”守卫营门的都尉却说：“军营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闻有天子的诏命，将军曾经严肃告诫过。”过了一会儿，天子的车驾到了，但军吏仍不开门，文帝无法，只好派人拿着天子的符节去见周亚夫说：“天子要亲自劳军。”周亚夫这才传命打开营门。守门的军吏又对天子的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军营中任何人的车马都不能奔驰，违命者斩。”于是，天子只得让人按着马缰绳慢慢前行。等到了营内，周亚夫也并未跪拜迎接，他身穿盔甲，对文帝长揖道：“臣甲胄在身，不能下拜，请以军中之礼相见。”汉文帝终于被周亚夫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他起身扶着车前的横木，改变了原来严肃的面容，并派人向周亚夫称谢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慰劳完毕，天子的车马就离开了。
随行的大臣看到这种情景，都为周亚夫捏了一把汗。因为周亚夫虽是为国治军，为汉室江山治军，且并无越轨之处，但毕竟对皇帝显得有点傲慢无礼，不如其他的军营显得隆重恭敬。谁知汉文帝在看完了周亚夫的细柳营后，却十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先前霸上的驻军和棘门的驻军，与周亚夫的细柳营一比，真如儿戏一般。那两位将军，是很容易被袭破而俘虏的，至于周亚夫将军，谁能打败他呢！”大臣们听到文帝这样称赞周亚夫，才放下了心。
其实，文帝虽然知道周亚夫是为国为君，但也隐隐地觉得他做得过分，觉得皇帝的尊严还是受到了损伤，自己的虚荣心多少受到了一点儿刺激。他可能会重用周亚夫，但他不会喜欢周亚夫，这一点是肯定的。多亏汉文帝是一代名君，虽对周亚夫有隐隐的不快之感，但因他能克制自己，能从国家大事考虑，还不至于表现出来，甚至在临死的时候对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说道：“如果将来国家发生了急难，特别是有人叛乱时，周亚夫可以委以重任。
然而，如果遇上一个不太明白的君主，这种做法恐怕要惹下杀头之祸了。
果然，汉景帝初年，晁错创议削藩，使早就图谋不轨的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危机之时，汉景帝忽然想起了文帝临死前说的话，在站列两边的群臣中找出周亚夫，授他太尉之职，要他指挥军队前去平叛。周亚夫既未推辞，又未谦让，只是接受任务，更无其他言语。汉景帝虽然找到了一位愿意前去平叛的将军，觉得高兴，但同时又觉得周亚夫有些傲慢，可能有点儿不大尊重或是看不起自己这个年轻的皇帝。
刘濞刚出兵时，他手下的大将田禄伯说：“您的军队如果集中起来往西进发，直接攻击汉朝的主力军队，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进军路线可供选择，这样就难以成就功业。我希望您能拨给我五万军队，另外沿着江淮北上，攻占淮南、长沙，进入武关，与大王您会合，这可以说是一条奇道。”吴国太子劝吴王说：“您已经有了背叛的名声，如果再把军队交给别人，恐怕别人也将背叛您。”吴王听信了他的意见，没有同意田禄伯的意见。
当时，青年将领恒将军劝吴王说：“吴国大多是步兵，在地形险要的地区作战时很有利；汉军大多是战车和骑兵，在平地作战时有利。希望您不要去攻占路过的城池，而是直接、迅速地往西走，去占领洛阳城中的国家仓库，并把国家的粮仓占为己有，凭借山河之险，再来号令诸侯，这样做，您虽然没有入函谷关，没有占领汉朝的都城长安，但实际上已经平定天下了。如大王您慢慢行军，一路上留下来攻打城邑，那么汉军的战车和骑兵就到了，他们会很快地来到梁国、楚国的郊外，那时，您所设想的取代汉朝统治中国的大业就失败了。”
吴国的老将们都不同意这种意见，都说：“这种年轻人，冲锋陷阵还可以，哪里懂得这种重大决策？”吴王于是也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现在看来，如果这两条计策得以实行的话，周亚夫就不能很快地平定这次叛乱了。
其实，能否采用这个策略，实在只有一念之差。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个决断，那就说不清了。
而周亚夫所选择的行军路线也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只是一个将领偶然提出来而被采纳的。如果没有这个将领的建议，周亚夫的军队一旦遭到了叛军的伏击，其结果将会是怎样呢？
吴楚七国谋反后，汉景帝任命周亚夫担任太尉去攻打反叛部队。周亚夫的军队从京师长安出发后，到了霸上，他的部下赵涉遮向他提出忠告说：“吴王搜罗敢死之士已经很久了。这次他知道您将要前往，必定会在您所要经过的崤、渑之间的险要地带布下伏兵。再说，军队的活动最重要的是神奇和机密，您为什么不从这里往右走，经过蓝田，通过武关，从这条路到洛阳，在时间上不过只晚了一两天，但您却直接进入了洛阳，而那里是国家的武备重地。您直接进入国家的武备仓库，然后敲响战鼓。这样，叛乱的诸侯听到后，会认为您是从天而降。”
周亚夫觉得他的话十分有道理，就听从了他的计策，到了洛阳后，周亚夫派人在崤山之间搜查，果然发现了对方设下的伏兵。
周亚夫在荥阳集合了各路军队，坚守在壁垒中不出来作战。当时吴王正在攻打梁国，梁国的情势非常紧急，梁王请求周亚夫发兵援助。周亚夫坚守有利地形，并不出兵，想把梁国舍弃给吴国，不肯前去援救。
梁王是汉景帝的弟弟，太后又非常宠爱他，他便上书景帝，提出请求援助，景帝派使者带诏书，命令周亚夫援助梁王。但太尉周亚夫还是不接受援梁的诏命，而是派轻骑兵断了吴楚军队的后路，绝了他们的粮道。这样一来，吴国军队前进不成，粮食又运不到，被饿跑了。这时周亚夫派精兵出击，大败了吴军。
平安七国叛乱，周亚夫功劳很大，赢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誉，汉景帝也重用了他。但也正是因为他只重视国家大局，不顾太后的宠儿、皇帝的宠弟而终于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的种子。
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周亚夫被擢升为丞相，丞相为文官之长，帮助天子处理各项事务，职位是十分显要的，但弄不好也极容易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像周亚夫这种性格，绝对干不长久。
首先找周亚夫麻烦的人就是梁王刘武。刘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是一奶同胞的兄弟，他们没有别的亲兄弟了。窦太后十分宠爱小儿子刘武，对他“赏赐不可胜道”，刘武自己也往往“入则侍景帝周辇，出则同车游猎”。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偏偏恨上了周亚夫，这就栽下了祸根。
周亚夫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终使梁王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只要与母亲窦太后说起周亚夫，就极尽中伤诬陷之能事。时间一长，假话也成真话，何况梁王所说并非假话，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经常向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
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长子刘荣被立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逐渐失宠，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立王皇后之子刘彻为太子。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立太子是大事，因为将来国家社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都握在太子一个人的手里，稍一不慎，就会引起巨大的灾难，况且废长立幼一般是不允许的。周亚夫初登相位，认为太子并无过失，随意废立，会引起混乱。他秉性直爽，不懂劝谏艺术，对景帝“固争之”。后来景帝说废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插手，周亚夫这才无奈罢休。周亚夫的劝谏不仅未能说服景帝，反而使景帝觉得他太过张狂，太蔑视皇帝，因而深为愤怒。
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王皇后为人十分乖觉，专会讨好窦太后，因而博得了窦太后的欢心，稳住了地位。至于封外戚为侯，并非没有先例，但景侯估计周亚夫不会同意，就先去找他做工作。果然，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周亚夫搬出刘邦的话压人，倒还罢了，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但却并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了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自然使景帝十分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无懈可击，景帝才不便发火，只能“默然而沮”。周亚夫阻止了王信封侯，但从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透了王信。梁王与王信过从甚密，又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
这件事发生不久，匈奴部酋六人来降，景帝非常高兴，并想把他们都封为列侯。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汉朝投降匈奴的将领卢绾的孙子，名叫他之。卢绾曾伺机南归，但终不得志，终于郁郁而死；卢绾的儿子也曾潜行入汉，病死在汉朝；卢他之乘隙南归，才有这六人来降。周亚夫认为不能封卢他之为侯，便对景帝说：“他的先人背弃了汉朝而投降了匈奴，现在又背叛匈奴而投降了汉朝，陛下如果封这样的人做侯，那么又怎么能责备做臣子的不忠于君主呢？”这次，景帝认为“丞相之议不可用”，断然拒绝了周亚夫的建议，封六人为侯。其实，周亚夫的话很难说对与错，这本就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景帝拒绝周亚夫，倒不全是出于他的话的对与错，多半出于这样的心理：不能事事都听你的，总得听我一次。
周亚夫见景帝不从，也还知趣，就上书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任他辞退。
如果事情到此了结，那也罢了，问题是周亚夫既然得罪了景帝，又有功劳威望，景帝便不会对他放心。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
一日，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虽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行了拜谒之礼，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周亚夫也不好推辞。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惶惑，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忽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下帽子谢罪。景帝才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朝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
等周亚夫到了朝堂，问官交给他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周亚夫的儿子贪图便宜，买了下来，使佣工拉回家去，又未给钱，佣工怀恨上书诬陷。景帝见书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强不服，就报告了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
周亚夫入狱，其子惊问何故，等弄清了愿委，才慌忙禀告父亲。周亚夫听了以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大理卿当堂审讯，问他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怎能谈得上谋反呢？”
大理卿无话可说，但又知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必须找个借口，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
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也无话可说。被关入狱中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死。
一代名将竟落此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