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一个字的出现：僰
作为白族的主要先民群体的古“僰”人早有文献记载。
《史记·西南夷列传》云：“……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童、髦牛，从此巴蜀殷富。”《正义》注“僰”为“今益州南，戎州（今四川宜宾）北临大江，古僰国”。
《汉书·地理志》曰：“僰道（今四川宜宾），（王）莽曰僰治。”应劭注：“故僰侯国也。”
《路史·国名记》曰：“僰，僰侯国，今戎之僰道……”
《辞源》曰：“僰，古代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名。”
《中华大字典》曰：“僰，犍为（今川黔滇交界区域之威宁、昭通等地）蛮夷也。”
自周秦时代始，“僰人”群体主要从秦川下行，沿青衣江南、岷江中下游并漫延至今四川、云南中东部、贵州中西部，不断处于因时势等原因导致的古人群的分化组合中，其名称也时隐时现。对于漫漫无边的时光，“僰”是一个偶然出现的字，也是一个在历史、地理和人文记载中若隐若现的符号，而它的动态、下落与沉淀，则成了西南及贵州古代时空的必然参照。
一般认为，“僰”字最早出现于儒家经典之《礼记·王制》：“……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
作为中国古代重要典章制度书籍之一和儒家思想经典的《礼记》内容涉及战国至秦汉，《礼记·王制》的成文年代，史界多认为作于汉文帝时期（公元前2世纪）。《礼记》作者多人，注者也多。最重要的是东汉山东郑玄（公元127～200年）之注，其为《礼记》作注解释的过程中也补充了较多文外材料。“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郑玄注解为：“棘当为僰，僰之言逼，使之逼寄于夷戎”，后来诸多学者均把这“郑注”之“僰”当做后来出现在《史记》中的作为古代民族“僰”人，认为它出自西部中国古代“氐羌”族群。学者们不仅将《礼记》中“僰”理解为后来秦汉时的“僰”族群体，认为它出自西部中国古代“氐羌”族群，还认为“棘”字当属于最早见于文献的“僰”字。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1986年，在陕西安康发现了西周中期周孝王时（约公元前9世纪）的“史密簋（ｇｕǐ）”，其铭文为：“……隹（唯）十又一月，王令（命）师俗、史密曰：“东征。”敆南尸（夷）肤虎会杞尸（夷）、舟尸（夷）雚不折，广伐东或（国）齐（师）、族土、述（遂）人，乃执啚（鄙）寡亚。师俗（率）齐（师）、述（遂）人左，□伐长必，史密右，（率）族人、厘白（莱伯）、僰，周伐长必，只（获）百人，（敢扬）天子休，用乍（作朕）文考乙白（伯尊簋），子子孙孙（其）永宝。”
清华大学李学勤对铭文进行了考释：“惟十又二月，王令师俗、史密曰：‘东征’。会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歡，不惁，广伐东国，齐师、族徒、遂人乃执鄙宽亚。师俗率齐师、遂人左〔周〕伐长必；史密右率族人、厘伯、僰、夷周伐长必，获百人，对扬天子休，用作朕文考乙伯尊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李学勤，《史密簋铭所记西周重要史事考》，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02）
“僰”在这里已明确有部族或方国含意。较早出现的“僰”字还不只就此一例。“师袁簋”亦有记载，“今余肇令女率齐师、其（杞）、厘（莱）、僰，殿左右虎臣，征淮尸（夷）”。此外西周金文中亦曾出现过“牙僰”，复旦大学刘钊教授曾对其有考释。1992年，在山西南部晋侯墓地出土铜器中亦发现了“僰马”字样，经认定其为晋侯名号，时代约在公元前7世纪即春秋时期。由此看，且不说《礼记》中的棘字是否僰字，就“僰”字而言，也不是始见于《礼记·王制》。其实“西方曰棘”之意应为发配到（中原的）西方。
从考古可见，商周时便出现了“僰”字，并明显指涉“族类”。从地理上推断，上述两簋中的“僰”位置与“周”毗邻。“周”的地域大体是从今山西汾水—陕西泾渭流域。“周”与“夏”集团都属于广义的西方游牧集团，它更多时候被归为“羌”。从地理上看，“僰”也属于“羌”远古这一庞大游牧民族，它们都位于古“中国”的西方，这首先只是一个方位性质的概念。
“僰”字既然早有，西方曰“棘”就很难专指“僰”了。2003年，在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陆续发现周人刻辞卜甲骨，卜辞中出现了“繁”“蜀”“微”“僰”等字；据学界考证“繁”为今四川新繁；“蜀”与“微”都见于《周书·牧誓》，即曾参与周武王（公元前11世纪左右）伐纣的方国。如此看，“繁”与“蜀”“微”“僰”都应为周初时周的方国或部落。
“僰”的地位最初约应在今陕南及川鄂交界区域，即汉水中上游地区。《吕氏春秋·恃君览》载有“……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其足迹在东周时期应已在川西地区出现。从西周到秦汉，“僰”并不常见于史载，这似在表明它作为其时众多“方国”或部族联盟之一并不突出，往往只能是在遇到诸如战争、兼并等重大事项时才可能呈现；或更表明它已在复杂的时局里处在动态的转移过程中。
到汉时，《史记》中曾多次提到“僰”，《司马相如列传》说：“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这表明了它的数量相对众多及其位置与分布的变化，也说明其主体大致从今陕鄂川交界地带转移到了今川西、南以及滇东北、黔西北一带，即广义的沿金沙江地区。按史载“僰”人的核心部分曾集中在今四川宜宾，并有过一个停留与发展时期，宜宾因此曾谓“故僰国”。
作为中国现代白族的远古先民主源的“僰”人，在时光中若隐若现迄今已逾3000年，对它的寻找亦经过了历代学者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努力。有研究者认为“僰人”的出现主要记录在汉以及汉以前，在魏晋时期似乎突然中断了。其实“僰”人也并未完全在魏晋文献记录中中断，它从川南、滇东北、黔西北南下，呈三个方向掩映于滇中—滇西的“滇”、滇东—黔西的“爨氏”、黔中—黔西—黔南的“牂牁诸蛮”群体中。前二者后来以“白蛮”为统称，包容了氐羌族群及中原内地移民，后者以“龙家”为概称，是僰、越、濮部分的融汇体。
由于上述《礼记·王制》的影响，后来人们多认为“僰”为“羌之别种”，其实“羌”只是上古时代中国西部民族群的一种笼统的泛称，同样居于古代中原西部的“僰”从称呼上也就难免被联系在了一起。在《史记》中，关于羌的记载时常也是与其他名称并列的，如：“接月氏、氐羌”，“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南越宾服，羌僰入献，南瓯入降”，“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等。“羌僰”在当时的联称，则表明“僰”人在当地和当时的某种“突出”，即古白族群体并不一定源于“羌”，但在一个大的地理范围内属于“羌”这一综合概念，它是被笼统归为古中原西部的“人类”而已。在古代西南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迁移与交往、生产生活等条件下，古代白族先民群体在初期应该主要与西部民族群体有所融汇，如属于广义的“羌”族群的“昆明”部分等，在后期则主要来自中原内地的移民和华中江南的濮、越族群相融合。
第二节秦通僰道
一、从昆明大观楼与贵阳甲秀楼长联说起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芒芒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苯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昆明大观楼联
五百年稳占鳌矶，独撑天宇，让我一层更上，茫茫眼界拓开。看东枕衡湘，西襟滇诏，南屏粤峤，北带巴衢；迢速关河，喜雄跨两游，支持那中原半壁。却好把猪拱箐扫，乌撒碉隳，鸡讲营编，龙番险扼，劳劳缔造，装构成笙歌闾，锦绣山川。漫云竹壤偏荒，难与神州争胜概。
数千仞高凌牛渡，永镇边隅，问谁双柱重镌，滚滚惊涛挽住。忆秦通棘道，汉置戕河，唐靖且兰，宋封罗甸；凄迷风雨，叹名流几辈，销磨了旧迹千秋。到不如成月唤狮冈，霞餐象岭，岗披凤峪，雾袭螺峰，款款登临，领略这金碧亭台，画图烟景。恍觉蓬州咫尺，频呼仙侣话游踪。
——贵阳甲秀楼联
此二楼可谓现今西南地区中心城市的标志性古建筑。位于昆明滇池畔的大观楼始建于清康熙年间，联文由滇中文人孙髯翁撰写，由清末著名学者赵藩（滇西白族）应当时云贵总督岑毓英（壮族）之请所书并悬挂至今。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甲秀楼位于贵阳南明河畔，联文为清晚期黔中安顺文人刘玉山所撰。两联均为中国著名长联，联文情景交融，既在云贵本土地理情势、历史变迁中渗入几多沉重与怅然，又点击到了云贵时光线索的关键环节，可谓古代云贵时势变迁之浓缩。
两联均记录了白族先民在西南地区的历史身影。
汉习楼船指两千年前汉武帝时为开疆拓土，征南粤，辟西南丝绸之路或说滇僰古道，在长安仿照滇西洱海（一说为滇池）情况挖凿“昆明湖”操练水兵；“昆明”是先秦时西南地区的一个羌系族群，包括了含今白族在内的藏缅语族诸多民族的先民系统。唐标铁柱是指约公元8世纪初唐在滇西的地方官员为纪念征战滇西洱海区域的有功之将而立的铁柱。古代多有铸立金属柱钟以表功德之习。宋挥玉斧是传说宋太祖在地图上以川西南大渡河为界，持桌案上的玉斧对以白族为主体的大理国使者说，以此为界，大理国就不要跨越大渡河再扩张过来，相安无事即可。元跨革囊是指蒙古军经川西南征而下时遇到大理各族军民的顽强抵抗，后以草原民族常作容器用的皮囊充气载人渡过金沙江攻克大理国。
秦通僰道，僰道既指地名，亦指古交通线。作地名是因“僰人”所居，其中心区域约在今川滇黔交界区域。汉置牂牁是指公元前2世纪时期，汉军在征讨岭南后先后攻灭今滇黔桂交界沿线区域的夜郎、且兰等部落集团，设牂牁郡，范围包括当今贵州中西部、广西西北部和云南东部。“牂牁”（ｚāｎɡｋē）名称似比“夜郎”还早，是关于今贵州地区的最早汉文记载，“牂牁”自此也几乎成为古代贵州代称之一。秦汉时的牂牁区域内以古越人、古濮人为主体居民，亦包括一定的古僰人，其后裔群体包括今布依族、仡佬族、白族、土家族等贵州高原世居民族。
僰人即中国白族的远古主源之一。
据史载，“僰人”至少在2000年前就已使用金属器并进入文明社会（新编《贵州省志》）。作为交通线的“僰道”始于先秦，这是现黔地与中原内地交通联系的开始。在秦汉时代，有相当数量的“僰人”居于“僰道”，“僰道”亦成了“僰人”存在的一种坐标和迁移的一种方向性路线，其主要段落从宜宾至曲靖，纵贯今滇东及黔西威宁、水城、赫章一线，包括古“牂牁”西部地区即今贵州中西部。汉以后，以今贵州大部区域为主的牂牁郡面积时有消长，与今滇东区域、桂北及川南毗连交错，关系也错综复杂，亦有大量白族先民“僰人”居住于这一区域。晋唐至赵宋时代，贵州西部一线部分属于南诏及大理国范围，因此也有相当“爨僰”“西爨白蛮”及“龙家”等白族先民群体居于其中。这一时期“僰人”在贵州的分布北起今黔北遵义地区，主体在贵州中西部，“当时的白族大多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平坝、集市和经济文化发达的交通要冲，已发展成为贵州西部地区的先进民族之一。”（新编《贵州省志》）
由以上两联可见，在以中原及江南为主体的东亚大陆主流文化影响大面积普及的明清以前，白族、壮族和布依族先民集团作为中国西南地区三大代表性群体在中国西南区域历史进程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就白族而言，这种主导性体现在白族先民群体对主流文化、各种文化的主动吸收方面，这也是它形成和发展的关键。从南诏、大理等地方政权的建立与发展，从贵州中西部“龙家”“七姓民”和“南京人”等群体的兼容演变可看到，白族的形成过程像一个动态的雪球，在历史时期，在不断的动态中不断变化，时而因吸收（中原及其他民族的先进因素）而膨胀，时而又因吸收“主流文化”（中原及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因素）而自行剥落，融入汉族及其他民族群中。中国白族形成与演进的这一特色，使它像汉族、蒙古族、满族等一样成为多源聚合、异源合流的人们共同体。
中国白族如今主要分布在云南大理、昆明、丽江、楚雄和四川西昌、贵州毕节、安顺、六盘水、湖南桑植、湖北鹤峰等地，这一分布状态有着特定的历史缘由。“贵州省”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单元出现于“中国”的政治版图是在明代，在建“省”之前其区域与今湘、川、滇、桂等犬牙交错，至少在明以前，今贵州大部地区多属云南和四川，界线时有消长。明代以前今贵州中西部仍与“滇东”这一概念时有毗邻重叠。所以在看中古以前的“云南”时，时而也是在看古代的“贵州”。“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史学家徐中舒亦曾云：“我们要明了蜀的历史就必须先明了蜀境周围的历史。”（《巴蜀文化续论》）这也是本书所述内容时常“跨界”的原因。
在今滇东曲靖之富源县与黔西交界处有一胜境驿，是滇黔古驿道及西南丝绸之路东线要隘。《中国名胜大辞典》曾载清末当地知县蒋绍封在此撰联表述滇黔两地人们的关系：“咫尺辨阴晴足见人情真冷暖/滇黔原唇齿何须省界分太明”。就本书主线而言，“云贵高原”山水相通，是各民族同气连枝、分聚离合、此起彼伏、往来联系的特定平台，也是“白族”历史源流一个相对大的地理前提。
虽然“世居”通常是一种带有某种美好意味的概念，但要说一个民族的历史始终固定于一个地方是不可能的。在古代，白族、壮族、布依族之先民族系是滇黔桂毗邻地区起主导作用的三个重要群体，这三个群体的历史情况正是移动的、起伏的，其局部的动态犹如大湖之动感浪波。这也正是它们在西南的影响与活力所在。
下面，让我们逐步把“白族”送回那遥远的时空中。
二、作为白族先民主源之一的“僰人”
1.“僰”在何处？
东晋常璩在其所著《华阳国志·蜀志》里说到古“蜀”国的繁盛时，强调其疆大，其宝众，说到其有“滇、僚、僰、僮、仆六百之富”，这话大约是沿自司马迁《史记》中所言“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司马氏之意，是巴蜀的不少人之所以富有是通过搞走私或民间对外贸易的结果。这里的“僰”的方位较明确，正处于从陕南向西南移动的过程中，在“蜀”（成都平原）之西，其时为公元前5世纪左右，当时的“僰”人大量集中在此。但是在《史记》及其之后的索引及《后汉书》《华阳国志》《水经注》提到的“僰”，已多是一种缅怀式的追述，生活在东晋时期的常璩可能也未亲眼看到“僰”之存在，“僰”人在西汉之前就开始大部称向今黔西、滇中区域了。所以他说：僰道县（今四川宜宾）本有僰人，“汉民多，渐斥徙之”，故谓“古僰国”。
到秦汉时，这一群体已以今川滇黔交界区域为集中地，而且有相当的扩散，即延及今川西地区和西南地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曰：“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司马贞《史记索引》曰：“夜郎、僰中皆西南夷，后以为牂牁、犍为二郡。”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曰：“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集解》引徐广曰“僰”乃“羌之别种”，《后汉书·杜笃列传》则“氐僰”并提，李贤注以为“氐僰”“乃西南夷号”。
《淮南衡山列传》曰：“南越宾服，羌僰入献，南瓯入降。”
《史记·大宛列传》曰：“汉武帝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华阳国志》亦曾载公元前400年左右，蜀兵进今川西南，“雄长僚、僰”。
以上这类简略的概括似表明其时的云贵川之“僰”与广东广西之越、瓯处于一种正三角形并列。其中“夜郎”属牂牁郡，“僰”的主体在夜郎之西的犍为郡。《史记》“索隐”韦昭云“僰属犍为”；犍为郡的设立是汉武帝时代，涉及今四川宜宾、滇东北昭通地区及贵州毕节、遵义地区。由此，可略知“僰”的范围大约从今雅安、西昌、昭通以及今西部贵州一线区域，即从陕南汉中一带转移到了金沙江—乌蒙山区域。联系当时的东亚大陆局势看，这种移动与中原华夏族群或明或暗的西进压力有关。
“僰”群体虽有相当人数，内部发展水平却不一致。《水经注·江水》引《地理风俗记》谓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表明这一群体在当时的中原西部的民族群体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夷中最仁”的这一部分“僰”人，应当也只是“僰”人群体的一部分，或说就是以古宜宾为中心区域的那一部分，所谓最仁，也表明其以经济状态为基础的归化程度和倾向于先进的可能。
《汉书·地理志》犍为郡僰道县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僰侯国”（今宜宾），这个“故”是何时？既然曾设“僰道”，略可推断“僰”族群在西南三省交界处的呈现在秦汉以前。自周始，这一群体开始漫延并略见于史载，其在川东者称为“邛僰”，在川西者称为“羌僰”，在滇中者称为“滇僰”或“蛮僰”，因“贵州”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与地理单元的时间较晚，今黔西黔中区域的僰人应大致归属于滇地，晋唐时滇东黔西僰人主要归为“爨僰”，有时又称为“蛮僰”。
2.“僰”是什么人？
虽然“僰”人被古今史家归为羌族系统，或说关于它与羌氐的关系在老早就被学界锁定，联系前述则又可这样理解：即“僰”人虽然主要活动在西南地区，与氐羌有关，但也不能完全地判断它一定就是具体的羌或氐人。三国时，魏主曹操的军队中有“湟中羌僰”，其“羌”并不实指羌这个民族，它是历史时期主流视角对民族群体“僰”的贬义前缀，潜在意味是地理方位及边缘地区群体。可以说“僰”与“羌”“氐”等有关系又没有关系，如果非要找到关系，那确实就多是地理毗连的原因。地理环境原因本就是民族形成和相互作用的一个关键平台。
时而称“氐僰”时而称“羌僰”，表明僰在“蜀”（成都平原）之西。在文献中时常出现“羌僰”联名的情况，《后汉书·种暠传》也说“僰”为“岷山杂落”之一，斯时，秦汉王朝的北疆为匈奴类，西为氐羌类，名谓多为泛指。说“僰”是“羌之别种”，又可理解为：它与羌不同。《淮南子·齐俗篇》载：“羌、氐、僰、翟，婴儿生皆同声，及其长也，虽重象狄，不能通其言，教俗殊故也。”意思是这几个族群的人在婴幼儿期没什么区别，成年后，语言不同，即便辗转翻译也不能对话。这似说明他们语言、文化习俗的差异明显，也说明他们不同“族”。
“羌、氐、翟（狄）”均为游牧族群，将“僰”列入其中，又表明他们的相似性，相似的一个前提是地理环境或方位。正如在某一前提下福建与贵州均可称为“南方”，二者实际又各自东西。“羌氐”是当时的西部地区族群的泛称，所以与“羌、氐、翟（狄）”等游牧族群地理交错分布的“僰”并不一定是或不一直是游牧群体，从“僰”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看，它属于有一定技术水准的农耕者。由此，除了将一度分布普遍的“僰”人认为是古滇国的直接创建者之外，如今的史学界特别是川黔史家已将“僰”与古蜀、古夜郎的建立与发展相联系，不是没有道理的。
“羌（氐）”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作为古代西部地区族群的泛称原因，主要是来自古中原文化背景里的知识分子的见解。这是在历史地理条件下必然的概括性结果。在明清时代的贵州，各民族经济文化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密切复杂，民族名称的泛指与涵盖程度亦很明显，比如“苗”也谓为“百苗”，一度成为贵州少数民族泛称，一些总人口数十万的县也有“苗族”数种、数十种。故贵州在历史时期的著述甚至是武侠文艺里多概称“苗疆”。
春秋战国及之前，无论是古中原或是其他地区都出现了诸多的人们共同体的“名称”，经过各诸侯的争霸、兼并和融合，经过各部落的冲突与战争或不存在、或只作为地名、或名不副实了。《华阳国志》说，巴“其属有濮、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就名称而言，这些“部族”逐渐归隐于历史长河。因此，“僰”在当时那种大兼并大动荡的时局中，如果说到存在，相对也是幸运的了。
关于“僰”人族属，认为源于羌、越、濮和古中原人的观点都有，前三种族系也正是古代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的人类共同体。两汉的史书等曾提到“滇僰”，到东晋如《华阳国志》时多换作“滇濮”，有人以为这证实了“僰”为濮系民族，但不少专家如赵毅考证指出了《华阳国志》与《史记》没有直接的关系，《华阳国志》关于汉代历史的记载是源于《汉书》甚至是一些地方志书而非《史记》。此为一说。联系西周青铜器铭文关于“僰”的记录及其地理方位，以及《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数次提到在夜郎西边的“僰”，《史记·主父偃列传》载严安给汉武帝上书亦言及西南夷中的“羌僰”，《后汉书·杜笃列传》则以“氐僰”并提等等记载，可见周秦至汉及三国时主要活动在今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僰”人群体有相当的数量，并有相当宽泛的分布活动区间。
在相同的地理前提与人口移动的必然条件下，作为古中原西部庞大族群中的一个部分，至少在东周时期由北向南延伸进入西南地区的“僰”人，在移动过程中不断与周边各族产生关系和相互影响。从“羌僰”“滇僰”“氐僰”等称谓，依稀可见“僰”人与其他群体的接触与融汇，也提示出移动与地理空间的变化。这是白族历史也是中国诸多民族演进过程的规律性特征。后经过南诏和大理时期的“搅拌”，“僰”人群体不断与西南地区各古人类主体如羌、越、濮三大族系有不同程度关联。从晋唐至元明时期，在贵州高原区域，以古“僰”人为群众基础的“西爨白蛮”与“牂牁诸蛮”在相对大同的地理、文化和经济生活背景下进一步联系融汇，其部分子民逐步形成了“龙家”群体，在黔中黔西地区它又与不同原因不同时期聚合形成的其他白族先民子群体，如“爨僰军”“七姓民”“白儿子”“南京人”等在文化（心理）认同的作用力下进行重组，凝聚形成了贵州白族。
3.“僰”去了哪里？
《华阳国志》载古“蜀”曾进军今川西川西南一带，一度“雄长僚僰”，曾是僰人集中地的宜宾地区僰人因“汉民多，渐斥徙之”，即说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僰人主体已逐渐向滇池—滇东—黔中黔西一线地区移动。尤中先生认为自秦于公元前308年~前306年灭了巴蜀设置黔中郡后，此前深入滇境的一支由“庄蹻”率领的楚军便失去了与楚国本土的联系，这些楚人后来便融入到僰族中。显然，相对而言楚国的生产技术有一定先进性，在云南青铜文化三个代表遗址之一的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工具就明显有楚的风格。楚人的融入既促进了云贵地区的民族融合，也促进了滇池地区僰族社会的发展。
秦汉时，“滇”国之西洱海一带及以北区域主要还分布有属于羌族系统的“昆明”族群，在川西凉山地区分布有“叟”族群。作为游牧群体的它们主要居住在山区地带，在相对的地理范围内，各族群间的融汇联系必然是紧密的，这两个族群后来分化成为现代藏缅语族各支。“昆明”人与“僰”人的关系与融合很早就开始了，相互的影响和作用是必然的，这也是后来学界多认为白族先民属于羌族系统的一个原因。
汉时，作为“滇”国主体民族的僰族群体发展相对先进，是为“夷中最仁”者，但秦汉时期，僰人的分布点并不局限于滇池周围，从一些历史记载，仍能依稀看到这个字在西南时空里的起伏，如在《吕氏春秋》《文选》《水经注》《太平御览》等可见至少在秦汉时期的僰人在今岷江西部—邛都（今川西、川西南凉山地区），僰道—朱提—曲靖（今川南宜宾、滇东北昭通、滇东及黔西北、黔西地区）都有分布。从理论上，作为农业民族，意味着相对的定居和聚居，其经济与文化有系统性和连续性，加之地理关系，所以不难理解善于农耕的僰人应有部分属于或参与建设了“耕田、有邑聚”的古夜郎国。
近年来贵州史学界亦逐步形成了共识，认为古僰人与古夜郎国“关系密切”。古夜郎的主体建立者应为古濮人和古越人系统。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证明，古滇国与古夜郎之称谓应源自古越语，二者之墓葬制度与随葬器物亦多见一致或相近性。
古僰人与古夜郎国的关系密切似可分时段，即早期的古僰人进入贵州高原西部，但数量相对不多。随后它渐与百濮族群、百越族群在贵州地区发生关系。这也使得三者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的地理空间里会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阶段性融汇关系。人口数量与分布的相对广大，使古僰族群对云南地区、古濮族群对贵州地区、古越族群对广西地区的历史进程起到了主导性作用。在后期，由于古华夏、古濮越族群的覆盖和融汇、由于古僰族群的主体力量移至滇中和分散，前者逐渐在成为古蜀、古夜郎的历史记忆的主体。
“僰”人在秦汉时期在云贵地区的分布情况虽然局部有消长变动，但大体一直延续，直到元代依然，只是称谓有变，有时写为白人，有时写为僰人。这个读音在云南一般读作ｂó，贵州多读作ｂáｉ。元李京《云南志略》中有云：“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宜宾）属县是也。故中庆（昆明）、威楚（楚雄）、大理、永昌（保山）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经南诏、大理时代的发展，到元朝时“僰”人后裔大部分的文化程度已与内地大同。从诸多中原视角的文献及云贵方志中，可见这种递进式记载，如下：
北魏郦道元之《水经注》引《地理风俗记》曰：“僰人夷中最仁，有仁道。”
《郡国志》云：“僰在施诸夷中最贤者，多以荔枝为业，园植万株，岁收百五十斛。”
《明实录》曰：“僰人子弟，多有俊秀，宜建学校，使习诗书，知礼义。”
《明史记事本末·补编·卷四》曰：“僰人……其人善事佛，男女手数珠，持番况，祈祷多验。”
明顾炎武之《天下郡国利病书》曰：“僰有姓氏，用白练緾头。……女绾发摄髻，饰以簪压，衫之前后文绣绚烂，长裙细褶，膝以下亦刺文绣。行缠杂以青紫，出则著草履。婚则论财，丧则戚邻咸聚，挝鼓作乐至夜，男女杂聚。自有番书、卜日，不同于中国。”
清乾隆云南《永北府志》曰：“僰人，附居城郭，与汉民杂出处……服食语言及婚丧与汉人无异。”
清乾隆云南《陆良州志》曰：“僰夷，衣冠容貌居室器用与汉人同。”
清嘉庆《四川总志》卷十五曰：“僰人，重儒信佛，相见之礼，长跪不拜，所谓多有西蜀之风。”
上引在表明了“僰”字的影响力的同时，也体现出白族先民在历史进程中的“主流化”倾向和内部的发展差异。历史时期的白族群体对云南和贵州中西部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起着主导性作用，如果说秦汉时期它与中原内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属被动状态，汉唐宋时的“爨僰”“南诏”“大理”时期则转变成了主动，在南诏时期甚至白族统治层多次进入内地掠夺汉族系统人口和主动学习内地文化。元朝以后，云贵与中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原江南人口在云南和贵州大部地区占了绝对多数，汉代“昆明”的另些游牧支系后裔如“乌蛮”族群在贵州西部山区呈现强势，苗瑶族群在贵州高原漫山遍野，曾布遍贵州的古濮、古越族各支系后裔渐向贵州中西部和南部收束移动。明清后，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均不同程度归为“主流化”即“汉化”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里，因种种原因局促于相对的地理环境中的零散群体则处于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变化中，这导致了苗谓“百苗”的现象及后来贵州省中西部山区若干未识别民族群体的存在。
元明时期，以白族为主体建立的“大理”政权的崩溃和大量中原内地人口的迁入，使西南地区白族人口、影响力逐渐弱势，在明代时除了滇西大理外，“云南行省”各辖区内的中原移民人口都超过了白族人口。在这一时期，云南及今贵州地区的白族群体分布和居住主要呈散杂居状态，据明嘉靖《四川总志》记录，当时今贵州威宁、盘县、普安这一连片区域均有白族居住，称谓也多，或称“僰人”，或称“龙家”，或“七姓民”“白儿子”等。
在明朝，在云贵地区各府、州、县境内，白族主要在平坝中与汉族共居，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普安州《风俗》载有“十酋号十二营长，部民有罗罗、仲家、仡僚、僰人，言语不相谙，常以僰人为通事译之”；田汝成《炎檄纪闻》亦说普安州（今贵州安顺、盘县、兴仁一带）的僰人“性淳而佞佛，常持数珠诵梵咒”，可见当时黔西白族这种文化生活状态与滇西大理白族多有类似。明景泰《云南图经新志》载滇东曲靖府“郡中夷汉杂处，列屋于府、卫、州、县之近者，大抵多汉僰武人，相竞以逐刀锥之利”，与移民的杂居状态，也逐步导致了白族的“主流化”倾向，加快了与其他民族的融汇步伐。及清和民国时期，川南—滇东—黔西一线区域的白族因此逐渐稀少，除了因“主流化”倾向及民族融合这一主要原因外，亦有从黔中、黔西向黔西北迁移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