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1年（元至正十一年）前后，方国珍兄弟时降时反，占据着温州、台州、庆元等地，在海上出没无常，很难剿灭，也更加深了沿海一带百姓的灾难。元朝官吏自己无能，想起刘基是个人才，便把他任命为浙东元帅府都事。他主张实行分化瓦解之策，即只拿方国珍兄弟，余者不问，此布告一出，方国珍的军心立刻不稳。原来，方国珍多行不义，其部下大都是被他胁迫，本不愿为他卖命，见了布告，就想离之而去，方国珍再次接受了招安。这也罢了，气人的是刘基挨了一顿训斥，说他是擅作威福，伤了朝廷爱民好仁之心。
1358年，他第三次辞官，又回到了青田老家。
这次归隐，他为中国文学史添了一部寓言集。他借寓言的形式嬉笑怒骂，表达自己对污浊现实的愤慨和对人生的精辟见解，他给这部寓言集取名为《郁离子》，大概寓有郁愤不平而又离经叛世之意。
此时，刘基已四十多岁了，他于二十多岁中了进士，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宦海浮沉，并数度隐居。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刘基的机会终于来了。
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他接受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正确建议，避开了蒙古人的锋芒，迅速壮大起来。朱元璋十分注意军队的纪律，建立了良好的威望，而且每到一处，十分重视访求当地的贤达，并将其罗致帐下，以为己用。占据处州以后，朱元璋访得刘基正在青田老家隐居，便派专使往请。刘基虽也早已听说朱元璋的名声，但毕竟缺乏了解，再加上他二十年做官的坎坷经历，因此不愿再出山了，所以，他拒绝了朱元璋的第一次邀请。朱元璋并未气馁，再派总制孙炎前往邀请，朱元璋备以聘礼书信，极言求贤若渴之情，再加上孙炎对朱元璋的雄才大略、鸿鹄之志的一番描述，刘基终于被感动。他说：“我过去曾经辞官在西湖闲住，见西北方向有异样云气，我曾说那是天子之气，十年之后应当在金陵。现在朱氏创业兴旺，又礼贤下士，应天顺人，恐怕将有大成。”就这样，刘基经过朱元璋的三次邀请，终于应聘。
刘基针对朱元璋的情况，提出了他的所谓“时务十八策”，朱元璋听了兴奋不已，认为刘基未到军中，就已把天下大势看透，实在是不世之才，立即下令修建礼贤馆，把他待为上宾，引为心腹知己。
当时，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两支军队的势力都比朱元璋强大，而且想合力消灭他。因此，朱元璋的军队虽生气勃勃，但仍处在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中，怎样对付张士诚和陈友谅，就成了朱元璋的当务之急。如果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朱元璋就可能继续发展；如果策略不好，就会像包饺子一样被张、陈两支军队吃掉。
就这个问题，朱元璋虚心请教了刘基。
朱元璋说：“希望先生不要抛弃我！如果您有什么指教，请直言不讳，我一定虚心接受。”
刘基说：“明公占据了金陵，甚得地势之便，但东南有张士诚，西北有陈友谅，多次骚扰侵凌明公。如此看来，要想取得天下，当务之急，先除此二人！”
朱元璋正在考虑这一问题，十分犯难，不知如何是好，就皱着眉头对刘基说：“这两人势力强大，怎样才能剿灭呢？”
刘基说：“抵御敌人，当权衡缓急，用兵当有先后次序，如今应先对付陈友谅，后收拾张士诚。”
朱元璋说：“张士诚弱小而陈友谅强大，诸将多认为应当先除弱者，翦除陈友谅的羽翼，而且先弱后强，是用兵的常法，先生何故舍弱而图强呢？”
刘基说：“如今之势，不可拘泥于兵法。张士诚只是一自守汉罢了，他胸无大志，只求自安，不愿多事，如果你集中力量攻击陈友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不会乘虚攻金陵。而陈友谅劫主称帝，没有一时一刻忘记金陵，且占据长江上游，可以顺流而下。他野心勃勃，企图扫荡群雄，因此他才是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如果你集中兵力对付张士诚，陈友谅乘虚而入，明公还有退路吗？如果先灭陈友谅，则张士诚的存亡全操于我手，还有何惧呢？先灭陈，后扫张，继而西攻陕西，北上大都，天下岂不可定了吗？”
这一番话，实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把朱元璋说出了一身汗。此后，朱元璋就按照刘基定下的这一策略，平定了天下，建立了明朝。
在具体的战役中，刘基也屡立大功。刘基到朱元璋军中不到两月，陈友谅就挟持徐寿辉率大兵来攻，并联合张士诚东西夹击。当时，敌兵浩大，朱元璋势小，因此诸将主张不一，有主战的，但更多的是主逃，甚至主降。刘基斩钉截铁地说：“先斩言降者和言逃者，才能取胜。陈友谅挟徐寿辉而来，乃是向我示威，逃无处逃，降则死无葬身之地，如今之计，只有决一死战。陈友谅虽说势大，但属不义之兵，士气不振，且又远行深入，疲惫不堪。而我们则是守卫疆土，将士齐心合力，以逸待劳，再多设埋伏，一定会成功。况且陈友谅骄悍有余，智计不足，正应了骄兵必败、悍兵必败的古训。以此看来，战之必胜。”
刘基的这番话，坚定了朱元璋和诸将士的必胜信念，也确实符合当时的形势，道出了胜败的根源。
陈友谅进军初期，凭其势打了一些胜仗，在占领太平以后，就使人椎杀了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为汉。后来深入朱元璋的防地，被刘基困住，弄得缚手缚脚，施展不开，屡吃败仗，最后退至江州。江州临水而建，城墙多建在水中，易守难攻，朱元璋攻了数日，城完如故，陈友谅以为江州固若金汤，便放心回去睡觉了。谁知刘基暗中测量了城墙高度，造了许多坚梯，载于船尾，趁黑暗缓缓移至水中的城墙边，军士顺利登上城头，一举攻克。陈友谅还以为天降神兵，忙携带妻子乘船逃往南昌。在后来的鄱阳湖大战中，刘基又多出奇计，帮助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并将其杀死于湖中，彻底消灭了陈友谅的大汉政权。
在奉韩林儿为小明王问题上，刘基与朱元璋等人的看法完全不同。朱元璋接受韩林儿的封爵，其目的是为了不招人眼，把元兵的矛头都指向韩林儿、陈友谅等人，他这样做，确实为自己赢得了发展的时间，但随着形势的推移，再尊奉韩林儿，就有害无利了。
1361年正月，朱元璋在金陵中书省设座，遥拜小明王，刘基独傲立不拜。朱元璋问其故，刘基说：“韩林儿虽是韩山童（红巾军重要首领）之子，但自身并无建树，只是一个牧童罢了，且他姓韩不姓赵，却诡称宋裔。宋亡已久，人心不归，何必要假借前代年号？大丈夫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摆脱别人的牵制。如果继续尊他的名号，将无以自立。”朱元璋当时未做什么表示，但他已深受刘基的影响。后来因救韩林儿而差点儿被陈友谅乘虚打败，才愈加相信刘基的话。最后，朱元璋干脆杀了韩林儿，自树一帜。这在当时看来，也是一个正确的策略。
刘基在明朝的开国中立有三件大功：
一是指出正确的政治方向，即摆脱韩林儿而自树一帜，以收揽人心，威服天下。
二是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先攻陈友谅，后灭张士诚。
三是在各个战役中屡出奇计。
难能可贵的是，开国以后，他能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要求“以仁治天下”。朱元璋向刘基请教如何治国治民，刘基说：“生民之道，在于宽仁。”他仍然保持着刚正不阿的性格，对于文臣之首的李善长，他也毫不通融，不顾李善长的求情和威胁，毅然以御史中丞的身份杀死了李善长的亲信、贪污犯李彬，引起了朝野震动。后来，他敌不住李善长的陷害，干脆回家闲居。
刘基极有知人之明，他深知朱元璋生性多疑，外宽内急，所以不去致身仕途，而是尽量洁身远引。
一次，朱元璋想把李善长换掉，让他当丞相，刘基说：“李善长是功臣勋旧，能够调和众臣。”
朱元璋奇怪地问：“李善长多次说您的短处，您为什么总说他的长处呢？我想让您当丞相，不知意下如何？”
刘基说：“国之大事，莫大于置相，易相犹如殿之换柱，如用小柱，非折即仆，我就是这样的小柱，怎么可以换上去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说：“杨宪有当丞相的才能，却无当丞相的器量。丞相必须持心如水，不偏不倚，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器量更浅，胸怀更小。”
朱元璋最后说：“胡惟庸怎么样？”
刘基答道：“万万不可。当丞相好比驾车，胡惟庸不仅驾不好车，还会弄得辕断轮摧。”
朱元璋还是让这几个人当了丞相，结局如何呢？杨宪因触犯法律被杀，汪广洋被赐死，胡惟庸谋反，其案株连之多，被杀三万人，连李善长也被连累灭族！
刘基可算有知人之明了！
胡惟庸因刘基曾在朱元璋面前贬评过自己，就怀恨在心，当了丞相之后，就诬陷刘基的儿子，也诬陷刘基占了有王气的坟地。刘基本来在家过着隐居的生活，下棋品茶，逍遥自乐，却忽然被传到京城，令其对证。虽然最后朱元璋还是把他护送回家，但他还是忧愤成疾，于1375年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俗人庸人、英雄烈士、志士仁人、圣贤俊良以至奇人逸士，前者多多而后者少少，至于奇人逸士，可谓世不一出，如凤毛麟角，只能自待其来而无处寻觅，其风采百世之后犹令人思慕。
（参见《明史》、《明史纪事》、《明史纪事本末》等）
7.人之常情不可违
人之常情是一个人在社会上所必须遵循的生活规则，如果违背了人之常情，就是矫情作伪。因此，考察一个人的品德，有时候看看他对待人之常情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得差不多。在中国历史上，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吴起为了取得鲁君的信任以做鲁国的将军，竟然杀了自己的妻子，仅仅因为他的妻子是齐国人。但他不仅没有得到鲁国人的信任，反而受到鲁人的谴责。
乐羊子任魏国将军，在讨伐中山国时，他为了表示自己对魏文侯的忠诚，当着中山使者的面，吃掉了自己在中山国任职的儿子的肉。魏文侯虽对其功劳给予了奖赏，但从此以后就不再信任他，罢免了他的兵权。
明朝天顺年间，都指挥马良受到皇帝的宠爱。马良的妻子死了，皇帝去安慰他，正碰到他已经好几天不出家门。皇帝问其原因，左右的人说：“马良正在办喜事，娶了新妻子呢！”皇帝听了，十分不高兴地说：“这个家伙对妻子如此薄情，怎么会忠诚于我呢？”于是就把马良招来用木杖打了一顿，从此以后疏远了他。
明朝宣德年间，金吾卫指使傅广阉割了自己，然后请求到宫中当太监。皇上听了以后，非常奇怪地问：“傅广已经是三品大官了，还想做什么？残害自己的身体，是为了想再升官吗？”于是命司法部门问他的罪。
上面的这些君王有识人之明，没有遭受矫情作伪者的祸害。有人就不是这样了，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管仲对齐桓公的几个宠臣的态度和评论没有被齐桓公所接受，最后齐桓公死在他们的手里。
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由于有贤相管仲的辅佐而称霸中原，所以对管仲十分尊重。后来管仲病危，齐桓公看望他，并请教说：“仲父病了，请问您有什么事要嘱咐我吗？”
管仲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就对齐桓公说：“我希望你离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这伙人远一些，千万不要接近他们。”
齐桓公听了他这“临终遗言”，十分不理解地说：“易牙煮了自己儿子的肉来孝敬我，说明他爱我胜过爱他的儿子。难道这还不值得信任吗？”管仲说：“人没有不爱自己儿子的，如果他对儿子很残忍，对自己的主人怎么能好？”
齐桓公接着说：“竖刁阉割自己来侍奉我，说明他爱我胜过爱自己的身体，难道还能怀疑他吗？”管仲说：“人没有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的，狠心毁坏自己身体的人，对君主怎么能好？”
齐桓公又说：“常之巫能断定人的死期，能治疗我的顽固病症，难道不能相信他吗？”管仲说：“死生由命，顽症是身体上的毛病，不去掌握自己的命数，守住自己的根本，却依靠常之巫来维系自己的健康，人就因此而为所欲为了！”
齐桓公说：“卫公子启方，侍奉我已十五年了，为了我，父亲死了他都没去奔丧，说明他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这样的人还不应该信任吗？”管仲说：“人最亲的莫过于父母，他对父母尚且如此无情，又何况对其他人呢！”
齐桓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说：“好，一切照您的话办。”
管仲死后，齐桓公驱逐了这四个人。但四人走后，齐桓公食不甘味、夜不酣寝，没有心思治理朝廷，同时旧病也犯了，宫廷上十分混乱。过了三年，桓公说：“仲父的话太过分了吧！此四人有益而无害于国。”于是又把他们召回朝廷。
次年，桓公病了，常之巫利用自己的巫术造谣说：“桓公将在某日死去。”易牙、竖刁、常之巫勾结起来作乱，他们把桓公的宫门堵塞住，不准任何人进去，在宫外筑起三丈高的墙，断绝他的饮食，准备把他活活饿死。
齐桓公临死时流着泪说：“唉！今天这样的下场，怨我糊涂，没有听仲父的话。仲父实在是圣人，圣人的眼光是很长远的啊！”
通过人之常情来考察一个人的品德是十分有效的。这里面的道理就不用多说了。问题是有些时候人们的矫情作伪得到了鼓励，什么儿子揭发老子，妻子反对丈夫，似乎只有这样才是“忠”，结果培养了一些只有斗争性而少有人性的人。那个时代似乎离我们还不远，不太健忘的人们并不是记不得。然而，即使人们不健忘又能怎样呢？现实中又有多少人注重人之常情、人之常理、人之常德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注重人之常情与大义灭亲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大义灭亲是注重人之常情的高度升华，是把人的常情升华到了为国、为民、为道的境界，是一种大情。
（参见《管子》、《智囊》等）
8.高处不胜寒
常言道：自古伴君如伴虎。所谓雷霆易怒、天威难测，奉事君主实在是一门极其高深的艺术，任何官场上的成功者，是不是一个政治家姑且不论，但说他是一个玩弄权术的艺术家，那是绝对错不了的。因为稍一不慎，或是稍稍失策，就会被同行排挤掉，更有甚者，皇帝老子一翻脸，你自己脑袋不保还是次要的，你的父母兄弟乃至七姑八舅也要跟着一起呜呼哀哉。所以，对那些成功的封建官僚，与其称他们为什么政治家之类，倒不如送他们一个“官场艺术家”的雅号来得更为贴切。
但也不可一概而论。中国的封建官场虽是一个大染缸，进去的人难免会染成一身血红或黑紫，但毕竟还是有“拒腐蚀，永不沾”的硬骨头在，如果不是这样，那中国的封建社会真是永远不见天日了。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相崔杼因为齐庄公与他的妻子棠姜通奸而派兵杀死了齐庄公，这国君的确是荒淫无道，死了也罪有应得。但根据当时的观念，臣下无论如何是不能杀死君主的，不管他犯了什么罪责。更奇怪的是，臣下杀了君主或是儿子杀了父亲，不叫“杀”，而叫“弑”，就是杀人用词，也要分出等级来。
崔杼很有权势，他杀死了齐庄公后，暂时把持了齐国的大权。他按照当时必须遵循的习惯，把掌管记载历史的太史伯叫来，让他记载齐庄公死亡这件事。
崔杼说：“你一定要这么写：先君是害病死的。”
太史伯说：“历史不能胡编乱造，按照事实写历史，是太史的本分。”
崔杼绝未想到一个太史竟敢顶撞他，就恶狠狠地问他：“你打算怎么写？”太史伯说：“我写好了你就知道了。”
等太史伯写完，崔杼拿过去一看，竹简上刻的竟是这样几个字：“夏五月，崔杼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