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黄老道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心智王天下，因而也是一种趋吉避凶、圆融无碍的处世智慧。
道家智慧概论
总的说来，道家智谋的聪明体现在其对人世间一系列利害转化关系的洞穿，而在这种转化中，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可以没有原则。
“黄老道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心智王天下”。在黄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它处处流露出智慧的优越感，处处显示出对别的学派之愚蠢的鄙夷。黄老道术自以为是最聪明的学说，说穿了，其以心智王天下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天地万物皆由冥冥之中的“道”支配。道是绝对的，永恒的，是不可改变和亵渎的，只可以体味、尊重和顺应。如果不能体察道，就不能“知常”，施之现实就容易招致祸害。实际上，黄老的道是十分抽象的，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所谓“圣人无心，以天地之心为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一来，黄老之道在施诸现实的过程中就没有了具体的价值标准。它唯一的价值标准是在不必遵循任何现有的或具体的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去获得最大的世俗利益。在其深入的阐述中，黄老之道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现实的具体策略确实显得十分聪明，但其具体的社会效果就往往失去了正义感，其内核里除了对现实利益的关怀之外，没有任何的人文情怀，一片黑暗与冰冷。其实，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法家智谋就是在黄老道术的影响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即便法家本身也早就认识到在法家智谋中有着那么多的不合理、非正义的因素，但既然社会“需要这样治理”，圣人也就不必有“心”，只管“以天地之心为心”就是了。法家没有自己深刻的哲学理论，他们从黄老之学那里为自己找到了依据，将自己神圣化了。另外，黄老道术主张顺应自然，但在现实操作中是无法顺延自然的，只有制定了严格完备的“法律”，然后把天下交给“法律”，君王自己才能做到“无为而治”。这其实也是诞生法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得道”。就是要对天地万物吉凶祸福的转化有一个清醒而又彻底的认识，即掌握道。但仅仅掌握了道还是不够的，还要使自己的精神修养与道相契合，即顺应道，实际上就是顺应自然（这里的自然是一个混沌的概念，指天地的自然和社会的自然的变化规律，而二者又是浑融不分的）。如何才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呢？黄老道术是有一套方法的，就是要做到四点：虚、静、一、守。《老子》中有一段十分著名的话描述了人的精神修养的过程。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这就是先实现“己虚”，由虚致“静”，由静而体会并遵循天地间的规律“一”，最后顺应这种规律，就是“守”。所谓虚，就是要破除个体的种种欲念，不要使自己的欲念充塞于心智，阻碍了体会道的通路。天下万物繁纷，但只要虚极静笃、神志清明，就能体会到万物流变自有根苗。所谓静，就是静观墨守，是与心浮气躁相对立的。如果不能沉潜，就不能静。虚为静的基础，而静又是观的基础，静观就是用自己感性的心智去体味。祸福轮转自有端倪，吉凶运作都明白清晰，此时，万物在个体的体味中归根返始。这样一来，个体的精神就达到了知命的境界。其实，同儒家一样，这也是一种修身，但不同的是，儒家的修身是为了达到更高的正义的人格境界，而黄老的修身只是精华内敛，体察天地，使自己消失于天地与现实之中。所谓一，就是要心无旁骛，心志专一，依道行事。所谓守，就是在已经达到了上述的境界之后坚守本心，“守中”而御天下。如果能四者合一，就达到了黄老之学的最高境界——“元德”之境。
三是在得道之后要御道而行。就是要把道具体实施到现实之中，这属于应用的范畴，是“道术”。《老子》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意思是说要想统治人民，就必须首先为他们服务，但这种服务实际上并不是像《老子》所说的那样以下对上，而是故意作出姿态，在顺应百姓的要求中使百姓主动地归顺自己。其实，这就是《老子》最著名的取予之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无私，故能以天而私之；不争，故能得天下之大争。”老子也确实够坦荡的了。原来，所谓的“圣人”并不是不要，并不是无私，而是为了更大的私，彻底的私。对于人们的思想统治，黄老道术采取的是愚民政策。《老子》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这就有些卑鄙无耻了。在具体的方法上，往往采取的是以柔克刚、以智为愚、无为而治等策略。这些似乎都不用多说了，倒是其慈忍为怀的处世之道，颇值得注意。所谓慈，就是慈爱，这种慈爱就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是一种无私（甚至是无原则）的给予，对于收服人心来说，比儒家的讲究正义原则的以德为本又高明了许多。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志，慈之服人，决不在外在的收服，而是要让被收服者充分领受到慈和爱。它没有以理服人的外在性，因此也就避免了被收服者的内在情感的疏离，它会使那些被收服的人永远地、心甘情愿地报答和捍卫。与慈相关的就是忍。忍就是忍耐，但这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忍耐，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策略，而是在洞察了一切世事变化的规律以后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情志。这种忍不仅包括忍受逆境、苦难和屈辱，还包括“乐之忍”、“富之忍”、“权之忍”、“安之忍”、“快之忍”等等。总之，它是一种修养之忍，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深刻的智谋，是圆融无害、圆融无碍的处世智慧。同样是忍，儒家之忍是为了更大的正义的行动，而道家之忍则没有原则。
黄老道术对其智谋类型甚至整个中国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它使中国的治人之术更加深刻、更加隐秘、更加容易被人们接受，它与法家智谋相表里，实在把传统的中国人牢牢地套住了。
当然，它并不是没有一丝可取之处。在一定的意义和程度上，它是有符合人性和人道的地方的，有时候也多少表现出了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黄老之术确实也会使社会在一种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发展，对于人民和社会的休养生息都起过不小的历史作用。对这些，我们是不应该否认的。
1.萧规曹随
现代汉语中有一个由历史故事而来的成语，叫做“萧规曹随”。现在，这个词的一般含义是陈陈相因、无所创建，并不算一个褒义词。但这个成语的来历，却有很丰富的文化含义。
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七月，丞相萧何病死。吕后、惠帝遵汉高祖遗嘱，召齐国国相曹参入朝，要他继萧何之职为丞相。曹参奉诏入朝，面谒吕后、惠帝，接了相印，入主丞相府。
当时朝臣们都私下里议论，说萧何、曹参二人与刘邦一起起家，同是沛吏出身，原本十分友好，后曹参战功甚多，封赏反而不如萧何，两人遂生隔阂。现在曹参为丞相，必然会因前嫌而对人事做大的调动。为此，相府里的各级官员都感前途未卜，一时间人心惶惶。谁知曹参接印数日，相府依然如故，且贴出文告，一切政务、用人都依前丞相旧章办事。官吏们这才放下心来，守职理事。
数月之后，曹参已渐渐熟知属僚，对那些好名喜事、弄文舞法的人员，一律革除，另在各郡国文吏中，选那些年高忠厚、口才迟钝者，补上空缺。自此，曹参将自己关在府中，日夜饮酒，不理政事。
有些和曹参关系密切的官员、宾客看到这种情况，都感奇怪，入见曹参，想要问个明白。
然而，只要见到曹参的，还没等到发问，便被曹参邀入席中饮酒，一杯未完，又是一杯，直到喝醉方止，所以没有人能够明白曹参的真正意思。俗话说，上行下效。参既喜饮，属吏们纷纷仿效。相府后面有个花园，经常有些下属聚在园旁，饮酒为乐。饮到半醉，或舞或歌，声音传到了很远的地方。曹参明知，却装聋作哑，不加理睬。有两个侍吏实在看不下去，以为曹参不知，便寻机找了个借口，请他往游后园。曹参来到园中，赏景闻声，兴致渐高，遂命侍吏摆酒园中，自饮自歌，与园旁吏声相互唱和。侍吏见此，感到莫名其妙，也不好再问。
曹参不但不去禁酒，属下办事稍有小误，也往往代为遮掩。属吏感德，但朝中大臣往往不解，有的便把曹参的作为报告了惠帝。惠帝因母后吕雉专权，残酷地杀了戚姬，毒死了戚姬的儿子如意，心感愤怨和绝望，遂躲入宫中，不理朝政，借酒消愁，沉溺闺房，消遣时光。及闻曹参所为，心想：“相国怎来学我，难道因我年幼，看不起我？”正在惠帝猜疑之时，中大夫曹窟入侍。曹窟乃曹参之子。于是惠帝便对曹窟说：“你回家后，可替朕问问你父：高祖新弃群臣，皇帝年幼未冠，全依相国辅佐。现在，你的父亲为丞相，只知饮酒，无所事事，如何能治理天下？不过，你要记住，不要说是我让你问的。”曹窟辞别归家，把惠帝所说的话都告诉了他的父亲。
曹参听后，竟然勃然大怒，不问是非，取过戒尺，打了曹窟二百下，而且边打边说：“天下事你知多少？还不快快入宫侍驾！”曹窟挨打，既觉委屈，又不理解，入宫后，向惠帝直说了此事。惠帝听后，心中更感到疑惑，翌日朝后，便将曹参留下道：“你为何责打你的儿子曹窟呢？他所说的话，都是我的意思。”曹参忙伏拜在地，顿首谢罪，问惠帝道：“陛下自思，您的圣明英武，可比得上高祖？”惠帝道：“朕怎敢与先帝相比！”参又问道：“陛下察臣才，与故丞相萧何比，谁优谁劣？”惠帝不知参所问为何，还是答道：“恐不及萧丞相。”曹参这才说道：“陛下所言圣明，确实如此。从前高祖及萧丞相定天下，法令、制度都已完备，今陛下垂拱临朝，臣等能守职奉法，遵前制而不令有失，便算是能继承前人了，难道还想胜过一筹吗？”惠帝听了以后，才了解了曹参的真正意图，说：“朕已知道你的意思了，请退下休息吧！”
曹参回去后，依然照旧行事。百姓经过大乱后，只求安宁，国无大事，徭役较轻，便算太平。所以曹参为政，竟得讴歌，歌云：“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汉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八月，曹参病死，主持相府整整三年。
曹参原本就擅长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汉初的社会在经过了长期战乱之后，也正需要休养生息，所以，曹参的“萧规曹随”政策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十分吻合，与当时吕后专权、皇帝无能的朝廷状况也是十分吻合的。而这一切，似乎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曹参，实在是由于刘邦和萧何的明智。
（参见《汉书》等）
2.“柔道”开国与“柔道”治国
以柔胜刚，是中国人处世的理想境界。
柔能克刚，是中国人处世的坚定信念。
柔中含刚，刚中存柔，刚柔相济，不偏不倚，这才是中国人处世的正宗。这一理想化的处世方式，一个小小的太极图表现得最为形象。一个圆圈中有一个白色的阳鱼和一个黑色的阴鱼，阳鱼头抱阴鱼尾，阴鱼头抱阳鱼尾，互相纠结，浑融婉转，恰成一圆形，无始无终、无头无尾，无前无后、无高无下。最妙的是阴鱼当中有阳眼，阳鱼当中有阴眼，相互包容、相互蕴涵、相互激发、相互转化而又相互促生。我们曾经对这一处世方式进行过轰轰烈烈的批判，但今天凝神谛视这个小小的太极图时，却不能不承认它包含了宇宙中的至理，同时也是我们处理人事的最高准则。
必须指出的是，不论在历史中还是现实中，刚者居多，柔者居少，若能以柔为主，寓刚于柔，其表现方式往往就是“柔道”。然而，尽管“柔道”是治国治民、为人处世的最佳方法，人们却常常由于贪婪、暴躁、逞一时之快、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等人性中的弱点，一般不去施用，或是施行得不好。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以“柔道”处世、以“柔道”治国的成功事例，早已证明“柔道”比“刚道”更加行之有效，其事半功倍、为利久远之特点，更是“刚道”所远为不及的。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偶尔也会施行“柔道”。在楚、汉相争之时，项羽曾任用季布去攻打刘邦，季布多次把刘邦打得狼狈万分，甚至差点儿抓住刘邦，所以刘邦十分憎恨季布。西汉刚刚建立，刘邦就急不可耐地发布了一道命令，悬赏一千两金子捉拿季布，有胆敢留藏季布的人，诛杀本人及其父兄全家。季布藏到了濮阳一个姓周的人家里，那人说：“汉王搜查您非常急迫，快要搜到我家里来了。您如果愿意听我的话，我才敢献出我的计策，如果不听，我就自己先抹脖子算了，免得连累全家。”季布听从他的话，他就给季布剃光了头发，脖子上套上铁圈，穿着破衣服，装在卖棺材的车里，卖给了当时著名的大侠朱家。尽管朱家知道他是季布，但还是买下了，并将他安置在田间的屋舍里。之后，朱家到了洛阳，见到了汝阴侯滕公，劝他说：“季布有什么罪过吗？臣子各为其主，那是做臣子的职责啊！项羽的部下难道都能杀干净吗？现在皇上刚刚坐稳天下，却为自己的私怨去搜捕一个人，这是向天下人显示皇上的胸怀是多么狭窄啊！而以季布的贤能，汉朝又搜捕得这样紧急，这不是逼迫他向北逃往匈奴，或是向南逃往越地吗？把豪壮而勇敢的人赶往敌国，这就是楚王的尸体遭到伍子胥鞭打的原因啊！您为什么不找机会跟皇上说说这件事呢？”
滕公心里知道朱家是个大侠客，季布一定藏在他的家里，但又觉得朱家说得很有道理，便在上朝议事的时候说了上述的话。刘邦果然被说服了，赦免了季布。
季布变刚为柔，能伸能缩，在当时也赢得了美名。刘邦还召见了季布，拜他为郎中。
刘邦因为赦免了季布而安定了人心，那些过去与刘邦为敌而准备谋反的人都安下心来，奉事汉朝，刘邦也得了个气度豁达的好名声。
当然，与东汉的光武帝刘秀相比，刘邦的柔道实在是“小儿科”。刘秀是一位以柔开国、以柔治国的皇帝。他以“柔”为主，在政治、军事诸方面都体现出了这种精神，应该说他把中国的“柔道”发挥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刘秀生于公元前6年12月，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其父刘钦是南顿县令，在刘秀九岁时病故，此后，刘秀与哥哥刘□被叔叔收养。据说刘秀身长七尺三寸，美髯眉，大口隆准，生有帝王相。刘秀好稼穑耕佣，他的哥哥就经常讥笑他。一次到亲戚家做客，院中宾朋满座、贵客云集，主人蔡少公精通图谶之学，在述及谶语时说道：“将来刘秀必为天子。”原来王莽的大臣刘歆也精通谶文，故改名为刘秀，大家以为是大臣刘秀。谁知座上忽起笑声：“怎见得不是仆呢？”大家回头一看，竟是刘□的弟弟刘秀，不禁一阵哄堂大笑。
在刘秀二十八岁的时候，王莽的“新政”很不得人心，加上天灾人祸，各地的农民纷纷起义，尤其是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声势浩大，直可与王莽军一较高低。在这种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刘秀借南阳一带谷物歉收，与兄刘□谋划起义，得众七八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