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起义后，逐渐与当地的其他起义军汇合，一度并入绿林军。公元23年2月，绿林军为了号召天下，立刘秀的族兄刘玄为帝，年号更始，绿林军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以至王莽“一日三惊”。王莽纠集新朝主力约四十二万人，号称百万，派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为师，直扑绿林军。
刘秀等人放弃阳关，率部退守昆阳。昆阳守军只有八九千人，敌人则连营百里，势力太过悬殊。有些人主张分散撤出，刘秀坚决反对，认为如果并力御敌，尚有保全的希望，如果分散突围，必被包围消灭。他亲自率领十三骑趁夜突出南门求救，他说服了定陵、郾城等地的起义军，亲率精兵数千人偷渡昆水，突袭敌人，使敌人手忙脚乱、阵脚不稳，终至大败。
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也为起义军推翻新莽政权奠定了基础。自打败了王邑、王寻的军队以后，刘秀兄弟的威名日盛，这就遭到另一派起义军将领的嫉妒，加上刘□当初曾反对立刘玄为帝，这些人正好借此进谗，说刘□不除，终为后患。刘玄懦弱无能，并无主张，便听了人言，准备伺机发难。刘秀借犒军之机，大会群将，制造借口，但不久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哥哥刘□被杀。
刘秀当时正在父城，听到哥哥被杀，十分悲痛，大哭了一场，立即动身来到宛城，见了刘玄，并不多说话，只讲自己的过失。刘玄问起宛城的守城情况，刘秀归功于诸将，一点儿也不自夸自傲。回到住处，逢人吊问，也绝口不提哥哥被杀的事。既不穿孝，也照常吃饭，与平时一样，毫无改变。刘玄见他如此，反觉得有些惭愧，从此对他更加信任，并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其实刘秀因为兄长被杀而万分悲痛，此后数年想起还经常流泪叹息。但当时他知道自己尚无力与平林、新市两股起义军的力量抗衡，所以隐忍不发。刘秀的这次隐忍，既保全了自己，又在起义军中赢得了同情和信赖，为他日后自立创造了一定条件。
等到起义军杀了王莽，迎接刘玄进入洛阳，刘玄的其他官属都戴着布做的帽子，形状滑稽可笑，洛阳沿途的人见了，莫不暗暗发笑。唯有司隶校尉刘秀的僚属，都着汉朝装束，人们见了，都喜悦地说：“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于是，人心皆归刘秀。
刘玄定都洛阳以后，便欲派一位亲近而又有能力的大臣去安抚河北一带。刘秀看到这是一个发展个人力量的大好机会，便托人往说刘玄。刘玄同意了这个请求，刘秀就以更始政权大司马的身份前往河北，开始了扩张个人势力、建立东汉政权的准备活动。
当时的河北有三股势力：最大的是王郎，他自称是刘邦的后代，号召力很强；其次是王莽的残余势力；再次是铜马、青犊等农民起义军。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地，必接见官吏，平反冤狱，废除王莽的苛政，恢复汉朝的制度，释放囚犯，慰问饥民。所做之事，均都顺应民心，官民因此而喜悦。
当时，有一个叫刘林的人向他献计说：“现在赤眉军在黄河以东，如果决河灌赤眉，那么百万人都会成为鱼鳖了。”刘秀认为这样太过残忍，定会失去民心，就没有采纳。刘秀初到河北之时，兵少将寡，地方上各自为政，无人听他指挥，虽能“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但毕竟没有大量军队。他为王郎所追捕，曾多次陷入窘境。后来，他逐渐延揽了邓禹、冯异、寇恂、姚期、耿纯等人才，又假借当地起义军的名义招集人马，壮大声势，并联合信都、上谷、渔阳等地的官僚集团，这才算站住了脚。由于他实行“柔道”政策，服人以德不以威，众人一旦归心，就较为稳定。
刘秀认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他多以宽柔的“德政”去收揽军心，很少以刑杀立威，这一点，在收编铜马起义军将士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铜马起义军投降了刘秀，刘秀就“封其渠帅为列侯”，但刘秀的汉军将士对起义军很不放心，认为他们既属当地民众，又遭攻打杀掠，恐怕不易归心。铜马起义军的将士也很不安，害怕因不能得到汉军的信任而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刘秀竟令汉军各自归营，自己一个人骑马来到铜马军营，帮他们一起操练军士。铜马将士议论说：“肖王（刘秀）如此推心置腹地相信我们，我们怎能不为他效命呢？”刘秀直到把军士操练好，才把他们分到各营。铜马义军受到刘秀的如此信任，就都亲切地称他为“铜马帝”。
在消灭王郎以后，军士从王郎处收得了许多议论刘秀的书信，如果究查起来，会引起一大批人逃跑或者造反。刘秀根本连看都不看，命令当众烧掉，真正起到了“令反侧子自安”的效果，使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下定决心跟刘秀到底。
公元25年，刘秀势力已十分强大，又有同学自关中捧《赤伏符》来见，说刘秀称帝是“上天之命”，刘秀便在诸将的一再请求下称帝，年号建武。称帝之后，便和原来的农民起义军争夺天下，此时，他仍贯彻以柔道治天下的思想，这对他迅速取得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刘秀轻取洛阳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成功范例。当时，洛阳城池坚固，李轶、朱鲔拥兵三十万。刘秀先用离间计，让朱鲔刺杀了李轶，后又派人劝说朱鲔投降。但朱鲔因参与过谋杀刘秀哥哥的事，害怕刘秀复仇，犹豫不决。刘秀知道后，立即派人告诉他说：“举大事者不忌小怨，朱鲔若能投降，不仅决不加诛，还会保其现在的爵位，并对河盟誓，决不食言。”
朱鲔投降后，刘秀果然亲为解缚，以礼相待。
公元27年，赤眉军的樊崇、刘盆子投降，刘秀对他们说：“你们过去大行无道，所过之处，老人弱者都被屠杀，国家被破坏，水井、炉灶被填平。然而你们还做了三件好事：第一件，你们攻破城市、遍行全国，但没有抛弃故土的妻子；第二件事，以刘氏宗室为君主；第三件事尤为值得称道，其他贼寇虽然也立了君主，但在危急时刻都是拿着君主的头颅来投降，唯独你们保全了刘盆子的性命并交给了我。”于是，刘秀下令让他们与妻儿一起住在洛阳，赐给每人一区宅屋，二顷田地。就这样，刘秀总是善于找出别人的优点，加以褒扬。
刘秀极善于调解将领之间的不和情绪，绝不让他们相互斗争，更不偏袒任何人。贾复与寇恂有仇，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刘秀则把他们叫到一起，居间调和，善言相劝，使他们结友而去。
对待功臣，他决不遗忘，而是待遇如初。征虏将军祭遵去世，刘秀悼念尤勤，甚至其灵车到达河南，他还“望哭哀恸”。中郎将来歙征蜀时被刺身亡，他竟乘着车子，带着白布，前往吊唁。刘秀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确实赢得了人心。
刘秀实行轻法缓刑，重赏轻罚，以结民心。他一反功臣封地最多不过百里的古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他分封的食邑最多的竟达六县之多。至于罚，非到不罚不足以毖后时才罚，即便罚，也尽量从轻，绝不轻易杀戮将士。邓禹称赞刘秀“军政齐肃，赏罚严明”，不为过誉。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但唯独东汉的开国功臣皆得善终，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刘秀“柔道”治国的可取性。
刘秀在称帝之前就告诫群臣，要“在上不骄”，做事要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日慎一日等等。在后来的岁月里，刘秀始终如一地自戒、戒人，这种用心良苦的告诫，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封建官场的习气，但毕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军中武将多好儒家经典，就是很好的证明。
刘秀“柔道”兴汉，少杀多仁，不论是军事、政治还是外交等方面都治理得很好。曹操以奸诈成功，刘秀以“柔道”而有天下，看来，儒、道理论并非迂腐之学，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比别的方法更有效、更好。只是千百年来，儒、道之学在这方面的光辉，已被凶残狡诈的人性给掩盖、涂篡得不成样子了！
（参见《汉书》等）
3.为臣之道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为臣之道有很多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权大压主，不要引起君主的怀疑和恐惧，否则就自身难保了。
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匡世济时之略的管仲，得遇齐桓公这样一位千载难逢的明主，总算能够大展雄才。只是有一点，他未把内政权、外交权尤其是军权集于一身，才得以善终，否则，别说不能施行改革、帮助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恐怕早就身首异处了。其实，齐桓公也不傻，历史记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齐桓公对管仲极为信赖，有一天，他在朝堂上对大臣们说：“我想立管仲做我的仲父，不知你们有什么意见，现在来表决一下。同意我立管仲为仲父的人进门以后往左走，不同意的人进门以后往右走。”说完以后，群臣各分左右，入门后站定，唯有东郭牙既不往左走，也不往右走，竟然站在门的正当中。桓公感到很奇怪，问东郭牙说：“我要立管仲为仲父，同意的人往左走，不同意的人往右走，先生为什么立在中间呢？难道没有听见我的话吗？”
东郭牙说：“以管仲的才能可以谋划天下吗？”齐桓公说：“当然能。”东郭牙又问：“以管仲的决断能干大事吗？”齐桓公说：“当然能。”东郭牙说：“那好，管仲的智谋足以谋划天下，管仲的决断足以干大事情，您现在又要把国家的大权交给他，如果他用自己的智谋才能，凭借着您的威势，来治理齐国，请问，您的政权能不危险吗？”齐桓公听后悚然而惊，对东郭牙说：“您的意见很有道理。”于是，就不再立管仲为仲父，也不把所有的大权交给他，而是让隰朋治理内政，让管仲治理外交，使他们分权并立。
汉朝的开国功臣萧何是刘邦当泗水亭长时的相识，当时，亭长负责处理乡里较小的诉讼案件，遇有大事，便向县里详细汇报，因此与县中官吏十分熟悉。萧何是沛县功曹，与刘邦同乡，又十分熟悉法律，刘邦对他就格外尊重和信服。刘邦每有什么处理不当的事，萧何常从旁指点，也代为掩饰通融，两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刘邦斩蛇起义以后，萧何一直跟随，刘邦差不多对他言听计从。楚、汉相争乃至汉朝开国的大政方针，几乎无不出于萧何之手，萧何可谓劳苦功高。当然，刘邦对萧何也不是毫无防备之心，但他能较好地处理。楚、汉相争之时，刘邦离开汉中来到关东，与项羽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萧何留在汉中，替刘邦镇守根本之地，并兼供给粮草兵丁。萧何非常善于治理国家，不久就“汉中大定”，百姓皆乐意为萧何奔走，萧何对刘邦的粮草供应也充足而及时。但刘邦深恐如此下去人心归萧，于己不利，他就托人捎信，慰问萧何，称赞他把汉中治理得很好。萧何十分警惕，为了免除嫌疑，他把自己的子弟亲属凡能参军者全部送到刘邦的军中，说是要为汉王平定天下而效力。
刘邦一见，果然十分放心，因为汉中既无萧何的族党，萧何也就不会生出二心。从此，君臣之间再无嫌隙。史书上这样记载这段历史，楚、汉战争之始，汉王刘邦令丞相萧何留守关中，辅佐太子刘盈，治理郡县、征集军饷，己则自统大军东讨项羽。汉三年（公元前204年），楚、汉两军在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一线对峙，战斗异常惨烈。但刘邦却接连派出数批使臣返回关中，专门慰问萧何。对此，萧何未加注意，而门客鲍生却找到萧何说：“现今，汉王领兵在外，风餐露宿，备尝辛苦，反而几次派人前来慰问丞相，这是对丞相产生了疑心。为避免生出祸端，丞相不如在亲族中挑选出年青力壮的，让其押运粮草，前往荥阳从军，这样一来，汉王就不会有疑心了。”
萧何听后，猛然醒悟，于是按计而行，派了许多兄弟子侄，押着粮草，前往荥阳。刘邦听说丞相运来了军饷，并派了不少亲族子弟前来从军，心中大悦，传令亲自接见。当问到萧丞相近状时，萧家子弟齐道：“丞相托大王洪福，一切安好，但常念大王栉风沐雨、驰骋沙场，恨不得亲来相随、分担劳苦。现特遣臣等前来从军，愿大王录用。”刘邦非常高兴地说道：“丞相为国忘家，真是忠诚可嘉！”当即召入部吏，令他将萧家子弟量才录用。刘邦对萧何的疑虑，也因此而解。
后来刘邦还曾多次对萧何有所疑虑，都被萧何巧妙地化解了。
召平是个非常有见解的人，秦时为乐陵侯，秦灭后沦为布衣，生活贫困，靠在长安东种瓜为生，所种瓜非常甜，被时人称为“乐陵瓜”。萧何入关后，闻召平有贤名，将其招致幕下。汉十年（公元前197年）九月，刘邦率军北征陈豨，韩信乘机欲谋为乱。吕后闻知，在萧何的帮助下，设计擒杀了韩信。刘邦得知后，便遣人返回长安，拜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并赐给了他五百人的卫队。众臣闻讯，纷纷前来祝贺，独召平前来相吊。
召平来到相府，对萧何说：“自此公将惹祸了！”萧何一惊，忙问：“祸从何来？”召平道：“主上连年出征，亲冒矢石，只有您安守都城，不冒风险。今韩信刚欲反长安，主上又生疑心。给公加封，派卫队卫公，名为宠公，实则疑公，这不是大祸将临了吗？”萧何听后，恍然大悟，急问：“君言甚是，但如何才能避祸？”召平说：“公不如让封勿受，并将私财取出，移作军需，方可免祸。”萧何点头称是，于是，他只受相国职衔，让还封邑，并以家财佐军。刘邦听后，疑心稍解。
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刘邦又移兵南征英布。其间，多次派使回长安，问相国近来做何事。使臣回报说：“因陛下忙于军务，相国在都抚恤百姓、筹办军粮等。”一位门客听说了这件事，找到萧何说：“您离灭族不远了。”萧何顿时大惊失色，不知为何。客又接着说：“公位至相国，功居第一，无法再加了。主上屡问公所为，恐公久居关中，深得民心，若乘虚而动，皇上岂不是驾出难归了？今公不察上意，还勤恳为民，则更加重了主上的疑心，试问如此下去，大祸岂不快要临头了吗？您不如多购田宅，强民贱卖，自毁贤名，使民间说您的坏话。如此，主上闻知后，您才可自保，家族亦可无恙。”萧何照计施行，刘邦得知后，方安下心来。
刘邦平定英布后返回长安，途中有不少百姓拦路上书，状告萧何强买民田。萧何入宫见驾，刘邦将状书一一展示给萧何看，笑道：“相国就是这样办利民的事的吗？愿你自向百姓谢罪。”萧何见刘邦无深怪之意，退下后，将强买的田宅，或补足价格，或退还原主，百姓怨言渐渐平息，刘邦也因此获得了好名声。
韩信只能勇往直前，却不能善始善终；萧何功劳不及韩信，智谋亦不突出，却能自我保全，由此可见端倪。
（参见《左传》、《史记》等）
4.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在中国魏晋时期产生的一种特定的人格模式。它的特点是自由、狂放、洒脱不羁而又纯真自然，表现出了对人的本真生命的强烈向往和追求，是青春生命的一次艳丽迸发，因而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向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乱和篡”的时期，政治斗争风云变幻，人们稍一不慎，就有杀身之祸，在这一时期要想保持自己高洁的人格是非常困难的。
曹操的子孙从刘氏宗族的手里夺来的皇权，没有几年就保不住了。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策划政变，诛灭曹爽三族，后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干脆就篡夺了曹魏的政权，建立了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