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周、秦与蜀、僰
西周时“僰”这一部落群或“方国”存在于周附近的岷江—汉江流域，约东周时期已达西南三省交界处区域。汉初，这一区域主要是属犍为郡和牂牁郡。
“僰”群体这一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的移动，与古中原的战国局势、秦的兼并扩张影响、与来自古代西北部游牧族群的东进息息相关。其时中原诸侯崛起，古代中原的西部各族群在战国时期已难以再移向中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江淮地区族群也难以北上而多向南、江南以西移动。西部族群北部的东限主要停顿在古“蜀”，然后在“蜀”之西部分头向北、向南继续移动。向南移动的东进部分则更为缓慢。来自西部的各族群体在古“蜀”作过一定时段停顿后，被东西方的作用力“挤压”向南，沿汉水、岷江、大渡河、金沙江及横断山进入西南地区，这些山水相当于一条条“民族走廊”，“依山傍水”是古人类群体最自然的生存方式。
向北的部分与原在北方的部分族群则多与后来成为家畜类的动物有关，特别是马，这是冷兵器时代最大和最基本的生存优势。他们在亦分亦合亦战亦和的相互关系中，在马蹄声中不断卷入、起伏于东亚大陆中北部的上古、中古及至蒙古时期的一次次以战争与和平交叠的动态局势，并因此也介入、影响了中原内地的历史进程。中古时期之前，从政治上导致或改写东亚大陆历史的因素，多来自西部的族群。古东亚大陆的几个文化高度发达王朝的创建与此有关，结束也与此有关，比如秦、汉、唐以及后来的宋和明代，与内地以外的族群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让这几个王朝既受益，又受累、甚至受牵连。唐朝的灭亡也主要与白族为主体的“南诏”有关。中古以后，“匈奴”的顽强部分早已打马远去中亚及欧洲大陆，散布西北的西夏、突厥、契丹、大辽等概念再难以马蹄撼动中原内地的大一统格局，从这时起，马上民族的影响力开始从黄河流域的西—北部转移到北部、东部，在时光的起伏中，“骑马民族”轮番上场，“蒙古、金、满洲”等开始呈现和突出于东亚大陆。
同样出身于游牧群落的周，据考建立于公元前11世纪。从某种角度说，东亚大陆的古文明其实在这时才真正地开始。这时的周对国土又统又治，是为“封建”，其宗法制使中央与地方关系与前不同。“周”重建设，其内容包括了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道德伦理及信仰的一系列初级体系。到公元前770年后，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进一步发扬修缮和充实了这一套包含治国齐家平天下及文化生活的潜规则，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则重在落实和直接实践之，直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原。
源于西部羌族系统的周族群的开始是以牧为主，种植业为辅，最早是表面从属于商的一个“方国”。周族群生活时代应大抵与商同期。后者相当于形式上的“统治者”，是名义上的“统”而不“治”。其实也无法治。传说中的夏和商的早期，即今天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实都是在同一地理环境中相对毗邻同在的部落联盟状态，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疆域广大、政治经济文化发达、人口众多的王朝。“当（夏）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商）汤而三千余国”，成千上万的“国”，其实不过是乡、村规模。西周初期亦曾封诸侯“一千八百国”，东周初期“尚有千二百国……而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晋书·地理志上》）。到战国时期，实际上有影响力的只余下秦、楚及中原地区的齐燕韩赵魏“七雄”和周。
兼并，意味着战争、压迫和融化。意味着“国”名变成地名、若干像国名一样的古代部族名称的消失。在周部族的武王时期，在伐商纣王时，曾召西部各部族参加《尚书·牧誓》“武于伐纣，至于牧野”，“逖矣西土之人，庸、蜀、羌、鬌、微、卢、彭、濮人”相从之。到秦时，这些“西土之人”似乎就这样被融合兼并了。代表这8个部族的字，至今一直在民族史研究中出现却终是无法定论。而像古人类群体丛林之一株的“僰”，则是在今日考古发掘的周人辞卜骨及器物中相对晚出。
“僰”与“蜀”的关系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二者皆为商周时期今西南地区重要的族群。因“蜀”这个古字在文献中的相对边疆性，以及这个字与今天的四川相关、四川古今地理位置对于东亚大陆的特殊性、后来“蜀”地在中国历史舞台的重要，加之古今蜀地地灵人杰、文人学士众多、人口数量可观，后来如“宝墩”“三星堆”等重要文化遗址的发现，关于“蜀”的研究洋洋大观，方兴未艾。不过，在“三星堆”考古文化研究尚未有统一和完满的结果的前提下，可以认为其实“蜀”——这个字无论是指人、族，或地，或文化，其真正在东亚大陆历史舞台的突出彰显，应该是在汉代始。这同时也是一个西南地方民族文化与长江中游、古中原地区文化的大融汇时期。
“蜀”的源流和具体情况的研究至今仍在进行中。最早提出“巴蜀文化”概念的卫聚贤在1941年就曾指出巴蜀古史史籍不详且多神话。据载，蜀在西周时最为强盛，“沃野千里，天府之国”，“（蜀主杜宇）自以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华阳国志·蜀志》）。这一疆域已然包括今贵州区域，从某种角度说，即便古蜀可能有相当规模，但这样理想化的“大国”之说似乎还是夸张了些。
秦的统一战争或说秦对其他中原“六雄”之外的各个“国”的歼灭战所遇抵抗并不强大，《史记·秦本纪》载：“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十四年，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武王元年（公元前310），诛蜀相壮……伐义渠、丹、犁。”看来巴国与蜀国力量其实都不大，若大，则肯定引起“中原”的注意，也早会让“秦”不安，毕竟四川就袒露挨紧陕西脚下，而且若大，就不会被秦轻易征服而至少会在文献中有更多记载，也会像“春秋战国”滋生的一个个成语典故那般散落至今。我们今天感觉到的“蜀”，多少都有了“层累的”形成的“色泽”在内。这可能是一种无意识接受状态，比如将古蜀国、夜郎国的“国”理解为近现代意义的“国家”。
相对而言，在当时的整个古代南方，“楚国”与稍后的“南越国”力量相对大些。但古中原对“蜀”的注意也是很早的，与“羌”一样被列为异类：“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汉书·地理志》）；“蜀之先称王者曰蚕丛、柏灌，鱼凫、开明。是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自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千岁。”（《太平御览》）
“椎髻、左衽”，即将发髻挽如椎状，穿前襟向左的衣服。似从西周便已存在的并一度被中原诸子视为异类标志的这种打扮及服饰形态，至今仍存于西南诸民族地区。春秋战国时，中原诸侯争霸相互兼并，加快了民族融合，铁器进一步使用，农业及社会生产力提高，奴隶社会开始瓦解，到公元前356年秦孝公时，商鞅变法，秦渐强大，逐步吞并其周围各“国”，这种吞并也像是商鞅变法试验的开始。公元前256年，秦灭东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今黄河流域、长江、淮河流域，后进入珠江流域。而在公元前280年（秦昭王二十七年、楚顷襄王二十九年）秦夺楚黔中郡，蜀人与巴人大部就开始被中原同化，部分散布融入西南的更边远崎岖区域及武陵山区。由此，古“蜀”的后来已然断裂。后来三国的“蜀”以及之后以蜀地为基础或以此命名的民族政权、地方政权，其实已与古“蜀国”无关。
按理，古“蜀”应该也不可一下就全部消失，古代战争不是以灭人为主而夺权为主，因为人可以作为奴隶或战士、劳动力。蜀人必然分散于邻近区域。所以有研究者以为，“蜀”“叟”音近，孔颖达《疏》：“叟者，蜀夷之别名。”后者的意思至少可表明在“蜀”这个宽泛的称呼中，还包含了其他，即“蜀国”并非一族之国。正如“巴”也是一个多部族联合体。史学家马曜等就认为分布于川南的“叟”亦为古代白族先民之一个支源或说僰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周时的“僰”与“蜀”一样既然作为部落群或“方国”存在于周附近的岷江—汉江流域，为何后者显得原地“长寿”而前者非得移动呢？此谜似乎难解。要么二者相融，甚至二者本为同一？对此四川社科院历史所长段渝等研究者亦多次指出巴、蜀作为多部族的联合体，应该就包含了其周边的“僰”等各种族群。或说蜀人即是“僰人”或后者是其外延部分，其主要证据之一是朱提（滇东北黔西北区域）之“僰人”杜宇曾入“蜀”称王。显然，在春秋时川中“僰”人主体部分则已散入西南地区，以“滇”为中心，边缘部分自然相对要弱势和散乱，但至少在之前应有部分“僰人”包含在“蜀”“巴”群体及散布于古贵州区域。如秦汉时川中区域的“僰僮”“岷山杂落”“氐、僰、冉、駹、巂唐、昆明之属，扰陇西、巴、蜀”（《盐铁论·备胡》卷七）等称谓及论调亦略表明了“僰人”的移动与分布情况。
战争会导致移动和融汇，史载古蜀多次征讨古僰，这似乎体现了二者关系的复杂面。古代农业生产常在地区与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华阳国志》亦载蜀王杜宇在蜀“教民务农”，这个杜宇是来自西南三省交界处“朱提”的“僰”人，他能教民务农，似可见西周时“僰人”农业已有基础。段渝论证认为，蜀地稻作农业应是由重农擅耕的“僰”人传播促进的。此外史界亦有诸多研究认为，古“蜀国”应由“僰”人所建、或“僰”人参与建立建设了古“蜀国”，正如参与建设古“夜郎”一样。
似因时过境迁，或说《华阳国志》作者并不认同，该书并未浓重着墨于“僰”人，只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在这里，“僰”表面看不属于“南中”，一个原因是关于“僰”人的记述并不是以“族名”命名“国名”，而且在司马迁时期，川南的“僰”人已因汉民多渐斥徙之。
因自然灾难、战争冲突、政治原因、生存生活需要等缘故，古人的迁移实是频繁，那往往是真正的前途难卜的背井离乡。迁移目标自是选择适合生存发展的地方。由于古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压力和古代中东人群的东移，川西—川滇黔交界处的“僰”人只能南下向滇中、黔中移动。在这一过程中应与从江汉平原及川中移向云贵的“濮”人及长江中下游西行的“越”人有所融汇。据载，公元14年，益州郡曾发生了以“僰”人为主力的反对东汉的战事，王莽调动大军镇压，并把胜休县改称胜僰县，足见当时云南境内“僰”人的数量较可观。而这种战争当然也使僰人进一步分散和弱势，即提及东汉时，川南宜宾及黔北遵义（遵义古称鄨、鱉）一带几乎已无“僰”人身影。
古人的移动与分布往往能映照时政局势。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政局混乱跌宕，使“僰”人逐步散向岷山区域和凉山、乌蒙山区域和金沙江流域，并且这种移动一直沿着滇黔一线向南持续，到汉代时，文献称川南宜宾为故“僰国”，表明此地曾是其集中的一个要点。同时，西北地区、川西和云贵地区的“僰僮”“羌僰”“西僰”及“滇僰”之类的称谓亦同样不断载于相关史籍，即表明这一群体的发展不一的散布状态。
第二节滇、僰及夜郎的现身
交通原因是“僰”“夜郎”和“滇”现身的一个偶然又必然的契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按传说，朱提（昭通）人杜宇可以入蜀，表明僰地蜀地间可以交通，大约在春秋时期，“蜀”国能“雄长僚僰”，说明当时的今西南三省交界处已成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舞台。
“僰道”之道，似也表明道路之重要。公元前3世纪中期，秦进一步开土拓疆。首先从修筑道路开始，道及多远，人达多远，此理古今亦然。据载主持修建著名的都江堰的李冰任蜀郡太守期间，曾在川滇黔交界的“僰道”（宜宾）地区修筑通往滇黔地区的道路，秦统一六国后，派遣官员修路，路宽5尺，故后称为“五尺道”。
随着道路的相对开通，秦遂在西南夷部分地区设立郡县置吏管辖。“秦时常额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邛、笮、冉駹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这种相对的稳定与辖治事实上并不持久，秦设郡县主要是维护交通，或说秦的目的是“经过”滇黔，它当时急于解决的问题在岭南。
地理条件是人类发展的最大前提和制约条件。直到今天，自然地理的悬殊仍然是西南地区不同区域社会发展复杂和不平衡的原因。秦汉时云贵地广人稀，各部族群体发展状况不一，地理与族类的不同使他们依随自然各自为落。自然条件便利、沿交通线和农耕者相对情况要好，反之则呈现出封闭状态，“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后汉书》）。历史上的人类关系史多起伏于战争与和平之间，开发与征战同步，秦统一六国和经验使其意识到道路之重要，秦朝建立后即修建了一批水陆工程，如大名鼎鼎并在今天仍是奇迹般的都江堰，以及为对付匈奴侵扰修建的从黄土高原直驱而入今内蒙古包头的“秦直道”，它被誉为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路。
古代“内地”与作为“边地”的西南的政治联系从公元前4世纪秦国灭巴蜀后就开始建立了。就交通而言，这种关系的开始只是“借道”，当时秦汉远眺的目标是渐大的“南越”，交通的目的是为拓疆与征战，这一时期的另个著名的水利工程“灵渠”的修建初衷也是为征讨岭南地区。这一时期的拓疆及征战与中古以后性质是有区别的，其目的并非为占据城池和土地，而主要是让其服从或至少有宾服姿态。
因为当时似乎还谈不上剥削或“苛捐杂税”。这一时期的云贵区域实际上地广人稀，自然条件相对低下，社会生产力与生产成果还不足以引起中央王朝的真正关注。不要说当时的西南云贵，就是战国七雄的楚国也是疆域表面上广大，人口密度却很低，《史记·货殖列传》载有“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楚虽有富大之名，其实空虚；其卒虽众，多言而轻走。易北，不敢坚战”；“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战争，其军可败”（《吴子·料敌》）。
约公元前3世纪秦蜀郡太守张若又“取笮及江南地”，秦武力已至今金沙江以南。随着秦末政治社会的动乱，秦汉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松弛多变。汉初，因无暇顾及西南地区，曾一度采取“关蜀故徼”的措施。至武帝时期国力增强，始北战匈奴，南征南粤，西通西域，才有余力开拓西南地区。
“栈道千里，无所不通”。道路的开辟意味着地区可能的开发。汉“建立益州等郡后，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的交通基本畅通，中原先进的冶铁技术传入和四川盆地铁器大量运入，云贵高原才开始使用铁器”。（方铁）铁器的使用，则意味着区域经济发展有了进一步可能，也表明兵器拥有量的可能，冲突升级，阶级产生，政治上则促使以血缘为基础的原始氏族解体。从西部贵州一线的秦至两汉墓葬中发现的铁器看，兵器数量并不占太大份额，这些兵器的存在也多在上述古交通线上，似乎这一时期秦汉王朝与云贵的冲突并不突出。
交通是扩大区域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条件，促进了“内地”与“山地”的沟通，其中，对区域起着长效和基础作用的，是文化。而文化的作用先是政治——所有这些的“实现”，起实质作用的是移民，移民的出现，能使文化起到“潜移默化”作用。古代的修路本是迎难而进的费力之事，尤其是在西南山地，《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僰道有蜀王兵拦，亦有神作大滩江中，其崖崭峻不可破，（李冰）乃积薪烧之。”在没有炸药、铁制工具并不普遍的情况下，通过积薪烧崖，再浇以冷水，使山崖破裂，这是古代的逢山开路方法之一。随着修路，在汉时出现了多次由“官方”主导的向今云贵地区的移民行动，《史记·平准书》曰：“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锺至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
数万人的道路施工队伍在崇山峻岭中工作，后勤补给确实是个大问题。出工出力当然也需要支付薪饷，拖欠工钱，也难免“邛僰”之地的白族等先民群众不满意。加上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募豪民田南夷遂为必要。于是实行了招募内地地主、商人到西南地区屯田，收成军用，由各郡县给其换取银两的政策。到贵州开垦的“豪民”队伍主要是蜀地农民，他们的进入也带来了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工具和劳动力。中原内地移民自此开始不定期以各种方式进入滇黔境域。
汉在西南地区采取屯垦政策，这一政策或说开发“边地”的主要方式一直延续到明清甚至现代。汉代的屯垦队伍除兵商方面人员外，还有相当部分是内地犯人、贫民、无产者、谪民等。各民族群体间的内部移动一般是伴随着经济需要、战争方式进行的，在当时，道路修建需要人力，也自然会积蓄人气，“僰人”沿“僰道”分布，其实也是自然之理。而其时内地及中原各族系移民的进入，自然会促进民族融汇和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这个发展也是西南“主流化”或“中原化”的初级阶段。其程度与深度又随地理背景、民族群体流变因素而变化起伏。关于西南地区社会状况，虽然汉文献所记极少，但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就打通了“身毒道”（西南丝绸之路主线），道路沿线的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应有一定发展。
也是因为“道路”，司马迁步入了西南。他所见的当时云贵川各族群的情况，应该说已持续了相当一个历史时期。他将这些族群泛称为“西南夷”，其地理涵盖了今川、渝、黔、滇、桂等地区。诸如“僰”“夜郎”和“滇”这些名称的呈现，映射出了内地与边疆地区、战争与和平、各民族的联系与融汇、移民等概念的起伏。
从另一个层面讲，当这些字眼开始进入汉文献时，又表明了原生的古西南文化的中断和新文化时段的开始。
第三节西南夷
一、西南夷君长以什数
“西南夷”一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这是相对最全面和最早的关于西南地区民族和社会情况的记录。西南夷的这个范围不只包括云南与贵州中西部，也涉及今川西、川南和黔北地区。其文如下：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厓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厓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
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秏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
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
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厓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犁郡，厓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
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岂有天禄哉？在周为文王师，封楚。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后揃，剽分二方，卒为七郡。
从古到今几乎所有触及西南地区历史的眼睛都必要遇到司马迁的这一描述，由这些文字延伸出的研究结果也层出不穷。然司马氏惜墨如金，能给我们留下的也就这么多。其中提及的名称及其来历如今已不可细考，这些内容经后代的汉语历史文献的转引加工和注解，也发生了多重演变，里面的族称、部落名或地域名的理解变得错综复杂，对此历代注释家与学者的研究或站在本民族的角度，或立足于汉文化中心视角，或从维护地方的潜意识出发，结果五花八门枝叶纷呈，如在贵州关于夜郎的族属与分布区域至今就争议不断，产生了主客观不一的拉锯式学术状态。
按文献所载与古夜郎国有关的主要是古濮人、僰人、越人、楚人、巴人。夜郎“国”亡后，国人仍在，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以贵州高原为基地不断整合，事实上在可以理解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我们也知道“夜郎”本身即应是一个动态的、复合的古代族群概念。汉代的“夜郎国”应以“濮人、越人”为主体并包括部分僰人的一个部族或其联盟体，即它以现代仡佬族、布依族之先民为主体，白族、土家族先民参与建设。（周润民、何积全，《解析夜郎千古之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二、发现贵州的引子：僰人枸酱
史学者后来多戏称“枸酱”是古夜郎地区被发现的一种偶然引子。虽然“牂牁”按理应属古贵州最早有载的称呼，但与由“枸酱”导致的“发现”的影响力不同——这种发现使古贵州区域政局发生了历史转折。
西汉《史记》之《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均记述汉使臣唐蒙在南越看到蜀地物品“枸酱”，问从何而来，答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唐蒙回到长安后又问蜀商此事，答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东汉的《汉书·西域传》也说：“感枸酱、竹杖，则开牂牁、越嶲。”
唐蒙的兴趣点是如何找到捷径攻击南越。他上书说：“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汉帝答应了唐蒙的建议。后命唐蒙为郎中将，自“巴蜀筰关入”，将缯帛财物等贿赂率夜郎侯及夜郎“旁小邑”，将夜郎地归于“犍为郡”，后又发巴蜀兵士修路开道，“自僰道指牂牁江”。从此古贵州地区进入古代的中央战略视野。
按通俗的理解，从“酱”这个字大约可估计“枸酱”是一种日常调味品或糊糊状食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徐广曰：‘枸，一作蒟，音窭。’《汉书音义》曰：‘枸木似谷树，其叶如桑叶。用其叶作酱酢，美，蜀人以为珍味。’”司马贞索隐引刘德曰：“蒟树如桑，其椹长二三寸，味酢；取其实以为酱，美。”又曰：“蒟，缘树而生，非木也。今蜀土家出蒟，实似桑椹，味辛似姜，不酢。”《汉书·西域传赞》：“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牁、越嶲。”
“枸酱”到底是何物呢？后人有多种理解，有人以为是以拐枣制作的佐料，也有人认为是荜拨、竹胡椒、枸杞和魔芋的加工品。西晋左思《蜀都赋》有“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句，郭声波考证认为汉以后“枸酱”一词一般写作“蒟酱”，汉代后除引用《史》《汉》典故外，日常生活中就再没有使用“枸酱”一词，“蒟酱”一词则常用，因而枸酱与蒟酱是前后相沿的同一个名物词，东汉以前称为枸酱，以后称为蒟酱，对两词的读音则完全相同，即都读“ɡǔ酱”（今读作“jǔ酱”）。
蒟酱一词最早见于西晋嵇含所着《南方草木状》卷上：“蒟酱，荜茇也。”在宋代，蒟被称为“浮留”，“和以为酱，五味告宜”。“蒟”按理是指可以制作成“蒟酱”的一种叫做“蒟”的植物，但后来人们常将“蒟酱”一词指称某种或某类植物了，它又有枸酱、蒟子、土荜拨、大荜拨、蒟青、槟榔蒟、青蒌、香荖、芦子、浮留藤，扶留藤、扶恶士、蒌藤等异名，基原“为胡椒科植物蒟酱的果穗”（《中药大辞典》）。
那么蒟又是什么植物？古代中医药界名医李时珍亦曾考证过。现基本趋向一致的看法是指“蒌叶”。因为“蒟”在中国西南是原产，在岭南则是从印度经东南亚传入，故而在名称上有所不同。通过对“蒟酱”开发的历史与地理分布，郭声波指出“蒟酱”应是古代西南、岭南“蒌叶”及其用于调味的产品，蒌叶属胡椒科胡椒属，这类植物在潮湿的古代西南和岭南地理环境中常被人们开发与使用。
在今贵州中西部和云南仍普遍分布着“枳椇”，俗称“拐枣”“金钩木”，味甜可食，另亦分布有“枸杞”，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云：“枸，木也，可以为酱，出蜀。”裴骃《史记集解》对“枸酱”解释为：“枸木似榖树，其叶似桑叶，用其叶作酱，酢美，蜀人以为珍味。”联系近现代川黔民间制作甜酱的方法，有研究者认为战国秦汉时期的“枸酱”的即今川黔民间所称之“枸杞”，“枸酱”应是“以麦类为基本原料、发酵时加枸叶捂制之麦酱”。但郭先生考证以为此说不能成立，并以为西汉使者唐蒙在南越所食之“独出蜀”的“枸酱”，应是岭南之“蒟酱”。东汉及之后，汉人对唐蒙所食的“枸酱”不见记载，换之的则是所谓“蜀中特产”的“蒟酱”，“难道作为一方珍味的赫赫有名的枸酱会无缘无故地在汉以后突然消失，而迅速代之以另一种音同字近的新珍味——蒟酱吗？显然不可能有这样的巧合”。
郭声波由此判断汉代的文人对枸酱出于枸木的解释实是错误的，后人之所以改而专用从草的“蒟酱”一词，乃是有意正名，以免谬误流传，即这种叫做“蒟”胡椒类植物广泛分布于西南与岭南，蒟酱并不“独出蜀”，同时岭南的蒟是取叶嚼槟榔的，并不作酱，蜀之蒟却因无槟榔而不用来嚼食，只是取叶作酱。同一原料制出不同的产品，恰好汉使吃到了其中一种，即出自“蜀”地那一种——它的制造者却非蜀人而是当时相对广泛地在今川滇黔交界区域的“僰人”，蜀人只是贩卖者或说中间商。
到明代，蒟酱制作工艺已失传。在明以前的史籍则有所记载，说明这种食品自先秦到宋元时代一直存在。明人张萱曾说：“蒟酱者，以蒟为酱，今其制已不可知，然亦酱成，乃可称蒟酱。……第今巴蜀绝无此物，惟滇中有之，其子作穗，土人干之，以代其叶，殊不类桑椹。”这种制作方法其实不是蒟酱的做法只是取其药用而已。关于蒟酱的味道，主要记载为“辛香”，即属一种辛辣的调味开胃佐料。大约相当于今日云贵之辛辣类日常食品。为什么大致属于同一种产品，在岭南与西南的主要用途不一样呢？这是因为滇黔区域气候阴湿，偏寒冷、多雨雾，多食辛辣品可御寒、御瘴疠和开胃。
关于蒌叶栽培在历史时期的分布的史籍记载最早是在广义的“蜀中”。蜀中蒟酱已有很久的外销史，如唐蒙之食于南越者。早先可能“系僰人采集加工而成，然而至迟到东汉、两晋时，蒟已成为蜀中园艺作物并出产于蜀郡西部、犍为郡南安、僰道及江阳郡等地，大致沿岷江、长江分布”。（郭声波，《蒟酱（萎叶）的历史与开发》，见《中国农史》2007.01）
东汉刘德说：“今蜀土家出蒟。”其言反映了当时西南地区原住民种蒟之普遍。隋唐时，邛（今邛崃）、渠（今渠县）、涪（今涪陵）、黔（今彭水）等州所产蒟酱仍有名，并以涪州所产入贡。宋代蒟之种植继续沿岷江—长江分布，传统产地有茂（今茂县）、威（今理县）、泸（今泸州）、渝（今重庆）诸州及嘉定府（今乐山）、长宁军（今属宜宾地区）等。宋人苏颂《图经本草》曰：“蒟酱，今夔、川、岭南皆有之。”
上引之“蒟酱”的分布恰好与古僰人分布区域重叠。这当然不是巧合，即说古僰人是“蒟酱”的发明者。这一相对客观的结论颇有意思，由白族先民创制的这种食用品，本来距离长安还要近些，但被蜀商销往广州，恰好被西汉使者食用，结果使西汉王朝从政治上开始注意到古夜郎地区。“蜀蒟酱”的意思原来是蜀人贩运的产品，当时的“蜀竹”的制作者其实也是邛人所产，所谓“邛竹”。
到明代，蒟酱产地基本如宋代而增施州（今鄂西南），但用途已有变化，古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曾说：“今蜀人惟取蒌叶作酒曲，云香美。……今惟贵荜茇（拨）而不尚蒟酱，故鲜有用者。”而作为蒟酱的基本原料的“蒌叶”在这时、在南方则依然如故。据《齐民要术》载，在云南大理、思茅、红河、文山州、黔西南和岭南、今越南区域一带，使用蒌叶嚼食槟榔之风仍然。这与它们地处的气候状况以及环境中的生活需要有很大关系。明代的李时珍也曾说：“蒟酱，今两广滇南及川南渝泸威茂施诸州皆有之。”明清文献亦多记载广西玉林、桂林少数民族关于蒌叶的食用习俗。到清代民国期间的广西各地方志关于蒌叶的记载更是普遍。
明代及清时期，蒟酱的生产制作转入衰退，食用“蒟酱”的情况自清初以来在川黔等地基本已不见记载，这种风俗未能流传至今与明末清初湖广、江南大量移民西南有很大关系。即江南移民保持了食用辣椒的习惯，而在同样的防潮驱寒和辛香可口功能基础上，辣椒比蒟酱更易种植、产量高、易保存且无需制作等优点，因而蜀中数千年来美名赫赫土产佳品终于消失于川人日常生活之中。同时元明时代后的大量移民进入云贵，大量的伐林焚山开荒，多原始箐林雾瘴的西南地区气候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中国武侠文艺习惯定义的多毒雾瘴气的“苗疆”，而“蒟酱”作用自是不如辣椒类了。
这是调味品的自然竞争与更替。明清及之后，像辣椒及其他类似的辛香美味的物品当然更易方便普及。如今在贵州地区辣椒非常普遍，贵州遵义、贵阳花溪所产甚为优质，贵州白族人口最多的黔西北大方县即是著名的“皱椒”产区，该县的诸多地方如响水白族乡为此还建有专门的企业。同时在黔西、黔西北，仍有着民间酱制品制作的传统，其酱甜、辣、咸多种，为家用常备佐料。
“僰人”发明的“蒟酱”，成为“发现贵州”的开始，一种产品在古代西南与岭南间传递，这是古代白族先民的一个偶然而非常的贡献。而陈介刚则在“川南窨酒小考”文中论证指出“僰人好饮酒，善酿酒，由来已久”（《中华文化论坛》，2009.04），川南兴文县生产的一种酒则直接名之“僰酒”。在关于贵州茅台和五粮液酒的传说及历史介绍中，二者也均把“僰人蒟酱”视作自身的历史与人文的源头。
三、西南丝绸之路
秦统一前就在今西南三省交界区域开辟“五尺道”，并在沿线区域实施了行政管理，汉时，这种交通开发力度在起伏中逐步加大。《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有“秦并蜀（公元前316年），通五尺道，置吏主之”。所谓五尺，司马贞《史记·索隐》载有“谓栈道广五尺”，唐代颜师古《汉书》注中记载“其处险阨，故道才广五尺”，按秦汉时的尺度，5尺相当于今天的120厘米，虽狭窄，这却当是今华中地区通向西南地区的首条有载的最早的“国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中修筑这样一条足够人马通行的“国道”甚是难得。
“五尺道”又称“僰道”“石门道”。《辞海》曾释：“五尺道，古道路名。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加强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的联系，开筑了一条由四川盆地通向云贵高原的重要道路，即五尺道。当即汉武帝时唐蒙所修治的西南夷道和隋、唐时代石门道的前身，北起今四川宜宾市，南抵进云南曲靖。”
“五尺道”又是个广义的说法。在汉一代，为加强区域管理，沿“五尺道”修筑了一些分道，从今西南三省交界区域始，纵贯今滇黔两省交界区域。唐《括地志》说：“五尺道在郎州（曲靖一带）”；清王先谦《汉书补注》：“沈钦韩云，叙州府，符庆县南五里（今川滇黔交界区域），即古五尺道也。”这表明这一“道路”沿线都有并可以称为“五尺道”地区，并且因各代称谓不同而在引用与著述中各有名称。
“五尺道”地区同时也是古僰人分布地区。“五尺道，亦称僰道，是秦汉以来，通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重要交通孔道之一”，“沿途多僰人，故称五尺道或‘僰道’。隋史万岁南征，唐袁滋出使南诏皆经此。”（陈永龄，《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因《新唐书·地理志》载戎州（今宜宾）有石门县，故又名此道为石门道。
因沿途多分布有僰人故称“僰道”，这就是贵阳甲秀楼长联之“秦通僰道”之缘由。沿途既多僰人，僰人自是早期的民工或说建设者。《华阳国志·蜀志》曰“僰道”“其崖渐峻不可凿，（李）冰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崖有赤白五色。”道路的开筑直接影响了周边区域，《史记》有“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诸此国”即是指僰、夜郎、滇诸王“国”。
谭其骧以为“五尺道”线路主要是：今四川宜宾—经云南镇雄—贵州威宁—云南宣威—云南曲靖（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管彦波则认为是：宜宾—高县—筠连—盐津—大关—昭通—镇雄—毕节—威宁—宣威—曲靖（管彦波，《西南史上的古道交通考释》，见《贵州民族研究》2000.02）近来亦有不少学者研究认为，“五尺道”应为“滇僰古道”的一部分，是秦汉时期西南地区重要的盐运、铁器传播路线，也是军事路线。实际上也是一种古代地区与民族间文化传播及交流路线。
自古，道路的修建都是因为政治军事经济需要，“五尺道”的修筑促进了内地与西南的联系。建立在“僰道”基础上的“五尺道”的历史意义很晚才被认识到，它可从宜宾可接昭通、曲靖，伸入黔地，抵达昆明、乐山、成都等地。在当代，学界已逐渐共识到，僰道—五尺道—滇僰古道—茶马古道—蜀—身毒（印度）道实是一个时空内的树状分支，它们既是、也共同体现和构成了“西南丝绸之路”或说“南方丝绸之路”，它与康藏—横断山区域的“民族走廊”一起，对内促进了上古民族与人口迁移、沟通中原内地与西南、岭南地区，对外则联系促进了古代中国内陆—西南地区—南亚东南亚的经济文化往来。当然，虽然理解某种沿袭需要但我觉得“丝绸之路”之称并不妥帖，“西南茶马古道”或“西南茶马之路”似乎更为形象和实际。
西南丝绸之路沿途站点几乎也是古西南地区“城镇”建设的开始。元明之前的西南“城镇”也就似这种军事、交通要点。这也促使了这些沿线地区的“主流化”相对较早。从交通的开辟，似不难理解古“僰”人自川西—川南—由北向南纵贯散落，分别漫向滇中、滇西和滇东、黔西、黔中等地区。两晋时，“僰”人广泛分布在今云南中东部和贵州中西部，其中又以两个“爨区”为最主要的集中地，一是滇池附近的滇中“爨区”，二是以今滇东曲靖—黔西盘县、安顺、兴义为中心的“爨区”。
秦汉的“僰道”南端终点恰好正是今曲靖地区。为什么恰好只到曲靖地区？巧合的是这些道路所沿之地，正是古“僰”族群所到之处，而曲靖则自宜宾、昭通后一度成为“僰”族群最大的集中区，晋唐时代在西南地区风云数百年的“爨氏”地方民族势力，便是以“僰”族群为主体的。内地王朝对边地的交通延伸与军事扩张，意味着综合的“开发”，因而一方面沿西南丝绸之路地区是古“僰”族群的主要集中区，同时这种环境又使得古“僰”族群相对较早地面临着“变化”，即倾向于主流化或较早地受到中原内地的影响。这大约是白族先民能保持某种先进性的机缘。
在今滇东北、滇池、洱海附近和黔西有一种在地表形成有相当大的封土堆的叫做“梁堆”的墓葬形式，又称“僰人坟”，后世曾又讹称为诸葛亮军队屯粮之所而称为“粮堆”。这类墓葬的时代大约从东汉至唐代，多是两汉时代从内地招募有能力和有实力的“豪民”来云贵屯田开荒的衍生物。虞丽琦曾研究认为汉代的“五铢钱”是中原内地经济进入云南（及贵州）地区后传入的，云贵地区两汉时期出土五铢钱的地方和梁堆墓的分布大体一致，使用货币之地应是城邑或交通线上的聚落点。
考察梁堆墓和“五铢钱”的分布主线是从今四川宜宾开始，沿今天的滇黔交界区域南至曲靖；再从曲靖向西，一支沿南盘江到经呈贡到达昆明，一支走寻甸、嵩明汇至滇池区域；再由滇池往西、经楚雄、姚安、祥云抵达洱海。洱海以北的岷江流域及从大理往西的滕冲一带也都发现了梁堆墓与“五铢钱”。从另一方面讲，货币的流传路线或过程，无疑也是汉王朝及其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因素的传达浸染过程。这一过程从某个方面看，也是古“僰”人的一种大致迁移路线，它随着中原内地力量的进入而伸缩移动。这一线路同时也是现今有白族分布的带状区域。
四、局部“主流化”的开始与贵州高原的先民
周秦时期西南地区民族大体分属于越、濮、羌三种系统。到汉时这三个庞大族群逐渐复杂。这一时期，“羌”（“昆明”、“巂”等）族群主要是在滇西、滇西北，大面积地在云贵活动的群体是僰、越、濮族群，其中僰族群主要位于滇中至贵州中西部之间区域。东周时代古“蜀”出兵西境并“雄长僚、僰”亦表明僰人等群体的分布状态已有相当规模，僰、越、濮亦先后建立了诸如滇、夜郎和黔滇桂交界处的句町、漏卧等“国”，严格说来它们应为相对的人口集中点或说大聚居区。
虽然司马迁在记录中概括了当时西南区域民族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服饰等外部特征，但要将当时人们的风俗情况与现代民族具体挂钩是困难的。在2000年中，在云贵这一复杂的区域内，地理环境是经济方式与文化风俗的决定性条件，漫长的时光跨度里，在民族种类众多、移动交往频繁、相互影响持续不断的云贵地区，随着民族文化相互影响、汉化程度、自然地理及政治影响，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时常都面临着转化与变异的可能。
按《史记》所述“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此为今滇西—横断山区域。很形象化的游牧状态。像后来的藏族的生产方式。这应属广义的羌族群但不一定就是具体的“羌”。到晋唐时代，滇西一带的游牧族群“昆明”逐渐发展起来，与后来的南诏、大理、乌蛮等“概念”有相当关系。当然在后来这一族群同样也应该是一个混合体，它包括羌族群、僰人、越人，也可能包括了古蜀灭亡后从蜀地退出的古蜀族群零散部分，后来则融入了大量的汉族群体。在特定的“云贵”史地时空里，各群体的不同原因不同程度的“混合”是必然的。
“滇”并不大，其众数万人，从考古呈现出的文化多样性特征也可见“滇”是一个多族综合体，“僰”人为“滇”的主体居民。它主要位于今云南中部，毗连或包括了今贵州的西南部分。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一般认为是指今乌蒙地区，史学家马曜曾指出“靡莫”即是“僰”的轻读音。古代乌蒙地区应曾是联结西南三省的关键、也是内地与西南内部联系的重要门户。贵州汉代以前的考古文化亦多集中于今黔西一线，从司马迁的记载看，似乎今贵州中部和东部显得空白，可以理解为其时这些区域并未在政治经济上引起注意。其时东部贵州分为二，北属“巴”和“黔中”，中、西及南的部分多属于“牂牁”，西部贵州的北部则多属于“犍为”，黔西南地区则与云南连体。
《史记》所载的“夜郎”可能在今黔西南与滇东交界处。《汉书·西南夷传》曾载：“汉成帝（刘骜）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句町”为今滇黔桂交界区域，“漏卧”为今黔西南与云南曲靖交界区域，夜郎其时并不可能跨越中间可能的“国家”去与句町、漏卧战争，夜郎与它们相互毗连，大约夜郎应在云贵毗邻地带偏南（即如果将今昆明—贵阳间拉一水平线，它应是线之南）。此前《史记》未提及“句町”“漏卧”，原因应该有二，要么100余年前的这两个“国家”规模尚小或根本就不存在，另一种可能是它们可能因在相对的南方而未被当时的司马迁“发现”。这也暗示出其时的西南地区部落及君长林立，是为此消彼长的乱世？
西南夷各部在短时间内陆续被“汉诛”，国多灭矣，剽分二方，卒为七郡，从司马史的描述可见西南夷多属部落型联盟组织。似乎可说对西南夷的“收编”，是汉征南越的附带结果。为了拓疆与稳定，维护交通线，汉王朝必须解决云贵地区问题，这一解决，也就等于中断了云贵地区相对自生的、自给自足的状态。或说所谓以“滇”为主要代表的远古云贵本土文化萌芽就此夭折。
夭折的结果也是重新的融合与“主流化”进程的开始。
对于所谓“大西南”地区而言，这种“主流化”或说“中原化”其实早在古蜀灭亡时就开始了，这种“主流化”在汉晋之时曾达到一个高潮。后来在以白族为主体建立之南诏、大理国和土司林立时期则是这种“主流化”的不同程度结果的反映。这种主流化的持续反映也使中古以后的宜宾、昭通、遵义地区土著文化被覆盖或叠压，这三个点恰好是“中原”进入云贵的重要站点和窗口。云贵与巴蜀的区别是，后者主流化更为彻底和提前，而前者由于地理与民族组成的复杂多样，更显相辅相成，汉被夷化与夷被汉化同时进行，也因此步履蹒跚又参差不齐。
云贵的东部和南部与华中和岭南有千丝万缕的牵连，西与北部则多与中国西北、川西有密切联系。这一时期中原内地的作用力主要从北、东北方向进入云贵，越族群主要从云贵的东方、东南方伸入，羌族群则从甘青及川西进入。到西汉时，封建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拓宽，其深入也逐步打乱云贵的各族群的分布情况。东汉后，“濮”进一步分散延伸于云贵各地，“僰”亦随处转移并主要集中在滇中、滇东和黔西；其时最为影响力的当属“越”族群，它的两个分布重心是岭南和云贵，并从云贵的中部偏向南部，与广西、越南相接，这是因为中原族群、羌族群力量的日益增长产生的压力。而越人的绝对数量实在太多，所以相当部分仍然在云贵各地与其他部分犬牙交错分布。羌族群在东汉及之后人口数量与分布面积都日益扩大，当时古中国西部广大地区的各族群受东边中原与中亚大陆人们的挤压，又无法再经蜀地伸入中原，因而插向两个方向，即西北与西南。
这种流动与分布似乎呈“井”形。中间的“口”部分，自东向西约为贵阳—昆明—大理区域，约在春秋战国至东汉期间。这当然只是一个简单的推断。就西南地区而言，属于信史的开始，是战国中期的蜀，接着是西汉初中期的云贵。这种开始也并不是全面的，而是“点”，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宜居地区，它们主要是黔西及曲靖、滇池、昭通、洱海、黔中五个区域，它们相对地人口聚集，自然条件相对较好。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僰”人群体都在这些区域出现和活跃过。这也反映出一个规律，在古代，农业经济、宜居地区、族群呈现与活跃三者相辅相成。
另一个规律是经历与经验的积聚会促成人及群体的某种成熟度。虽然在文化心理上，人们一般都较认同和推崇土生土长、生死都在原地的世居观念，但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历史永远都是一种成长史。一个不断移动、组合和变化中的人们共同体、一个民族，相对而言更有先进和更新的可能。从未或较少移动的人们群体，或长期延续某一经济方式的群体，它受到地理、经济、精神状态和文化视野的限制显然就大得多。
就整个西南地区而言，战国之前情况实际上并不清晰，对于云贵高原的情况，实际上到西汉时也并不完全清晰，司马迁的视线主要集中在云贵高原的中东北部。这并非是说云贵地区的有史以来的人类痕迹就是从秦汉开始的，从考古情况可知在更早时期云贵地区就有人类生存和活动了。
贵州地区在秦汉及之前时期的地下文化的承载与建设者应属于古越人、濮人、僰人——如果将他们合而为一，从理论上看也是可以的，越濮族群在很大程度又可合而为一，如同华夏、荆楚；它主要与今仡佬族、布依族、壮族相关，也与白族、土家族有所关联。
从目前考古情况看，今黔西北—黔西—黔西南一线考古文化的主体创造与参与者应为古越人，从今贵州西部一线考古文化与滇文化的相似性，也能断定上古越人的在西南青铜文化中主要影响力作用，即从理论上可以说古越人是这些古文化遗址的少数民族部分的主人。以此推之，古牂牁、古且兰、古夜郎和古句町诸“国”的主体居民也是他们。其时分布于今滇中—滇东—黔西一带的濮人、僰人群体，应与这些古文化点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光就地下的讯息，要准确地判断今贵州境内的新石器—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应该与何种现代民族直接关联是困难的。它涉及族群迁移、影响力、经济方式和文化演进各方面情况。学者张合荣曾以陶器和石器为切入点，对贵州新石器时代至商周遗存有一种划分：
黔西北牛栏江区，该区文化既受到来自金沙江—川西的氐羌文化系统影响，还具有南方百越文化因素；黔西北—黔中—乌江上游区，该区本地文化因素相对明显，衔接盘江与乌江区域；黔中黔北乌江中游区与乌江下游及长江三峡区域。二者基本相同，属哨棚嘴文化——成都十二桥文化系统。黔东南清水江流域区，该区体现中间地带特征，文化传播与交流方向大致从沅水至清水江，进入都柳江，后到达珠江口。黔西—黔西南盘江区，该区大量接收了珠江流域百越文化因素。从这个划分和相关考古结果看，远古时代贵州仍以越、羌、濮三大族群的活动痕迹为主，影响力主要来自贵州东部、东北部方向，今中国西北方向的羌族群的影响相对微弱。
专家曾将“西南夷”青铜文化按地域可划分为三大板块：贵州中西部盘江流域—川西南安宁河流域—滇中滇池区域；滇西—洱海区域；川西大渡河—青衣江—雅砻江—金沙江流域—岷江上游区域。其中滇西—洱海区域相对有独立性且复杂。从这个划分和相关考古结果看，羌族群的影响仍相对微弱，在贵州中西部盘江流域—川西南安宁河流域—滇中滇池区域这一大区域内，其主体仍主要是越濮族群，也包含了僰族群及蜀、巴文化因素。滇西—洱海区域的独立性与复杂性近年来仍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难题。有许多学者研究指出洱海区域的古文化创建者亦为白族先民。细看上述划分，与古代白族群体有关的，应是一个渐进和必然联系的三角形文化圈：滇西洱海—滇中滇池—黔西盘江—川南安宁河。
西南地区地下文化呈现出的是多元共生的交错关系。按一般的理解，无论大小实际上各文化圈都不可能单纯独立发展的，特别是相邻区域，相互的作用更为必然。就西南地区看，相对成熟的商周时代成都地区“三星堆”文化是一个极点，当它莫名其妙地突然衰落，滇中青铜文化则成为西南地区一个新的极点，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时代大约从战国到两汉时期。云贵地区的青铜文化几乎都在汉时先后进入衰落和中断，这表明了“司马迁”来了，即主文化的介入开始。
五、西南古文化的中断及白族的“诞生”
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有较多自发和原生因素，在青铜时代它则主要分为两个板块，一是滇黔巴蜀和岭南文化两大板块的相互渗透融合的“本土因素”，二是来自中原文化因素的扩张与介入，在后期这种“主流化”因素的介入占据了主导。结果是使西南及岭南的本土文化萌芽被中断，原始民族文化解体和被改造更新。
战国时期是考古上的“滇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其时“蜀文化”突然中断，这可能体现了西南地区青铜文化在内部的一种转移，其路线一度经过黔西—滇中区域。“滇文化”的发展过程并不长久，到西汉末东汉初情况突变，具有“滇文化”特征的器物、墓葬等基本绝迹，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所谓“滇国”已然不再。
导致这一发生的外因是两汉王朝力量的进入。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军入滇，“滇”地被汉朝置为益州郡，滇王同时被赐“王印”，这种封赐是荣誉称号，正如川西南的“笮侯”、川南黔西北的“僰侯”、滇东黔西“夜郎王”、滇黔桂的“句町侯”一样。此后关于“滇王”的记载就再看不着了。也就是说，当“滇”的原主人被封建中央封王赐印的同时，滇王、滇文化以及滇国就等于消亡了。夜郎国的沉没情况大致也是这样。
由此当后代学人的视线集中于对滇国、夜郎国文化的挖掘研讨时——其重心其实无意中已偏向了呈现于汉史记载的“滇”或“夜郎”文化，它们实际上已非原生文化，而是在特定地理与历史环境中，明显带有主流背景的复合型地方文化或主流文化的地方性枝节了。正如秦灭巴蜀后，古蜀国文化就渐被秦汉文化融合。巴、楚由于处在“中国的”腹部，这种融合的步伐更快，也更彻底。
由此也体现了文化的整合与淘汰过程。西南地区重要的铜石时期至汉时代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可能的古代“交通线”上，或说它们本身就是交通的产物或证据，这种“交通线”，本身也就是文化传播的一个通道。地方文化与中原内地文化的整合传播先是沿着这些交通线产生反应，而后向线外的相对落后区域散开，这造成落后区域反而相对持久地保存了发达地区消失了的文化迹象，同时这种保存又经过想象性的加工和整合。也就是说，结束表明可能的开始，中断意味着重新的整合。
这种结束与中断，使古代白族先民群体在连续的、独立的进程中跌宕起伏，随时随地或隐或显，在兼容并包中向前演进。白族先民为主体建立的“滇”国、“僰”国和参与建立的夜郎国在周秦及汉代先后消逝，但只是群体政治上层力量不再，其子民重新分散组合，又成为晋唐和宋代之“爨”“南诏”“大理”及“牂牁诸蛮”的群众基础。
西南古文化的消散，等于新整合的开始，开始难免有破坏作用。张增祺等曾认为“僰”人从川黔滇大批地向滇中集中，造成了滇文化的迅速衰落。这种变化是浪打浪的过程。“僰”人的移动，又因来自当时华中江汉地区的人群压力，古“僰”人的由北向南—自东向西的大致迁移路线，似乎也体现出中原内地力量的进入西南的大体方向——它先是在云贵高原的北部、东北部掀开两扇窗口。
中原或说主流文化因素的介入与浸染，逐步地改变了西南及岭南古地方文化的自发进程，且使之质变，并渐渐变成了复合型面貌。像秦以前岭南社会状态仍较原始，“农业”多是“刀耕火种”和“火耕水耨”，生产水平较低，以对自然环境依赖度较高的狩猎和渔业为主，经秦时南越国时期和西汉时期的经营，岭南青铜制造有明显进步，农牧业和贸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则依赖着由中原内地传入的相对先进的铁制农具、生产技术和马牛羊等牲畜。而作为毗连的地块，云南的青铜文化总体水平及丰富程度要高出右邻，也高于岭南。考古意义的“滇文化”在西汉之前的遗址中地方或民族色彩的因素是明显的，从西汉中晚期以后，主流化或说中原化情况就开始突出了，简言之，如果说考古意义上的云贵古文化遗址是以陶和青铜为主，那么到东汉时，它们已被内地的“铁器文化”覆盖或取代。岭南与西南诸多地区都似如此情况。故而，云贵区域的汉晋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严格地讲并不存在太大的意外的结果，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进一步证明期间“中原及内地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的联系情况。这也是到今天为止贵州考古的一种暂时性事实。有时，甚至是专业研究人员也会将今贵州地域内的考古情况与“夜郎”相联系。
西南与岭南古文化的消散是因历史时期中原及内地主文化的介入，这是客观的历史趋势。西南与岭南文化在前期是以移民文化为主，在中古以后，移民与土著文化有了新的结合。原著民族的作用力则是覆盖性的，移民的影响力作用显然是最根本性的。在秦汉时，中央政府通过军屯、民屯、商贸等各种形式向西南和岭南移民，交流程度与效果体现了“当地”汉化或主流化的状态。
就目前的考古结果看，还将持续于贵州史界的“夜郎文化”概念有太多的空白，欠缺足够的独立与连续性，云南古文化相对特别些，这是因它似一个坐标原点的缘故。它是古代西北、江南和东南亚文化交流的一个汇集处，这是其形成并多样化的基本条件，而后汉文化进入并成为最破坏性又最创造力的新的因素，本土文化渊源被打破。同时来自西北、江南、岭南和东南亚的文化因素仍在持续，所以西南地区在秦汉之后的地方或民族文化实际上已是“主流化”倾向并又含有诸多复杂元素的、持续变化的地方性文化。从进步的需要看主流化必然和自然，从保持文化的差异性需要看，这种满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治者的大同需要的融化，无疑又存在着诸多遗憾。随着主流化程度的推进，广东渐渐不是“少数民族地区”了，“夜郎”“湘西”渐渐成为一种人文概念，远古的“巴蜀”后来多成为了文化想像与回味意思的传说与神话范畴。
西南山地对于中原、巴蜀岭南及东南亚都更像是一个过渡带，是民族与人口的移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桥梁。在古代，“山地”地理的特殊作用使西南地区民族的迁徙与交往非常频繁，又非常零乱割裂。从上古时期的羌僰濮越及之后的苗瑶族群的流动分布、融合消长情况和生产生活方式等不难看出，民族群的“大杂居、小聚居”很名副其实，一个同源的族群因此会分化为诸多民族共同体，不同源的族群在相对的史地时空中又可能融合为一体，这也是中国南方与北方民族演进的一大不同。
“移民文化”对于岭南、西南最为关键和重要，其在云贵又可分层次。这是一种可以想象的链子，事实上对于“郡县官府”而言，它的主要功能并不是文化的普及推动，这是不现实的（当然后期有的地区也出现了办学教育和对当地民俗行为的行政干涉）。这个事情的完成者主要是移民自身的民间行为。进入云贵的中原式移民文化，对于中原而言它可能不算主流或有可创新元素的，它在原地属于大众性文化范畴，但它进入云贵后则至少可成为一个时期的主流；也就是说，移民文化进入后，其实真正推动当地文化“汉化”的，是大众性文化的力量。这种过程是公然又潜移默化，后种形式的作用实际上更有力。
反过来，内因与外因的作用是相互的，移民文化处于一个新的异地环境中，自然也会受后者的影响制约。中原内地移民也难免要被云贵化或夷化。这一过程中政治的介入是必然的。所以东汉后，“南中大姓”的出现也就自然而然，大家利益均沾、利益一致，既然汉唐王朝都可以与匈奴吐蕃“和亲”，西南地方上的汉移民富豪与当地民族的权势阶层也可通过不断的婚姻往来“亲上加亲”。这是古代云贵区域的人们共同体形成的地方特色，即“汉化”与“夷化”同在，夷不夷汉不汉、既夷又汉、非夷非汉。换言之，这时“移民文化”与“当地文化”已整合成了新的结果。
白族的形成过程则很形象地体现了这种结果。它是一个不断胀缩的“雪球”，即“僰”族群由川西南进入今滇黔，并在不同时段、不同程度地与西北面的羌、东北面的濮、东及南面的越族群有所关系。在云南地区它主要吸纳了中原移民和古羌系统的部分如“昆明”人、“叟”人等群体，在中古时期之后的今贵州地区，它主要吸纳中原移民和滇黔交界区域内的濮、越系统的零散部分如“龙家”“南京人”等。
光是这种融汇并不够，关键是从量变到质变：一是周秦时的“滇”国集团，它初步使白族先民的部分聚合并形成了一个核心；但随着秦汉王朝势力的介入使其文化产生了变异，在本土化与主流化之间不断起伏；二是唐朝时南诏的建立，推进了白族群体的形成；三是大理政权的建立。南诏的影响力是军事与政治的，大理的影响是文化的，后者对白族的凝聚实际上更有影响力和持久性。三个阶段均辐射及包含了贵州中西部区域。
细看这三个阶段的产生，可以注意到，对主流化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动吸纳，使白族先民群体在西南地区相对先进性，这又使它相对更加倾向于主流化。特别是大理时期，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程度极其发达，异常出彩。即说早期白族的形成体现出一种奇怪的进程：它依赖特定地域，但又有主动吸收先进文化的特性，这使得它在进步中，也在不断的分化组合中，最终形成有着多源复合特征。这一包容性特征，其实也是包括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形成的明显特征。
在“大理国”之后的元明清时代，白族、布依族等云贵高原古族群的区域影响力有了转折性变化，这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所以，从现在来看与“僰人”有关的事情与地方，比如“宜宾”，甚感恍若隔世。
六、西南半壁古戎州：宜宾
从周秦到两汉时代，“僰”人在川滇黔地区的移动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全部一下子就集中到位。紧挨滇东北及与贵州毕节市、威宁县地理相连的四川宜宾（僰道）是其另一个集中分布或过渡区域。
位于川南的宜宾、泸州地区自古是人类栖息之地，进入新世纪以来，川南地区向家坝库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文物数量多且种类丰富，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为研究金沙江流域和成都平原、峡江地区的史前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材料。其中新石器时期遗迹距今计4700～5000年，秦汉时期遗存出土器物具有明显的巴蜀文化特征，可证明该区域为古蜀地人群南迁路线上的重要据点。同时，在秦汉时期墓地中还出土了带有明显楚文化和西北石棺葬文化特征的器物，在战国晚期—西汉早期这一时段内，该地区同时受到峡江地区和岷江上游两种文化的影响。按史载，这一时期也正是古蜀国与古巴国朽落和被秦国攻灭之时，如果联系文献记载有关古“僰人”在宜宾的情况，至少在战国末期到西汉初，“僰人”沿大渡河及岷江南下、或沿嘉陵江南下，与自东向西的来自江汉地区及长江中游区域的楚族群、濮族群有所交接。
《史记·西南夷列传》描述西南夷时曾有分类：“耕田有邑聚”即定居农耕的“夜郎”“滇”等，“随畜迁徙”即游牧的“昆明”等，“或土著或移徙”即半农半牧的“笮”等。比较而言，当时滇中至黔中和滇黔桂三省交界处发展情况相对好些。这除了地理自然条件外，也与它们沿交通线有关。在司马迁看来，“滇”在“西南夷”中较受器重，表明以僰人为主体的“滇国”之地理位置重要，其当时的社会经济状态，即其商业、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已有一定水平。《水经·江水注》引《地理风俗记》说：“僰于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也表明僰人的文化程度在当时诸夷中较突出，众所周知，文化的情况往往是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相应，所以尤中认为其时广泛分布川黔滇地区的“僰族”“是秦、汉之际‘西南夷’各民族群体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一个民族。”（《云南民族史》）
僰人重农擅耕多见于史载。段渝曾研究指出蜀地稻作农业应是由“僰”人传播促进的，它们创制了“枸酱”，创建了僰名“千倾池”的灌溉工程，可相对看到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虽然在司马迁时期曾是川南主体居民的“僰”人已因“汉民多渐斥徙之”，虽然风云变幻沧海桑田（如今宜宾地区已少有白族存在）虽然如今“宜宾”已非昔日的“西南半壁古戎州”，但对这座江城来说，“僰”之影迹依稀仍是其一种遥远的背景。历史，本是文化影响与传统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酿酒三千年，僰人开先河！僰人，白酒的创始人。古僰窖酒？中国最古老的酒！中国白酒第一文化品牌！“古僰窖”酒有天、地、仁、和、福五个系列产品……‘古僰窖’酒传承3000多年前古僰人的酿酒秘方，以优质糯高粱、小麦、糯米、玉米、大米等，经库存老熟而成”，这是今四川彭州的一则酒产品广告语。在历史时期的行政建制上，彭州地区与古代云贵的关系紧密。虽然可以理解为善农业的“古僰人”有善于饮食的可能，不过，这近3000年前的秘方如何传下呢？而数千年过去了，虽然这一地区的现在与远古时的“僰人”已相隔遥远，但因它曾是古“僰人”故地，“僰”至今仍是“宜宾”及黔北区域主要历史标题和人文印象，除僰人之枸酱被誉为茅台、五粮液酒源头外，最为著名者当属“僰人悬棺”。
“僰”族群在宜宾地区建立的所谓“僰侯国”之“国”，在某种程度上与“滇”“蜀”“夜郎”类似。远古时代的“国”比“邦”的范畴还小。在周秦时，特别是在中原地区之外的“邦”“国”，狭义地看其实更多是一片或一个中心部落，其实际力量与影响力量相辅相成，并时有变化；当时的城与国，相对地看不如说是人口集中点恰当些。在当时的国与国之间、城与城之间，尚有无所谓归属的若干大小不一的民族群落，更有更多的荒野之地，即所谓古蜀、古巴国与古夜郎国之类都不能与现在的地理及行政情况等同。不能因“蜀国”属于今日成都平原，就认为它就完全等于“成都平原”这个如今看来地理面积甚大的概念；并且在当时，人口数量本身就很局限，主要呈块状（宜农宜居地块）、线状（沿河流或交通线）分布。
在西汉，据《汉书·地理志》统计，当时四川大、小凉山地区人口约为54000人；在东汉时期，今西南三省交界区域设犍为属国都尉统治，包括朱提（昭通）、堂狼（东川、会泽）、南广（今镇雄）、汉阳（今贵州威宁、水城）等从犍为郡的统治下独立出来，人口有汉户7938，口37187（《续汉书·郡国志》犍国属国及注引），相当于今日中国的一个乡镇人口数。据统计位于今甘肃的当时“敦煌郡”人口为1万人。而整个犍为郡也不过7万人，这还是统治者费了大力移民的结果。由于生态环境的限制等原因，其时类似“国”“邦”“邑”的人口聚居区一般不会有太多人口。
故而虽然林超民先生认为“僰侯国”区域与后来的犍为郡大体一致：东到江阳（今泸州）接巴郡，西至南安（乐山）接越嶲，北达武阳（今彭山）与蜀相望，南抵堂狼（今巧家、东川）与滇相接，（林超民，《僰人的族属与迁徙》，见《思想战线》1982.05）我倒以为这种分布态势并不是固定式的。而从关于“僰”的文献看，在先秦时期的“僰”族群人口数量甚大，但可能因分布面较广而并不具有太可观的战争力量。
1963年，在昭通地区发现了晋时“大姓”霍承嗣壁画墓，据方国瑜考证霍氏即是汉武帝时代以后进入西南地区屯田做买卖的“豪民”人群之一。该壁画中披毡、赤足、头部斜挽“天菩萨”髻者与近代凉山地区的民族服饰风俗相同，从此亦可见在晋时“乌蛮”族群有相当数量分布于此并为“大姓”的附属群落。至唐时，该地区已遍布被称为“生蛮”的乌蛮众部落（汉文献往往以经济社会文化的程度命名“生熟”）仍很落后，其情况是“男则发髻，女则散发，见人无礼节跪拜，三译四译乃与华通。……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蛮书》）由此又可看出，至少在东汉晚期至晋时，“僰”人似乎在这一区域开始隐没，其时它的主要部分已转入滇中和黔中，在今西南三省交界处的部分“僰”人则主流化、或隐入其他民族群体、或相对沉默地散布原地而少现于史册。
公元1573年，明军曾对居于“叙南”即宜宾南部山区“负隅称乱，历三百余年”的“都掌蛮”进行残酷的征剿，“克寨六十余处，擒酋首……拓地四百余里，得诸葛铜鼓九十三面”（明《万历实录》）。明代的“都掌蛮”是否古“僰人”后裔，就目前所拥有的材料而言，无法准确判断。“铜鼓”是越人的代表性器物，可见都掌蛮应与古越人、古濮人有密切关系，或是后来从贵州区域北延伸入川南的越族群系统中的一支，可能与今布依族或仡佬族先民关系更近。
在今宜宾一些地方倒是以民间方式留存了“僰”之印迹，但它应该已是多种文化附加的一种人文堆积了。在宜宾区域一个叫白沙湾小镇有一“僰侯庙”存在，该庙甚小，始建年代不详，重建于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其门楹联云：“随周武伐殷商以还，受侯封而世袭；看龙山与凤首并峙，蔚僰道之人文”。而今，宜宾市筠连县、兴文县仍有农历九月初九“僰人赛神节”，祭石祖、接天水、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僰乡猪儿粑”制作工艺，兴文建武僰道木台铁桩戏、僰人赛神节等则被命名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得到保护。
假定司马迁或秦汉势力不进入西南区域，那么古滇国、夜郎国，甚至是僰国之“人文”应该还可以在某种可能的自然状态下有一定变化或发展。显然，这些偶然而随意地分布于当时西南内地的邦国，包括蜀、巴都相对弱势，以至于秦汉军队一进入，基本上就迎降、赐“王印”，“国”再不“国”。而这些似乎还是因为地理位置，“僰”“巴”“蜀”恰好处在中原与西部、西南部地区的前沿地带，它处于古中原力量向西南推进的必经之途。客观而言，这些棋子出现是自然的，其作用有大小，但最终都难免要被时间之手换掉。
七、昭通
与古“僰道”（宜宾）毗连的“朱提”（乌蒙山区域）是“僰”族群之又一个曾经的中心地。今滇东北昭通、东川，黔西北威宁、毕节、赫章、水城等和川西南部分地区大约从西汉建元六年到唐朝代天宝间谓为“朱提”。“提”读音为“师”，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认为：“盖本少数民族译音，故无定字。”亦可读成“蜀”“叟”等音。这有些像“濮、僰、卜、白、蕃”可通读。“朱提”属汉犍为郡之南部，蜀汉时分置朱提郡。“朱提”与“僰”人的关系在东汉时已被认识，《说文解字》中“僰”是犍为蛮夷（西南三省交界区域）。在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立的“牂牁郡”曾包括今昭通地区，任乃强指出晋初至蜀汉时牂牁郡“犹跨有今贵州全省及云南东北部地面。”（《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滇东北黔西北山水相连自古一体，如今分布乌蒙山两面的分属两省的语言风俗仍是大同。
《华阳国志·南中志》朱提郡说：“本犍为南部，孝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属县四。建武后省为犍为属国（东汉，公元108年）。至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邓方为都尉，先主因易名太守。属县五，户八千”；“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似乎可见“朱提”的地位逐渐有了提升。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情况是息息相关的，西南三省毗邻区域的“僰”是农业群体，主要居住在宜于农耕的平坝谷地，“僰”人杜宇当了蜀王并在蜀“教民务农”，按时间推断为商末及西周时期，“足见西周以前僰人农业已有相当水平。巴蜀的稻作农业，即由僰人传播而入”（段渝）。到三国时期，西南三省毗邻区域亦曾有“僰人”用以溉田种稻用的千顷池和龙池。
《蜀王本纪》叙述：“（鱼凫）后有一男子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于郫。”这种貌似离奇的内容在古代较常见，上古政治神话爱将“朝代”的先祖身世描述得精灵古怪。当然它又并非完全空穴来风。按今对蜀王世系的研究，杜宇约为商末之人，这似可说至少在商周时代，今川南滇东北地区已有“僰”人分布，联系前述之陕西安康“史密簋”内容，还可推测出商周时“僰”人广泛分布在今整个蜀境。由此看，关于“僰”人即“蜀国”主体族民或二者同一的研究亦有道理。至周时“僰”人渐分散和南移至长江上游两岸。
这里的“杜宇”从天而堕，虽有神话夸张因素，但为何偏偏要选在“朱提”这个地方呢？“杜宇”既为朱提的僰人，用今天的话讲也是为什么一个云南人或贵州人能跑到成都去当“蜀王”呢？假定说僰人创建了古蜀，春秋后蜀被秦灭，僰人退到今川西，成为“岷山杂落”，或说僰人参与创建甚至当了蜀王？这估计也是让古今蜀人不太情愿的事？所以到了东晋时的《华阳国志·蜀志》就来了个英雄不问出处了，改为：“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在这里，强调的是这位传说的蜀王只是“朱提”地区的“僰”人的女婿了。
古“蜀”与古“僰”部族或方国毗邻，发生关系是为必然，为什么《蜀王本纪》会有蜀王杜宇是来自朱提（滇东北、黔西北和川南区域）的“僰”人之说呢，可以有三种解释，一是关于“僰”人对古“蜀国”有相当的作用与影响。二是这种记载，类似古中原春秋时期“华夷之辨”的诸子特别是孔孟观点，即是不管你是什么民族，只要是杰出人才和英雄，只要对这个“国家”的发展出力和有过作用，你仍然是英才。类似的例子是“禹”，史载“他”出自西羌而非“中原”土产，但治水有功，所以他就成了“大禹”。治水服务大众便可成大家共同敬仰的偶像，擅于农耕也是对大众有益，僰人“杜宇”这一概念的呈现原因大约如此。三是在记述这一史实时，古“蜀国”已不存在了，“僰”人也退居到滇东北、黔西北和川南区域了；这似乎透示出“僰”人曾是古“蜀国”主体？
既为西南，山水相连，各族自然要联系往来，不过就“蜀”与“僰”的关系却是颇为怪异。有作为古蜀领袖之一的杜宇出自“僰”族群的说法，亦有汉时蜀商贩卖失去人身自由的“僰僮”的传闻，后刘复生教授又研究认为古蜀第三代“领袖”鱼凫与“僰”人也很有渊源，他认为“僰”族群之“杜宇”部攻入成都平原推翻“鱼凫”，建立了繁盛的古“蜀国”，时值蜀地的青铜时代的发达期。而到古蜀的开明时期，另个领袖“保子”帝则对“僰”人开始使用武力，“雄长僚僰”。这种怪异不能不让人感想于古人类群体间的联系的错综复杂，正如源于羌族群与夏、夷及狄族群与商、戎族群与周的关系——因为生命、生存和生活等本能的需要，古人类的和平与冲突是持续的，并不以区域与血统为限制，随时都可以剑拔弩张。
多年潜心研究西南民族史地的著名史家任乃强则认为，“僰”人并非原住西南三省交界处，而是源自今重庆沿江一带迁移至西的濮人。其后逐步发展到一定规模。他还认为“僰侯”为古蜀的开明王朝所封，在古中原的战国时期，蜀被秦灭，蜀太子也被诛，但成书于3世纪末的《交州外域记》曾载有“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因称为安阳王”，此“蜀王子”应为被封为“僰侯”的蜀王子或“僰侯”之子，此子带3万蜀军迁至今越南与中国交界一带，还与后来的南越国王赵佗交上了火。这可为一说。
所谓“僰”人为“夷中最仁者”，这几乎也是所有农业民族应具有的文化性格，相对于游牧及其他经济方式的农耕经济状态也深刻地塑造着“僰”人，于是《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朱提郡）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这体现了古代农业文化的巨大包容、融化和文化创造力，同时也反映了滇东北、黔西北、川南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中原（政治经济文化）向西南的前沿地带。所以作为白族先民的僰族在陆续迁入今西部贵州一带、沿金沙江南移入滇中、滇西后，在云贵高原的历史舞台开始了新一轮发展。从当时的自然地理选择、来自内地的政治和人口压力等方面可看到，这种选择其实也是必然。
虽然“僰”人是秦汉唐时期云贵及川西地区分布较广的族群之一，但当来自中原内地及江南区域向云贵一批批移动的其他族群的人口压力之下，它的主体分布亦有变化，并随自然环境而选择。两汉以后，“僰”人主要集中在洱海及滇中、滇东及黔西、黔中，这两地均为云贵地区自然条件相对良好的宜耕区域。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僰”人群体开始了新的整合，以今滇东北——黔西北区域为根据地，主要向西、南方向逐步漫延开来。这种蔓延的面积与速度又与中原内地的作用力有关，如果来自中原方向的压力加大，这种蔓延就会加快。自晋开始，“僰”人群体的发展进入到西南地区著名的“爨（ｃｕàｎ）”时代。
第四节爨时代
一、川滇黔之僰人扩散
滇东北黔西北区域的新石器文化与滇中滇池、川西雅安相似，方国瑜认为这与以“僰道”为中心分布的“僰”人散布有关。（《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阚勇亦认为滇东北区域的考古文化的主人应与战国初年沿岷江南下迁入滇东北的“僰”人有关。金沙江与雅砻江交汇地区，即云南宁蒗、永善、四川盐源、盐边县都曾发现与四川凉山老龙头墓葬相同的西汉时期的器物，从理论上，“僰”人在今西南三省交界区域存在过相当时期，反映在考古文化中的相似亦属必然。
战国时期的川西地区的“僰”人大部已向南、向东移动，如此史载的宜宾“僰”人当是滇东北黔西北“僰”人的北向延伸，但目前还无法找到宜宾地区考古方面的有关结果。另一种可能的猜想是，“僰”人自滇东北区域向宜宾和黔西北移动，应该受到了向西蔓延的楚、巴和越族群的阻挡，而后者则又是受到了来自古中原的压力。在战国及秦时期，沿长江西进的楚巴力量因介入了中原和秦的因素，综合力度自然较大，这样“僰”人自然得沿今滇黔交界一线由北向南、向西移动。
“僰”人在公元前后开始迁出以宜宾为中心的西南三省交界区域，方向主要是滇中及贵州中西部地区。其迁移方式之一是民间式迁移，所谓“汉民多渐斥徙之”。另外的方式则是被动的即“官方”力量促使的迁移。一般认为正是王莽的“平僰”行动，使川黔交界处区域的“僰”人悉数移出。公元14年，益州郡发生“僰”人反汉的暴动，自滇池至滇东北、川南和黔西地区“僰”人响应，后遭到残酷镇压，战后曾将滇中胜休县改为“胜僰县”，表明公元前后“僰”人有相当数量人口居住这一片区。此外还有调“僰”征滇。《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公元42年）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入滇中滇西镇压“昆明”族。《汉书·西南夷列传》曾载公元前86年，益州郡“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后三岁，姑缯、叶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郡兵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明年，复遣军正王增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并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战争五年，斩首五万，这似乎只是历史进程中屡见不鲜的“小结果”之一。不过对“滇”而言，问题就大了，这种长时间的战争，无疑大伤了“滇国”地区的元气，加快了其衰落。刘小兵指出，至西汉晚期“滇”人已经融合到汉人当中了，同时也有部分“滇”人向东南方向迁徙。这个东南方向大约是今滇黔桂交界区域，亦属后来的“爨”区。
东周、秦汉时云贵地区“僰”人的数量相对已多，它的影响力自然也相对绵绵。史学家何兹全认为直到三国时期在宜宾西南即今滇东北黔西北地区仍然住有不少“僰”人，汉武帝时，开“僰道”通益州郡味县（今云南曲靖）的道路，其附近和峨山、石屏、建水等县及滇西的楚雄“僰”人也不少。但主要集中在滇池周围。综合看，汉晋时期，“僰”人的主要集中地一是滇中滇池地区，另一则是毗连今黔西的滇东曲靖、桂西北一带区域，即后来的“西爨白蛮”（“爨”区）的根据地，亦即后来白族先民的直接源地之一。
“僰”人群体内部的分化在秦汉时代就一直在进行中，这种分化对于任何民族群体都必然和正常的。这期间“僰”族奴隶主阶层与朝廷命官勾结，大肆积累财富，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加深。这种分化的结果其实也形成了后来“爨氏”大姓能崛起的某种基础。公元42年，以滇池为中心的“昆明诸种反叛”（《后汉书》），这次起义后遍及云南大部地区，“因为益州郡内的奴隶主都是僰族……起义的奴隶和村社农民们杀了许多僰族奴隶主”（《云南民族史》）及与之勾结的汉族官吏，其时益州郡守繁盛率军与起义者战争，后败退到朱提（昭通）。次年，东汉王朝集合广汉郡、蜀郡、犍为郡兵反击。公元45年，汉王朝军队从滇东北昭通一直打到滇西保山，各族起义被扑灭。类似大面积的起义在公元118年和公元176年又先后发生，而在后一次起义中，益州太守雍陟被擒，起义军力量一度颇强，以至于朝廷内部产生了放弃益州的建议。后朝廷调用渝鄂湘交界地区的另一支少数民族“板楯蛮”队伍来协助才击败这次起义。
战后，统治者会在政策上施以“渐以仁恩”，同时加大中原与内地向战后地区移民的力度，这样“僰”族上层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汉文化影响进一步加大。对此尤中先生有一个较科学的推断，他指出从文献角度看，东汉后滇王的活动逐渐不再，代之的是“大姓”，一些“僰”族奴隶主及其他民族上层亦逐渐转化为大封建主性质的“大姓”。可见从西北及川中大量而持续迁移涌入云南及贵州西部地区后的“僰”人一度推进了当地奴隶社会的发展，但到东汉末，又迅速衰落下去。从云南与贵州西部地区的西汉—东汉墓葬尤其是“梁堆墓”的出土文物可以考证出，汉移民文化一度成为主导，土著民族文化在两汉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的强势冲击和压力下，多种文化间的关系发生了交接，前者迅速衰落并被替代。以汉移民、官吏为主的包括地方民族酋长、夷帅、君长的大家族势力开始成为云贵历史的影响和引领者。他们实际把握了区域内经济利益、政治和社会文化财富和方向，为了维护这种特权，他们又需要与封建王朝保持特殊关系，同时各个势力相互间又需要相对的平衡关系。滇黔交界区域的“爨”氏及贵州境内的“牂牁诸蛮”之谢氏、赵氏等“大姓”正是这种平衡的“产物”。元明时代颇具地方特色的西南土司阶层实则也是这种中央与地方政治相对和暂时平衡的结果。
关于迁移，或“僰”人的迁移，或被迁移，意味着群体自身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包括了中央的统治方面。与北方平原和大草原形势不同，南方族群受地理限制，使得南方民族多以各自为阵的群落形式存在，而两汉的政策参照了秦制，其主要形式是“监管”式的民族区域自治。国家设置郡、县，宏观上保障国策的行使，同时又按照各族现实情况，任命各族大小部落的酋长、君长为王、侯、邑等。诸如蜀王、夜郎王、僰侯、笮侯、漏卧侯、邛都王称谓意义皆如此。可说他们是各族群中的贵族或剥削阶级。投降派，抑或是“审时度势”的各族早期“政治家”，亦是本族群的“英雄人物”。
汉及后来的蜀汉王朝对西南地区经营的目的主要是保有疆土，维持稳定秩序。经济发展方面采取的措施便多让利于民。如汉时主要实行“初郡无赋”的宽松政策，“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西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汉书·食实货志》）。而“无赋税”也因其时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和发展状况的低下。在当时，甚至各郡县吏卒的给养和车马等这类行政办公开支都要由旁郡供给。
于是加强开发是为必要，也产生了一些良好结果。如西汉益州太守文齐造陂地，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犍为南部昭通地区成为重要产稻区，在今四川西昌、云南呈贡、大理、西部贵州一线的兴义、安顺、威宁等地都出土了汉代的陂池、水田模型。在农业之外，这一时期牧业、矿业、手工业和交通都得到了发展，在此基础上自然促进了商业贸易及文化交流。公元84~86年（东汉元和年间），益州太守王追“政化尤异……始兴学校，渐迁其俗”。1901年，在昭通发现的《孟孝琚碑》记载东汉中期朱提（昭通）僰族孟孝琚12岁即“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东汉末贵州牂牁郡人尹珍“自以为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城始有学焉”，尹珍后被美称为“西南大儒”，官至荆州刺史。
商业贸易的作用是非常大也非常复杂。随着中原内地移民的进入及其资产阶层的雄起，区域文化与政局也相应有了变化，“僰”人的扩散也使以“僰”族为统治基础的“爨”氏“大姓”得到发展，以“爨”氏“大姓”为代表的“南中大姓”的势力逐步凸现并深深影响了西南历史进程。
二、南中大姓
“南中”主要指今云南大部、贵州中西部及四川西南金沙江沿岸区域。“大姓”即世袭大家族。其“大”主要指经济及基础上的政治领导作用。从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既与地方政府关系特殊和密切，政治上有所特权，子裔也时常晋升为官，又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军事上可以领有“部曲”即掌握有私人武装，部曲以当地民族群众为主体，也包括少量从中原内地移入的弱势个体。部曲同时具有家奴和农奴的身份，对“大姓”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所以大姓犹如雄踞一方的大地主、大家长。
汉晋时期西南本土各族君长日显强大，或称为夷王、夷帅、叟帅等，他们与中原移民“大姓”和地方官员亦有特殊关系，这使得“大姓”这一概念更加复杂，其源流也就更加笼统，有汉化的夷族君长，有夷化的汉移民富豪，还有资产雄厚的地方官员。越到后来，其身份越来越在转化中复杂。“大姓”的这种情况在岭南地区亦有存在。南朝时期岭南地区的俚僚和乌浒等越族群体亦逐渐形成了具有政治军事联盟性质的“村”或“洞”形式的大部落，其首领称为“酋豪”“洞主”或“豪帅”，有相当的权势和号召力，并且这些首领还经常获得封建王朝授予的官职爵位。
“大姓”至少从西汉末便开始了孕育。三国时南中地区作为蜀汉的大后方不仅支撑了蜀国的“军资”，甚至南中“大姓”的武装也是蜀军的构成部分，在诸葛亮后来的军事行动中，有不少就是来自云贵民族的“劲卒”。可见云贵之支撑对蜀汉发展之重要。西南“南中大姓”的影响力甚至波及朝廷，如滇中雍闿意欲割据并策划夷帅反蜀，使蜀汉后院起火，最后导致了诸葛亮出兵南中。公元3世纪初，南中大姓雍闿、孟获等投靠了江南孙吴政权，越嶲叟帅高定元、牂牁郡丞朱褒也自据一方，“南中诸郡，并皆叛乱”，诸葛亮不得不先“安内”。公元225年，诸葛亮兵分三路，分别进军今牂牁（贵州中西部）、建宁（云南曲靖）和越嶲（四川西昌），这实是相连的一整个地区。“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了南中后，诸葛亮采取了积极一些措施，加强了统治，“南人不复反矣。”
措施中，一个主要内容是沿袭先朝的“以夷制夷”策略，这就需要依赖云贵本土的“大姓”与“夷帅”，封建中央的认可与肯定实质上促进了“南中大姓”的发展，使之成了区域内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综合体，并有了特殊的军事及文化霸权。即封建中央的主旨是使云贵区域的汉移民“大姓”能成为统治南中的有效辅佐，但由于云贵特殊的环境和“大姓”自身的需要，反而使“大姓”与“夷帅”——移民与原住民力量的强强联合，也促进了群体间的互相融合。事实上，这种双向选择的融汇随着中原移民进入西南区域之时便同步开始，秦灭蜀后，曾移关中及中原人口到蜀地充实之，西汉中期朝廷开始以武力开拓西南夷，在南中设郡，屯军驻守，亦徙民充实之。这些来自中原和关中内地的移民在南中经过西汉中期到东汉初期的经营后，通过农耕、仕途和商业形成了实力较大的豪富家族。
移民的优势是生产技术，部分还含带着先进的工具及其他经济资源；僰人、越人等土著群体的优势是劳动人力资源；二者均需要依靠有实力的地主、商贾和土著民族头领，军屯的官员则随着经济实力的发展使自己在地方上的政治力量日益增长，“南中大姓”于是羽翼渐丰，渐成规模。可见，西汉对中央王朝对当地各民族首领如滇王、夜郎王之类的赐封以及“募豪民田南夷”政策的实施，客观上成为了“大姓”产生的萌芽，东汉时它进一步发展，三国时诸葛亮的安抚政策更导致了“夷汉合一”的“大姓”的壮大，其后随着西晋中原政局的动乱和东晋时对西南地区的失策与失控，西南地区大大小小的“夷帅”“大姓”林立，民族纠纷混乱而严重。自南北朝和隋期，“大姓”地理相连，相互关系，盘踞一方，又与内地的王朝保持表面的关系。
汉晋南中地区的“大姓”，主要有焦、雍、娄、爨、孟、赵、谢、杨等。从汉晋至唐时期，牂牁郡即今贵州黔西北、黔西、黔中和黔西南地区大姓较重要的主要有龙、傅、尹、董、谢及杨、赵、莫等，其中“龙氏”主要在今贵州清镇—平坝县区域延伸向黔西南，“谢氏”主要是在今贵州安顺—贵阳区域一带延伸向黔北。这一区域除中原移民外多为僰人、越人、濮人群众杂居。后“谢氏”势力大增，其在今贵州相当于“爨氏”在今云南地区，引领“牂牁”，即贵州大部地区也是几个世纪。
从影响力来说，对西南地区最有实质影响的“大姓”当属与贵州中西部“谢氏”毗邻的滇东黔西的“爨氏”，后者力量以滇东为中心，辐射今川滇黔桂多地。“爨氏”“谢氏”地理毗连，有所关系，它们在西南起主导作用的时期，是中国白族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段和群众基础奠定时期。“大姓又与居住地区的土著居民僰人建立密切联系，文化上亦深受僰人影响”（方铁）。“由于南中大姓居住在土著民族占优势的地区，因此大姓有趋于‘夷化’的倾向”，“南北朝以后，则所有的大姓及其部曲都融合成了‘白蛮’（白族）”（尤中）。
两晋时期，虽亦承袭诸葛亮之法，任用“大姓”和民族首领即“夷帅”为郡守县统治者，但政策相对强硬，加上朝廷派遣官员的腐败、残暴、挑拨和行政方式不当，屡屡导致了云贵地区社会矛盾并产生了程度不一的民族冲突及地方统治阶层与中央的冲突。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了北方，即所谓“八王之乱”及“五胡乱华”。在这种南北均乱的时期，实际上自东晋和南朝时云贵的“战国”局面已失去了控制，各“大姓”势力加强割据，并不断展开争夺兼并，最终是“爨”氏“大姓”一枝独秀，实际上控制了从贵州西部到滇西的“南中”地区，到“南北朝时期，由于今云贵地区与内地的政治关系相当松弛，大姓融合僰人形成新的民族群体白蛮，白蛮基本上占据了云贵一带的农业地区”（方铁）。
秦汉以来主要居住在云贵平坦地带的僰人，在不断吸收外来汉族人口和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情况下，于南北朝时形成新的民族群体白蛮。南北朝时滇东白蛮的实际统治者是“爨氏”大姓，因此这一地区的白蛮又称为“爨氏白蛮”。白蛮的经济文化的水平比僰人时期显然要高。“白蛮（白族）是更高层次上的本地民族，其中最活跃和最先进的部分，当由汉族移民的后裔嬗变而来。南北朝后半期白蛮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大姓和其他汉族移民已彻底消失，事实上在白蛮形成之后，大姓的传人和影响通过新的形式，在云贵地区继续发挥核心的作用”（《云南民族史》）。
唐朝时，在贵州地区各地设立州县，并以当地酋长首领为州刺史，这种自治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秦汉时，封建王朝对西南的辖治多采用派遣方式，两汉时，在西南相对稳定的巴、蜀、广汉、犍为、越巂、牂牁、益州、永昌8郡各地任职的太守，其籍贯来源多来自四川北东部和中原，任用本地人的情况非常少；这一“北人治南”、分区推进的政策在晋唐时不得不产生变化，因中央王朝对南部边疆地区的控制常感鞭长莫及，加之朝廷命官们也多不愿到僻远的南疆去，封建王朝遂实行就地选官任用的制度。据《资治通鉴》载唐朝在“桂、广、交、黔”等地都普遍实行了这一制度。这一制度弊端不少，一是选官放低了选拔条件，二是选用本土籍官员，易造成地方官吏的腐败及其与地方官吏、镇将和民族首领的结合，形成复杂的地方势力。但这一制度又为在民族地区占支配地位的少数民族融合外来的汉族人口创造了政治经济条件。“明清以前，西南边疆地区的白蛮（白族）及其核心大姓发展很快，与大姓易结合地方官吏和镇将有关；其两者的顺利结合，实际上是汉族移民落籍当地的一种方式”（方铁）。
中原内地移民的进入，自然促进了云贵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这也是个“汉夷互化”的过程，其程度与深度又是随地理背景、民族流动因素而变化起伏的。到晋时，越系统、苗瑶系统和氐羌系统的民族群体交错分布活动于云贵地区，经过隋唐这一古代中国民族大融合时期，云贵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一些起主导作用的民族群如壮族、白族、布依族等的先民集团大量吸收了其他民族以及迁入的中原人口。这一时期的白族先民（白蛮）分属各大姓广泛分布云贵各地，如洱海地区的西洱河蛮，其首领多姓杨，如大理—楚雄—川西南之间“松外诸蛮”等其首领多为杨、赵、李、董氏等。在滇中—滇东—黔西一带则是爨氏“白蛮”的控制区，延伸到贵州中南部的以“谢氏”“赵氏”为主的“牂牁诸蛮”控制区。
唐宋时，南诏国和大理国以洱海区域为中心发展起来，其统治的500余年间是白族先民群体即“白蛮”空前发展壮大时段。唐时，白蛮与汉族融合的层面相当广泛，“南北朝以来的白蛮，其分布范围包括唐宋时滇东爨氏白蛮和滇西白蛮的居住区在内，其地望也与秦汉时期僰人的分布基本相同”（方铁）。由于南诏政治经济的一定程度发展及需要，其以战争和掳掠形式大量地从黔北、蜀巴地区和唐内地吸收人口，这与秦汉时的政策性移民有所不同，不过其影响和作用却大抵相同，即南诏的主动式吸收人口实际上也吸收了来自内地的劳动力和经济文化的先进因素，提高了白蛮族群的素质，促进了“南诏”区域的综合发展，也为后期的“大理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以至于在宋代，即便大理与宋王朝间关系平淡，大理文化总体上仍趋于内地化并有很高水平，云南及贵州西部的人们以种种方式进入中原内地的情况亦屡见不鲜。
“大姓”的呈现，表明云贵地区力量的地方化，即以白族、布依族和壮族等先民集团为代表的西南世居民族已具备很强的包容力和融合力，中原内地移民势力已不可能独立存在。而“大姓”的发展，则又表明了云贵地区原住民族以新的方式持续倾向“主流化”的过程。
三、闭门天子，开门节度
“南中大姓”对西南地区最有影响的当属爨氏。以至于诸多学者将“爨文化”视为与“青铜文化”“南诏大理文化”同等重要的云南民族历史文化演进过程中的三大阶段之一。其影响力也直接涉及到了今贵州、广西等地（明代以前今“贵州”中西部在行政上多属“云南”）。由于“大姓”的兴起之时正是中原内地分裂战乱层出之际，以今滇东为根据地的“爨氏”世袭南中区域的郡守及刺史等职，实际上逐渐控制西南大部，雄霸“南中”数个世纪。爨氏家族所居中心地区主要是今滇东，涉及今云南曲靖—昆明地带和黔西南—黔中一带自然条件相对良好的区域。南北朝时爨氏最为鼎盛，曾有“闭门天子，开门节度”之称。这种情况直到唐时“南诏”出现才终止。
以“爨”为姓似是奇怪，“爨”的本意大约与西南地区越族群标志性器物之一的“铜鼓”相当，原指盛炊器。爨氏究竟是夷化后的中原移民，还是主流化后的夷人的问题，其解答似乎均在于汉文献。诸多史家多认为滇东黔西一带的“爨氏”、黔中黔西“牂牁诸蛮”的“谢氏”均应属土著。两汉时期正是主流文化广泛扩张之际，夷人主流化特别是夷人上层在意识上中原化的情况不难想象，少数民族酋长后来通常有对祖先来历虚构成中原地区、或改汉名、习中原礼俗等。而“夷帅”与“大姓”之间亦“姻亲”方式等加强关系，故而孰夷孰汉、孰主流化孰地方化更是莫从分辨，后如大理国时期的云贵一些“大姓”及本为“土酋”的贵阳“谢氏”均如此类。在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上层均有“主流化”倾向，如北魏之鲜卑王族贵族将其为族源归为“华夏”，匈奴人刘渊自称“汉室之孙”，建国亦称“汉”，氐族的苻氏、吕氏称自己为汉人之后，匈奴宇文氏称自己为炎帝神农之后，等等。这些说法原因复杂，有政治需要也有对主文化的趋同意识使然。
南北朝时爨氏控制范围相对广大，东限达今贵州东部黄平县以西的贵州中部地区，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独步南境”，“宁州，镇建宁郡，本益州南中（云贵地区）……道远土瘠，蛮夷众多，齐民（汉人）甚少。诸爨氏强族，恃远擅命……”（《南齐书·州郡志》）；“……南宁州，汉世柯之地，近代已来，分置兴古、云南、建宁、朱提四郡。……晋太始七年，以益州旷远，分置宁州。……土民爨瓚遂窃据一方，国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隋书·梁睿列传》）。这正所谓山高皇帝远了。在爨氏统治的中心滇中、曲靖二区域之外，对云贵各地如原牂牁郡（滇东及贵州中西部）、朱提郡（滇东北黔西北一带）、原兴古郡（越南北部一带）、云南郡（大理、楚雄一带）大小不等的白族封建主及其他大姓，爨氏则以东晋“宁州刺史”的旗号“任命”他们，立于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的“爨龙颜碑”上，就刻有“仓曹参军牂牁谢国子”“仓曹参军朱提李融之”等职名。
这一时期，爨氏各代领导者虽对来自内地王朝的各种封赐仍然接受，却只是表面上的应酬。由此推测，这种一方霸主的姿态，估计是最让无奈的地方官感觉压抑的事。公元6世纪中期，时任北周政权的益州总管梁睿就曾向北周大丞相提议要收拾爨氏，以解决“南中”地方势力，但大丞相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为由未采纳。
这位大丞相就是后来隋朝开国皇帝杨坚。隋朝建立（公元589年）后立即展开对云贵爨区的经营。先是在爨氏主营的南宁州之外设置西宁州（川南）、恭州及协州（黔西北滇东北）、牂牁（贵州中西部），形成合围态势。公元590年隋逼使爨氏上层代表人物降服，随后在南宁州设置总管府，驻军曲靖。不久爨氏集团起兵反抗，将隋军赶出曲靖。公元597年、598年，隋先后派史万岁等率兵由“僰道”进入西南讨伐，平定爨区。爨氏的壮大本是以“僰”人群体为主体，其发展态势也是沿“僰道”拓展，而隋军的路线，主要依靠的恰好是作为西南地区交通主线的“僰道”。这两次军事打击，重创了爨氏势力。但“爨氏”依然是中原王朝又忌又需的西南最大的地方势力。
在唐初，西部边境的明显压力是吐蕃的发展，“爨区”相对平静。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在“爨区”设置南宁州，后又改为南宁州都督府，都督为爨归王。后南宁州又改名郎州，唐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复置南宁州都督府，属戎州都督府，领有25个羁縻州。开元二十一年，爨部分裂，至天宝末年爨部被南诏攻取之时，南宁州都督府仅剩下南宁州（今云南沾益）、盘州（今贵州兴义—普安）、麻州（今云南寻甸）、威州（今云南宜良）等14个羁縻州，地含今云南富源、嵩明、石林、弥勒、开远、蒙自、石屏、元阳等地。唐初至开元年间，南宁州都督府地域多属于东爨南部即南盘江流域。
自此，西南地区又被内地的封建王朝统辖，但其实只不过是爨氏势力被分散了，并且这种分散使得云贵各地的部落势力失去了以前归统于爨氏的情况，变得各部群聚族而居，依山靠林，自行独立，相互纷争。
爨氏统治西南的时期，也是僰族群体与汉晋时期迁入的汉移民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共同体即“白蛮”的时期。这种融合当然是有前提的，僰人分布区与爨氏地盘重叠，这是二者关系深刻的一个必然条件，同时爨氏的雄霸南中，实际上割裂了西南地区汉族移民与中原内地的联系，促使了进入西南地区的早期汉移民与土著的融合。这种融合自然主要是发生在作为其时在西南地区占主导地位和分布较广的原僰人群体中。
从先秦至汉晋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不同原因迁入云贵的内地移民，当他们迁入后也就等于进入到了一个与原来环境悬殊的新时空，像汉移民迁入云贵即表明了与中原内地拉开了地理距离，而云贵地区的汉移民社会显然与中原内地的汉民社会情况相异，也就是说云贵的移民群体即便是汉族群体，实际上逐步也会不同于的中原汉群体并逐渐拉开差距，文化、语言、生活选择甚至是政治环境造成了内地与边地的汉民差距会越来越大，这使移民面临被“夷化”或说“地方化”的可能。从理论上讲，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是后期迁入的汉民也会视先期进入的汉民为夷人。从“大姓”的情况也能看到古代云贵地区的人们实质是“汉夷一体化”的，而“西爨白蛮”“爨僰”“牂牁诸蛮”之类出自汉文献的概念，则表明了古白族群体行进中的整合态势。
唐天宝年间，统治者曾3次对南诏用兵，损失近二十万众。这些人大部分当了南诏的俘虏，成了“白蛮”的组成部分，南诏后来又几次进攻西川，“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这数万名汉族子女、技工也成了“白蛮”的组成部分。这种强行的融合起到了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同时也使民族的成分与聚合状态更为芜杂。
至少在开元年间，南宁州地区已基本形成十字形交通格局，北方向即自南宁州北经曲州至戎州之石门道，西经昆州抵南诏之滇池道，南经今弥勒通安南之滇越东道，东经盘州入牂牁、黔州之滇黔道。石门道自戎州（今宜宾市），经今盐津、大关、昭通、威宁、宣威等县至南宁州。相沿至清。东方向即“滇黔道”，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之《黔中牂牁诸道》一节认为，牂牁黔中古道“由今昆明向东微北经曲靖、贵阳至涪陵”，唐后期以“拓东城”为起点，在唐前期仍以南宁州为起点。“滇黔道”在唐时鲜见于载，但显然它主要经过当时贵州高原之“西赵”“南谢”等“牂牁诸蛮”区域。
魏晋至唐时云贵地区“大姓”多分布在交通沿线和自然条件相对良好的地带，其他区域则仍多属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地区并有原始社会残余。“大姓”一方面相对内地民族而言形成了新的民族集合群和割据势力，一方面又不断因自身的发展加大与以中原民族为主的其他民族的融汇度。唐以后，由于中原及内地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无力经营，而使一些西南民族在唐以后得到相对的发展，至少到唐初，云贵地区发展最为快速的仍是白族。因爨氏势力的作用，云贵地区在晋唐时期的大小不等的各个“大姓”几乎都成了从滇东到滇西的“白蛮”中的“大姓”，也成了如今云贵高原白族群体中人口较多的姓氏，如“赵”“张”“杨”“谢”“李”“段”等。
在今滇东陆良县有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爨龙颜碑”，建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距今为1541年。其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碑文追溯了“爨氏”家族的历史及爨龙颜事迹。碑文大意说：爨氏祖先最早为颛顼，战国为郢楚，汉为班固，至汉末“采邑于爨”，以为姓。这个碑文已然很有“主流化”攀附倾向了。“爨龙颜碑”里曾提到宁州（曲靖）爨氏统辖范围的“东西二境”，东境则包括牂牁（贵州中西部）和朱提（滇东北及黔西北）。虽然白族因为“爨氏”的影响力也被称为爨蛮或爨族，显然爨地居民不止一族，爨人是指其为爨地居民中的主体民族，所以称滇东和黔西为爨，类似古中原泛称的西羌、北狄。具体的爨氏家族控制的中心区域则谓“西爨”。故张增祺亦认为，汉晋时期西南地区的僰人主要分布在曲靖至滇池区域，即唐时的“西爨白蛮”，亦即后来白族的先民。张先生所说甚确。“西爨”的早期根据地应该在滇中以东至黔西。易谋远认为西爨地区约为今云南曲靖、昆明以西，洱海以东，北抵金沙江，南至建水县。东爨地区约为今云南昭通、东川、寻甸以东至滇黔桂交界，北至四川凉山东部。尤中则指出，爨氏范围应包括滇西楚雄、大理和滇中滇池周围地带和黔西，经隋朝两次军事打击后，爨氏统治区域收缩到原建宁、晋宁一带；但至唐代，云南大部及贵州西部大多数地区仍属白蛮实际控制，在滇东北与黔西北部分地区，则是白蛮与乌蛮交错杂居。在滇西，据唐《蛮书》载（大理）：“本河东州也……大族王、杨、李、赵四姓，皆白蛮也。”而像滇西地区的西洱河的白蛮又“自云本皆华人。其所异者，以十二月为岁首”，这表明了汉晋时期进入滇西的中原内地移民与僰人的融汇程度。
南北朝时期从滇南、滇中、金沙江沿线、曲靖到黔西、黔中一带均属广义的爨氏区域，其动态随中央王朝的稳定及其对云贵的控制情况而变化，也随着爨氏本身和其他大姓的力量的起伏而变化。随着“爨分东西”后，爨区大量“白蛮”人口被迁出，整个云贵区域内的族群分布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方国瑜指出，从东晋咸和八年晋失控于“南中”，自此到蒙古宪宗五年的900多年间，滇中西爨地区受外来力量的影响甚大，原有的经济文化遭到了破坏。而云贵高原东限区域的“东爨”较少受到外力控制，这为后来“东爨乌蛮37部”在元明时代的黔西地区发展奠定了基础。
爨分东西二种有一个过程，“爨氏”的发展是渐分为东西二部，表面上是爨区各部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民族融合有差异，也有爨氏家族内部的分裂，更因隋朝对爨氏战争打击等原因。总的看，“西爨”主要分布在今安顺—曲靖—昆明—大理这一自然条件相对良好的区域，与贵州地区的“牂牁诸蛮”范围有所交错。
如果换位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亦能理解爨分东西的必然：“爨氏”区域以白族先民为主体，但包含了诸多民族群体，各群体间经济文化发展情况不相一致，并且“爨氏”这种地方“大姓”式的政治也并非严格和成熟的封建政权形式，它的特权最初是内地的封建王朝“给予”，借助这种特权它能在特定的“地方”范围内迅速发展，但这种壮大与拓展又始终具有有强烈的封建性和封闭性，这就使它有些“周天子”性质，而当各个部落式的诸侯也不同程度地壮大时，爨分为东西二部就是必然了。这种分化，使演进中的白族先民进一步成熟起来。
第五节作为白族先民主体之一的“爨氏”
唐《蛮书》载：“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西爨为白族之先民已成共识。马曜、王叔武等认为滇僰、叟、爨是不同时代对于同一族体的不同称谓，是今天白族先民的主体。史载东西二爨在语言文化、经济生活、服饰方面迥然不同，故方国瑜指出乌蛮、白蛮并非自称，是以文化程度区别而定而非任意取名。
李绍明认为西爨白蛮系滇东僰人迁往滇池区域后形成的，洱海区域的白蛮与滇池区域的白蛮同属一族。洱海区域的白蛮源于汉代南迁的僰族，其中有大量汉族融入。其后人在唐朝被称为松外蛮或西洱河蛮。尤中也认为，僰族中的大部分在吸收了汉族文化和汉族人口的情况下，在南北朝以后至唐朝初年间形成了白蛮。南北朝时期的白蛮基本上全部在爨氏的统治区域范围之内，分为东西二境，东境除今云南省区域外，还包括了今黔西—黔中和黔西北、桂西—桂西南及越南北部等；西境包括楚雄、大理、姚安、大姚、泸水、永平、巍山等。
当代关于“爨”的若干争论，顾炎武早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就大略概括了：“……其称爨者，从其古长之姓耳。滇初有白国王，则夷为白，又其后有爨王，则为爨”。即“爨”的意味在云贵地区相当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先进部分或主流化部分，而这一部分的主体主要是白族先民集团（僰族及白蛮）担当。故凌纯声在《唐朝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文中也认为，爨是一个多民族的集合，白蛮分布地域分为西爨白蛮（滇东黔西）、河东白蛮（大理洱海以东）、西洱河蛮（滇西）、邛部白蛮（川滇黔交界区域）4个分布区域。但“西爨白蛮”由于爨氏“大姓”的突出而几成为白族先民的泛指性概念。
隋唐及五代十国时期，西南地区正是民族混合、融合和呈现雏形的主要时段。西爨白蛮在隋唐时广为分布于云贵区域，从滇西洱海到今黔西北、黔中都有分布。擅于农耕的白蛮经济较发达，并要承担赋役，史界多以为这似是它后来被南诏强行迁走的一个主要原因。“南诏”取代“爨氏”后，据载曾移滇池、滇东曲靖地区20万“白蛮”到滇西永昌澜沧江两岸地带如巍山、景东、永平等处。强迁的结果是作为白族先民主体部分的西爨白蛮在滇东黔西一带的人口数量及影响力多转移到了滇西洱海区域。自此，古代云南地区以滇东曲靖地区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情况被滇西大理地区取代。段氏大理国之后，大理又被昆明取代。
爨氏力量的消失原因是综合的，有内部的分化，也有隋王朝对爨氏集团的两次打击原因，但其影响仍然。所以唐朝利用南诏控制洱海地区和阻碍吐蕃对滇西北地区渗入后，便及时又调头过来对付滇东黔西的爨区稳定问题。当时的情况是，爨氏的中心虽然限制于滇中、曲靖地区，但没了领头羊的“南中”地区更为混乱，各爨氏及白蛮系统的封建主们自行割据，相互对立，这样连当时的封建中央王朝的力量也很难真正地深入其中。为了改变这种散乱的局面，唐朝曾欲再开“僰道”，即修建一条从川南宜宾到今越南河内的“步头路”，此路按计划将贯穿整个爨区，有利于对云贵民族地区的行政控制。此路的南北之中点定为“安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一计划当然不会让爨区的头领们乐于接受。于是，公元745年，诸爨封建领主们一起发动了反抗，杀掉了安宁筑城使，并毁掉了安宁城。后唐朝命滇西的“云南王”皮罗阁镇压。
这样，在唐朝的支持下，经南诏的强力攻打，雄踞南中数百年的爨氏上层集团遭到毁灭性歼击。此后，相对落后的东爨乌蛮群体则退居山地，向南向北，沿西部贵州一线得到自行发展的机会，同时“西爨白蛮”的零散部分亦散居滇东黔西原地。但滇东黔西仍有相当的白蛮力量。段氏思平初建大理国时，就曾得到了统治今云南建水的爨氏后裔爨判的支持。南诏强迁20万西爨白蛮到滇西时，执行这一行动的主力也是滇西白蛮贵族，因而迁移更是填充壮大了原滇西白蛮贵族在滇西的力量。同时，滇中与滇东白蛮仍有相当可观的力量，从南诏到大理国时期，镇守昆明的都是白蛮贵族，到元、明时期，滇中的昆明地区、滇东的曲靖地区、滇东北镇雄、今贵州盘县、六枝、威宁、安顺等地区亦多有白族聚居区，因此20万西爨白蛮西迁保山、洱海之事，应针对滇东一带的白蛮统治阶层即贵族、亲兵及其家属，对于多数平民按理也没有迁移的必要和可能。
因为迁移，滇东平坝区土地资源相对空余起来，同一区域内“散居林谷”的“乌蛮”部分便从山区进入坝区对其进行农耕经营。“这就形成以后直到元朝时期，云南东部的平坝区除白族之外，也有一部分‘乌蛮罗罗’。”但山区仍然是“乌蛮罗罗”的主要聚居区。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说曲靖府“郡中夷汉杂处，列屋于府、卫、州、县之近者，大抵多汉、僰武人。”这一地区的汉人应是明初以后迁入的，“僰”人当时应为土著，并且多围绕和靠近城镇聚居。显然后来滇东黔西白族人口骤减的一个因素是城市化，或说汉化。
也就是说汉晋至南北朝时期，白族（爨时期）主要集中在滇中—滇东—黔西区域，那么在唐朝（南诏时期），白族在这些区域通过大量吸收汉族的经济、文化等，使自己的民族更进一步发展起来。尤中在所著《云南民族史》中亦指出，从汉晋至唐宋这一历史时期，云南及贵州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实际上仍以白族为代表。其周边区域如谢氏、赵氏等“牂牁诸蛮”自然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