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隋唐时期——明清时期

第一节挺秀西南：南诏

“南诏”是在公元7~9世纪西南地区出现的以洱海和滇池为中心的以白族先民为主体的一个联盟性西南地方政权。其控制区及影响力涉及覆盖了今贵州中西部、桂西、川西南地区。

“南诏”的出现与“大姓”的产生及发展非常关联。汉晋及南北朝期间，西南地区“大姓”和“夷帅”林立又相互争战兼并，隋末时爨氏最大，“延袤二千里”，“遂王蛮中”。同期，贵州中西部也是酋领林立。这当然不会让中原王朝安心。但这一时期正好是中原内地混乱之时，直到隋王朝建立后，才开始有力量进军西南。隋军的大型战争有两次，第二次俘虏了当时爨氏家族的领导人爨翫及其子爨宏达，遭到致命打击的爨氏家族统治区域缩回其根据地建宁、晋宁二郡。但云贵地区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

到唐初，云贵地区仍是“部落支离”“首领星碎”，滇东黔西的爨氏分为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的同时，滇西洱海区域各诏争相崛起，贵州大部则属以谢氏、赵氏等为主体的“牂牁诸蛮”。为了稳定云贵“开南中”，唐高祖李渊时，将被隋军俘往长安的爨宏达释放送回云南，并任命他为昆州刺史，利用爨氏在南中的影响使“诱诸部”归附。虽然作过俘虏当过囚犯，但并未因此削弱爨氏家族的影响力。爨宏达回归后，白蛮及各族贵族及上层人士纷纷归附，并受到唐朝任用。唐太宗时，进一步加大对各民族的招抚力度，从公元621~649年（唐武德至贞观年间）先后在西南地区设立100多个相当于“民族自治”的“羁縻州”及县，在洱海地区设立云南郡；公元664年，改云南郡为姚州都督府；公元679年，又南设安南都护府，北为戌州都督府（四川宜宾）、东北为黔州都督府（四川彭水），加强对云贵地区的控制和经营。

但此时的云贵各部族已非昔日，他们随时都“兵戈相防”，对封建中央王朝只是表面应付，不时都在趁机扩大自己的力量。这一时期，滇西洱海地区“河蛮”逐渐发展壮大。“河蛮”属于“白蛮”，以杨、赵、李、董为大姓的河蛮有数百个部落。由于地理偏僻，偏安一方的洱海地区诸蛮受南中大姓、夷帅战乱影响不大，加之从其他大姓区域因战事不断有汉族移民迁移到洱海地区，洱海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较快发展。像河蛮开始使用汉字记音的“白文”，并有了历法。到唐朝初期，洱海地区的诸蛮开始形成6个强大的集团，史称“六诏”或“八诏”。初期各诏力量相当，后蒙舍诏成为最大。它在其他诸部的南部，故称“南诏”。

7世纪末，青藏高原的藏族先民之吐蕃群体壮大起来，势力达至洱海地区、川西南盐源地区，且对成都平原构成了威胁，唐朝不得不集中力量对付之。当吐蕃与唐在洱海地区拉锯争夺时，洱海地区的各诏适时利用了这一机会，对唐、蕃“或叛或附，恍惚无常”、“彼不得所即叛来，此不得所即背”。疲惫不堪的唐朝后决定以夷制夷，选择了“南诏”作为扶植对象，助其统一洱海各部，以帮助控制滇地局势，遏制吐蕃势力。公元653年，“南诏”第一代王细奴罗被封为巍州刺史。在女皇武则天的时代，细奴罗之子罗盛朝贡，受到武皇奖赐。此外“南诏”还主动帮唐讨伐叛唐投吐蕃的其他诏，以表效忠唐朝。基于这样的政治基础，南诏从公元734～737年（开元22~25年）在唐朝的兵力、财力和政治策略协助下，在皮罗阁为王的时代统一了以今大理为中心的滇西地区。

公元738年，因“丰功伟绩”皮罗阁受到唐王朝表彰，唐玄宗李隆基赐皮罗阁名“归义”，称其“挺秀西南，是称酋杰”，赐“越国公”荣誉，并封为“云南王”，皮罗阁的儿子们也被封为刺史。自此，“南诏国”成立。后逐步强大的南诏也开始战争扩张。南诏首先看中的自是近邻，即滇中滇东的爨区肥饶之地。但其时的西爨白蛮仍然实力较强，不易得手。但不久就出现了转机。8世纪中期，唐朝为巩固在两爨地区的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并欲开辟从宜宾至越南的新“僰”道即“步头路”，此举引起了爨氏群体的反抗，为南诏奉天子之命夺取两爨地区提供了机会。公元746年，唐军入爨，南诏王皮罗阁应唐召唤，率兵由滇西东进滇东黔西，配合镇压诸爨，并利用熟悉内情之便，挑起诸爨内部矛盾，然后逐一灭掉诸爨，最后占有了滇黔桂这一毗连的“爨区”。风云一时的著名南中大姓“爨氏”就此隳亡。

十年后，皮罗阁之子阁逻凤继任南诏王，令白蛮将军杨牟利用武力强行迁移原来爨区的西爨白蛮20余万人到滇西保山一带，这一结果是后来洱海成为现代白族聚居的大本营，另一结果是使云南经济文化中心由滇东滇中转向滇西洱海地区，为后来大理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同时，西爨白蛮迁居滇西后，又把东爨乌蛮迁到原西爨白蛮地区，使滇东黔西的乌蛮从畜牧业为主的经济进步到以农业为主畜牧为辅，促进了乌蛮的发展，也使滇东黔西这一以山区为主的地理空间在宋、元、明三代成为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方式的羌系族群之“乌蛮”及“罗罗”群体的主要历史舞台。

据载，南诏这种强行迁徙各族移民的人口数量几近100万。这种迁移政治上是为加强统治，经济上是为了解决劳动力。移民自然就成了穷人，成了奴隶。奴隶阶层中还包括了唐朝的战俘、掳掠的汉族及其他民族人口，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南诏曾和唐朝进行过多次战争，尤其是在唐天宝年间时战争更为频繁，公元751～754年唐曾两次进军南诏，均败，共损失军士20万，大部分被俘为奴；公元756年，在著名的唐玄宗主政时南诏又攻唐，俘掠内地人口的情况是“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南诏德化碑》）。公元829年，南诏攻入成都，“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南诏在攻入广西、贵州时亦先后掠俘10万余人。通过这些方式，南诏获取的奴隶数量总计近200万人；其结果之一是使得后来云南及贵州的外来人口大增，以及区域内居民的民族成分复杂化，这实际上又推进了民族融合。

南诏完全控制滇东黔西并实力雄厚后，开始谋划摆脱唐朝，先是出兵攻陷姚州府并杀云南郡太守。4次击败前来征讨南诏的唐军，随后主动向吐蕃称臣联盟，共同出兵夺取了唐朝在川西南“西抗吐蕃、南抚蛮夷”的重要据点唐嶲州地。期间，南诏在西南境内向众多林立的族群部落发动了统一扩张战争，多次出兵至黔东湘西鄂西，其军队数度踏出今国境线攻入今中南半岛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等地区，或征服，或掳掠人口。

南诏曾与唐朝一起对付吐蕃，为对付唐朝与吐蕃结盟，之后又为对付吐蕃转而与唐和好，后来处于衰落期的唐朝只能接受来自南诏的这种变换着的“好意”。和唐结盟后，南诏及时挥兵吐蕃，收回了昔日本属南诏的今云南剑川、鹤庆、丽江一带地区，攻占了原吐蕃控制的盐源一带，势力直达金沙江以北、雅砻江以西、大渡河以南的大部地区。自此这些地区一直属于南诏和大理，也因此一直有白族群体分布。

待解决了这些地区后，南诏又开始攻占唐地和周边地区。9世纪中期后，南诏两度占领今越南北部与广西西部，公元822年攻入贵州中部，公元859年攻破今黔北遵义，公元873年再度攻入今黔南，并斩杀黔中（重庆彭水地区）经略史秦匡，占领黔北遵义地区达3年之久，据史载遵义“郡城外大悲阁肇建于唐之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其时遵义正处于南诏占领之下，此阁的修建似是因信仰佛教的南诏占领带来的一种文化结果，而这种精神文化建筑的主要使用者似乎多是南诏国人。遵义在唐时曾先后名播州、播川郡，据《唐书》载播川郡有“户四百九十，口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可谓地广人稀，并不发达。今贵州中部安顺—贵阳地区（牂牁诸蛮之谢氏、赵氏蛮）则属于南诏东北部区域，在相当程度上被其控制和影响，境内多为今布依族、白族、仡佬族等之先民。

史载最强盛时期南诏疆域（西藏）“东距爨（贵州西部），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部），西摩伽陀（今印度），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南奔府），西南骠（今缅甸中部），北抵益州（大渡河以南），东北黔巫（渝湘黔交界一线区域）”。这一时期贵州区域，基本是夹在南诏与唐朝中间，中西部多属于南诏势力范围。亦即其时的贵州无论和平与战争时，都是二者的一个缓冲及过渡区域。这时的贵州从某个层面看一分为三：黔北黔东北中原内地移民较多，受中原影响与控制力度较大；黔东、黔东南地区民族部落众多，民众主要受各民族酋长头领控制，但政治上属于唐王朝所设立的“羁縻州”；黔西一线此前主要依附爨氏大姓，后主要臣服南诏；黔中黔西大部在唐诏间保持中立，相对臣服于南诏。

南诏是一个以白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联盟体，随着军事逐步扩张，其政治制度也参照唐朝并结合了民族地区的实际而相应建立。以洱海为中心的南诏首都先是在“太和城”，它在今天的云南大理太和村。由此，唐朝后云南区域的经济文化中心开始由滇东曲靖地区移至滇西大理地区。南诏的中央设六清平官、十二大军将，二者又兼任“六曹”长官，均是白蛮贵族担任。地方政治设十睑、六节度、二都督。十睑（睑相当于州）对于南诏最为重要，相当于嫡系或像后来满洲的“八旗”。

南诏也是一个军政联合体，行政长官同时是军事首领，相当于“军管”。它要应付的“目标任务”当然与大唐王朝不一样，所以其军队建设情况较特殊，军队数额根据战争需要随时增减，战时几乎全民皆兵，“壮者皆为战卒，有马为骑军”。其军队主要由平时为农战时为兵的民兵、常备军也即正规军和各民族部落武装组成，后者因为不是嫡系战时总是打前锋，这有点像后来蒋介石的做法。南诏军队战时，每个兵士自行携带粮米，这也有些像游牧族群的战争习惯，比如匈奴人、秦人、蒙古人，尚武力、轻持久战，重闪电战，一鼓作气，且背水一战——由于没有后勤补给，军士往往有破釜沉舟式心理，求胜心切，因此战斗力强，战时士气旺盛。南诏军队的上层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民本意识，允许士兵劫掠以供军需，这必然会对战区造成破坏，民心易失。

南诏时期，以云南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均了有较大发展，像纺织与内地一致，养殖业极为发达，与相邻省区、内地和中南半岛各国的对外贸易也异常繁荣，与此同时，南诏的文化艺术也得到新的发展。南诏官方文书皆使用汉字，著名的《南诏德化碑》即全用唐代的汉字，并且行文类似唐代文风。南诏还使用“白文（僰文）”，白文有些像日文、契丹文、水书和布依文字，采用汉字形式或其变体，或将汉字笔画作部分增减而成的表意记音文字，使用白蛮语音。南诏王及其子孙大多是习汉文，读儒书，南诏以后的大理更是如此。与此同时，南诏开始尊崇佛教，所以大理虽由白族主建但因受汉文化影响极深。在南诏后期，一种叫做“本主”的原始宗教开始生存于洱海白蛮地区，这种本土宗教至今仍是白族主要宗教之一。

唐朝是东亚大陆及世界历史上最重要和最著名的王朝之一，然正如《新唐书·突厥传序》所说：“唐与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突厥、吐蕃、回鹃、云南是也。”中国的唐朝前所未有的经济繁盛、文化发达、对外开放，在同一时期的世界上也是非常繁荣和强大的，但它又始终未能真正达到理想化的统一境界，并不断受到来自邻边的各政权的打击和扰乱，最终也因此溃亡。究其原因，主要与云贵高原区域的南诏有关。作为由西南边疆民族建立的政权，南诏与吐蕃几乎与大唐王朝相始终。因其关系错综复杂，相对的和平与战争起伏交叉。

战争历来都是残酷的。公元754年唐征南诏时，20万唐军包括其最高军事首领在今云南下关被南诏各族军民合力歼灭，一个不漏。公元829年，南诏先后攻入邛崃、宜宾、西昌和成都，在成都屯兵10日，离时掳掠人口，“……人惧自杀者不胜计”（《新唐书》）。民众的这种惧怕感与南诏军队的恶行有关：“（南诏在公元870年攻入四川后）……蛮俘华民，必劓耳鼻已……”使得受害之地居民十个中有八个不得不雕刻装上木头制作的耳鼻。唐朝是中国诗文化极其发达的时期，甚至南诏王族也在学习用汉文撰写唐诗感时抒情。而李白、杜甫亦有诗作对唐与南诏的战祸进行控诉，“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在这首《古风》中李白联想到诸葛亮时代，同情被迫应征入伍的兵士。南诏因穷兵黩武、不善经营、内部矛盾逐渐深重而终致风雨飘摇。

在南诏国时期，“白蛮”作为南诏的主体民族，其分布区域沿袭前代，但是局部地区人口有了变动，滇池—滇东—黔西一带白蛮即“西爨白蛮”数量相对减少。在这一时期，“白蛮”这一群体中有相当部分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为随后的白族贵族集团壮大和建立经营“大理”政权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大理时期

一、大理国

大约自9世纪中期后，西南地区的南诏开始呈现了政治经济危机。公元877年，南诏到沉迷酒色的隆舜时，政权实际上已被郑买嗣、赵隆眉、杨奇鲲、段义宗等白族大封建主掌握，自此维持了约20年。公元902年，南诏到舜化贞为王时，被权臣郑买嗣所弑，改国号为“大长和”，在维持20多年后政权再次更迭。30余年中，原南诏政权被白族上层贵族郑、赵、杨、段氏手中以“长和国”“天兴国”“义宁国”“大理国”为名迅速完成了4次交换。似乎是一种巧合，公元907年，中原大唐灭亡。随后的50多年里，中原内地陷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这也使得中原难问西南事。

段氏之先本为南诏开国元勋，后一直是南诏之贵族重臣。公元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进兵洱海推翻“义宁国”，建立了著名的“大理国”。这是一个以白族封建主为核心统治者的多民族的国家。大理国的主体民族是白族，即之前的“僰”人、“白蛮”群体。大理国存在于公元937~1254年。其中在公元1094年时，另位坐镇昆明的白族贵族及大理国权臣高升泰夺取段氏政权，改号为“大中国”，虽然段氏两年后又夺回政权，但自此段氏失去了对大理的实际控制，高氏世为宰相，以高氏为首的白族封建主和其他民族的上层均自行兼并割据。

南诏风雨飘摇之时，也正是李唐王朝面临崩溃之际，随后中原进入到“五代十国”的战乱割据局面，中原内地与西南在此情况下互不干涉也无力干涉，西南民族地区相对得到了一个自我建设和发展时期。大理国时期，中原内地一片大乱。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公元965年，宋攻灭后蜀后，大理立即表明了政治态度，及时派员传书给宋表示祝贺。公元1117年，在南宋仁宗时，宋朝正式封大理王段和誉为“大理国王”和“云南节度使”。段和誉就是金庸《天龙八部》小说中的段誉，在武侠小说中他被改造成一派书生之气。不过其人性格确实文弱，后来也像其父皇禅位为僧。大理国的建设与发展，似是成也佛教败也佛教。有意思的是，段和誉之子段正兴当皇帝不久，也退位当了和尚。与大理多出和尚皇帝形成另种对比的是，宋朝则多出书画皇帝。

宋虽然统一了中原，但周边不仅有大理，还有辽、西夏等其他民族建立的实力政权与之并列，并几乎一直伴随赵宋始终。建于乱世的宋朝并非一个大气的朝代，宋太祖以“杯酒释兵权”解决权臣的问题似就表明了这个习惯。两皇帝被北方的金人掳去“坐井观天”与岳飞们至死未解的郁闷，则表明大宋又是一个最受气的朝代。并且，在辽、夏、吐蕃、大理等的中间大宋其实还算是古代中国版图面积最清瘦的朝代。但乱世中的宋朝，却是一个文化很发达、承上启下的朝代，它既对汉唐文化有良好承接总结，又对明清文化有开启作用，并自此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南移更新的定势。

宋王朝的战略重心一直在于北方的辽金，所谓“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对西南地区的大理、吐蕃之类一直存着戒心，也一直无力顾及。对于大理的臣属向往之好意，谨慎的宋朝只是心领。据载，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用玉斧在地图上沿大渡河划界，言“此外非吾有也”，即大观楼长联中的“宋挥玉斧”典故。赵匡胤的意思以大渡河为界，以前南诏就是这样的版图现状，河西地区不是大宋的，同时你大理国也不要到我这边来，相安无事就可以了。事实上，基本仍是维持在南诏版图内的大理国大约也没想到要跨界扩张，它并非南诏，或许是因为儒学与佛教的原因，大理相对于南诏而言，文治大于武功。

大理国建立，段思平得到了滇东黔西乌蛮和洱海白族大姓支持，建国后，大加封赏功臣，类似于中原先周时的分封诸侯，“免东方三十七部蛮徭役”，各路诸侯均有世袭领地，这导致了段氏的统治几多折腾。白族集团中的权力代表如高氏家族和杨氏家族因此一度成为大理国两大霸主。段思廉时期，大理国内已是诸侯自雄、王室权力空浮。后洱海杨氏终于叛乱，对此大理国上层却只得以毒攻毒，请滇池高氏平叛，高氏于是趁机扩张了地理范围，段思廉还把王室直辖领地的部分“赐”给平叛有功的高智升，高氏势力逐步抵达作为段氏的核心根据地之大理洱海地区，一时之间，高氏几乎控制了全部大理国区域。公元1094年，高升泰逼大理国主段正明为僧，夺权称帝，国号“大中”。但高氏做法均遭到国内白族贵族上层的强烈反对。高氏的这个皇帝的郁闷与大度恐怕也是历史上少见的，因为不得人心，位居皇帝之位却过得很不愉快，最终郁郁而终。他在遗言中要求其子“必以国仍还段氏”。将到手的一个国家又拱手相让。

大理遂回归段氏。但高氏仍为相，实际控制大理，此后大理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军事力量也相对弱小下来，以至于蒙古军侵入时，难于抵抗。公元1253年，为夹击南宋，征服“西南诸番”，忽必烈率蒙古军经川西南下，“元跨革囊”，渡过了天险金沙江。攻大理时，相国高泰祥被俘获，蒙古方面以高官诱之，被拒，被杀。高氏在最后显出了骨气，忽必烈也因此让高氏后人世代为官。蒙军攻进大理后，大理末代皇帝段兴智逃往昆明，各族群众坚守昆明城七天七夜，蒙古军以精锐之师、强烈火炮并车轮战术，终于半夜破城，入城后，部分军民仍坚持巷战游击，大部分被蒙古军屠杀，部分散退入城郊山谷，仍坚持抗击蒙古军。其时段兴智退往宜良，被随后赶至的蒙古军俘获，后被赦免，仍以为王，蒙古军命其收服白族各部及各民族的反抗力量。

随后段氏率大理军队协助蒙古军攻取大理国内其他尚未归附蒙古的地区，让其弟段实管理云南日常政事，自己率“蛮僰”军与蒙古军一起东进征战，先后战及广西田东、南宁和桂林等地，进入今湖南沅陵、芷江、长沙和武昌。后有部分白族军士在西沿长江返回时，留在了湖南湖北境内，其后裔至今仍在当地。由于元朝不可能将大量的蒙古人派到西南地区担任中层及之下的“行政管理人员”，元王朝建立云南行省后，置大理路军民总管府，段氏地位颇为特殊，世袭大理总管，持续一个多世纪，其影响力及实际权力仍然重要，仍是云南最大的持续的地方势力。

大理国的结束也意味着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滇西洱海转移到了滇中昆明。公元1273年，忽必烈派赛典赤（回族）主政云南。公元1276年赛典赤建立了云南行中书省，将政汉中心从大理转移到昆明，辖区包括贵州中西部地区的“云南省”自此开始。建省后，云贵地区社会经济生活有了新的发展。

在元代，段氏势力不断起伏消长。从军事上看，元代的段氏比之大理国时期的段氏更要强些。公元1363年，明玉珍在四川建“夏”政权，兵进云南，元派遣在云南的梁王无力，其时大理总管段功领兵将明玉珍军赶出云南，可见其时段氏之实力仍不可小觑，以至于公元1381年，由傅友德、蓝玉、沐英率领的30万明朝大军攻击云贵地区时，梁王又向大理求援。公元1382年，明军攻占了云南。段总管被俘，云南归明，并置云南布政司。段氏仍然是统战对象。明太祖朱元璋对段总管表示：“尔祖宝，昔年曾有降表，朕不忍废”（《南诏野史》），但只是形式上授予段氏雁门卫、武昌卫“镇抚”之职，其他段氏家族人员则被发配或逃离。段氏的影响力仍然未完全消失，明清时期段氏后人仍有不少担任土司等职。至今，在中国白族群中“段氏”仍是大姓之一。除今云南外，在今黔西、黔西北之盘县、大方、纳雍等地亦有段姓白族分布。

由于没有大的外患战事，在大理国300多年的统治建设过程中，社会经济仍有增长。据史载，宋时的今洱海及大理地区农业水平和四川资中、荣县几乎一致。手工业、金属冶炼、商业贸易亦很兴盛，畜牧业更为发达，大理马很闻名，每年都有数千匹从贵州转贩到广西等地。据《桂海虞衡志》记载，公元1163年，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都以“三字为名”，约23人到横山（广西）卖马，要回去时购物的内容竟然是各类经史佛及语言类的书籍和其他日常用品，这些“马贩”在给当地官府文书中还附有辞藻优雅的诗句，可谓名副其实的“儒商”。大理时期比之南诏更加崇尚并力推主流文化，白文化几近汉文化水平。在当时的中原文化（宋朝）因黄河长江流域局势动荡、无力顾及西南地区的背景下，大理国这种区域文化的发达结果，一度使大理的疆域内及贵桂等部分地区呈现“白族化”或说地方化的趋向。

这一时期，在南诏时传入的佛教对大理最有影响，其时大理王族贵族尚佛，国人也亦然，大理22个皇帝中据传就有10个弃皇位而出家入寺为僧，未出家的皇帝也极其尊敬和信仰佛教。全国到处佛寺、时时都有相关的聚会活动，且“铸佛万尊”、尤盛四处寻求经书佛卷之风，一时间大理俨然佛国，号称“妙香古国”。从今天的泰国、缅甸等国佛教情况，不难推想当时大理的悠闲尚佛图景：“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宁极多，不可弹纪……凡诸寺字皆有得道居之。得道者，非师僧之比也。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元·郭松年《大理行记》）从这类叙述既亦可想大理重文治而轻武功的原因，也提示出“儒释”合一为政治之正统的情况。在大理，儒生皆崇佛，僧众也尚儒，二者几乎融汇为一，僧侣甚至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南诏、吐蕃国多以高僧为国师，到大理时，统治者直接实践于崇儒尚佛，这样，以军事与经济为基础、儒释为主流意识形态，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便于统治。由于云贵高原是一个特殊地理条件屏障之中的区域，在这个程度不一、相对封闭的区域中自给自足，因而无论是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难以形成中原王朝那种对外开拓的物质与精神力量。

大理国像南诏仍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白族是其主体民族，各府郡的长官均由白族担任并世袭。其他各民族则由相应的民族上层进行内部管理，但统属于各府郡。在秦汉晋时期就呈现于西南地区的羌族系统、越族系统和濮族系统各民族群的经济文化发展不相平衡，亦随毗邻的民族关系和自然地理原因而不断分化组合，内部亦不相一统。总体看来，不断处在融合进程中的白族在当时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程度最高。

大理疆域相当于南诏。主要在除西双版纳地区的今天的云南省区域以及今贵州西部、四川凉山西昌及会理一带。西双版纳地区和大渡河及凉山一带地区的乌蛮聚居区域的贵族上层臣属于大理，但均可世袭，并有相当的自治权力，这形成了他们在本族群中几乎是不可动摇的“贵种”地位。到13世纪中期，由这些地区民族上层势力与部分白族封建主导致的割据日益严重，“酋领星碎，相为雄长”，加之大理内部矛盾重重，大理国的政治经济与军事都出现了致命伤，最终在蒙古的打击下溃亡。

二、大理、云南与贵州

从地理看，似乎大理国与今贵州地域关系反而不像“爨氏”“南诏”那样“犬牙交错”，原因有：首先，大理重文治轻武功，疆域与南诏相比略有紧缩。其次，在宋代时期，由于中原内地的鞭长莫及，今贵州地区各民族政治割据力量也比前代略强。更主要的是，宋朝是将贵州当作对大理的前沿防线来对待的。宋朝与大理国的联系，按今日的地理看，重点也并非是四川西部、贵州中西部而是更南的广西地区。这一时期，相对的稳定与大理在西南区域社会经济水平的高度，以及其“文化”的相对成熟，使白族群体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相对“爨氏”“南诏”时期更为强劲。

大理一直想与大宋交好，“段氏……向慕中国，志不少衰，而南宋君臣视之蔑如者，终鉴于唐季之祸也。”（《滇云历年传》）即宋却保持戒备，甚至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新唐书》），意即唐朝表面是黄巢灭亡的，但原因却在于唐调徐州之兵到桂林防守南诏。在宋朝看来“大理国”仍是只是换了主人和名称的“南诏”，对大理一直采取政治拒绝的态度，对大理屡屡希望成为宋的蕃属的政治要求淡然拒绝，直到公元1115年才象征性地“封”段和誉为大理国王。

宋朝南移后，与北方、西北方的地理联系被隔绝，对西南的政策就略有改变，因为它需要战马这种特别的商品，西南地区是优良马种的主产地，故宋不得不依靠大理。公元1133年，南宋在邕州（广西南宁）设置了名为“买马提举司”的购马机构，交易地点只限定在邕州横山寨（广西田东），并且在横山市场周围武装待命应急，随时谨防大理的起兵。宋朝对大理没有采取和平拉拢，组成对抗北方强敌的联盟，反而随时都防备大理，把自己弄得紧张兮兮，以至于后来蒙古军攻灭大理国后，南北夹击，加快了南宋的灭亡。

清乾隆《云南通志》曾载南诏“阁逻凤遣昆州城使杨牟利以兵胁西爨徙户二十余万于永昌城。东爨以言语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又爨蛮之西，有徒莫祇蛮、俭望蛮，南有东谢蛮、南谢蛮、西赵蛮等，皆隋末唐初，分据滇中地者”。这里所言之“滇中”实际上是指今贵州中西部。唐朝及南诏时期，贵州中西部一带大小不一的地方政治割据势力统称“牂牁诸蛮”，以“谢氏蛮、赵氏蛮”等为主要代表。五代十国之乱世后，至宋朝及大理时期，贵州高原地方势力争相崛起，在黔西南、黔西、黔中、黔南与广西桂林毗连一带主要有“西南蕃”“龙”“石”“谢蕃”等诸蕃“大姓”，以及“东爨”各部建立的自杞、罗甸、乌撒、毗那及部分“谢氏蛮”散落群体，黔中、黔东、黔北主要是播州杨氏、思州田氏主宰，苗瑶族群其时已普遍地分布在这一片区域。当时贵州高原各族群势力地理毗连，互有冲突，力量与地理面积时有消长，并且其居民所属与分布并不固定。

公元1252年，忽必烈、兀良合台等率蒙军自川西开始进取云贵地区，大敌当前，其时贵州高原地区“西南夷乌蛮、白蛮、鬼蛮诸国”等和黔北、黔东各族民众曾一度团结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协助了南宋王朝。但南宋亦如大理，灭亡已是大势。公元1258年，一路蒙军由滇中东进，由滇东北乌蒙入川，指向重庆，一路自滇东进攻黔西北威宁、毕节、大方地区，进逼黔北遵义，但因其时入黔蒙军发生了传染病，同时黔北黔东地区杨氏、田氏等地方势力相对要强，加之贵州的地理限制，蒙古马队在“滇黔之间以因冈岭崎折策马奔驰，而料不得逞”（《贵州通志·前事志》），蒙古军似乎也不愿意这种消耗，遂未强攻贵州高原区域，而从川江一线和岭南迂回包围南宋。

由于地理与民族势力原因，在宋及大理时期，位于今贵州高原的这些“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大理与中原内地的直接交往，所以大理人其时往往通过四川大渡河或从广西方向转入中原内地自行开展民间商旅活动。因与宋“卖马”联系，位于滇黔桂交界区域的“自杞国”屡见于宋文献。《竹洲集》卷一《论邕州化外诸国》：“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马多至一千五百余匹，以是国益富”，而马却多是来自大理：“蛮马出西南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国来。自杞取马于大理，古南诏也，地连西戎，马生尤蕃。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桂海虞衡志》）；“南方诸蛮马，皆出大理国。罗殿、自杞、特磨岁以马来，皆贩之大理者也”（《岭外代答》卷甲一八《广马》）；“然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又市之南诏。南诏，今大理国也。”（《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从史载看，滇黔桂交界区域的自杞国本无马，只是贩卖大理马的中间商，这并不是说西南好马只在大理，据考在宋元时代，贵州西部甚至中南部及滇东北亦是良马产地，元代时黔西北滇东北这一区域即是中原王朝的十三大马场之一，所产“乌蒙马”“水西马”（黔西北）甚有名，其体型虽矮小但耐力极佳，善驮负和攀山越岭。可想而知，这种与西南地理环境有关的优点，应是支撑“西南茶马之路”及形成“山间铃响马帮来”图景的关键，那些上千来深刻于西南地区古驿道上的一个个蹄印，则幽幽地证明了人背马驮南来北往的蹉跎岁月。

自杞国之所以成为马事的中间商，有前述宋对大理的“保持距离”原因，亦有自杞国之类的“兵强马益蕃”原因。《竹洲集》曾载：“惟是自杞一族，近年以来，国势强盛，独雄于诸蛮。今王名阿谢，年二十，淳熙三年立，知书能华言……其人皆长大勇悍，善骑射、好战鬬。又岁有数千人至横山市马，以吾抚之之过，日益骄横。”直到蒙古军进入黔西地区，各族势力大部闻风而降的同时，自杞国局部的顽强抵抗仍颇让擅于骑战的蒙古军头疼。由此可见，在马的问题上，大理也就只能管自己这方面的“原料”输出事宜就行了。形成这个现象的最根本前提，其实还在于段思平在创大理国之初得到滇东黔西“东爨”部族的帮助，而后为感谢而对其政策大大宽松，后者因此逐渐发展，加之大理后期国势已弱，对各族各部落林立的状态实已无力控制。

滇东黔西毗连区域是一块相对复杂的时空。如果从“云贵高原”这个自然条件看，这一区域恰好是一道天然的分界线，以云贵高原东部边缘这一道屏障而言，以宋朝视角而言，贵州中西部应如对云南的前沿战略地带，其时，今贵州的政治重心主要在今天的乌江中下游的黔东—黔北—黔中地区。宋时，大理国在云南及贵州西部先后设置了5府及多个郡（镇），以及相当于“特别行政区”的滇东黔西37部。在蒙古军攻取云南后，其统治者在云南及贵州西部的白族及其他民族地区设置了19个万户所。万户意即大部落，其中于矢万户所、磨弥万户所即包括了今贵州西部的六枝特区、盘县特区、普安县、兴仁县等，有相当部分白族散居其中。公元1273年，元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镇辖大理、鄯阐、赤秃哥儿等5个地区，赤秃哥儿即涉及今滇东北昭通地区、黔西及黔西北六盘水、毕节地区。元建立行省制后，今贵州大体分属于云南行省、四川行省、湖广行省。

这一时期，“正史”对滇东及黔西的白族分布情况亦略有记载：“……又攻赤秃哥（黔西地区）山寨，阿术缘岭而战，遂拔之。乘胜击破鲁厮国塔浑城（四川西昌地区），又取忽兰城。鲁鲁厮国大惧，请降。阿僰国有兵四万，不降。阿术攻之，入其城，举国请降。复攻阿鲁山寨，进攻阿鲁城，克之。乃搜捕未降者，遇赤秃哥军于合打台山，追赴临崖，尽杀之。自出师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等蛮三十七部。兵威所加，无不款附。”（《元史·列传第八·速不台》）“乌蛮、白蛮”这种并称表明白族当时在滇东一带仍有分布。不难理解的是，在白族政治经济文化最为繁盛的“大理国”时期，滇东黔西是其边陲，在政治上它相对要独立自在一些，但是并不等于没有白族平民居于其间，就“历史”而言，如无相对大的事件与政治涉及，民族大众自然是处于隐匿状态。

《宋史》曾载宋时的行政设置：“……元丰（公元1078年）又析为二十三：曰京东东、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东、西，曰永兴，曰秦凤，曰河东，曰淮南东、西，曰两浙，曰江南东、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曰梓、利、夔，曰福建，曰广南东、西。东南际海，西尽巴僰，北极三关，东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万一千六百二十里。”“西尽巴僰”这种概述却又表明了在当时的封建中央视角里，川南及云贵高原地区皆属“僰”地，这当然也是一种泛指。却也说明了在“大宋”视角里，渝巴之西的滇黔地区，可以“僰”概括之。而具体看，唐末至两宋贵州地区的民族群主要以“西南蕃”为代表，它的群众基础除了布依族、白族、仡佬族等原有主体外，已有变化，还包含了羌及苗瑶族群各群体。在宋代，也正因地理缘故今贵州北部、东部多为封建中央控制，贵州中西部南部区域则多被土著大族大姓控制，也是贵州各民族群体散杂居状态最为明显的地带，但数量与力量都相对零碎，已非昔日之“牂牁诸蛮”及“谢氏蛮、赵氏蛮”等相对强势的状况。

第三节牂牁：贵州之雏形

“（齐桓公）九全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牁、不庚、雕题、黑齿、荆夷之国。”（《管子·小匡》）“注曰皆南夷国号。”这似说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牂牁”即已存在。《管子》的这种列举，表明这些“国”皆属于古中原地区所认为的化外异族一类，也说明“牂牁”有一定规模或影响力并因此进入作者视野。

“牂牁”之称似比“夜郎”早，应是古代中原视角对今贵州地区有史记载的最早成文的称谓。它的来历，按后来约定俗成的解释是源自古越语，意为水泮或岸边拴系船舸的桩或柱子（亦有研究者由此将其引申为某种生殖图腾）。汉之后，在“夜郎”这个名称出现之后，“贵州”地区的行政设置以及外地对“贵州”的印象式称谓，也多以“牂牁”命名。“牂牁”在最早可能是一个部族名称，或河流名、山脉名。“牂牁”地区以古越族为主体居民，早期应包括今仡佬族、白族先民在内，在中古以后则包括了自中南移入的苗瑶族群和自滇中移入的羌族系统之乌蛮族群等。

故而西汉王朝击灭夜郎、且兰等部落后，于汉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设“牂牁郡”，其中心在今贵州高原大部及今云南和广西局部。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载晋初至蜀汉时牂牁郡“犹跨有今贵州全省及云南东北部地面”，《华阳国志》曾记载过其经济社会情况，说牂牁郡“方诸郡为贫”，“畲山为田，无蚕桑，……寡畜产”。从《史记》记载看虽然“牂牁郡”地理范围较大，但从公元前一世纪初“夜郎王”兴因故曾被牂牁太守陈立设局斩杀的记载，可见当时的牂牁郡地方力量其时是相对地弱势和分散的。公元311年东晋又将牂牁分为牂牁、夜郎、平夷三郡。总体看，古牂牁地应指今贵州安顺—贵阳—黄平为中心的地区。

贵州汉代考古遗址多分布在接滇东的西部贵州一线，这一线的黔西北威宁、赫章，到中部的普安、安顺、平坝和南部的兴义等集中分布的汉墓群中出土的武器、礼器等，能旁证今黔西滇东一线是秦汉伸入南越、西南的重要交通线之一，在晋唐时期，这一线又是中原王朝与滇中民族关系的一个前沿区域。《资治通鉴》曾载：“（唐）贞观十三年6月渝州人侯弘仕自牂牁开道，经西赵出邕州，以通交桂”，此人从重庆到南宁，须经牂牁区域即黔中→黔西→黔西南区域，即今贵阳市→安顺市→兴义市之间。

隋唐宋时期，中原内地处于封建社会大发展的阶段，战乱纷争的这一时期也是以古中原—江淮为中心的东亚大陆区域文化如哲学、文学、美术等的一个大发展大繁盛阶段。政治上它对西南民族地区的影响主要有二，一是使地方民族政治多采取和依照了中原内地制度，二是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统治结合实际采取不同的措施和政策，对于无力控制的地区如吐蕃、南诏、安南和大理以及突厥、高丽等，只好任其实质上的独立，中央政府至多是采取和亲、册封等方式“加强联系”。对于综合势力不强的民族地区采取建立“羁縻州”的方式，州县负责人多由各民族头领担当，以夷治夷。“羁”本义是马笼头，起拘束作用，同时“羁縻”也有笼络的意思。唐宋时，在今川、滇、黔、藏、桂及越南先后设置的羁縻州数以百计，一个州小者相于一个民族大部落，大者相当于一个部落联盟区，“牂牁”即其中之一。

杨坚建立隋朝后，曾在黔北建立明阳、牂牁二郡，但仅存在38年，统治并不深入。唐承隋制，但改郡为州，州有经制州和羁縻州之别：经制州由朝廷吏部委派刺史治理，“官不世袭，职不常任”，“编户齐民”，实行赋税之法和徭役制；羁縻州多设在民族地区，由朝廷封赐土著首领为都督、刺史，子孙世袭，定期朝贡，人口赋税“不入版籍”，朝廷往往对其采取“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政策。自南诏崛起后，在唐朝与南诏的长期争战中，贵州“牂牁”地区成为双方争夺的地区之一，政局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而变。

因为“牂牁”名称早，所以它又成了“夜郎”的方位参照。“牂牁江”的明确似乎也就等于了“夜郎”位置的明确但这个问题貌似简单却一直未能有效解决。因为其江难寻，而且即便明确了这条河流，也不等于“夜郎”就能浮出。而“牂牁江”到底应为如今的哪条河流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差不多一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者几乎都把今贵州省境内的可能的河流都一一对证过了，而答案仍是未能肯定。从今地图看，黔粤之间隔着广西，其间河道众多——而2000多年前的河道情况与今本来就有差别，我们确实不好判断它是哪一条水道。较为明确的是起始点：“僰道”（宜宾）与“番禺”（广州），所以研究者们的结论最为一致的是它应属于珠江水系。

这个问题也曾让历史时期的贵州领导人感兴趣。明万历时期的贵州巡抚郭子章、清乾隆时期云贵总督、贵州巡抚爱必达、清康熙时期的贵州巡抚田雯均考证过“牂牁江”，明清时期后贵州各地方志在地理溯源内容里则各持己见，像《黄平州志》记载的“且兰、湄、瓮、黄、施之交，今舞水源于旧州都凹山，故且兰即黄平旧州，牂牁江即舞水”。相对而言，认为古“牂牁江”即今“盘江”为学界主要观点。源于乌蒙山区的盘江又分为东面的北盘江，西面的南盘江。南盘江是珠江干流西江的上源，也是今黔桂两地的界河。但是，对于整个盘江流域里，具体到哪一条河道应是“牂牁江”，则似是一个永难以落实的谜了。

相对“贵州”二字而言，显然的是在“夜郎”之前或与之同时的，应有“牂牁”“且兰”和“句町”等。从时间早晚和使用频率看，“牂牁”代指古贵州其实更合适。在历史时期“牂牁”与“夜郎”二者持续同时使用。以往曾有将商甲骨文中的“鬼方”指为贵州的，因为这两个字出现时间更早，不少地方史学者乐意认同这种观点。

《管子·小匡》提及诸“南夷国号”吴、越、巴、牂牁、不庚、雕题、黑齿、荆夷等国里，为何不提“夜郎”而提“牂牁”？可这样推断：一是夜郎部落其时并未引起注意或未成型；二是它地理相对较远，似在滇黔交界甚至更西区域；三是“牂牁”接近“巴”的区域。从这种列举的顺序看，这里的牂牁，确实应为黔中—黔东—湘西北地带。它至少应与“巴”毗连。然后，“牂牁”这个名称慢慢由贵州东部向西部移动的过程，表明了民族的移动、中原内地政治力量的推移和对原牂牁地区的文化覆盖？

“夜郎”在汉初被关注，以及司马迁对“夜郎”似比对“牂牁”有兴趣，这应是政治原因。按《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使唐蒙在广州看到当地人食用蜀枸酱，蒙问所从何来，答曰“道西北牂牁（此为地名及方国或部落名；《太平御览》引《异物志》道牂牁国：“处牂牁江上，因以江名国”），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唐蒙回到长安后又问蜀商，回答说，枸酱是蜀地特产，在夜郎“窃出”，夜郎这地方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但后者并未臣服。

似可这样理解：来自广州的回答表明只知临牂牁江的“牂牁”，江水通至广州；广州方面似不知有“夜郎”，来自蜀商的回答是四层意思（这意思也有唐蒙的主观倾向，他要谈的战略上的“夜郎”问题），僰人发明的“枸酱”是蜀地特产，出市于“夜郎”，当地有牂牁江流经，随后转到对江的介绍上面，再介绍说南越并不能有效控制夜郎。显然，《西南夷列传》中的“牂牁”并非司马迁当时的记述重点。

司马迁所记录的政治背景是汉初的开边拓疆大势。西南地区是汉与南越发生关系的必经之地。其中的“通道”，又是川南—滇东—黔西—桂西北一线，所以西南夷及“夜郎”就这样必然又偶然地进入了“官方视野”。而在这个视野中，地广人稀的牂牁江流域总体上在当时汉朝视野里相对并不重要，“夜郎”的呈现主要是作为一个汉与南越间的交通环节。

即说“牂牁”本身作为一个称谓，随地理、政治的变化而变化。至少中古时代之前内地对“牂牁”的印象应该不是十分具体的，其感性认识应逐步从与川南（巴）接壤的黔北往南延伸，渐次包括贵阳及黔南、黔西南。从唐宋文人描述如“乘我牂牁马，蒙茸大如羝”（元稹），“林邑东回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汤”（柳宗元）等可见，“牂牁”泛指古贵州区域。当然上引的文化角度的描述多围绕方物、自然地理，难免有“异域”之感。

晋唐时“牂牁”大姓以“谢”氏为主，另有“龙、董、傅、尹、赵”氏等。在唐一代，“牂牁”等地的黔中大姓至少在表面上主要是依附于唐朝的。在五代时期，黔北主要属于前后“蜀”的势力范围。建于湖南的“楚”则不仅占据今黔东一线，其势力还深入到今黔南。公元942年，今贵州东南部、南部地区各部族纷纷归附“楚”国，像牂牁酋长张万凌、都匀酋长尹氏、惠水酋长莫氏等亦率大部附“楚”。在这些地方政权的包围下，按理贵州中西部地区与中原失去联系是非常正常的，然有意思的是，黔中诸多部族大姓与汉族官员依然对千里之外的中原政权朝贡，或“遥领”即保持从属的名义。期间，一些云贵部落领导如“罗甸王”“昆明大鬼主”等9部落还亲自随牂牁郡刺史等去洛阳朝觐，向“后唐”进贡。这种心理依附习惯，不如说是各部族间力量的相对均衡使然，即在崇山峻岭中的古代贵州地区，似乎一直没有哪个民族、哪个部族能有绝对的、强大的、优势的力量一统江湖。于是，从心理上对中原内地的政治仰附及寻求正统的愿望也就自然而然了。

先秦时期，“牂牁”区域居民主要是“濮”“越”“僰”族群。虽然在此区域内民族分布变动不断，但越族群体一直是其主体。作为古代中国南方最早和最大的族群之一，从考古情况可以推测濮越群体呈现于今黔西至少亦在东周时代。“濮”之直系后裔大约包括今仡佬族、土家族等。“濮”族群因为一直未能建立起一个相对强大的部落联盟，多处于流动和分散状态，其后部分经黔西移入滇中滇西，滞于黔地后多被其他民族融合。“越”包括了今布依族、毛南族、壮族、傣族、水族、侗族的先民。秦汉后，从西南三省交界区域迁出的古代白族先民“僰”人大量迁入滇中和贵州中西部适宜的区域，地理环境应使三者的分化组合一直处在持续中。在宋元时代，白族群体之贵州部分的先民主源之一的“龙家”群体则是这种持续演进中的一种阶段性结果。

在晋隋唐宋时期，“牂牁”作为行政名称遍及今贵州地区。这一时期的“牂牁郡”主要区域从黔中一度起伏涉及贵州中北部（约在今贵州余庆、瓮安）；其时滇东黔西地区仍是从数千到数万人口不等的大小部落林立，多依附于“南中大姓”及爨氏集团，也就是说其时在滇东黔西区域有相当数量的“西爨白蛮”与越族群各支系插花分布，相互有所融合。五代及两宋时代，中原政治疏离西南，为云、贵、桂等地各族的内部整合提供了相对的历史条件，其整合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各民族共同体因战争、经济利益、文化差异在特定的历史地理时空里分化和重组，云贵地区内现代各民族的雏形在这时开始呈现或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白族的分布区域最为广大，羌系各民族进一步分化，壮族在今黔南及广西地区得到很大发展。在贵州中西部一线，曾经人口较多的布依族、仡佬族蔓延散居情况更明显。苗瑶族群主体进入黔西和滇境的时代大约也在此期。

人口相对众多、政治经济影响力相对较大的民族群往往会产生某种覆盖作用，由于云贵高原特别是其东部区域特殊的地理条件，这种覆盖或融汇又不断处于可以理解的变化过程中，特殊的地理单元会将同一族群分割，又或会相对保障了各个人们共同体的独立存在，即地理因素使各群体分布状态如一棵大树延伸的枝节与果子。所以贵州西部一线山区似乎就为更多的人们共同体的存在提供了舞台，在史籍中亦出现了诸多民族称谓，并出现了同一民族有多种称谓，或不同民族共用一种称谓的情况。对这些人们共同体的科学调查、识别、归类则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期。1950年，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贵州工作时黔省各地汇报的民族名称有80多个，经过调研和归类后，仍有20多个未能最后认定，如“穿青”“穿蓝”“南京”“喇叭（湖广）”“黎族”“柳家”“革兜”“东家”“西家”“绕家”“蔡家”“龙家”“莫家”“木佬”“睤睟”等。这些未定的“民族”主要分布在贵州中西部。从这些名称隐约可见，在云贵高原东线，即黔中及滇黔桂三省交界处的古“牂牁”地区历来是中原移民、少数民族迁移和各族发生关系的主要区域。

“南京”和“龙家”即为贵州白族的历史组成部分，“龙家”之群众以晋唐时代的“牂牁诸蛮”赵氏蛮、谢氏蛮后裔为主体，“南京人”则是少量因特殊历史原因在明初入黔并与“龙家”结合的江南移民。在贵州，就“姓氏”而言，在少数民族中除白族外，其他民族几乎没有谢姓，赵姓亦主要存在于白族及少见于仡佬族。显然，谢、赵、段作为贵州白族的大姓缘于历史时期“酋帅”“大姓”复杂的分合变化结果。由于“南京人”的汇入和婚姻原因，如今白族所冠“汉姓”基本上包括了常见的钱、黄、肖、祝、焦、司、华、李、周姓等。这种现象与云南地区白族相似，表明了白族先民群体在形成过程中的“中原化”倾向及程度。

第四节牂牁诸蛮

一、贵阳

至少在秦汉时之“牂牁”地主体已包含今贵州中部，以今贵阳、安顺为中心，范围时有消长。似乎“牂牁”在汉文献里出现越早就越靠近黔东方向，这与中原视角的推进有关。所以，虽然如今看贵阳无论是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都相对良好，但至少在周秦时贵阳区域似乎未能显出其优势或未被明确记载。秦以后，贵阳约位于象郡且兰县之西，东汉至三国时，约属夜郎县。

东晋咸和八年（公元333年），牂牁地区曾设晋乐县，已含今贵阳白云区。《旧唐书》曾载牂牁诸蛮之谢氏龙羽在隋代时就占据了今贵阳地区，有军士数万。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矩州。相对而言，矩州已是较具体的贵阳区域了。“每三二百户为一州”，西南地区的“州”相对的小，总体上应未有规模的城郭类建筑。这也是古黔中地区的人居特点，即在少平坦区域的环境中，一个个聚居点依山傍水，自由散漫，又相对牢固地相互连结。相对而言其时在今贵州地区矩州应该较大。不过这种“大”有如司马迁当年记载的“夜郎”之大，是相对其他邻居情况而言；另者恐怕多是指人口：“西南蛮牂牁蛮，首领亦姓谢氏。……无城壁，散为部落而居。土气郁热，多霖雨。稻粟再熟。无徭役，唯征战之时，乃相屯聚”，这似可旁见当年的古“夜郎”之所谓精兵数万——多是战时云集之数，而非千日养兵之制。这也说明名为矩州的贵阳当时只是一种建置名称而非指具体的“城市”。

贵阳相对明确有建城行为的时间大约是元代，城也由此名“顺元”。据载“顺元城”时为土城，有四个城门，其范围相当于今贵阳市南明区内从南明河到大十字之间。奇怪的是立于山中，该城却未采用石材建筑。明郭子章因此说过，“……元旧城址狭隘，城垣卑薄”（《黔记》）。因欠缺城市防御能力，元末时该城亦被轻易毁灭。明代后重修的贵阳城，其格局、道路与建筑的命名均深深地烙上封建制度文化印鉴。“文革”期间，春雷广场、朝阳桥、红展馆等地名则又重新覆盖了从明清传下的串联着历史意味的称谓如贡院街、谯楼路，翰林坊、花牌坊等。明清时的贵阳城街道已多以石料铺就，那时是为坚实耐用，今日看当属怀旧式的审美证据了。

公元620年，谢氏龙羽曾遣使贡见唐朝，被封为刺史及“夜郎郡公”，公元621年贵阳地区改名“矩州”。其存在时间为公元621年~960年，300多年，相当于从唐朝开国至宋朝开国。在这一时段里，牂牁“谢氏”大姓一直盘踞安顺及贵阳地区，可谓黔中及贵阳的老主人。

约在五代时期，随着滇东黔西白族政治上层集团“爨氏”大姓的壮大，爨氏各部不断向今贵州中西部地区扩张，公元859年曾攻破今黔北遵义，公元873年爨氏攻入今黔南，并控制了今贵州中部的安顺地区（牂牁谢氏）。10世纪初，随着爨氏式微，“西爨”渐隐没于“南诏”。大约在宋建立的前夕，“东爨”集团自今滇东黔西进一步延伸入黔中，盘踞古贵州大部地区3个多世纪的“谢氏”集团在区域内的倾轧中转向颓败并再未恢复昔日政治原状。这种倾轧主要来自黔西“东爨”集团之乌蛮群体，也有来自东北部的“宋氏”集团和从黔东蔓延过来的苗瑶族群的压力。这应该是一个乱世。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则将“牂牁蛮”地区归为“外国列传”，“牂牁蛮，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为生，而无城郭聚落，有所攻击，则相屯聚。刻木为契。其首领姓谢氏，其名见于唐。至天成二年（后唐，公元927年）尝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冠带如中国，贡草豆蔻二万个、硃砂五百两、蜡二百斤。”（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所载似可见到五代时期，占据贵阳及黔南地区的显态力量主要是宋氏集团。宋代及之后的元明时期，贵州历史舞台主要偏移向贵阳以东地区。

另从考古可见，位于今贵州中部的贵阳地区在汉晋时候相对还不突出。这种闲置同时也是某种突出：它实际上使古贵阳区域成了贵州高原各个方向的人群的散落部分的集中地，相对受到历史时期常有的冲突度也较小。这利于人群的集中和发展。同时，它也因此具有一种兼容度。从史载看，“牂牁诸蛮”及谢氏蛮、赵氏蛮分布的黔中区域相对而言社会经济虽然有限，却是自在之地。

古代贵州人口移动趋势主要体现于东面。黔东北方向先后主要是濮、巴及华夏族群，东南方向先后主要是越、楚、苗瑶族群。汉晋到唐宋时期，越、濮、僰族主体在滇东、滇中和黔中、黔西地区有了新的融汇，“牂牁诸蛮”及谢氏蛮、赵氏蛮的总体动态也是渐从黔北、黔东向黔中、黔西和黔南移动，与滇东“爨氏”连结。实际上，逐渐地成为城市的贵阳也正是在这种各种土著与中原人群的移动交错过程中逐步呈现的结果。

黔东、黔北则因靠近“中原”而主流化程度渐增，大部土著多被中原人群压力推向贵州中西部或被融汇。中古及之后，黔东“巴”族群的分布与力量状态也被分割和缩小。作为越与濮的混合体的“僚”群体这时经黔中南移，人群的移动也包括了从岭南再度延伸入贵州的古越族的若干群体，因地理原因，相互交流融汇程度的不同，这些属于“稻作农业”的群体的一部分与原贵州境内的越人合体演变成现代布依族，部分演变分化成水族、侗族等，一部分居于广西地区并向云南延伸，演变为现代壮族，其中部分与原云南境内的古越人及其他民族组合成傣族等。唐宋及稍晚些，庞大的苗瑶族群已密布黔东一线，并向贵州高原中西部及滇桂和东南亚蔓延，同时东爨乌蛮部落群开始密布滇东黔西一线依山而发展。宋元至明清时代，在中原及江南方向的影响下，古贵州的历史舞台因与中原封建王朝的关系其重心逐渐从黔西转移到黔东。即从宋元以后，随着以谢氏、赵氏为统治阶层代表的“牂牁诸蛮”的沉没，古濮、古越族群长期实际控制和影响贵州高原地方政治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综合看，贵阳其地在汉统属于“牂牁郡”，西晋愍帝建兴元年分汉牂牁郡置“夜郎郡”，东晋晋乐县后大致沿用。唐置矩州，唐玄宗时，降矩州为羁糜州。宋时曾称“贵州”，元代时贵阳地区为顺元路治所。明朝时，贵阳之地理与政治地位开始重要，同时越族系统之“西南蕃”（布依族）对其影响力日益明显。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取名“贵阳府”，“贵阳”自此延续，其地位在清中晚期达到不可替代的显要位置。

清乾隆时期（公元1714年）贵阳府人口近5万，其中分布在当时“贵阳”城外的“八番苗仲”（主要是布依族和苗族）就占总人口的67%，按今日的话说也即是除南明、云岩两个中心城区外，环贵阳城均为少数民族分布区。清末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1939年，贵阳总人口约为14万，被称为“边胞”的少数民族34100人，约占总人口的25%。1946年，贵阳市人口逾26万，1947年近28万，可能是因战争原因，1948年又降为20万。1982年，贵阳市人口1319432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3%。2000年，贵阳总人口数为370万（含原属于其他地区的三县一市），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15%；在少数民族人口中，苗族和布依族约占70%。2005年，贵阳市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贵阳汉族人口为326.29万，少数民族人口为62万，占常住人口的16%。

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变化，反映了清中后期以来贵阳地区的移民态势。清道光时期，总制滇黔使者、贵州巡抚贺长龄曾说“贵阳为一省首郡”，“领袖全黔”，另位贵州巡抚乔用亦曾认为“贵阳为黔大都会，冠盖之所交，人文之所聚”，在向道光皇帝汇报介绍贵阳情况时，他说“是亦多侨籍，合吴楚之秀良聚族于斯土也，其民华”。这表明贵阳在清中晚期时已几乎完全主流化，主体居民已为江南方向的汉移民，但其时周边除汉族外，仍分布有相当数量的濮越族群融各支系民族和苗瑶族群各支系民族，另有少量“龙家”（白族）及后被完全融汇的“宋家”等。

唐宋时期的“贵州”主要是指贵阳，意即“贵阳这一片地区”的意思。随着贵州高原地区中心城市作用的逐步重要，“贵阳”的位置大约在明以后开始呈现，自宋出现的“贵州”（贵阳）之称演变为省名。“贵阳”相对正式地作为现贵阳的名字，据史界考证大约自明弘治时期，时段大约是公元1488年~1505年。但官方的命名，则是明隆庆三年即公元1569年命名为“贵阳府”。

“矩州”设于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如此看贵阳的老名字和“贵州”的来历均似源自“谢氏蛮”，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现代布依族、仡佬族及白族的先民集团是古贵阳的原住民。当然那时它们都还是复合体的，泛称为“牂牁诸蛮”。虽然在约定俗成的传说中，“贵州”名称源于公元974年贵州地区民族酋长普贵朝见宋太祖一事，我以为这并不载于宋元文献的所谓史实纯属后人杜撰。除了牂牁“谢氏”是贵阳地区相对明确的原住民外，另一明确记载倒是在公元975年，乌江中下游地区的“水东宋氏”大姓南下占据贵阳地区，成为宋代时期贵州地区的主流化政治代表。在宋代，环今贵阳地区的居民主体是“西南蕃”，这一复合群体以布依族为主体、包括了仡佬族、白族（龙家）先民群体。宋以后，环绕贵阳的民族则以布依、苗、侗族为主，此外还有仡佬、白族（龙家）、宋家等。

封建王朝对滇东黔西爨氏、大理段氏的态度与利用程度，与其对贵州地区的酋帅大姓是不同的，从贵阳地区的几易其手看，也似乎旁证了在历史上的贵州地区，并未真正形成过统一和强大的地方性政治势力，其影响力往往是局部的、阶段性的。其中牂牁“谢氏”占据古贵阳地区的时间较长。宋代后，牂牁“谢氏”“赵氏”势微，在中原王朝更替、军阀轮流坐庄、土司林立和内地人口源源不断涌入的后来，其在黔地的影响渐被忽略，其部分后裔渐隐并重新凝结为“龙家”（白族）这一群体。

今天，逾8000平方公里的贵阳既是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信息中心，也是一个多民族散杂居的城市。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市总共有51个民族，其中有苗族、布依族、侗族、仡佬族、白族、水族等11个世居少数民族。

二、谢蛮与赵蛮

早在西南地区“大姓”“酋长”自行割据的西汉时期，谢暹即曾任黔中牂牁郡功曹，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谢暹与牂牁区域内的龙、傅、尹、董等“大姓”联合起来，“保境为汉”。刘秀远在今河北，但当时牂牁区域内的地方“大姓”竟然可以派出使员，辗转绕道进入河北朝见刘秀示忠。谢暹因此被封为“义郎”并世袭。自此，“谢氏”以黔中贵阳为中心，成为古代贵州最大的望族和政治势力，其民以“越”族群为主体，包括“濮”“僰”等群体。当其成长壮大之时也是其群体性质特征日益地方化之时，换言之即是“大姓”与“酋长”概念界线模糊之时。

从孟获、爨氏、南诏、大理和谢氏等“关键字”，可见古贵州及西南的地方政治力量往往呈现于中原乱世之际。西晋末年，古中原出现了“十六国”割据混战的局面，在西南方面有“成都王”李雄建立的大成国；李雄势力范围一度达到云南南部和贵州中北部地区，这时，贵州牂牁郡太守谢恕又“保郡为晋”，并以贵阳为基础两度击败李雄之军，此举深得东晋王朝的赞扬，并因此封赐谢氏为“抚夷中郎将”“宁州刺史冠军”。

隋朝时，牂牁郡（今贵州省大部及广西、云南部分地区）主要由谢氏龙羽占据。谢龙羽因此亦名“牂牁蛮”，到隋末的“土宇分崩”之际，谢龙羽“保境自固”，对中原局势静观其变，唐朝建立后归附。公元620年，谢龙羽遣使入朝，唐在其辖区置“牂州”，谢氏为“牂州刺史、夜郎郡公”，统治牂州、衮州、应州、矩州、庄州、琰州等以今黔中为中心的大片地区。后唐朝又将这一片区划分为多个州如功州、允州等，以谢氏各支首领分封刺史，谢龙羽因此又称为“牂州谢”，谢氏及赵氏各支领导人分别被称为“东谢”“衮州谢”“南谢”“西谢”“矩州谢”“西赵”等。虽然古代诸多民族自身欠缺文字记录，曾在古贵州高原叱咤风云的谢氏诸蛮状况仍能从汉语文献中简略了解。

“东谢蛮”首领为谢元深。唐时，在东谢蛮地区设应州，不征赋税。谢元深为刺史。隶属黔州都督府。东谢蛮地区主要是今贵阳一带。

“牂牁蛮”则以谢龙羽著名。公元629年谢龙羽曾亲自率领谢氏各支酋领去长安朝见唐太宗李世民，按理唐朝在文化上的开放与兼容是中国历代均不能比拟的了，然而作为当时的“国学大师”、时任中书侍郎的颜师古竟对谢元深的服饰很有感觉，认为怪异并向唐太宗建议绘图以作纪念。谢氏酋长的服饰大抵也是东谢蛮族人的样式，即发式为“椎髻”，以红巾束之，男子以锦绸或布制成衫或袄，大口裤，右肩上斜束皮带，皮带上以螺壳兽皮为装饰，佩刀带剑，英武帅气。

“南谢蛮”首领谢疆亦在公元629年时与谢元深一同朝唐，唐也以谢疆为刺史，在南谢地区设南寿州，后改为庄州。其地主要约在今贵阳及以南的惠水、罗甸、贵定、龙里、福泉等，即今黔南和今广西北部。唐末时南谢部分地区又兴起“都云蛮”，它以莫氏、尹氏为大姓，其主体后演变成布依族。“都云”即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都匀，山清水秀的它如今是一个全国优秀旅游城市。

“西谢蛮”的领导亦为谢姓，公元630年时唐朝在其地设置琰州，州治武侯县（约今贵州安顺市），主要领有今镇宁、平坝、六枝、贞丰等地，即今贵州中西部一带。公元629年时与谢元深一同朝唐的还有充州刺史“充州谢”谢元齐（其地约在今黔南独山、三都一带）、矩州刺史“矩州谢”谢法成等，谢法成可谓古贵阳有名的主人。公元670年，谢法成受黔州都督府派遣，率今黔西地区东爨乌蛮部落“七千户”接受“招安”，归附唐朝。这似说明当时谢氏在区域内有着相当政治号召力。

谢氏各支所领其地大小不等，因汉历史文献记载的角度，有的谢氏酋领见于史册，有的则名不见经传或只言片语。公元797年，有载谢文经任牂州录事参军；公元722年，牂牁地区的重要酋长“衮州谢”元齐死，唐朝诏以其孙谢嘉艺袭封。唐高宗时，矩州（贵阳）谢无灵曾率众起义，《资治通鉴》所载甚简洁：“（公元656年）四月，壬子，矩州人谢无灵举兵反，黔州都督李子和讨平之。”

除谢氏“大姓”外，其时在贵州地区活跃的地方土著势力还有“赵氏”。较有名的是“西赵蛮”酋领赵摩。但文献对其记载甚略，只知其领一万多户，其地因山穴阻深，难晓详情。只知南北有18日行程，东西有23日行程，这个面积似乎也相当宽广的。赵摩曾与谢氏一同北上西安朝见过唐太宗李世民，后被封为明州刺史。另个酋长赵君道则在玄宗、代宗、德宗时期曾多次朝见唐皇。西赵蛮的东面还有叫做“夷子”的大部落，其首领为季姓，与西赵蛮同族，也有一万多人口，唐贞观年间也曾遣使入朝廷。自元代始，云贵川地方志书中有“夷子”之名，又谓“羿子”，主要出现在黔西北和四川凉山一带，有研究者将之视为白族的一个支系。

赵国珍也是一个地方酋领，曾为充州刺史谢嘉艺的部属，有勇有谋，亦有军事实力。天宝年间，南诏王阁逻凤叛乱时，唐相杨国忠曾授赵国珍为黔中都督，屡败南诏。有此功劳，唐代宗年间其曾高升到唐朝工部尚书。有此背景，他的后人后来就取代了谢氏为充州酋长，并世袭黔中都督近半个世纪。赵主俗则算是与唐朝关系最为“密切”的“牂牁诸蛮”中的一个民族酋长。据载他在50年间朝见唐皇20余次，平均两年多就要去一趟长安，唐曾“降玺书赐其王”。

从东汉末至隋唐，以“谢氏”为主的“牂牁诸蛮”广泛分布和实际控制着今贵州地区，谢龙羽辖区相对较大和重要，自然条件也较好，“土热多霖雨，稻粟再熟”，加之无赋税徭役，这里应是隋唐时期贵州高原的相对中心区域，总人口在当时亦很可观，据载“牂牁诸蛮”在谢龙羽时期即拥兵3万余人，可推算其总人口约为12万。

“牂牁诸蛮”是“土著”与“大姓”相互融汇的结合体，是这一时期贵州的主体居民。在古代贵州区域，“牂牁诸蛮”显然并非单一的民族群体，应以“越”族群为主体，包括了“濮”“僰”等族群的共同体。即这一群体应包括今布依族、仡佬族、土家族、白族、壮族的先民。但在当时这种分化应该还不是非常明显。

自宋代始，作为几百年间贵州地区的两个“大姓”谢氏、赵氏后来似乎一下销声匿迹了！它们去了哪儿？

这个奇怪的蒸发原因主要应有两个。

一是欠缺强大的政治支撑。期间，中原封建王朝对贵州高原的失控，使“谢氏”在晋唐以来建立的政治背景不再；二是唐王朝将谢氏各酋领的地盘进行分封细化，使一州又分出几州，这其实是使谢氏各支系名义上辖治诸多地方，实际削弱了谢氏的整体实力，故而在贵州高原常见的各部族势力割据之时，谢氏必然无力应对。同时，来自滇中滇东方面的每每扩张，都对黔中黔西带来某种覆盖式的压力，这主要是“爨氏”集团、南诏、大理这三大力量，为应付这种力量，中原王朝往往要将黔中黔西当作一种对付滇地局势的前沿屏障，这必然使以谢氏、赵氏为代表的“牂牁诸蛮”难以独立发展并有合适的发展机会。这是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则是群山间的相互消磨。从谢氏赵氏与唐朝间的不断朝见走往关系看，“牂牁诸蛮”有点像后来的“大理国”，似也是以偏安一方为满足，山不争高自为峰，这也造成了事实上的各自为阵和独立。到五代十国时期，贵州地区各个有实力民族集团的强大及对谢氏的武力侵略或说混战，使“谢氏”的中心地位逐步势弱，以至于后来几乎销声匿迹。

似乎还可以这样说，“牂牁诸蛮”领头者之“谢氏”“赵氏”的大部蒸发，透露出一个此起彼伏的事实：自周秦时代漫布贵州高原的古代越、濮和僰族群的影响力被分散。在蒙元王朝的短暂过渡后，在明清时代，随着东爨乌蛮族群、苗瑶族群和源源不断的大量中原内地移民的进入，至少在今贵州地区，这三个古老族群的“地位”呈现下滑态势。但在明清时，由古越濮族群演变形成的布依族群体亦曾一度活跃，与苗瑶集团成为期间贵州地区影响力较大的民族群体，“仲苗”之称曾在官方的偏见中不断见诸明清史册。同时几乎是贵州高原最古老和最广为分布的原住民仡佬族先民群体逐渐从黔北—黔中—黔西北转入黔西—滇东—滇东南及桂西北，多为小聚居大散居。仡佬族群的遗迹类似汉人说宜宾为“故僰国”的意味，在贵州高原各地均被不同形式和不同角度地定格下来。在黔中，著名的风景区贵阳花溪，旧即称“花仡佬”；在黔西北，清道光《平远州志》亦载：“织金秦属巴郡；汉属牂牁郡；为仡佬族世居……”如今的仡佬族主体主要存在于黔北黔东部分地区，大部散居于黔西北大方、黔西安顺和黔中贵阳等区域。

这种民间性的有规模的民族移动多因为经济与战事，滇东南文山地区仡佬族即系明末清初由贵州迁出，清末贵州地区苗族仍在向滇中如文山地区移动。布依族亦逐步从整个贵州地区退缩至贵州中、西部和南部，在黔南和黔西南地区，与地理一体的云南文山地区广西地区的壮族毗连。自宋始，贵州地区的古僰群体应该多被融汇，古濮越群体后裔则因时因地不时在地方史上呈现出政治与文化异彩，但总体看，在宋代它们从政治上几乎已退出与中原内地毗邻的贵州北部东部。南宋时，略有“谢氏”稀见于记载：“产马之国，曰大理、自杞、特磨道、罗殿、比那、罗孔、谢蕃、藤蕃等，每岁冬以马叩边。”（《岭外代答》）就引所列地名或部族领地名之顺序看，“谢蕃”仍还在环今贵阳地区。

曾在贵州高原风云一时的“牂牁诸蛮”及者之“谢氏”“赵氏”群体到底去了哪里呢？在相应时期的史载中，不仅是“牂牁诸蛮”，其时贵州区域的“僰人”及“白蛮”的称谓也极其鲜见，这些现象似乎不太被关注，直到明代，随着一个叫做“南京人”的人们共同体的呈现，“谢氏”“赵氏”才又浮出水面，一个几乎被历史嚣尘掩盖殆尽的叫做“龙家”的群体才引起了注意。

“牂牁诸蛮”以及曾一度显赫于贵州高原的“谢氏”“赵氏”等曾经的大姓或酋帅的后裔子民自然不会凭空消失，宋元时代，它的一部分和“僰人”“白蛮”及其他民族融汇演变成了一个叫做“龙家”的人们共同体，元明时代，“龙家”和“南京人”一起融汇成为贵州白族的主体部分。

第五节龙家

一、“龙家”：贵州中西部地区的世居群体

“爨”分东西后，位于今滇东黔西的“东爨乌蛮”数量渐多，并帮助过大理建国，故大理段氏“免东方三十七部蛮徭役”，这在一定程度也促使了该部落群的发展。在五代十国期间，中原内地出现的各国势力都比前代有所局限，当时的西南亦得到相对自由的发展，原“东爨乌蛮”亦开始强大，同时其内部亦相互兼并，其势影响并占据了滇东及西部贵州一线，先后建立了乌蒙（云南昭通），罗甸（黔西安顺），自杞（滇黔桂交界），乌撒（黔西北威宁），毗那（贵州织金）等大小不等的部落型政权，在与中央王朝先后取得联系或被认可后，这些部落实际上成为了新的“大姓”或“夷帅”集团，后一一被蒙古歼灭或归附元朝。上述各集团中，位于今贵州中西部的“罗甸国”较大。

《元史·地理志》曾载：“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斡罗斯，吕国瑞贿丞相桑哥请创立罗甸宣慰司，奏言：招到罗甸国扎哇、希古并龙家、宋家、仡佬、苗人诸种蛮夷四万六千六百户……”这似乎是目前已知的关于“龙家”这一贵州世居共同体的最早正史记载。由此似可推断“龙家”作为一个共同体至少在宋代便已存在，此外《贵州通志》《大定府志》《清镇县志》等近百部各类文献均对“龙家”有粗细不均的拓展记载。

其称谓及解释亦有多种：

一种说法是源于黔西“龙”之大姓。清宣统《贵州地理志》载：“龙家有四种：日狗耳龙家、马镫龙家、大头龙家、曾竹龙家……白龙家，在大定（今贵州大方）、平远（今贵州织金）二州。”“汉武帝灭且兰，置牂牁郡，迁蜀中大姓龙、付、董、尹氏于其地，于是苗中有龙家子矣。”引述所认为的“龙家”属西汉时期进入牂牁郡内的中原内地移民后人，这些人群在西汉末年聚为龙、傅、尹、董氏等大姓，唐时，则又有东谢蛮、西赵蛮等牂牁诸蛮，汉晋时期的“大姓”至唐时已“夷汉结合”并成为“夷帅”类型。但如果是“大姓”，为何只出“龙家”而非“尹家”“董家”之类的称谓呢？

宋时，今黔中及黔南以惠水、龙里为中心曾出现了由龙、方、张、石、罗、程、韦七姓贵族统治的“西南七番”，在这一庞大的以布依族先民为主体的多民族复合群体中，“龙氏”部最大。宋时，“龙氏”几乎在黔西、黔中、黔南各地都有出现，并皆为大姓。宋时黔中“牂牁”地“龙氏”已是最强，其族上层曾官封归德将军、南宁州刺史、蕃落使等。如果仅是因为“龙氏”实力当时最大的缘故，这种说法似乎又难于成立，因为从记载看，“龙家”的地理分布情况与人口数量之众，绝非一个“龙”姓可以容纳的。并且西汉时的“龙氏”与宋朝时的“龙氏”显然缺少衔接或连续的证据，同时，宋及之后的黔中黔南“七番”的综合特征已可直接与现代布依族群体挂钩，并非后来被认定为白族的“龙家”。就“龙”姓而言广泛存在于我国各族中，但元明时期，分布在今六盘水、贵阳、安顺、黔南、毕节等地区的“龙家”共同体频频见诸史册，其中，却恰好罕见“龙”姓而多为谢、赵两姓。故“龙家”源于“龙”姓并不成立。宋元时代的贵州地区的“龙家”的“龙”在演变中显然已越过“姓氏”这一范畴，即“龙家”从血缘式家族群体跨向了地缘式民族群体。可见“龙家”亦如“爨氏”，是历史时期在特定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的人们共同体，而非两汉和两宋时代的龙氏大姓或“西南蕃”之龙姓。

另些关于“龙家”源起还有：明朝调北征南的军队后裔，因身披“龙甲”而得名；或说明初燕王朱棣起兵逐走建文皇帝朱允炆的“靖难之役”之后，一干忠心臣子率家丁护送失败的建文皇帝入黔，意为护“龙驾”（龙家）。咸丰《安顺府志》载“侬家，一曰龙家。相传皆外省客籍，又传亦明时奉调来黔。以披龙甲故名龙家，然其本末无考”，“仲家（布依族），有黄、罗、班、莫、柳、文、龙等姓，亦传奉调而来，身穿重甲，因名仲家”。道光贵州《广顺州志》载“惟宋家、蔡家、马橙龙家乃战国时楚伐宋、蔡、龙三国，俘其民而放之南檄，流而为苗。知中原礼义，衣服、祭祀、婚嫁丧葬、揖让进退，一禀于周。”20世纪50年代全国人大《关于贵州西部地区若干较小民族集团初步调查资料汇综》里说：“按语言情况来看，龙、蔡、卢又称‘六额子’。”《大定府志》则说：六额子，亦名宋家，有同一语言，只是方言区别。可能原来是一种人，后来分出来的三支成了三个名称的集团。甚至有传说为“龙家”是战国时期被楚国强行徙入黔中（夷化）的龙国国民的后裔，其主旨是认为“龙家”直接是为古中原移民。这类说法类似“披龙甲穿重甲”而命名“龙家、仲家”，应与清代谱志修撰之风盛行的大背景和其中内容的伪托、攀附影响有关。到清代特别是清中晚期后，在中原内地的主流文化的影响下，贵州西部若干人们共同体和移民群体对自身源流的定义显出混杂。明嘉靖田汝成在《炎檄纪闻》虽然曾记录“宋家、蔡家盖中国之裔也，春秋时楚子往往蚕食宋、蔡，俘其民而放之南檄，遂流为夷”，而这种说法当时就连作者自己也并不同意和怀疑的。

史载中“龙家”诸种亦有被视为布依族先民之一部的情况。细究之，“龙家”与“仲家”名称同步始见于元代，这表明二者有别，“龙家”（白族先民）与“仲家”（布依族先民）虽然由于地域与文化背景有大同有相近之处，必然会有局部和不同程度的融汇，但二者的区别也早有记载，明《炎徼纪闻》曾载“龙家与仲家（布依族）同俗而衣尚白”，“衣尚白”正是中国白族文化习俗的一个鲜明特征。《炎徼纪闻》其所言的这部分“龙家”主要居住在黔中靠近黔南的地区，这一部分“龙家”因与“仲家（布依族）”“仡佬”等民族相杂居而产生融合，后大部归于布依族等。不难理解，在云贵山区，随着时间的延续，各个人们共同体分聚离合也不断地发生，并且其内部的变化也一直在持续。

明万历时贵州巡抚郭子章所撰的《黔记》中，专为“苗人、罗罗、仡佬、仲家、宋家、龙家（僰人）”等民族列传，这种将仲家（布依族）与龙家并列的情况也表明了他们是有区别的。综合看，宋末元初呈现于贵州中西部的“龙家”人群，其实是隋唐至宋时以谢氏、赵氏为主的“牂牁诸蛮”的后裔群体。

在晋唐以前，贵州高原早期居民以越族群为主体，包括了“濮”“僰”族群及少量中原移民。或说在自汉唐至宋时，崛起或说牵控贵州地区的是“牂牁诸蛮”集团，这一集团以古“越”族群为主体，包括“濮”“僰”群体和中原内地移民的散居杂部分。从可以理解的角度和当时的情况看，谢氏、赵氏大姓应为当时贵州地区的特殊阶层。

晋唐时的贵州“谢氏”及“赵氏”一方面立足于“越”“濮”“僰”和中原移民这一群众基础，又要与其时的中原政权如唐朝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同时也要与近邻的“爨氏”及后来的“南诏”有所关系。这就使它相对有了自身的与众不同的特征。这也是“龙家”在后来与“越、濮”的现代后裔如壮族、水族和侗族、仡佬族有所区别，而与“僰”后裔之白族（爨、白蛮）显出了心理与文化的亲近甚至相当的相似性，由于古越族在贵州高原的某种地理覆盖性，它同时又与“越”的另一主体后裔布依族也相对亲近。

所处阶层的特殊和地理、政治及经济关系的必然性使宋末以后贵州高原的“龙家”群体与作为越族群主要支系的现代布依族、壮族等的先民和“爨氏”必然会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古时代的贵州地区与中原的文化距离总体是远的，联系前述之今云南爨氏、南诏和大理等的区域性影响，黔中黔西区域的“牂牁诸蛮”在因故崩溃分散后，相对会更多地保持了来自云南方向的白族化的影响，而逐步形成有自我特征与白族因素的“龙家”群体。

地理的特殊性是古代贵州高原的人们群体不断分散组合的前提，在毗连和相似的地理环境中，在当时的西南政治社会环境中，大理（白族化）对贵州中西部的影响力是必然的。事实上，就南诏及大理国而言，贵州中西部也相当于其疆域的东部，并且在这一区域自秦汉始就一直是“僰”人，即白族远古先民的分布区。

在此环境中，民众间自然会相互来往、相互影响和相互融汇，作为曾是其时贵州中西部统治层的“牂牁诸蛮”的后裔群体，对其时大理（白蛮）的认同或趋向就可以理解了。这种融汇，是建立在同一地缘政治背景中的文化的认同。

由于贵州高原这一相对的封闭又大同的地理背景，也由于在苗瑶族群进入之前的历史时期贵州高原大体属于越（濮）文化环境，“龙家”与布依族先民各支系经济、文化关系和心理相对挨近，这是一些学者将“龙家”归为现代布依族系统，也是部分“龙家”后来被认定为布依族的原因之一。

这也反映了“龙家”的文化处境的复杂。在贵州高原这一古老的越濮文化圈中，介于滇黔毗连区域的宋元时的“龙家”与周秦时的“僰人”有某种相似，即二者其时主要分布在滇黔毗连区域。这意味着它们要同时接受至少来自东和西两面的文化作用力，或可说是氐羌与濮越两大系统的感染与影响以及紧接着来自内地及中原区域的主文化力。宋元后，中原文化渐成了云贵地区的文化主导力量。

自汉唐始，本属于濮越羌三大系统的贵州区域的各民族群处于种种复杂的分化组合过程，宋元及之后，汉唐时期密布贵州中西部高原并风云数世纪的“牂牁诸蛮”历史已经过改写和重组，逐渐细化并具体化，现代民族的雏形有了相对的呈现，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的融汇程度与关系又错综复杂而显得模糊。

宋元时的贵州“龙家”作为晋唐时期以谢氏、赵氏蛮为代表的“牂牁诸蛮”的直系后裔群体，由于地理的毗连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政治、文化影响，势必要与以白族为主体的“南诏”与“大理”有所融汇。从地理原因和生存生活的环境看，“龙家”的形成过程中又与布依族文化关系相对密切。宋元后，中原移民、苗瑶族群和羌族系统从贵州东、北、西北进一步漫浸而入，濮族群多被融汇，越族群部分被融汇，部分向贵州西、南部有所移动，在今盘江以北的惠水、都匀、独山、罗甸、安龙区域有所重组，形成一个连片的布依族区；另有部分从黔中向黔西、黔西北延伸，由于演进步伐的不同这部分越族系统人群与黔南部分有一定区别。

在此民族移动趋势中，“龙家”裹挟其中，以民间性或相对的隐态方式“缓存”于黔中—黔西。从元至明时期，主要分布中心为盘县、安顺、织金、黔西这一毗连区域，贵阳、都匀、长顺等地亦有分布。稍晚些则逐步倾向黔西北，主要集中于织金、黔西、大方、毕节、赫章这几个中心点。

古代贵州区域文化态势是以濮越系统为主，至少在晋唐及晋唐之前，濮越文化实际上相当于一种公共的共享的“资源”。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看某些文化现象是跨民族的、某些民族又是跨文化的原因。“龙家”这一人们共同体的复杂由此也可理解，居于黔中黔西的它处于云贵高原古越文化大气候中，受来自唐宋时期滇东南诏、大理（白族文化主体）的感染，又吸纳了周边贵州地区濮越系统民族文化因素，同时还要承受持续的不同程度的中原内地文化作用力。在土司集团控制力很强的时期，则又受到特定集团的文化影响，这是散杂居的贵州白族先民群体“龙家”民族文化特征呈现多样性和复杂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就中国南方来说，在相对的历史地理环境中，民族文化的这种多源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多元表现，均不同程度存在于每一个民族的演变成长过程中。差别和距离的明显，则取决于这一共同体文化在演变中所受力导致的质变结果的大小。

因被无字的光阴掩盖已久，给我们接近“龙家”形成了障碍。它的各个方面也仍然模糊。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牂牁诸蛮”的直系后裔群体，是自古毗连的中国西南山地中一个叫做白族的群体的贵州部分。

让我们继续接近它。

二、“龙家”称谓的来源

古代民族的称谓多为他称与自称两种，主要源于其生产方式、居住环境、服饰、风俗习惯等，其产生复杂而又偶然，在传播中它们可以转化，有音译、意译、音或意转译后产生的诸种结果。族称时间越往前，其称谓的源起就越难以明确。

结合关于“龙家”的史载看，处于滇东至黔中区域的它如果与汉族群体比较，有明显的地方和少数民族特征；与周边民族相较，又更多地带有汉文化特征。也就是说即便在相对的同一地域上，贵州地区的“龙家”群体与其他人们共同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否则元明时代的文献就不会记载和强调这种差异，并且“龙家”也不会作为这一时期贵州中西部民族群的一种泛称。泛称则表明其分布、文化影响力和人口的相对可观。

唐《蛮书》曾对南诏民族语言有所记载：“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带谓之佉苴，饭谓之喻，盐谓之宾，鹿谓之识，牛谓之舍，川谓之赕，谷谓之浪……”这是汉语文献对西南民族语言较早的记载。中国社科院王锋博士等曾将《蛮书》所取例字与现代白语进行对照研究，认为《蛮书》当时选择的参照字音应是当时白语音的可能性最大。同时，“谷谓之浪”（意即山间低平地带大致称为“lang”音）似又与古越语的发音相似。似可这样理解，中古时期分布于西南地区的各族在相对的环境中对某些日常事物的所指均有相似性。联系前述濮越文化特征在西南地区实际上相当于一种公共的共享的资源，那么，可以认为“谷谓之浪”——本身就属于古越语，在南诏时代，“谷谓之浪”，体现了古越族群在西南的因广为分布而产生的文化影响力，因而作为特殊阶层的白蛮将之取用也属正常。徐中舒曾指出，《蛮书》之“谷谓之浪”，是“古代西南地区凡以良、郎、浪、梁为名者，皆因其居于溪谷之中而得名”。他甚至认为“夜郎”的得名也与此有关，当是“居于溪谷中的部族”。

当然这并非就一定是“龙家”（它时常也被记写为“农家”）称谓的本意，或说是居于平坝的“农”人。虽然后来也有“龙家”的谱牒自以为善农业而被誉为“农家”。就文献看，作为贵州白族先民群体的“龙家”与贵州布依族先民群体的“仲家”在文化风俗上相对更近（曾一度含混），这应有两个共同前提：居住地域的毗连及环境大同；农业、手工业等经济方式大同。

既然如此，为何要分为两“家”呢？而且二者区别是明显的：“龙家（白族）与狆家（布依族）同俗，而衣尚白，丧服则易之以青。妇人缁布作冠若马镫加髻，以笄束之。在宁谷、西堡之间者，多张、刘、赵三姓。一曰大头龙家，男子以牛马鬃尾杂发而盘之，若盖以尖笠覆之；一曰狗耳龙家，妇人辫发螺结上指，若狗耳之状，亦曰小头龙家，其俗与康佐（今安顺市）同。”（明《炎徼纪闻》）“安顺州，民皆龙家夷类，多张、刘、赵、谢四姓，通汉语，识文字。”（明《贵州图经新志》）上引中的4个姓特别是赵、谢及段姓等至今仍是贵州白族的主姓。到明清时期，史载黔西北“龙”“仲”“仡佬”的并列情况则已相对普遍，也就是说越到后来，相互的区别更明显。

因地理环境、人口数量及密度、对主流文化的接触距离等多种因素，本属同一系统的民族会出现名称的不同。一个民族有不同的自称，多半是环境（经济文化）原因。环境也常导致文化的差异，正如滇西白族有一种叫做“三道茶”的礼俗，但并不意味着凡属于白族群体者都会有这一风俗。另如贵阳和黔南地区布依族有一种叫做“姑娘茶”的著名风俗，黔西北布依族则多没这一风俗。在贵阳花溪及黔南州龙里、惠水一带，布依语似乎没有“龙”这一发音。

“lang”的音和义在越族系统区域有普遍体现。越族群中有关自称或他称为“侬”的支系，从地理上看主要是沿黔西南—滇东南—桂西—桂南，并延伸向今天的越南地区。这一“侬（龙）人”支系后归属于壮族。在广西南部壮族自称多为“布侬”，“布侬”可简称为“侬”，按《壮族通史》解释“侬”在壮语中是山林或丛莽之意，“布侬”的意思就是生活在山林地带的人，壮族人民长期劳动、生活在广西的崇山峻岭地区，这一地区在历史时期草木非常丰茂，自然环境良好，因此自称“布侬”。这种说法并不能完全解释广西壮族众多支系的不同称谓。“贝侬”是壮语的音译，“贝”意指年长于自己的同辈人，“侬”原意是指年幼于自己的同辈人，“贝侬”于是可引申为“亲人”“同胞”，泛指所有的有亲密关系的人，“自家人”。“贝侬”不仅在布依语、傣语中有运用，在东南亚各国越族系统各支系中也有运用。或许“布侬”本身就是指“贝侬”，其变化是因汉语文献的记载原因。汉语文献的记载往往有“以点代面”的作用。

近现代以来，江南及上海方言中的“侬”广为人知。语言专家潘悟云研究发现，“侬”是古吴语的第一人称，本义为“人”，到近现代，浙沪地区方言仍有“侬”的称呼和运用，称“我”为“侬”，尤以人称代词后加“侬”最为常见，如“我侬”“你侬”；“人”义的“侬”广泛地出现于整个东南地区。

现代，广西藤县也还有这种说法。如果往前推，似可说历史时期的江南吴越地区曾常用人称代词“侬”并不是出自汉语——而本身就是古越语的留存。也就是说这个“侬”的意义与说法本属于古越族群体，后被古汉语群体吸收取用了。就像上述的“谷谓之浪”被古代白族吸收。至少3000年来，作为江淮以南最庞大的民族集团，古越人由北向南→自东向西迁移，它从江南分向闽台与江西，后者继续掮着锛斧和铜鼓向今中南、岭南、西南及东南亚移动，从秦汉始，从江南到滇黔桂及广东大部地区多为越族群分布区域，long音亦可能随着迁移者的屐痕移动。岁月再漫长，有些东西是长在的，特别是语言，因为它是生命与生活发展的重要工具。这个“侬”字作为人称代词自然会很长寿，它应是一个明显的历史证据或说相当于一种活化石。

今天的闽方言部分地区说“人”亦可作“侬”，江浙地区的第二人称亦为“侬”，而在古汉语中的“你”通常是“汝”。唐代一直到清初，岭南的“人”和第一人称都说“侬”。据潘先生所述，清初广东香山的“土言”里“……自称则曰侬”，“香山谓人曰能”。现代布依族、壮族中有些常见姓氏如侬、龙、农、罗、卢等，这些“汉字”之所以出现应是主流文化作用的结果，但它们的同音或近音似乎也暗示了早期的同源同流，或一定地域内大同的古百越语境。

另外，按古越史研究界已渐共识认为“那（郎、龙、罗、骆、莱、僚、狼、雒）”为古越语，意为“鸟田”，一种农田耕作方式。如今中国西南地区古越系统各族如傣族、布依族、壮族地区仍称农田、田野及低缓坡地为“那”音，类似“谷谓之浪”；如是推之，进一步证明司马迁所指耕田、有邑聚的古“夜郎”族民至少应以古越人为主体？如今居住在黔西南及珠江水系区域的罗甸县、望谟县、册亨县等地的布依族语言中，仍有诸多地名以“那”（意为水田）为名。作为汉姓，侬、龙、农、罗、卢等近音或同音似乎也可作为“那”（鸟田）文化的一种旁证。

清前期，吴三桂率军入黔，曾被各族军民围困险些覆没，后清军对黔西一线各族进行报复和镇压，黔西北民间木刻唱本《水西传》对此有所反映，其中有这样的唱词：“放火烧死侬家子，倮罗仡佬多少人，加弯烧了八十户，以那烧了几十家，穿青烧了无其数，苗子仲家总灭门，”所引唱词在提及当地各族时，唯有“侬家子”为三字，那么“子”并不是因为创作者因唱本字词对仗需要而附加的？“侬家子”三字的连体似乎表明“侬家”二字先是合体的，这种合体的情况在其他文献里也多有出现。虽然按一般理解，“龙家”之“家”，意为群体、群落、这种人、这一类人。正如苗家、仲家、傣家、侗家或张家、赵家，不过从文献关于“龙家”的称谓看，虽然有时它以简称出现如“侬民”“侬人”，但这种情况甚少。“龙家”二字似乎总是连结在一起的，如“狗耳龙家”“大头龙家”“曾竹龙家”等，这与“红苗、黑苗”之类的关于“苗”的泛称又是不同的，较多出现“龙”与“家”的合称，似乎表明这两个字不能轻易拆散！？

“龙家”之“家”，现在看，其意似为“龙”这种群体、群落、这种人、这类人。显然，至少在宋末居于贵州中西部的“龙”家群体，这个“龙”（long）无论是自称或他称，其“龙”字应该是表音，与“龙”这种传说的动物或政治文化象征并无关连。可以肯定的是，“龙家”之“龙”应是音译。那么，宋元时期呈现于贵州中西部的白族先民群体之一“龙家”称呼的来历，或与古越语的“na、long”之音有关；似乎也有表人称作用的“侬”的可能。以汉语急读“龙家”二字，大约也是“na、long”之音。

当然上述在今天看都只能作为猜测。若按另些史家认为“龙家”源于川西的“冉駹”，从地缘上似乎与“僰人”的分布轨迹恰好有某种巧合，但将“龙家”之“龙”归为此类，其中仍缺乏衔接证据。除了古西南地区，稍早些的古西北地区亦曾出现过一“龙家”群体：“……又有（回鹘）别族号龙家，其俗与回纥小异”。（《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回鹘传》）此族系焉耆被回鹘灭之后的存留群体，曾占据过甘州，其族人称其王为“龙王”。呈现于公元9世纪的此“龙家”为自称，其来历似也是源于音译。

在时光的行进中，唐末以后的“牂牁诸蛮”自然会不断演化分散，而其在宋末后形成的“龙家”群体正如“百苗”一样，也是一个居于同一地区的不同的人们共同体的泛称。而“谢、赵”姓氏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符号，则是其种属是否与贵州白族有关，是否昔日“牂牁诸蛮”主体的一个重要判断标记。

而今，贵州白族先民群体为什么称“龙家”？这或许终是一个难以准确解释的谜。

三、猜想：“龙家”即“罗苴”？

由上述：“龙家”属于民族语音的汉字译写，它至少存在于五代及两宋（中原地区）—南诏—大理国（西南地区）之间；从文献记载可见它类似秦汉时期的“西南夷”时期的古僰人群体，即在同时代的西南民族之林里它有鲜明自我特征，可以说它有明显的先进性同时又有明显的地方性。“龙家”出现于《元史》，作为汉字记载似乎是有偶然性，但它存在于西南地区中部，却又有着某些历史的必然。一个“名称”的来历总不是凭空而生的。沿着这种思路我们不妨着眼于“罗苴”这一概念。

“罗苴”（luójū）是南诏政权的一个著名军种，南诏军队一般分为“常备军”“乡兵”与“夷卒”三种。“夷卒”是指其他民族的武装，一般是需要时临时征用抽调，乡兵类似民兵，平时务农战时为兵。“常备军”或说正规军战斗力很强，史称“罗苴子”。“子”一般是指“这类人”的意思。

苴基本字义有二，一是指麻类作物的雌株，二是指鞋里垫的草。“苴”字在《诗经》《汉书》里皆有出现，以“苴”为地名与人名的情况在云贵地区甚多，如元统西南后的大理段氏总管段实又名段信苴日，南诏时的（大理）太和城亦称羊苴咩城。作为表音的它和汉语的“苴”的义并不相关，汉文献关于“罗苴”二字记载，应取其音：“罗苴”。云南永仁古称“苴却”，因产一种名砚而得著名，“苴”在当地读“左”，从“砚”这种古中原文化基本要件的历史演进看，这个苴读“左”音，时代应不会很早，有关“苴却”砚、有关“苴却”读为“左却”的记载多为明清时代，这说明这“左”音是晚生的，是明中晚期后江南、岭南移民及其语言覆盖的原因，即说至少在隋唐时代，“苴”应是“居”之音，由于传播，它又会蓄存或转化保留于各民族的语言里。

南诏精兵之“罗苴子”之苴，意思则多是英勇之人、强壮之士。唐《蛮书》说：“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苴，俊也。”“罗苴”或说“罗苴子”是南诏常备军之精兵，亦称为“四军苴子”，《蛮书校注》及《新唐书》均载“罗苴子皆于乡兵中试人，故称四军苴子……每百人罗苴佑一人管之”。这一精兵层多从“乡兵”中择优选拔而出，并且还要经过5次严格的测试，其军装备优良，其士勇猛善战，光脚板亦走险如飞，战斗力极强，南诏军队每战，罗苴子多为攻坚先锋。此外南诏又有从本已英勇的“罗苴子”中选出的“负排”军，相当于卫戍部队。

唐时南诏及宋时大理之“罗苴”军以勇武善战而名，也时而以类似军管的形式管辖特定地区。南诏建国以来一直以武力拓疆征战西南地区，大理时期西南地区更是得到相当的发展，“罗苴”的影响不难想象，并且这种影响亦并未随“南诏、大理”政权的结束而终止，它在局部地区如贵州中西部演化为“族称”。“龙家”的名称，亦很可能即是“罗苴”的同音汉写。

“龙家”二字出现往往有“内附”的性质：

“普定路，本普里部，归附后改普定府。至元二十七年，初斡罗思、吕国瑞入贿丞相桑哥及要束木等，请创罗甸宣慰司。至是，言招到罗甸国札哇并龙家、宋家、犵狫、猫人诸种蛮夷四万六千六百户。……会云南行省言：‘罗甸即普里也，归附后改普定府，印信具存，隶云南省三十余年，赋役如期。今所创罗甸宣慰安抚司，隶湖南省。……大德七年，改为路。大德七年，中书省臣言：‘蛇节、宋隆济等作乱，普定知府容苴率众效顺。容苴没，其妻适姑亦能宣力戎行，乞令袭其夫职。仍改普定为路，隶曲靖宣慰司，以适姑为本路总管，虎符。”（《元史》）

按今日之贵州地理范围看，在毗邻滇东的黔中安顺“普定路”辖境内当时有“龙家”群体，普定路附近之地则或有僰之散落群体或出现“罗伽”“罗苴”之名：

紧挨今贵州盘县、普安的“沾益州”：“……据南盘江、北盘江之间。唐初置州，天宝末，没于蛮，为僰、剌二种所居。……至元十三年，改沾益州。”

“马龙州，下。夷名曰撒匡。昔僰、剌居之，盘瓠裔纳垢逐旧蛮而有其地。至罗苴内附，于本部立千户。至元十三年，改为州，即旧马龙城也”（《元史》）。虽然称呼不同，从这种行文来看，疑“罗苴”与“龙家”同。

“澂江路”：“治在滇池东南。唐属牂州，隶黔州都督府。开元中，降为羁縻州。今夷中名其地曰罗伽甸。初，麽、些蛮居之，后为僰蛮所夺。南诏蒙氏为河阳郡，至段氏，麽、些蛮之裔复居此甸，号罗伽部。元宪宗四年内附，六年以罗伽部为万户。（至元）十六年，升为澄江路。……本路屯田四千一百双。”

“路南州，下。州在本路之东，夷名路甸，有城曰撒吕，黑爨蛮之裔落蒙所筑，子孙世居之，因名落蒙部。宪宗朝内附，即本部立万户。至元七年，并落蒙、罗伽、末迷三万户为中路。”

“乌撒乌蒙宣慰司（滇东北和黔西北），……今曰巴的甸，自昔乌僰蛮居之。”

南诏疆域“东距爨，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部），西摩伽陀（今印度），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南奔府），西南骠（今缅甸中部），北抵益州（大渡河以南），东北黔巫（渝湘黔交界一线区域）”，其时的贵州中西部多属于南诏势力范围，那么在贵州中西部地区出现南诏军队驻扎也是有可能的，史载也表明南诏及大理时期时有白族军队驻扎今贵州中西部。

按新编《贵州省志·民族志》所述，在元明时代，贵州西部其他民族对白族的称谓与白族自称相同，统称“罗苴”，“罗”被认为指月亮，“苴”者为太阳，“罗苴”者乃太阳和月亮的合称。“龙家”主要分布在贵州中西部，而在毗邻西部贵州一线的云南文山地区等地，也有其他民族将白族称为“罗苴”的，这似乎暗示了某种地理上的吻合。在明中期，“罗苴”的含意有了新的变化，在中央集体与封建汉文化非常发达的明代，也由于交流联系的日益扩大，贵州中西部的白族的“夷中最仁”的特征得到更明显的突出，故而明清时的其他民族文字文献称之为“实罗苴”，意为文化近于汉族的“罗苴”，相对落后者则被称为“佑罗苴”。明末清初黔西北威宁县、赫章县的白族虽以“七姓民”“民家”作为汉称，也被其他民族称为“罗苴”。

如果“龙家”即以白族先民为主体的“罗苴”，那么它与以谢氏、赵氏为核心层的“牂牁诸蛮”又是如何发生关系的呢？由于流落民间而不被正统文献、汉语文献所载，二者的融汇似乎已难找到具体的记录，但仍可寻到一些相关痕迹：

一是地理环境的相对同一性。清冯甦在其《滇考·唐初经理滇中》说：“隋唐之间，南蛮久不通中国。各自为酋长。建宁以东，有东爨乌蛮，西爨白蛮。又其东有东谢蛮、南谢蛮，东谢之南有西赵蛮，皆在牂牁、兴古之间。其西为昆弥，即汉之昆明……”清乾隆《云南通志·杂纪》载：“（唐时南诏）阁逻凤遣昆州城使杨牟利，以兵胁西爨徙户二十余万于永昌城。东爨以言语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又爨蛮（指东爨）……南有东谢蛮、南谢蛮、西赵蛮等，皆隋末唐初，分据滇中（广义的西南地区）地者。”可见贵州中西部即为与爨（白蛮）紧挨着的牂牁诸蛮，这块包括了早期僰、濮、越族和中原移民人们的区域受相对的同一空间或地缘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相似的心理文化是不难理解的。南诏（大理）从多个方面对整个西南及“牂牁”地区影响力毋庸置疑，只不过这种影响因后期中原及江南移民文化的覆盖而难以寻迹。

二是社会地位的相似性。作为以武力进入黔地、远离南诏（大理）中心区域的“罗苴”，与曾在贵州中西部风云一时的“牂牁诸蛮”二者又有着某种历史的相似性。首先是南诏（大理）和“牂牁诸蛮”延续数个世纪的区域性“影响力”都不约而同在宋朝时期的西南乱世中遭到削弱甚至是毁灭性创击。在滇地这种影响力的限制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内部”，即大理时期，其国策已非南诏式的穷兵黩武和耀武扬威而相对文明化，在黔地，“牂牁诸蛮”内部一方面受唐宋王朝的分封“羁縻”限制与削弱，一方面受新崛起的其他部族军政力量打击。

三是由一和二不难设想出有着相似的文化层次、社会地位的“没落”群体在一片相对的地理范围内的必然融汇和联系，这种联系起初是有距离的，随着原南诏（大理）、“牂牁诸蛮”（谢氏、赵氏）权力核心层的隳沉，这些散居贵州中西部的若干小群体必然日益在政治上失去依靠，在文化意识上则有意无意倾向和依附于其时的主流文化，即趋向于中原化、汉化（但同时贵州地理的封闭性又阻挡了其完全汉化的步伐，因而使它们在缓慢的自我变化过程中又趋于地方化并有着自我特色）。

四是从时间序列方面看，谢氏、赵氏及其他贵州高原地区的大姓群体的“没落”应从宋代就已开始，“牂牁诸蛮”之谢氏、黔西东爨之乌蛮、黔东宋氏等集团对古代贵阳地区的几易其主正反映了这种各部族间的倾轧争夺。这种“没落”也使“牂牁诸蛮”大部分融于新崛起的其他民族或融于中原华夏系统。而融汇的一大前提自然是地理环境条件。这里就恰好有一种巧合：“牂牁诸蛮”分布的范围主要是贵州中西部——这一区域也是南诏大理一度控制和影响的范围，而从元代及明清时代“龙家”出现和活动的文献记载看，“龙家”主要分布于元明时代的滇东黔西和黔中地区，而其分布的范围也正是贵州中西部，具体是今黔中息烽、修文及环贵阳地区、今黔南环都匀地区、今黔中黔西之安顺—普定—盘县地区和黔西南册亨、普安、兴义、贞丰、望谟等地，明清及之后其分布活动范围逐渐以黔西北地区为中心，具体为六盘水和毕节两地区。

从唐末到元初，是古中原封建统治对西南地区失去实际控制的时段，也是西南地区局势紊乱的时段，换言之，对于汉语历史文献记载而言，地方史与民族史在此时段恰好也形成了一种空白。故而我们很难得知大理后期白族在今贵州区域的详尽情况，也难知隋唐时代实际控制着贵州高原的“牂牁诸蛮”在瓦解分散后的详尽情况。但是从一个大的时空环境看，同一地缘背景与相似的文化层次，自然是西南地区的中东部区域的散居民族群体增强联系及融汇的先决条件。

虽然我以为二者间应有某种联系，但由于史料欠缺，“罗苴”是否“龙家”在此不作肯定，也暂不介入本书所述主线，且作猜想之一种，以待有识者深究之。

四、地缘背景中的文化认同

1.夷化与汉化

与南诏时期相比，大理国疆域略有缩小，但仍东至普安路之横山（今黔中镇宁一带）。因地理的毗邻，古“牂牁”地区曾出现的诸大姓如谢氏、赵氏自当亦与大理有相当的关系，就云贵高原而言，大同的历史沿袭与自然条件使滇东黔西在民族分布、民族文化更可属于同一单元，从文献和实际情况看，居于贵州中西部之白族先民群体之“龙家”既包含了作为群众基础的当地的僰（爨、白蛮）也包含了“东谢蛮”“西赵蛮”直系群体（谢氏、赵氏蛮），并在相互融汇逐步演进。

历代都有华夏移民进入西南，或“遂流为夷”，或“与苗同化”，到后来其源难辨。早期进入西南的“大姓”主要属于华夏系统，进入后渐与原住民融汇。至少在元明时代以前，无论以什么原因迁入，这些进入云贵地区的中原移民在近千年的岁月中，均先后会被“夷化”，从理论上看，越早进入的西南地区以外的移民群体，与原住民的融合也就越早和越彻底，以此类推。

融合的原因是综合和复杂的。西南地区相对远离中原内地，文化信息与交通联系自是不便，加之西南地区民族政权的不断林立以及“南诏”“大理”政权和“牂牁诸蛮”的控治，早期的内地移民与当地土著的关系程度自是远远大于中原；即便是先期进入并寄居西南地区的中原移民，逐渐在文化上也会与中原内地拉开距离和产生差别。

这种入乡随俗式的内地移民在云贵地区的“夷化”是正常的。但明清时期江南及中原对西南地区的大移民运动，使这种群体历史记忆几乎全部被大同化，以至于建国以来，在国家对贵州西部若干人们共同体的识别考察中，有不少待识别群体多自持“古中原遗民”的说法。同时居于汉文化圈中的世居群体也会被“汉化”，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曾载：“宋家在贵阳，颇通汉语文字”，“亦尽变而为华，不复可别识矣。”

明清时代是外来人口迁入西南的数量最多的时期，云南省主要是来自江苏，贵州省主要来自江西，这种综合了生产技术、商业与文化观念的人口大移动，其影响力模糊而潜在，且更加深远。贵阳南明区四方河是一个布依族小聚居区，明初期曾在四方河设立有“哨”，表明这是贵阳周边地区的军事和交通要点之一。这一地区的布依族主要是葛姓，他们无论从风俗习惯、服饰、语言和心理因素都很“布依”，而其族人一直认为他们的祖上来自“江西吉安府”（“吉安府”是江南地区在明代对外人口的最大输出地区）。在贵阳另一个布依族人口相对较多的花溪区，也多流传其祖来自江西。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文化节目中，到目前为止云贵地区最早和最重要的考古文化遗址“海门口”地区的居民，亦认为他们的祖上来自“江南应天府”，而江苏正是明代对云南地区最大的人口输出地。

原住民群体会有江南或中原源头的现象，有群体记忆的自然改造原因，也有人文传统心理攀附、政治依靠和主文化倾向习惯使然。这种攀附是一种中国特色普遍现象并由来已久。春秋时期，已有各族首领将自身先世归为黄帝、禹等传说中历史人物后裔的情况，这种攀附在不同时期均有出现，如中古以后的西南越族侬智高起义被平息后，其裔后被赐宋朝国姓“赵”，后来就逐渐有传说侬智高本是北方汉人；黔西“安氏”本为皇朝所赐，其族应为云贵土著性质，但与水西土司安氏同一族系的金沙县黄氏、龙氏亦传说认为其祖来自江西。

历史上的“南中大姓”均有一个看似合理的先世谱系传说，今已难考。曾任云贵总督并与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活跃于近代中国的岑毓英出生于滇黔桂三省交界处的西林，本是壮族，但却自称为“汉人后裔”，并鄙视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另如白族之大理国皇族段氏，曾有山西汉族移民之后的说法，却又因其深信佛教，又有传说其为印度阿育王之后。“山西”的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中国”并不全是河南，其主体为今山西省中南部区域，中国移民群体往往理解的源于山西，实际上是对正统意味的“中国”的心理攀附。此外，像南诏王身世一直亦是众说纷纭。关于南诏与大理王族身世及其与汉人的关系，多在明清时期的文献中出现，这一出现时段，多少已表明著述者的主观或说是主文化视角，即“大理”之类与“匈奴”之类情况是不同的，南诏与大理都趋向并大力推行中原内地文化，大理之类总体上仍属于主流文化范畴，这种正统观使历代封建学者易以对象与主流文化的距离来判定对象某些“性质”。

类似的疑云就不难理解了：一是在特定的历史、地理和人类群体环境中，一个家族、氏族对自身身份的认识，体现了当时的主文化影响，实际上反而体现出当事者相对的文化水平，也就是说，当其产生这种寄古攀附之心时，他（们）自身并不是以“民族”来界定的，他或他们是以“主文化”的层面来定义（抬高）自己及自己家族的。二是欲通过对主体民族的认同以获得可能的政治（及经济文化）利益。三是类似的自识，自然也会有当事人因价值观变化后的原因，当事人在立足一定的政治社会地位和达到一定的思想文化层次后，按理亦会与原民族群体拉开距离，否认自身原本的民族身份。广西学者白耀天先生等曾对壮族17家土官族谱进行考证，认定土官们多在族谱中“夤援攀附，声言非为土著，以伪乱真，自诧遥遥华胄，故拟南迁，世官广西，虚张勋伐，自抬身价，诬其先而乱其类。”（邓金凤，《壮族认同“汉裔”现象研究回顾与展望》，见《广西民族研究》2009.01）

故而部分“龙家”“蔡家”自以为是春秋时期中原龙国、蔡国遗民，应属一种心理依附，一种文化层面的托古假借或一种相对的文化认同。同时我们可以理解的是，在宋代，滇地“大理国”的兴盛，官方与民间都必然要与贵州中西部“牂牁诸蛮”谢氏蛮和赵氏蛮之后裔群体“龙家”产生联系。这有两个特殊的政治原因：

一是这一时期西南地区经济文化水平最高的“大理国”影响极大，以至于出现了以云南为中心的西南区域社会文化的“白族化”现象，从唐代的南诏开始成型的白族群体在大理时代更加成熟和稳固。这种文化影响力势必要延伸到黔西、黔中、川西和桂西北地区。二是就贵州地区而言，五代的乱世及宋初对云贵地区的鞭长莫及、民族分布情况与山区地理现实，使当地部族林立，各自为阵，各种力量此伏彼起。从前述的“贵阳”之几易其主就能看到这种不稳定状态：以谢氏、赵氏为代表的“牂牁诸蛮”占据以贵阳及黔中为中心的贵州大部地区的数世纪的状态，被“东爨乌蛮”的武力所改变，后者攻破贵阳不久又被“水东宋氏”所逐。用现代的说法这相当于地方军阀混战。

这里可以看到：自此，以古越族为主体的古代贵州地区的地方政治从（谢氏及赵氏蛮）“大姓”绵延的面上的状态变为以局部或点式状态。在宋代，贵州高原除直接纳入王朝管理的区域外，其他“化外”区域多是散沙式的。与此同时苗瑶族群开始大量从湘西黔东漫延向黔中地区，稍晚些，江南移民大量从东、北进入。这也形成了后来布依族、侗族、水族和壮族等越族群各支系的分布状态，即其主要以黔南一线为主要集中分布地，与广西毗连，黔中、黔西北地区则呈散居状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实力不再的“谢氏”“赵氏”这些曾风云数百年的贵州地方大姓似乎在史册中隐匿下来，静默于黔中黔西地区。自宋代始，不仅谢氏赵氏陨落，“牂牁诸蛮”中的濮族系统（仡佬族）也自此弱势沉静下去了。虽然从汉文献的撰写原则与视角中，这种变化并不多见，但从“东爨乌蛮”各部的明清时期民间文字文献、口头文献和明显有汉化痕迹的史类著述中，可见到这一族群崛起过程与古濮族群体及古越群体为主体的“牂牁诸蛮”的军事争夺与征战情况。

至少在宋朝，如果说有中原内地移民进入云贵，必是零星数量，因为南诏、大理其时势头正旺，并且云贵高原地区的中东部一带各民族部落各自林立，这一时段内地王朝只能自顾，也不存在秦汉时期的中央政府的政策性移民行动。宋元时代向云贵的行政性移民也甚少。故亦可估计“龙家”在云贵边缘一线区域的集聚发展与同时期云贵地区其他民族群体一样，在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乱世中自行得到一定发展，在元明时代开始呈现于贵州中西部地区，但其政治影响力已然不存。

明万历时的贵州巡抚郭子章所撰的《黔记》曾为“苗人、罗罗、仡佬、仲家、宋家、龙家、僰人”等民族列传。在此，龙家与僰人时而单列时而并列，并不表明它们的距离，原因通常与具体的群落发展状态有关，也与记述者的视角与理解有关。清光绪年间的贵州《水城厅采访册》里曾录有咸丰时期大定府学廪生李天极的《荷城赋》，其结尾记载了其时黔西北水城地区的民族状况：“岁稔、时丰、崇信分由平远；永顺、常平拨自大方。……其族甚衍：有民家、龙家、仲家……”亦记载了“僰人”“仡佬”等，其中民家、龙家、僰人均为白族，却分为三种称谓。

在明清时关于西南地区民族情况的汉语文献中，“僰人”多直指“白族”，如明方以智之《通雅·地舆》载“僰人、爨人，即今云南之黑罗罗、白罗罗也。……古曰乌蛮、白蛮”。明王士性《广志绎·西南诸省》载“诸省惟云南诸夷杂处之地，布列各府，其为中华人惟各卫所戍夫耳。百夷种曰僰人、爨人、各有二种，即黑罗罗、白罗罗。……大率所辖惟僰、罗二种为多”。明杨升庵《南诏野史》曾对云南境内60种“蛮夷”作过简介，其中白族则称为“白民、白猓猡、海猓猡、地羊鬼、撒马都、坝猓猡”等，其中“撒马都”“即西爨白蛮。知读书，能文字，舌音清便，多冒汉人”，但其服饰又与“白民”有别，这类似于自古的“汉人”也有南北之别、东西之分。

这种内部差异往往以表现在日常生活事象与风俗习惯方面。地理条件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清康熙时通判黄元治之《平远风土记》曾记录其时“平远州”的一些情况：“……自康熙三年上命吴三桂平水西，奄有其地。遂建置府治，与大定、黔西、威宁并称新疆，而平远实为三府之冠。东连新贵，南距镇宁，东北为黔西界，西为云南沾益州界，城北五里即大定界，又北为威宁界，惟沾益州为最远。截彼补此，地可三百里云。……城中皆兵。唯东西二门流落十数家。至群苗，则皆僻居溪洞笼箐中，如鸟兽之巢穴，不可以近人。苗非一类，若罗鬼、若仡佬、若白苗、黑苗、花苗，若蔡家子、侬家子、仲家子。仡佬种有王，罗鬼亦分黑白倮倮二种。……饮食起居，诸苗亦相若，惟衣裳颜色则各从其类，如白苗衣白、黑苗衣黑是也。”（贵州《织金县志》）

虽然经济文化差别确实时常可以服饰代表之，而文化（心理）的认同则可打破这种限制，并相对长期地成为一个人们共同体主观凝结的精神纽带。

2.龙家：贵州化与白族化

“龙家”共同体在元明时期在黔西及黔中区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最显然的表征就是“龙家”在当地颇似以往的“夷蛮”一样逐渐成了贵州中西部的一种民族群泛称。按一般的理解，这种泛称表明“龙家”的种类及内部的习俗有异，支系繁多，因而名称不同。其前提是“龙家”有相当的人口数量及分布：

清宣统《贵州地理志》卷三载：“龙家有四种：日狗耳龙家、马镫龙家、大头龙家、曾竹龙家……白龙家，在大定（贵州大方）、平远（贵州织金）二州。”此外各文献中亦有“小头龙家”“上路”“下路”“白种”“黑种”之分。

《贵州通志》《安顺府志》曾载：

狗耳龙家：“狗耳龙家，依森林榛莽之间……男子束发为冠，妇女辫发螺髻于首，若狗耳状。衣斑衣，以五色药珠为饰，贫者以薏苡代之。”狗耳龙家主要分布在今贵州毕节地区、安顺市。

马镫龙家：“马镫龙家衣尚白，丧则以青。男髻向上，以青布额之。妇女以青布绾发盘其首，若马镫状。衣短裙长，聘以牛，死不用棺。”马镫龙家主要分布在今贵州毕节地区、安顺市镇宁县等。

大头龙家：“大头龙家男子戴竹笠，妇女穿土色青衣、短裙。敛马鬃扎发盘髻如盖，故曰大头龙家。”其主要分布在今贵州安顺市的普定县、镇宁县等地。

曾竹龙家：“妇女穿白衣，系桶裙，戴细方巾，以髦扎一尾，名曰发尾。人死焚之，敛骨以葬。”另明弘治时代的《贵州图经新志》卷一亦载：“贵州宣慰司……‘曾竹龙家，其俗与龙家同，但妇人以布作冠，形为马镫，加于髻上，以全木或骨角为长簪焉’。”曾竹龙家当时主要分布在与黔西南毗连今安顺市麻山地区。

至少在明代龙家的分布区域是以黔中安顺为主，东接黔中贵阳，毗连滇东，正逐步延伸向黔西北，像L型。由于所处的地理小环境与相邻民族或说人文环境的不同，各个“龙家”群体在文化风俗上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在清代，关于所谓“苗蛮”的图本文献种类不少，侧重略有不同。清嘉庆时，任八寨（黔南丹寨一带）理苗同知的陈浩编成《百苗图》，该书以文配图的方式将当时的贵州地区的民族群体划分为82种，在其书中，“苗”与“龙家”皆分多种，反映出混合族名、同族异支名、以风俗习惯、服装特征命名和以地域前缀族名等情况。清光绪刻本《黔南苗蛮图说》则将当时贵州地区民族群体划分为86种，亦描绘“龙家”“六额子”“白额子”“白儿子”等的社会经济文化情况。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中亦列举了仡兜、蔡家、龙家（白族）、偒僙（毛南族）、倈人、东家、绕家、蛮人、六额子、白额子（白族）、蜑人等名称后说“清代中东南地区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民族集团……其中（白族）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一支系；有的在发展中已与当地的民族融合；有的却一直保留着自己的独特性格”。这种自然的融合在田汝成《炎徽纪闻》中也有所记载“龙家与仲家（布依族）同俗而衣尚白”，“龙家”与“仲家”相互杂居，自然会有相互融合情况。

关于“龙家”的社会文化情况，明弘治时代《贵州图经新志》载：“贵州宣慰司（黔西北大方县）……白龙家，绾髻，白布束之，妇女亦绾髻，皆以白布为衣，亦用汉人文字，以七月七日祭先茔，甚敬”，“安顺州，民皆龙家夷类，多张、刘、赵、谢四姓，通汉语，识文字。”

“龙家盖徙笮駹氏之裔，讹为今称。其种有四，在康佐（今安顺市）者独蕃，恣睢怀谖，难与约束。好依深林荐莽之间，狙伺圉夺，争恻鼠窜，贪而善仇，常以杯羡为人奔命，责逋负秒忽不能第忍。近溪者，善人尾洒擉鱼鳖，猾若獭，尾洒者犹华言水下也。男子束发而不冠，妇人斑衣以五色，药珠为饰，贫者以薏苡代之。春时立木于野，谓之鬼竿，男女仔旋跃而择对，既奔则女氏之党以牛马赎之，方通媒妁，丑者终身无所取售。人死以杵击椎塘和歌，哭椎塘者曰也，舁之幽岩，秘而无识，以七月七日祭其先茔。”（《炎徼纪闻》

又云：“龙家与狆家（布依族）同俗，而衣尚白，丧服则易之以青。妇人缁布作冠若马镫加髻，以笄束之。在宁谷、西堡（贵州安顺市）之间者，多张、刘、赵三姓。一曰大头龙家，男子以牛马鬃尾杂发而盘之，若盖以尖笠覆之；一曰狗耳龙家，妇人辫发螺结上指，若狗耳之状，亦曰小头龙家，其俗与康佐（贵州紫云县）同。”

另田雯《黔书》载：“龙家其种有四在康佐、会竹者为狗耳龙家，衣尚白，好依深林荐莽之间，男子束发而不冠，善石工，妇人辫发螺结，上指若狗耳状……以七月七日祭其先茔。”

《黔西州志》（贵州黔西县）载：“侬家，厥性颇淳，衣尚白色，男髻向前，青带勒额，女髻有带绾发盘其首，衣短裙长，多赵、谢二姓，婚姻、死葬与蔡家同，婚则用媒妁，聘以牛酒财礼，死则用棺石墓。近今沐浴王化，咸知礼义，多有读书入津者”。

风俗习惯的形成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过程，在这些非贵州本土的文人或儒官看来，元明清朝时期贵州西部的“龙家”文化相对先进。由此，在贵州地区，可见秦汉时“夷中最仁”的僰人、唐宋时受汉文化影响很大的南诏、大理后裔如“七姓民”“段姓”等和元朝之后“识文字”“沐浴王化，咸知礼义，多有读书人津者”的“龙家”、明朝时从江南入黔的“南京人”之大同或相近的文化渊源。

在晋唐至宋这一中原内地对云贵鞭长莫及的时段，在滇东黔西一线区域插花居住着众多民族群体如爨氏、龙氏、谢氏及赵氏等“大姓”群体，其中，爨氏、南诏、大理的主体民众为白族先民已是学界共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白蛮”“僰人”“白人”等关键词之下，关于云贵历史的记叙多为汉语文献及封建中央视角的记录，它们往往以政治及军事为主线，因而显得粗略并有文化偏见意味。汉语文献对某一历史时期存在的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记载，多是记载其政治代表如酋长、夷帅简况并主要是指涉其与中央的关系，而这一代表身后的人们共同体或部族的具体聚合分化情况，通常是空白的。这种无意的淡化和不连续性在主流文化高度发达、大规模移民、地方志书盛行的明清时期有了一定转变。

晋唐以来，一度在西南崛起的以白族为主体的南诏国疆域包括了今贵州西部，并屡屡伸入黔中黔北。到段氏时期，大理文化一度成为滇黔桂和川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程度最高的典范，因此，从文化角度、影响力角度和与中原内地的关系角度，学界将今白族、布依族和壮族综合地视作历史时期滇黔桂地区人们相互交流、融合、发展的代表性群体。而这三个族群的分布与居住也并不是严格划界的，其混合状况在滇黔桂交界区域尤为明显，也就是说在中古时代以后，自滇东至黔西，各人们共同体毗连相邻而居、插花分布联系，以各大姓豪族为代表的各群众建立在政治基础上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也是必然的。这是后来白族在具体的演进形成过程中“西爨白蛮”“牂牁诸蛮”之谢氏蛮、赵氏蛮、“龙家”错综复杂关系的一种客观前提，它首先是地理的，也是文化方面的。由古僰族群之爨氏、古越濮“牂牁诸蛮”融汇而出的“龙家”群体，也因此同时兼有了古僰族和古越濮族群的局部特征，并在有贵州山地因素的同时也具备部分华夏文化特征。

从宗教方面亦可略见滇东黔西一线白族先民群体的混合情况。在唐一代，南诏佛教大兴，其国最盛时版图包括了今黔西北、黔北和黔西南地区，故这些地区自晚唐时期始佛教亦得到传布发展。据王路平研究，黔北的正安大成寺和遵义大悲阁或为南诏所建。在相当于中原宋朝时期的“大理国”时期，佛教更是大盛，“元代后期出现的贵州寺庙中有威宁万寿寺，可视为佛教传入的明证”，所以，在元代，“黔西乌撒乌蒙土司奉佛受戒，土民得闻禅法……”（《威宁县志》）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中亦曾载有“阿缚（缚，音bo，指僰人）喜诵佛老”；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僰人，今普安州……其人喜佛事，男女手数佛珠，声音风俗与南诏略同”；乾隆《贵州通志》：“僰人，在普安州……性佞佛，常持数珠，诵梵咒。”普安州地为今贵州盘县、水城及兴义一线，这些地区在晋唐宋时隶属或毗连于南诏、大理，“僰人”佛事活动的风俗因此流传，其时在这些地区的“僰人”其实已与“龙家”群体有相当程度的融汇了。

白族作为历史时期西南云贵地区社会文化经济水平最高的民族，其文化影响力同一地域内必然也同时是相互融汇的。“龙家”这一共同体的呈现，不仅是这种混合的反映，它还有效地提示出民族产生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以文化的作用为主，地缘与血缘的作用为辅。从云贵地区的满族、回族和白族的聚合亦可看到这种文化的纽带与推动作用。就贵州地区而言，从秦汉时的“僰人”→晋唐时“白蛮”→宋元时“龙家”→明清时的“南京人”这一线索看，它遵循的是相对的地缘环境中的文化认同。

五、一路诸城外，四顾皆苗夷

历史上以种种方式进入西南的中原内地移民一直处于与当地各民族群体融合的过程中，至少在元代以前多是被“夷化”或本土化，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自然融合。西南各族群体也因此受到了从外到内的变化与充实。对相对的先进文化的趋向，是人类群体变化或说进化的本能。

在历史时期，云贵自然地理割裂与破碎和地方政治势力的自行割据，导致了人群的相对封闭和发展缓慢。这种情况在相对强大和统一的南诏政权时期曾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大理国时期，则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白族化”局面。两宋及元代时期，中原向西南移民数量相对稀少，特别在宋时，是所谓中央政府对云贵采取政治拒绝的时期，而大多的史料恰好又表明了正是这一时期云贵地区接受中原主流文化传播的一个高点并为以后的大面积“主流化”奠定了基础。

元代（公元1330年）中国人口曾近6000万。这数字没能包括难于统计的云南行省、湘黔及两广区域的“山泽溪洞之民”。据考整个“云南行省”当时有近130万，亦有研究认为是近500万。“八番蛮夷”（黔中区域）在公元1294、1324年分别有户30万归附。公元1292年，斡罗思招附桑州（黔西南、黔南罗甸区域）等“峒”31酋长，部民约12万户；另云南行省普定路（黔中黔西区域）在公元1290年创立时，有“诸种蛮夷”近5万户，这表明在公元13世纪时，贵州仍是地广人稀。另《明史·地理志》载贵州建省后“北至铜仁，与湖广、四川界。南至镇宁，与广西、云南界。东至黎平，与湖广、广西界。西至普安，与云南、四川界。距南京四千二百五十里，京师七千六百七十里。弘治四年，编户四万三千三百六十七，口二十五万八千六百九十三。万历六年，户四万三千四百五，口二十九万九百七十二”，总人口数仍应很少。

从明代始，西南地区的汉族人口数量逐渐上升。在封建王朝驻军屯垦、政策性移民导致的大量中原内地人口进入滇黔桂的同时，在民族地区内部，土司集团为了自身利益也主动在政治文化上趋于“主流化”，这对于民族群体“夷变夏”起到了推动作用。明清时代，中原内地移民进入西南地区被“夷化”的情况从根本上扭转过来。从某种角度说“主流化”的化，也几乎就是文化的“化”，而这“文化”则包含在政治制度、经济状态、世俗生活等方方面面。某一少数民族的整体文化相对越高，就表明它的吸收与消化能力越强——这样，它在人数上一般不会增多。因为它主流化或汉化了。清“改土归流”后，汉族人口在云贵地区较大地超过了少数民族人口。

少数民族的“少”，除战争之外最大的原因是文化融合，而除政治、军事经济等之外，文化的趋向与认同则是最核心的原因，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也是最起作用的方式。它使民族这个“雪球”在前进、在膨胀的同时又不断自我分化剥离，其内部各组成部分间的影响也是不断的。从这点说，今天的地球上的中国汉族有近15亿，却又没人能说得出最初的汉人现在是什么人，什么人可以被认为是纯粹的汉人，或说这个“纯粹”是指什么。这是历史演进之必然。

在宋元时期呈现于贵州中西部的白族先民之“龙家”群体，其称谓在明清时的不断出现似乎又是若隐若现。但又可以理解为：它作为“牂牁诸蛮”之后裔族民之一部，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环境中一直处于分化离合过程中。当它的部分有了发展的机会，就会自然而然地脱离原来的“雪球”，进入到一个更大的“雪球”中。这种进入当然也可能是（相对暂时的）群体的自我被遮蔽。

明代宣德年间贵州布政司曾说过，“普安州（黔中安顺及盘县区域）生员皆罗罗、僰人”（《明宣宗宣德实录》）。这些“僰人”按理将汇入更大的雪球之中，而自此约150年后的明代另位贵州领导者亦云：“贵州本夷地，一路诸城外，四顾皆苗夷，而种类不同。自贵阳而东者，苗为伙，而铜苗、九股为悍，其次曰仡佬、曰佯亻黄、曰八番、曰土人、曰僰人、曰蛮人、曰冉家蛮、曰杨保，皆黔东夷属也。自贵阳而西者，罗罗为伙……诸苗……语言不通风俗各异，惟羁縻之，使不为乱而已”（《黔记》）。

由上述引文可见，当时有部分“僰人”居于黔中及黔东，即今贵阳花溪—贵定—都匀区间，与明确记载的“龙家”分布区域有所重合，这大约说明其时“龙家”时常被“僰人”替代，或有称谓的互换情况。从这记载还可看到明清及以后，贵州的民族群体主要分为二，东“苗”、西“罗罗”，对于贵州，这两个称谓当然也是泛称，并不比上古时期的夷、蛮更具体。从引文亦可见在明中前期，“僰人（白族）”群体仍在贵州中西部有所分布，其他一些贵州方志对此的记载亦证明了这个事实，同时有个现象是，从明至清，在“龙家”出现的时候往往“僰人”名称不出现，反之亦然：

《贵州通志》引清顺治时贵州巡抚赵延臣《广教化疏》云：“贵州称鬼方，自大路城外皆苗……自贵阳而西，罗罗为夥，而黑罗为悍，其资曰仲家、曰宋家、曰蔡家、曰土人、曰侬家、曰白罗，皆黔西苗属也”。清乾隆《贵州通志·苗志序》载：“贵州为西南，荒裔错处……约而计之，有罗罗、有仲家（布依族）、有仡佬、有木佬、有龙家（白族）、有宋家（居贵阳，至清末已完全中原化）、有蔡家（黔西及黔西北）、有八番（贵阳及其南部布依族）、有土人、有佯潢（居黔南，即毛南族）等，通谓之苗蛮。”清道光《大定府志》亦载“……悦服里，寨三百八；……莫大，去以冲五里，侬民大寨；……东距城二百里，与本里之七甲毗连，夷、僰、羡民大寨。”

对于元明清时代的贵州，成群分布于今贵州中西部的“龙家”是一个庞杂的族群，它以古越族群为主体，包括了“爨氏”区域东界的僰人、南诏大理时期的白蛮部分及早期中原内地移民的夷化部分，这使得“龙家”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文化事象显出了跨民族情形以及文化的多样性。也正是其可能的混杂特性，“龙家”这一曾经庞大的群体由于处于基层，其散居状态似乎不可能参与元明清时期贵州高原的地方性政治角逐，它不断处在归附于各民族土司管辖或直接成为封建王朝的子民的趋势中，这无疑促使了它的分化及其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人口数量也逐渐递减。

在古代，西南民族群体呈现于汉文献，往往需要特殊事件及其代表性人物，以一个名谓统称各族群体，这是“当局”的标准，类似的还有以若干名称指称同一民族。当一个群体没有“土司”之类的政治代表人物，没有聚众起义之类，它就可能被“遮蔽”。在明清时期，曾在上古时代相对“活跃”的古濮族群相对显出沉默，由“牂牁诸蛮”之后裔族民与“爨僰”群体融汇的“龙家”也渐渐相对隐匿于明清土司时代的历史烟尘中。

明《大明一统志》曾引《贵州通志》云：“黔境之蛮，种类甚多，有罗罗、宋家、蔡家、龙家、曾竹龙家、打牙仡佬、红仡佬、花仡佬、东苗、西苗、紫姜苗、卖爷苗。其俗异。”《读史方舆纪要》亦说：“（贵阳）府当四达之郊，控百蛮之会《志》云：贵阳所辖蛮种非一，曰罗罗，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龙家，曰曾竹龙家，曰红仡佬，曰花仡佬，曰打牙仡佬，曰东苗，曰西苗，曰紫姜苗，曰卖爷苗，习俗各异。一旦有警，则滇南隔绝，便成异域。故议者每以贵阳为滇南之门户……”大约自公元15世纪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苗”逐渐作为更广义宽泛的称谓，几乎成了贵州地区除中原内地移民群体的所有少数民族群体的一种涵盖性“概念”。

综上，自元末始，因聚居与散杂居状态的不同，云南白族因大量集中于滇西、滇中而较大程度地保存了鲜明的民族要素及特征，贵州、湖南和四川及东南亚地区的白族群体则发展不一。由于欠缺相对独立的政治结构和经济文化环境，在元以后的明清时代，贵州境内的白族先民群体分布有两个特征，一是所居地理环境日益不可观，二是明显呈散居状态并处于地方政治力量的底层。明初以来，因“南京人”群体的注入，“龙家”群体这一已浓缩到较小规模的“雪球”开始得到稳定。这同时也表明其活动与发展受到了限制，已不可能再进行地方政治势力的角逐，随着明清移民大潮的进入，这一群体逐步从贵州中西部转入贵州西部西北部一线山区，成为沉默而安静的少数。

第六节屯军、屯田、屯堡

一、蒙元对西南的治理：北人鳞集，爨僰循礼

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并先后攻灭辽、夏、金，开始集中力量对付摇摇欲坠但又根基相对厚实的南宋。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军经川西大渡河、金沙江进入云南丽江，攻克大理。元军一路东进，逐步攻击贵州、川西南和川南部分地区。公元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

斯时，今贵州中西部隶属云南，东属湖广，北属四川，南属广西。云南行省“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元史》）。这一范围包括今贵州中西部、川西南及今缅甸、越南、老挝和泰国局部。为加强统治元朝亦在西南地区设立军事据点，并在滇黔桂等地区开始推行土官制度，这是后来封建王朝对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的先期实践。为解决军饷和发展地方经济，元在云贵地区推行屯田并设相关管理机构。垦地屯田的劳动力主要是云贵各民族军人和族人，其军屯和民屯均主要以“爨僰”民族军士为主，这一时期，亦有一定数量的白族先民在今贵州西部一线按照当时“政策”进行屯驻及生产活动。

在元代，中央政府在今黔西及黔中设有乌撒乌蒙宣慰司、普安路、普定路、乌撒路、茫部路等，属于湖广行省的主要有以黔中贵阳及其南部为中心的“八番顺元蛮夷官”，在西南八番、罗氏鬼国一带辖治1620处洞寨。另有“管番民总管”，辖小程番（惠水县）等53处蛮夷军民长官。以及顺元等路安抚司，辖九溪十八洞蛮夷以及雍真乖西葛蛮等处长官司等24处。在黔东地区，则设“思州宣抚司”“沿边溪洞宣慰司”“播州宣抚司”，辖治今黔东、黔东南镇远、黄平等百余土府州。在黔南主要有“新添葛蛮安抚司”（贵定县），辖治130余处土州洞寨。

元世祖至元年间，在云南行省开展的军屯民屯遍及全省各地，屯户总数达18315户，垦田341535亩。其中在今贵州及其毗邻地区的滇东曲靖行政区域为4075户，梁千户翼（滇东北昭通）区域为233户；至元二十七年立“乌撒路军屯，以爨僰军一百一十四户屯田”。“又立东川路民屯，屯户亦系爨僰军人，八十六户，皆自备己业”。元延祐七年又“开普定路屯田，并分乌撒、乌蒙屯田之卒2000人赴之”，原属湖广行省后改属云南行省的顺元路（贵阳）、布依八番（贵阳南部惠水、龙里、贵定一带）等处亦设立军屯。二十六年，仁德府（马龙）民屯，“签爨僰军四十四户。二十七年，续签五十六户增入，所耕田亩四百双，俱系军人己业”。至元二十七年，罗罗斯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军民通民屯，“屯户系爨僰土军二户。十六年，立建昌民屯，拨编民一百四户。二十三年，发爨僰军一百八十户，立军屯。是年，又立会川路民屯，发本路所辖州邑编民四十户。十六年，立德昌路民屯，发编民二十一户。二十年，始立军屯，发爨僰军人一百二十户。”可见其时白族军民有相当数量分布在今黔境。元代初期以“爨僰”民族为主的屯田生产取得了实际效果，并带动了其他生产方式落后的民族的参与，如在滇中滇东地区，“罗罗诸山蛮慕之，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郡县”（《元史》）。

元大德五年，因贵阳土官宋隆济反叛，导致湖广行省平章刘国杰在今黔东一线3000里的地域设置了38处屯戍，“由是东尽交广，西亘黔中，地周湖广，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诸蛮不能复寇。”为进一步加强辖治，至元年间，官方在云贵地区大力开辟交通修建驿道，著名的明《永乐大典》记载了几条主干道：西北方向从大理—丽江—中甸—康定—天全—雅安到成都；东北方向从昆明—昭通—到宜宾；通向西昌的清溪道，通向岭南的邕州道，通过贵州威宁转向四川泸州的道路等。东部方向的道路最为重要，它从昆明—盘县—普定—安顺—贵阳—贵定—麻江—黄平—镇远进入湖广地区、陕西地区，由此转向今天的北京。虽非完全是天堑变通途，但元代交通的开辟在秦汉时代的基础上大大飞跃，促进了云贵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极大地为明清时代中原内地的移民创造了条件，当然无形中也为元蒙用兵及明清王朝多次入滇黔桂镇压苗、回、布依和侗等各族起义提供了方便。

在各交通干道上，一般均设立有驿站以供官旅补充驿马食宿。公元1293年，湖广行省在今黔东镇远县到今湖南岳阳的沅江水道上设立了24个水站，置有船只125艘、水手803人，以方便地方官员和民族地区的首领进京朝贡或政事。辖领今西南三省交界区域的乌撒（贵州威宁）宣慰司则有驿站49处，其中马站45处，有驿马达1074匹，水站4处，有船24只，这个数量在当时的四川行省、云南行省的地方官府中位居首位。由此看来，这似乎表明当时作为滇中进入中原的“昆明→昭通→毕节→泸州”线路一度较为繁忙。

交通方便后，既方便畅游大好河山风景，又可以特殊身份一路免单消费，何乐而不为。因此，云贵各民族贵族上层人士踊跃进京，朝觐、休闲蔚然成风。这种到首都公费旅游观光竟一度成了朝廷的负担，忽必烈曾为此下令限制，并宣布云贵地区的民族酋领们如不是新近归附的，就不用照顾不提供方便了，“不给听乘传，所进马不给刍豆”（《元史》），即不再提供公车，不给其马匹免费提供饲料。

元初对滇黔桂区域的重视，其主要目的在于将其作为面向东南亚的军事大后方，所以在西南边地的经营是驻军、屯田、交通多头并进，甚至在教育上也颇下工夫。元主管云南行省的回族重臣赛典赤父子曾在大理、昆明等地设置儒学提举，在各地设立学校并取得了实效，地方文化及科举有了一定发展，据时元李京《云南志略》载：“北人鳞集，爨僰循礼，渐有承平之风，是以达官君子绍述成轨，乘馹内地，请给经籍，虽穷边蛮僚之乡，咸建庠序矣。”“爨僰”在此代指云贵地区，当地原有的“滇”“夜郎”“牂牁”等地名似乎已不被强调，这类似《宋史》在载其时的行政设置时所言“东南际海，西尽巴僰”，即说这种因大理（白族化影响力）的概述表明了在宋元知识界看来，渝巴之西的滇黔地区均可以“僰”概括之。

多条交通干线的修建，使当时的贵州地区进一步成为川、滇、桂与湖广间联系的重要中枢，“贵州（今贵阳地区）地接八番（黔南黔中），与播州（黔北遵义）相去二百余里，乃湖广、四川、云南喉衿之地。”（《元史》）从某种意义上说，贵州地区与中原内地的链接程度，在元代是一个最为关键的时期，其时的综合发展为明代在贵州设省奠定了基础，也为明清时代中原和江南移民的大量和持续进入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这一时期西南民族在中原视角的文献里称谓繁多杂乱，其时“乌蛮”族系开始多称为“罗罗”，但其称呼因地理与具体群体的差异又有混称如“罗罗、倮、白蛮、西爨白蛮、东爨乌蛮、獹鲁蛮、乌蛮、罗罗、罗罗斯、水西诸罗、白罗罗”等，从类似的称谓可以看出元代是“罗罗”群体内部的一个重要整合时期，演变中的“罗罗”群体以彝族为主也包含了少部分白族群体先民和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群体。在元代中前期，虽然中央政府大力开发并使西南地区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也使西南与内地更加紧密联系，但在元代的官方史籍及明清关于元代西南地区的史籍上，除了驻军外，少有中原内地移民进入西南的记载，故而在元代，云贵地区的综合发展，应属内部的自我经营提高。其时西南地区军民屯田的实施者是以白族为主体的原住民群体，多以“爨僰”称之，这种代指，既有“僰人”是“古代西南中国蛮族中保持着最高文化的民族”（吴相顺等译，日本·竹村卓二，《论汉代僰人族属及文化系属》，见《民族史译文集》，中国社科院1986）原因，也因“爨氏”雄踞滇东—滇中—黔西数世纪给“中原”的历史印象，即主要是因“南诏国”“大理国”概念的影响所致。在元代，“爨僰”几乎成了官方对云贵地区以白族系统为主体的人们的代称和泛指。

这种泛称主要带有如“爨僰循礼，渐有承平之风”的文化指认意味，也有一种有意无意的划分，即它相当于是云贵地区的“本地人”。在交通与文教的促进下，相对的几乎没外来人口参与的云贵地区“内部的经营提高”，也旁证出这一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交流与融汇也是在相对的同一地域内进行的，即在这一时期，在相似的经济、交通的基础上，滇东黔西之“龙家”群体与“爨僰”在同一地域与文化时空中的互相认同与融汇更加有了可能。

二、屯堡

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立，遂逐步解决全国各地残存的蒙元势力问题。明洪武四年，明朝以汤和为征西将军率军沿长江攻重庆；以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从秦陇取成都，逐步向云贵区域形成钳式合拢。在云贵高原，当时蒙元的剩余势力主要是梁王巴匝刺瓦耳密，大理总管段氏亦踞滇西地自雄，贵州大部的各族酋领大多势力相当占山为王。

公元1381年，明朝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偕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率军30万，兵分两路征讨云南。其中北路军从今四川叙永、贵州威宁进军，东路军从湖广入，经黔中黔西的普定、普安，进入滇东曲靖，攻克昆明，梁王自杀。公元1382年，沐英、蓝玉部进逼滇西，大理段氏率白族等各族军民固守今滇西下关，沐英身先士卒，策马渡河，水都淹没了马腹，将士们见此垂范情形不敢落后，于是明军士气大振，攻取下关。后段氏总管段世兵败被俘。段氏在大理的统治或说白族在中国西南的政治统治自此终止。后明军逐一平定滇西各部，平定云南的过程大约花了100天。

初步稳定之后，明军面临的便是吃饭这一大问题，其后数年里，明军尝试在滇东曲靖、黔西普定、安顺等宜耕平坝地区试行军屯，后扩展为军屯、民屯、商屯三种屯田形式，民屯则主要包括移民、募民和因犯罪而流徙的罪人以及商人。在民族地区，各宣慰使、宣抚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等“以夷治夷”的自治性机构的行政工作中，也包括了使各民族自己的武装力量“土兵”进行屯田这一内容。军屯之屯兵户籍不属于地方，当时军屯的作用不只是今日之军区，它不仅有边防作用，还有屯田建设和驿传作用，亦有相当程度的政治介入作用，实已相当于特殊的行政区。

军事原因是以中原及江南人为主体的移民进入西南地区的主要原因。为维护边疆稳定、镇压各民族起义，在明代，中央政府在滇黔桂等区域留驻相当数量的军士，并大力推行卫所屯田制，“……自京军师达放郡县、皆立卫所”（陆琛：《俨山集》·卷三四），“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屯军之地视规模和重要性分别被称为哨、卫、铺、堡、屯等，以这些字为地名的情况如今仍存，这些地名同时也表明其地当时的相对重要性，如今贵州中西部的贵阳、安顺、毕节地区仍有不少如青岩堡、四方河哨、沙子哨、幺铺、卫城、二铺、小屯、何官屯、大屯、长春堡等地名。针对于“云南”和“西南”，贵阳与安顺这两个中心市镇在明一代相当于异常重要的两大战略性堡垒。

明代在西南地区的屯兵数字，至今并未得出确凿无疑的数字，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相对大并且变化也大的数字。期间，朝廷在广西有10卫、22千户所，仅在永乐年间，外省官军前后进入桂地者即达10万左右，加上其家属，移民人口达30余万。明朝在云南屯军数目近16万人，加上军士之家属，光是屯军云南的汉族军户人口近55万。公元1384年至公元1396年，在云南屯兵人数最多时据载近30万，当时的贵州西部及中部少量区域隶属云南，这个数目也包括了今贵州中西部贵阳及安顺一带的驻军。后因新建省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明在贵州屯军数字居全国之冠，在明代贵州先后设置了29个卫。一个“卫”驻军约五六千人，相当于当代军队建制的一个“师”。

明代在西南云贵地区的屯田以军屯为主，也包括了相当数量的民屯与商屯，以民屯方式进入滇黔桂的汉族人口大约与军户人口相近，故内地人口大量迁入。公元1392～1398年，明政府就迁移南京人30万进入云南。以至于云南一些府县被称为“小南京”，至今仍有诸多地方的内地移民多以“应天府”作为先祖源地。贵州地区的移民则主要来自江西地区，这是贵州汉族甚至各族群体多言其祖来自江西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其实有很大的以讹传讹因素在内。屯田使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移民大量进入西南，形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云贵移民潮，其结果之一是汉族渐在西南地区人口比例上占有了绝对多的数量，从积极方面说，其影响非常长远，它促进了交通、市镇以及更具体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变化和商业发展，更深远的是，移民是文化传播的最主要媒介，中原内地人群的进入，使已进入成熟期的中原文化或说主流文化的传统部分开始稳健地在西南地区扎根。

公元1382年，傅友德班师回朝，沐英留守云南。因为建议并推行屯田制，沐英对于明代云贵地区的稳定及开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沐王府”后来成为了云贵地区最大的地方势力，“沐氏”贵族从沐英始到公元1661年的沐天波死于缅甸时止，世代镇守云南近3个世纪。这有些像以前雄踞一方的“爨氏”，只是“沐氏”所处的时代，已是封建中央集权极其成熟和强大的明朝，所以“沐氏”终究没有成为西南地区新时期的“夷帅”或“大姓”。

作为朱元璋爱将的顾成是明前期贵州驻军的高级首长。因随傅友德征云南，战功显著的顾成随后镇守“普定卫”即今安顺市，这一地区“当云、贵之噤喉，达川、广之声援，据险立城，控扼群蛮，实为要害”（《炎檄纪闻》）。自此顾成镇守贵州竟达30多年。公元1396年，顾成“佩征南将军”印。明第二个皇帝建文帝与分封北京的燕王朱棣的争执开始后，顾成降靠朱棣；公元1402年顾成被封为“镇远侯”并世袭，“子世券命仍镇贵州”，崇祯十七年，末代“镇远侯”顾肇迹在与李自成军队北京作战中阵亡。顾成为贵州的变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是有非。他的一些政策措施促进了贵州的进步，他在贵州期间，亦多次或偕子孙平息贵州各地的民族“叛乱”，其军事足迹遍及黔西西堡（今普定）、安顺、关岭、水西（今黔西北），黔南都匀、黔北遵义、黔中贵阳、黔东南黎平、天柱等地。公元1410年，黔东田氏两大土司集团发生纠纷，80多岁的顾成仍亲自以兵5万前往镇压。公元1413年，二田土司被处死，明中央在贵州设立布政司，贵州自此单独成为一个省级行政区，“贵州省”自此开始。

百户为屯，千户为堡，所谓屯堡大意如此。如今在以贵阳、安顺为中心的贵州中西部地区散布的屯堡型村寨数百，人口约数十万人，但文化面貌并不一致。作为屯田制的产物，现存于贵州中西部一带的“屯堡”人因与当地民族和其他汉族群体不同的文化现象成了一种人类学活化石而引起学者与旅游者的兴趣。昔日屯堡选择的地方自是宜耕区域、交通线、战略要地，目的是为了安定边疆和镇压各民族的起义，而今时过境迁，昔日屯堡所在，有的已成相对封闭之区。如黔中平坝县天龙镇的屯堡区，现在除了观光旅游者带来的热闹，它平时呈现的主题是农业传统气氛里的平和与安静，旅行其间，那些碉堡和被称为“南京人”或“老汉人”叙述的风云战事，似已恍如隔世。他们的先民从江南水乡来到崇山峻岭的云贵高原山区，日复一日，在与故乡隔绝、与故地环境大异的地方进行农耕生活。在一个个四季的轮换中，很多原本的东西都已不再，同时也有一些原本的东西一茬茬延续下来，比如语言、服饰、风俗习惯等颇具特色。1902年日本人类学者鸟居龙藏到“饭笼铺”（平坝县天龙镇）进行考察时曾认为安顺屯堡人“真是不可思议”。几百年过去了，当时设卫所移民云贵，“欲用夏变夷，新此一方”，而现在的“屯堡人”反而被视为“少数民族”了，由于其头饰而被视作苗族的一支“凤头苗”。随着旅游、传媒和人文学术的升温光顾，如今屯堡人又开始以祖籍安徽凤阳、江西吉安或江苏南京为荣，亦有要求申报为“南京族”的。

“屯堡”之所以造就了今日之“屯堡人”，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初期的屯堡多处于宜耕区域、交通线或战略要地，后期的屯堡则变成了相对封闭之区的一种自给自足的文化单元。这让贵州西部的屯堡人既未“夷化”、又与中原汉族群体拉开了距离。同样是明朝时期，朝廷派往西北地区的汉族士兵亦以堡垒区形式驻守要道，他们修建了保安堡，这一军事重镇后扩展成为保安城，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四方商旅均要通过并在此进行生活、贸易，渐渐地，“保安”城成了多民族杂居之地，蒙古人、回回人、汉人、藏人、土人等融合成了“保安回”，即现代保安族。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中国保安族人口为11683人。中国白族的凝聚形成也多与此相似，即云贵高原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特别是贵州西部分割型封闭式地理，使有经济文化类型相近的人们共同体融汇到了一起。事实上，民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地理为基本前提的，地理可以使时期不同、来源不同的人们在一定条件下重新组合，形成新的人们共同体单元。

云贵地区发生历史变化的重要原因亦有“屯田制”的另些附带措施，如移民，数十万中原汉族及其他民族人口的进入，使云贵地区人口的民族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土著民族成为少数民族，汉族成为主体民族，并促使了地方与内地文化的融汇：“土人，在新添司（黔南贵定）者，土官与卫人间通婚姻，岁月时礼节渐染华风；在施秉（黔东南）者，多思播流裔。以九月祀五显神，远近邻人咸集，吹匏笙，联袂宛传，以足顿地为乐，至暮而还。”（《黔记》）另像“情哥来自府应天，来到妹家把酒端”之类的西南地区民歌亦反映了婚姻方面的自然融汇。

文化对于一个地区的改造的长效作用往往是深入人心。从江南中原移民至云贵，总体上看是一种时空的“经济文化激活”。如今，贵州近4000万的总人口中汉族人口约占二分之一强。在这两千多万汉族人口中，谁来自何处、何时进入今黔境，多半已难辨识。历代对云贵的移民，其存在情况似乎是“推陈出新”式的，新移民或后期移民，相对而言多是拥有一定优势的群体，所以也多居于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位置”，并将早期的移民和原住民逐步推向“中心”以外的时空。

在明代，驻军及屯田使中原内地的汉族人口大量进入西南地区，主要分布于交通线、屯堡式的军事据点、宜居宜垦地区和城镇。随着屯田的实施和扩大，不仅解决了军粮供应问题，还使荒地大量开发，推动了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使手工业、副业和商业得以发展。在此基础上加快和促进了民族融合。驻军及屯田的政策性移民行动及其文化角度的附加影响，则使今贵州相当部分少数民族在叙述其族源时，亦多称来自江南地区。

贵州西部一线的“屯堡人”包含了“南京人”“凤阳人”，这一中原人群体后来亦有少部分和滇东黔西“白蛮”一样，与贵州中西部的土著的“龙家”产生融汇凝聚。如在“屯堡文化之乡”的贵州平坝县有一羊昌乡，布依族、苗族、白族人口占该乡总人口的65%，这里的白族群体亦多为“赵、谢”二姓，并且“赵、谢”同居一地，虽然在叙述其来源时，也称来自“南京”，其实从“谢氏”“赵氏”这种“活化石”般的证据几可推测其主体应为由“牂牁诸蛮”之后裔族民与“爨”（僰）群体融汇的“龙家”。

第七节七姓民

就民族心理而言，屯垦及政策性移民相对其他民间移民群体保持的深层次的东西要持久得多。白族先民群体居于西南三省交界区域的情况早在周秦时代便已开始，唐宋之际，属于南诏范围今贵州中西部地区散居着相当数量的白族，直到明清时期贵州地方志中仍有频频可见“僰人”分布在黔境的记录。在唐宋时段，贵州西部地区越濮和羌系民族群数量相对多些，称谓不同的白族先民与他们杂居分布，南诏在这些地区亦派有白族行政者，大理国时期亦曾分封白族官员到关津要隘之地担当要职，滇中不少白族官员遂携家带口，率军供职驻守于滇东北、滇东、黔西北和黔西毗连地区，他们中的部分之后人亦留在了今贵州西部地区。

公元13世纪中叶，蒙古攻灭大理后，原大理政权的部分白族武装仍存，并为蒙军所用，称为“爨僰军”，随蒙军征战滇东、黔西，因此亦有部分白族军士留居今贵州西部的乌撒（威宁县、赫章县）、水西（黔西县、大方县、水城县）和黔北的播州（遵义市）等地。由于贵州情况较复杂，期间以“西南蕃”“自杞”等近50个民族地方势力既倾向于中原王朝，又与大理有着联系，既有自立山头独霸一方的习惯，又有一定战斗力。对于急于东进夹击南宋并惯于骑马快速作战的蒙古军队，贵州这种崇山峻岭中的若干地方性势力一时很不好真正有效解决，故蒙军绕开贵州地区民族力量林立的阻碍，主要从黔西南折入广西、湖南、湖北。据史载，南宋末期，蒙古在西南地区组建了一支由段福率领的2万余人的“爨僰军”远征江南，战后有部分“爨僰军”留在了湘鄂一带区域。

按规律，留居的白族军士大部分被融合，迁居于湘西张家界、鄂西鹤峰地区的部分则“取夷女为妻”，即与土家、汉、苗族等长期相处，插花居住，互通婚姻，繁衍后代，生存至今，演变形成了湖南区域白族群体。湖南白族主要集中于张家界市，现约有13万人，主要有谷、王、钟、熊、李五姓，聚居于桑植县的7个白族乡。

贵州地区的“爨僰军”当时主要分布于黔西一线地区，“元代白族主要聚居于大理路和鹤庆路，此外中庆路、威楚路、元江路、永昌府、腾冲府、建昌路及乌撒（今贵州威宁）等地都有白族的小块聚居地或杂居。自唐宋以来，随着南诏大理国政治势力和军事屯驻以及云贵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许多白族迁到上述各地，并逐渐定居下来。”（《白族简史简志合编》）。“爨僰军”即广义的白族军队，在元代的军屯中就包括了各地原有的“爨僰军”。“云南（元之云南范围亦含贵州中西部）之寸白（爨僰）军，福建之畲军，则皆不出戍他方者，盖乡兵也”。这就像是今天的地方联防队或民兵。“乡兵”制度从南诏时期便已开始，“爨僰军”虽然初时是“乡兵”、民兵，但后来作为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雇佣兵并离乡背井后便自然成了职业军人。

白族群体作为“雇佣军”的情况似乎历代均有：“史密簋”铭文曾载“僰人”曾随西周孝王征战，曹操与诸葛亮的军队中亦有包括了白族先民的“羌僰”及“飞军”等，元时则随蒙古军从云贵一路征战到南宁、长沙和武汉等地，明朝时，善于作战的“僰人士军”又曾受王朝之命入驻今黔西南、黔西北和黔北遵义等地。

“乡兵”制度从南诏时期便已开始，即乡村部落的壮年男子平时为农战时为兵，每到农闲时，还会对“乡兵”进行培训，年终还要有培训情况检查。南诏大理的这种军事制度，与春秋时期的一些中原诸侯国如郑国（今河南嵩山新郑一带）实行的赋兵制略似，郑国的正规军之外的民众，也是以三季务农、一季演武，平时农闲时则进行类似培训的军事练习，遇战事则全民皆兵。南诏精兵“罗苴子”则从乡兵中选拔而出。“罗苴子皆于乡兵中试人，故称四军苴子……每百人罗苴佑一人管之。”（《蛮书校注》）后“罗苴”或“罗苴子”之称便逐渐成为外族对白族称谓之一，有时也成了白族的自称。“子”与“家”的意思是这种、这类人，初时的意味应该是中性的，如蛮子、汉子、龙家（龙家子）、仲家等。

元明以来，贵州其他民族对黔西白族多称为“罗苴”，明中期，贵州白族中发展较先进的部分则被其他兄弟民族称之为“实罗苴”，意为文化接近主流的“罗苴”。黔西北威宁、赫章一带高寒山区的白族则自称“佑罗苴”，汉人则称之为“七姓民”“民家”“白儿子”等。“民家”之称的来历一般多认为是封建时代的白族民众相对于汉族统治的一种自称，即称统治者为官家，自称民家。这种说法是后来汉语文献所撰。在南诏异牟寻时代（唐朝代宗时期）曾改国号为“大理国”，在南诏隆舜时（唐僖宗）曾改国号为“大封民国”，“封”读作“白、僰”之音，“民家”称谓似应由此而出。

唐宋时代，随着南诏及大理国政治文化势力的发展影响与军事屯驻，当时“爨僰军”除在大理、昆明、曲靖等地外，还在罗罗斯（四川凉山）和今黔西水城、威宁、纳雍、赫章、安顺等地均有分布，实际上已打破囿于本乡本土限制而随令到处驻防。所以在这些地方历代亦有白族分布。

居住和活动在大理以外的白族群体在当地的影响及作用时有消长，不一而足。《云南通志》载，元代屯田于乌撒（贵州威宁）的爨白军后来也像湖南白族一样与当地各族有了姻亲关系，还曾被滇东和黔西地区的各族各部君长起用做谋士、外交（翻译）人员等。其中段氏、杨氏、尚氏等白族家族中人曾作过明王朝在贵州的官员，犹似汉人。这也形成了白族内部的政治和文化差别。随着明清“改土归流”政策的逐步实施，贵州段氏、尚氏等白族上层地位改变，后主要集中在“水西”即今黔西北的黔西县、大方县、毕节市和纳雍县、赫章县等地，混生于各族及隐于当地“爨白军”后裔、“龙家—南京人”等不同时期的白族群体中。明清时代，黔西—黔西北地区政治文化局势落后而复杂，民族众多，“改土归流”时期，这一地区的白族为避免歧视，多自称汉族或其他人数较多的民族。

从“七姓民”的历史，可以粗略看到这种流与变。“七姓民”应为历史时期居住于今贵州境内的白族群体之相对稳定者。这种稳定与其长期地、相对集中地居住在相对的地理区域有关。

“七姓民”这一白族群体名谓初见于清代文献，其主要分布在黔西北威宁、赫章、水城一带，因以张、苏、李、赵、许、钱、杨七个姓人数较多而称为“七姓民”，在清代时这一群体的人数仍较可观。据威宁县“七姓民”之赵姓谱碑记载，其祖“游历滇黔，落业乌撒（威宁）”；苏氏碑记：“我族太古荒运难稽，或曰七闽，或曰民家族……由滇入黔，初来乌撒，始祖公住于宰羊坡（威宁二街）”；张氏家谱载：“我族同胞本至亲，连根共蒂一家人，算来均系九龙派，散居滇黔作毗邻……铁柱增辉总是真。”在今云南大理弥渡县有南诏“铁柱”庙，内置铁柱立于公元872年，主要是用作祭祀，今滇中白族有立柱祭祀习俗，此外云南白族部分有九龙传说，认为自己是九龙之裔，七姓民自称“均系九龙派”即源于此。

在黔西北这一特定地域上，“七姓民”与“龙家（南京人）”亦在分布上有所交叉和重合。由于乌蒙山区特殊的地理条件，即便是同一民族群体，彼此间也会有细节性的差异，这是正常现象。如布依族在民国时期以来也各自称谓不一，20世纪50年代初才将所谓“仲家”“水户”“夷家”“土边”等统一定称为“布依”，内部各支系间自然会存在地区与文化的潜在的内部认同。在认定和统一名称之前，各类的小型的人们群体并不可能有一个类似“白族”或“布依族”的“身份”参照系。或说这种参照是有限的。这类似今日两群贵州籍的人们都在某一沿海地区，可能会因某种偶合相遇，两个“贵州人群”间也可能始终互相不知和无交往。即是说这种历史背景与黔西北乌蒙山区的地理环境本身易造成各群体的相对封闭、相对独立。这在官方文献里也时常有所反映，如清光绪贵州《威宁县志》曾云：“（我邑）其他种族除汉族不计外，以苗民为最多，黑白夷次之，齐细眉（七姓民）次之，土老又次之，阿乌子（南京—龙家人群）不多，蛮子绝无”。在相邻的水城县、毕节县等地关于白族群体的方志记载中也多是名称不一，时见多种名称的并列出现。

1981年，贵州威宁县对“七姓民”进行了调查识别工作。工作先从清宣统《贵州地理志》“白儿子在威宁”的记载及族称进行了考证。如将历史上对“七姓民”的汉称“民家”“白儿子”等和云南境内白族的阶段性族称进行比较。此外作为威宁县主体民族的彝族历来对“七姓民”有“罗举喏麻尼，罗举撒麻尼，罗举喏武米”之说，意为“七姓民不是彝族，也不是汉族，而是彝族皇帝家”，此说法当来自于大理国时期，所谓“彝族皇帝家”可能是指大理国白族段氏。清乾隆《弥勒州志》亦载：“僰人（即白人），始为大理王，分居诸邦，夷人尊之为长。”

经对威宁县、赫章县的“白儿子营盘”“白儿子水井”等历史遗留地名及相邻的云南宣威县、会泽县、昭通市、东川市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并向云贵民族研究机构进行了学术求证与支持，1982年，经考察认定后贵州威宁县、赫章县、水城县等地的“七姓民”被认定为白族。同年，黔西北各地的“段”姓及“尚”姓等亦“返本归源”为白族。据《段氏家秉载略》载，黔西北段氏“先世居云南大理府，二世祖段致远，大理府都尉，居洱海卫，至今有段家村名焉。九世祖段玉环，委授大定（黔西北）协守备，因居定邑。”在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段氏曾隐去原来的白族面貌而对外统称为汉族。和云南一样，段姓亦是贵州白族大姓之一，主要分布在黔西北和黔西。

“七姓民”的考察工作亦得到云南史学界马曜、王叔武等专家的帮助，学者张旭曾因此指出：“在今天，我认为看一个民族，语言不是一定具备的条件，主要看历史依据及民族情感、民族意愿。满族已无自己的语言，云南的蒙古族不会讲蒙古语，但他们仍是满族和蒙古族。”“梁濑溟是蒙古族，翦伯赞是维吾尔族，他们都不会本民族的语言。至于风俗习惯，是随时代、随地区变化的，大理白族风俗也在变，这不足为怪。从血统上讲，历史就不好写了。秦的历史是戎，唐太宗的血统是鲜卑，汉族很多也是少数民族融合进去的”。专家们的见解实际上表明了两层意味，第一层面是相互认同而构成凝聚的共同体，第二层面则是文化认同背景中的民族意愿，在数字化、信息化的今天，第二层面的意义尤为重要。

虽然由于种种因素，黔西北“七姓民”群体至今总人数已然不多，但其长期以来在散杂居环境中以姓氏为区分的“小聚居”状态维持了群体的存在。这种聚姓而居或寨落式小聚居有其历史原因，据其族谱记载，“七姓民”先民到威宁后，即在城郊安营扎寨、屯兵积田，按姓氏分区把守，如张氏白族占据城南，赵氏白族占据东城，其余则占据城西草海湖畔，现仍存于当地的有关墓碑证实了这些事实。

元明清时代，由于灾荒、战乱、土司压迫及民族歧视等历史原因，“七姓民”后裔分散转入乡下各地，部分隐姓埋名不愿承认自己的族别或融合于其他民族。这似乎是一个相对普遍的情况，由于白族与汉文化的相对接近和长期以来作为一种独立单元存在，所以在贵州有相当部分白族人口除了融合于其他民族外，主要是归于汉族。新中国成立前，“七姓民”自称“民家”，汉称“白儿子”，其他民族则称之为“罗苴子”等。“七姓民”现使用汉语，老人多信佛教，明代前曾盛行火葬，后改为棺葬。因文化趋于主流化，“七姓民”的通婚在清末后多无限制，只要不同宗均可通婚。

第八节土司制度

一、国中之国

元建国后，在全国实行“行省”制，对民族地区实行以土官辖治土民的方式，即将民族地区的首领变为世袭官职与领土的“土官”。相对而言，它使民族地区分而治之，每一个土司都自成一个小国王，相互争端不止，实质上难以形成大一统之势力，有利也有弊。据龚萌统计1949年以前中国曾存在的土司达2569家，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中南及岭南海南、广东等地。（《中国土司制度》）

为加强对贵州地区的统治，元初曾在贵州地区设“蛮夷官”，“能率所部归附者，官不失职，民不失业”（《元史·世祖本纪》）。这种土官制度仍用各民族的首领进行统治，但比以前历代王朝的“羁縻”关系略微松散。元在贵州境内主要设有2个宣慰使司：黔西北及滇东北区域之“乌撒乌蒙宣慰使司”，黔中黔南区域之“八番顺元宣慰司”，另有都匀、顺元路（贵阳）、播州（遵义）、思州（黔东岑巩）、新添葛蛮（黔南）5个安抚司和40余个军民长官司。

土官、土司制的原则就是用土著民族酋长统治本土及本地的族民，以夷制夷，羁縻一方。明朝沿袭宋、元制度，以文职土官为主，又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土千户等职务，并进一步完备了土官的考任征调等制度。明前期，根据归附的各族首领控制区域情况决定其名号，如宣慰使、安抚使、长官司、巡检司等。明前期，今贵州区域有土司逾百，大小不等，其中宣慰司6个，长官司92个，土巡检司5个。（《贵州通史》）

在明朝，中央政权对贵州各地的控制远较元朝有效，明对各地土著已不再仅是要求定期朝贡、震摄所部、服从中央的调遣，而且要求其按时完成缴纳赋税和完成中央规定的其他任务。满清军政势力控制川黔滇地区大约是在公元1646～1659年，清初为了政治稳定，多沿用明制，也认可和沿袭了土司制度。

虽然土司地区相当于一种经济特区，经济方面有较大独立性，但一般情况下，土司对朝廷承担一定的赋役、并按照朝廷的征发令提供军队，对内维持其作为部族首领的统治权利。这一时期，西南的民族地区多为农奴制经济，土官土司完全占有土地，但不完全占有属民，从“土”字能看出土地的重要也能看出“土司”与以前的“大姓”、“夷帅”或“酋长”之类的差别。在发展中，各地土司情况不一，在“改土归流”之前，土司制是一种封建领主制，土官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掌握着军、政、财权的大领主，对农奴及依附民众有“生杀予夺”权。土司辖区又相当于一个民族的封建自治区域，在封建中央王朝的支持下，有一套严密的统治制度和机构，有成文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诉讼、刑罚等法规，以保障其对辖区进行经济剥削。土司甚至有文教方面的特权，如不准土民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等。土司制对于民族地区的影响和作用是不一而足的，如在一个地区，以某主体民族为代表的土司统治当地达七八百年，其族社会地位自然要在各个方面处于其他民族之上，这又会导致阶层的不良分化；同时土司的小王国如果发展良好，又能促进地方经济文化与民族融汇。

土司这一特殊阶层的来源也是不同的，有因政治军事原因而随时滋生的后起之秀，有如以今黔中为根据地的程氏、韦氏等“八蕃”（布依族）群体等土著民族酋领，这一类型通常相对实力彼此相当，因而在政治风波中常如同墙上芦苇；另类如汉晋以后“大姓”如“牂牁”之黔中谢氏蛮的后裔群体“龙家”一般处于“土司”这一建筑的中下层，几无区域性政治建树。

应该说，由单一民族群体形成的土司王朝几乎不存在也不可能持久，每一个土司辖区都是多民族共存并形成合力，这种情况越明显，其力量也就相对越强盛。以某一土司的具体民族身份来界定这一土司辖区就是某一民族的“地盘”，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误解，其实在云贵高原的自然地理环境前提下，封建社会大背景中的“土司”有时仅仅是一个政治待遇小群体的外在代表，并且它的身份往往是多重的、暧昧的。

这种暧昧主要体现在土司对外属于“主流化”阶层，对内则是地方民族的一员与“代言人”。一方面作为规律，它必须和必然倾向主流化，土司家族子弟可不断进京接受主流文化教育（这种教育或学历生涯又会使其实际上汉化），同时它又要确保自身集团利益的合理与合法，确保自身家族的利益存在，所以它又须随时禁止或谨防部族及民众受主流化影响的可能程度。

从地理“屏障”作用（实际上也包括了社会经济的程度）和与中原内地的距离看，靠近中原的黔北、黔东地区土司王国发展自然要先行一步，受到的打击或说“主流化”步伐也早，如黔东田氏、黔中贵阳田氏等。为什么明清时期若干民族群体先后向贵州西部迁移集中，并形成了若干的“人们共同体”，这正是封建中央王朝的政治及军事力量自东向西推进所致，也与这一时期贵州西部地区的发展状态有关——在已无可能的宜农的平坝区之时，人口的剩余部分只能逐步延伸向环境欠佳区域。同时相对而言，越落后，对封建中央王朝政治的阻碍就越小，其问题并不是非得解决不可，这相对确保了群体的生存。这样，地理也就成了一个喜忧参半的潜因，作为云贵高原东限的贵州西部属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区，山陡林密，沟谷纵横，交通闭塞，这种相对的不良环境制约了人们群体的经济进步，但又对各散居的民族群体起到了生存庇护作用。

土司制度既是政治制度，又是经济制度。明清时代土司制度的极端腐朽、反动及剥削性逐渐扩展，严重阻碍生产力进步，民族区域内阶级斗争也因此层出不穷。土司统治区几乎像是一个国中之国，土司们割据一方，抗拒政令，屡乱地方。

公元1726年，清臣鄂尔泰上奏道：“乌蒙（即“产富田肥”的滇东北以及西南三省交界区域）土府与东川接壤，骄悍凶顽，素称难治。……凡黔滇蜀接壤之处，莫不受其荼毒。……若不早图，终为后患。”“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云贵总督蔡毓荣则认为土司制度使“土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国法久矣”。“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蒂倍蓰，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性，人民受其鱼肉，敢怒不敢言。”（《贵州通志》）在清代中前期，类似“（乌蒙）土官禄鼎干不法，钦差、督抚会审毕节（今贵州毕节），以流官交质始出，益无忌惮”的奏章与意见不断上报到朝廷，地方民族势力的这种肆无忌惮的情况使封建中央的统治鞭长莫及。不过在清时代，中央集权的力量已非昔日唐宋时代那样局促。加之明清以来土司制实行地区的封建领主经济渐被封建地主经济取代，经济基础的变化，使民族群众与土司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也影响了政治制度的变化，土司逐渐变得不重要了，在清朝，土司制已渐成边疆发展和巩固的障碍也在封建中央统治者那里得到共识。于是，去除和剥夺土司权利，改设“流官”势在必行。“流官”也就是指由中央政府委派并流动的官员出任，实质上是将权力收回清政府。当清王朝财力、物力相对有所剩余时便开始集中力量解决土司问题。

“改土归流”其实也是明清中央王朝对川、黔、滇、桂、湘、鄂等民族地区实施行政管理的一个改革过程。它也局部改变了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集中地的行政区划，如明朝期间原为滇东北的昭通地区、东川地区曾一度划属四川，在清初，重臣鄂尔泰向朝廷提出将原属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改隶云南，广西牂牁江以北的普安州划归贵州，以南的西隆州划归广西，增州设营，即在清时，长期属于云南的今贵州中西部安顺市、黔西南州各县才划属贵州。至康雍期间，原属广西的今荔波、湖南省的今镇远、天柱、原属四川省的乌撒（威宁）及遵义划归贵州，而将永宁（叙永）划归四川。鄂尔泰的奏疏中，对贵州“苗疆”面积“3000余里”的1300余寨，则指出要先开通黔桂道路，便于军队深入“徧加剿抚”，改土归流。后在苗族集中居住的黔东一线地区分别开设了“松桃厅”等“苗疆六厅”。

这同时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公元1413年（明永乐十一年）贵州就从今黔东开始了“改土归流”，进程时有起伏。这更是一个硝烟弥漫的过程。对于各民族政治经济利益的所有者的土司而言，改土与归流当然就是被革命被夺权，所以明时的改土归流就多遭到土司的强烈反抗，这一过程中亦多出现反复。至清时，封建中央王朝已有了充分的条件，能够利用足够的国家力量辅佐“改土归流”并使之彻底化。公元1664年，以今贵州大方县为中心的贵州水西宣慰使安坤“叛乱”，被吴三桂平息。曾“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是清初对云贵地区武力改流的先锋，他曾用过的大刀现陈列在今昆明郊外一个叫做“金殿”的旅游景点内。

进一步推进了“改土归流”的是鄂尔泰。公元1726年，其任云南巡抚兼云贵总督，剿抚并用，重兵开道，大力改土。在过程中，滇黔桂土司的抵抗比鄂湘明显，后者因受内地综合影响和清对西南的武力改流震慑，主动请求改流者居多。这种震慑当然是极其残酷的，据《贵州通志》载改土过程中清军对黔东一带苗族地区的征伐是“皆毁其室户，戮其丁壮，俘其老幼，阖寨不留一人”。公元1726年，鄂尔泰攻打贵州广顺州“长寨”，这是滇黔两省交界区域势力最强大的土司，也是滇黔桂交通重要环节之一，所以鄂尔泰开始就确定了要啃下这个硬骨头。长寨之名，意为各民族寨落沿群山起立排列，延绵10里，力量显然是可观的，故而鄂尔泰在长寨与当地各民族的持久战竟达三年。有研究认为，改土过程中，清军火器的运用是征战取得优势的决定性工具，当地方民族游击退守山寨堡垒时，清军火器的攻击往往最为有效和有力。

公元1731年，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基本完成，“蛮悉改流，苗亦归化，间有叛逆，旋即平定。其间如雍正朝古州苗疆之荡平，乾隆朝四川大小金川之诛锄，光绪朝西藏瞻对之征伐，皆事之钜者，分见于篇”（《清史稿》），涉及贵州地区2000多个苗瑶寨落。而后从雍正到清末宣统年间，改流属收尾阶段，主要对象已是四川、湖北、湖南地区，1911年，四川大、小金川才完成改流。甚至到民国时期，改土归流仍在继续。如在白崇禧（回族）等军阀统治的广西到1929年改流才完全结束，其时，华南香港已是世界名港，华东上海已是著名的东方之珠，在此前后20年间，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王朝，华北爆发五四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

云南与贵州一样，土官制度繁盛于明代。明占领云南（及贵州）后，需借土官之力维护社会稳定，亦任用选拔当地无数“宣慰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来加强控制局势。大理段氏亦曾领受过“土司”之称，亦做过云龙州的“土知州”；到18世纪中期以前，除澜沧江以西区域稍特殊仍保留土司外，滇省的改土归流亦在武力开路下完成。对改流后的土司的处理安置也是一个必须妥善解决的政事。《清史稿·刑法志》载：改土归流后的土司，一是迁徙，使其离开“根据地”，大部分土司被迫离开昔日有大本营迁到江南中原等地，衣食无忧，并被地方官关照。同时对主动改流的土司，又有封赏晋爵，他们本就有不菲的资产，实际上亦是另一种地方豪绅或贵族。

改流的实质即是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实行直接的统治，取消这种星罗棋布的“国中之国”之现象，清王朝自此完全控制了西南地区。其直接结果是对民族地区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加强了民族间的交流、改革了民族地区一些陈规陋习、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从某种角度看，改土归流其实又是封建王朝对各民族阶级压迫、歧视和剥削的另一种变换。

在土司时代，西南地区实际上好似一个不均衡的棋盘，土司则像大小不一的棋子。每个棋子在各自位置上显出必要和重要，相互有联系又有距离，但是没有哪个棋子是绝对的强大和不可替代的。在这一时期，云南地区的白族有相当数量土司存在，在贵州地区，散杂居的白族群体则多掩隐于这个土司棋盘。

二、土司制度的影响

“土司”的影响异常深远。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特别是明清时期，一方面，由诸如土司、副长官、土巡检、土千总、土百户、土目等构成的地方特权网络往往又是中原化或汉化程度相对深厚的一个贵族上层集团，这一集团的汉化程度直接作用于辖区内民众汉化度。一方面这种领导的示范也会使得辖区内民众对自身来源与文化心理倾向于中原化，这能局部促进辖区间的民族交流与融汇。一般民众与陆续入黔的中原及内地移民因种种原因聚合在同一地域上，文化重叠，关系也错综复杂。如清咸丰《安顺府志》载：“侬家（白族）一曰龙家。相传皆外省客籍，又传亦明时奉调来黔。以披龙甲故名龙家，然其本末无考。”“仲家（布依族），有黄、罗、班、莫、柳、文、龙等姓，亦传奉调而来，身穿重甲，因名仲家。其本末无考”。

“本末无考”，即有传说与想象因素。显然除了军事原因，民间的迁移动力往往是被动和无奈的，多为基本的生存与生活，当迁移的群体相对稳定，其对自身来源往往会有历史想象，从贵州西部诸多中原移民的谱牒亦可看到，它们多撰于清代中晚期，其内容的年代久远部分大同，近代部分则选择了与重大政治事件有关的史实，多有着宗荣祖耀的传说色泽。

贵州高原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华夏人群及各个人们共同体以种种原因小聚居，相对封闭，又自给自足，部落林立，相对分散。但是更多的民族民间移民更有可能深度地融入并成为当地“土司”民族系统中。比如在黔西北地区，安氏土司原核心集团从人数上肯定相对少数的，但以此核心集团的各个联结层逐渐扩散，它的一个直观结果是该主体民族的人数在数量上有所增加。黔西北籍学者温春来博士曾研究指出，至明清时代，黔西北土司地区的人们并不愿意“变为外族”，而多愿归附为土司本身所属的民族。这是可以理解的为稳定、为生存发展的本能需要。这种融汇当然是局部的，同时也对土司所属的民族群体起到了实际的文化改造作用，使其芜杂混合，这无疑是一种相互促进。因此土司辖区的人们共同体会有不同程度的因政治统治影响力原因导致如语言、风俗习惯的融汇，但又因程度不同而结果不衡定，这种认同往往又是不牢固的。清中晚以后，随土司制度的弱化，黔西北移民群体对其来源的传说多趋于主流化，如多自称源于调北征南或军事入黔之江南人。新中国成立后，黔西北一些群体如满族、蒙古族、白族陆续恢复了自身民族成分。

学界曾有观点认为“民族”（nation）概念的起源，含有一个地方共同体、一种安家落户下的归属感之意味。土司制度的一大影响是使辖区内的各民族趋于同一。即在硬性的政治规约之外，柔性的文化力量亦会使人们趋同凝结。一个群体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里，如果有相当政治实力，将会促进其发展，反之则会受到阻碍，其民族外部特征也就不显著甚至易被覆盖，但文化力量往往是复杂的，它并不就指土司所属的民族的文化，而是当时、当地的相对以主流为调节指标的综合文化。它是现实又是主流化的，并有明显的封建时期本民族贵族上层的色泽，它使得主要体现于民族文字文献的历史、文化、经济与政治制度和民族关系与交流等方面的对应物主要是主流文化坐标。黔西北民族文字文献多出自明清时代，这本身与这一时代封建中国盛行的修志编谱撰史之风潮有关，而其内容则对照“中原”历史坐标，兼容并包，层累形成，故又多显得芜杂不实，须辩证视之。

文化的认同不等于族群的认同，反之亦然，但是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中，在特殊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场域里，共同地域的文化会成为彼此共同的记忆，这也是后来黔西北各族群体虽然来源不一，但都逐步认同了当时黔西北区域内的主文化；而逐渐地、特别是清末以来，特殊的区位使黔西北在历史时期成为民族聚居与流动、中原江南移民及其文化融汇的重要平台，地方性民族文化逐渐以移民文化为中介，融入填注成为中国中原及江南特征为核心的主文化。

在贵州中西部地区如盘县、普定县、大方县、织金县、黔西县等地，虽然县城内诸如江西会馆、川戏场、文庙之类只成了曾经的地名，但各县有主流文化特征的民间性文艺活动一直持续并在省内久负盛名。现黔西北居住着40余个民族，人文景观丰富，民族民间艺术多姿多彩，书法、灯谜、诗词、楹联、木雕、农民画、漆器工艺等兴盛不衰，如大方县是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民间绘画画乡”，其漆器工艺品与黔北茅台酒、黔东玉屏箫并称“贵州三宝”，“黔剧”则主要由黔西县、大方县等到地的“文琴戏”发展而成，织金砚台则久负盛名。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文化的传统与多样性在此得到表现和积淀。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文化很大程度上都属于“制度文化”，封建时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自然也有“制度”的色泽，“土司”的“文化影响”在今天以什么方式存在为好呢？如从旅游角度、地方史温习角度看，“土司文化”复写无可厚非，但显然“土司文化”实际上代表的只是昔日剥削阶层群体的而非广大范围的“民族文化”，并不代表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它或许并不具进步意义。事实上从文化角度看，“土司文化”是地方文化向主文化间的一个过渡段，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谈土司文化，无疑会遭遇一种时间的“空白”，对此需要我们加以辨识。

第九节南京人

一、一次宫廷政变与它的偶然结果

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因太子朱标早死，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即建文帝，其时坐镇北京的燕王朱棣不从而叛，叔侄间遂发生了皇位的争夺，公元1402年，朱棣攻陷了京师，史称“靖难之役”。建文帝下落不明，有说一路西逃至滇黔。一朝天子一朝臣，朱棣取得皇位后，把忠于建文帝的臣民及其家属当作重要的敌对势力不以等闲视之，大加镇压捕杀和凌辱，并采取相关措施，如令礼部行文各州县追缴革除诰敕，揭榜左班文臣黄子臣等29人，编籍在任诸臣遁去者463人，俱命削籍，大肆追剿迫害，株连九族甚至相关的朋友，据统计朱棣所屠人数有14000余人，受牵连者则达数万。

在这种高压情况下，建文帝的臣子及其眷属不得不为生存遁出今南京地区，扈随建文帝踪迹西进。这种“扈从”似乎有些扑朔迷离，试想失败的建文皇帝逃亡的信息应该是机密的，知道的人越多也就意味着被朱棣知道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真有其事难道明朝廷的国安系统会不知晓而放任这些危险人物流入西南地区？此事权且不论，从可以理解的角度来说，至少是有部分忠于建文帝的人们离开南京了，而这些忠臣们选择滇黔方向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当时的西南地区生存空间相对要大，比如明初的军队屯驻，其行政体系也应非朱棣的人马。事实上如果真要选择，逃遁的方向不会是属于朱棣地盘的北方向、也不是人口密集的江南，而应选择相对偏僻的西南之地。这就是所谓“南京人”的由来。

广义的“南京人”可指明代以各种方式进入云贵地区的江南移民，如军事之调北征南、屯守及清代因各种原因和方式移民云贵地区的其他江南人群后裔，如今多指贵州中西部的“屯堡人”、云南境内自称来自江南及“应天府”的人群。狭义则主要指今黔西北、黔西一带“龙家—南京”共同体中认同白族的少量的“南京人”，其来源主要是扈从明建文帝入黔后流落贵州中西部、并与贵州高原世居土著群体“龙家”关系水乳交融的“南京人”后裔。

建文皇帝的生死作为一个悬念至今无解，关于这部分“南京人”的入黔，最合理的解释是确实有一部分建文时期的官宦人员及其亲属因政治因素逃入贵州，他们与明初“调北征南”留驻屯守的将士汇合，二者的汇合建立在对先皇的追慕和朱棣的心理反抗基础上。二者又因特定环境和时政原因与土著群体“龙家”进一步融汇。

从黔西北毕节地区、六盘水市各县和黔中息烽县的“南京人”各家族谱、碑刻记载看，融入白族群体的入黔的“南京人”对其来源均保持了一致，其主题均为“建文登极，靖难兵起，金川门失守，大内灰飞，文帝削发逃匿”，臣民们辗转流离，历尽艰辛，经溧阳、吴江、京口、六合、襄阳至重庆，后渡乌江深入贵州，栖息养龙洞（息烽县），岁暮到达黑阳箐（贵阳地区）。其时“岁已云暮，人神靡依，于是在林山密茂，虎啸猿啼，天漏雨滋的箐中度岁迎新。”

这一群体在当时要找到建文皇帝是不太可能的。建文即便真的入黔，也必然是潜行求生而并非要在西南地区另起炉灶，如果这些人聚集势必早引起官方注意了。臣子们远道入黔又找不到原主人，下一步该怎么办？据说进退两难之际，受到了调北征南入黔的应天府人、中曹司长官谢石宝的接纳，其实谢石宝应属贵州土著“龙家”群体。后在其倡导下，先后入黔的“南京人”在中曹（今贵阳）聚议，相互认合，共商定居黔疆之策，其后又在黔中息烽县的西望山“合姓结盟”，于是，扈从明建文帝入黔的“南京人”便裹挟在“龙家”群体之中，以贵阳军民府为中心，散居在敷勇卫（修文县）、威清卫（清镇市）、镇西卫（清镇卫城）、平坝卫等地，与当地各族交错杂居。

“合姓”是为了团结与稳定。因黔地自元明以来是土司政治时段，民族众多，情况复杂，“南京人”分散居住其中，是逃难者和普通民众身份，并非以往那种有政治军事保障的行政计划保障的正规移民，难免争端渐起，又因彼众己寡，故亦难免常受欺凌。当时的“南京人”既要躲避朱棣政府的追捕，又要小心谨慎地生存于各族之间，处境自然十分困难。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来自江南的“南京人”遂与贵州土著“龙家”采取了与“中原”文化有所不同的合姓结盟方式。

按贵州白族诸多家族谱记载，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正月，入黔“南京人”36姓（一说27姓）代表在今黔中息烽县鹿窝乡西望山“合姓联盟”，将当时“南京人”之肖、祝、钱、尚、司、焦、黄、姜、傅、路、华、岳、张、李、周、钟、薛、程等姓氏合为赵、谢两个“大姓”，尊赵、谢为盟主，对外以赵、谢为明姓，其余为暗姓（即本姓），各家暗自铭记，世代相传。

为什么合成“赵、谢”二姓呢。据部分“南京人”纸本谱牒、石碑家谱和民间传说，均言其祖自南京逃难入黔队伍的领导者为“赵宜先将军、谢法孔元帅”；在“南京人”的传说中这两位灵魂级的人物多简称为“赵将军、谢元帅”。据相关文献看，为形容入黔的艰苦困难，均言当时这支人群离开南京到达黔东黔北乌江地段时，尚有48船人，约计4800人，因慌张渡江和遇到当地民族武装的拦阻，最后只余下8船人即800人。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数千或近万人的集体移动显然是大型的，这样一支无论如何都会显现出“首都之人”气息的队伍必然引人注目，这样的队伍无论到哪儿，都像是一种外来的“侵犯”，不可能无声无息而不让官府与土司注意，即说从江南走出这样一支队伍，似乎不太可能。或说当时这一人群的数量不会太多。

虽然人数不会太多，“南京人”这一名称或说现象又是一种特殊而具体的存在，这应该与当时入黔的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即他们的“文化身份”有关。这种“身份”实际上确保了群体的主体性存在，直接影响导致了贵州白族群体最终的个性化形成。

二、黄果树瀑布旁永远的悬念：红崖天书之谜

明初南京的一次宫廷事件，却给边远的贵州带来了一系列沿袭至今的反响，这恐怕是当事人始料未及的。其中之一是著名的“红崖天书”之谜。

“红崖碑”在今黔中关岭县境内的滇黔公路旁的红岩山上（贵州方言中的岩、崖同义同音，读ai音），距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仅6公里。简言之，它是一篇由数十个不知是什么文字，或奇异的符号，或图案——镌刻，或不知原因地凸现于红岩山腰上的一块巨石之中的“文本”。多年来，这个“天书”作为一种古怪的历史图标，所包藏的秘密与意义引来了古今中外众多探索者。20世纪80年代末，贵州安顺行政公署曾公告悬赏百万元破译红崖天书。

“红崖碑”位于在离地30多米高的山腰悬崖上，壁面有100多米长，显得高大恢弘。古人是如何“雕刻”它的呢？“非重木叠架不能上”。碑文之字“大者如斗”，“周尺三、四寸”，“小者如升”，约“尺余”，“或大或小”，“行列不整”，纵横难分，每一个“字”或说图案都难以破译，“非篆非隶”，中外古文字家、金石学者、民族文字工作者认读罢，终是难解其义无人识得。

“红崖碑”从明代开始引人注目，谓为“天篆”。据载，最初碑面“字若朱画”，“笔画如新”，看去应似人工雕琢，但又总让人以为是“并非镌刻”而成，但若说自然天生之痕，又不会这般相对地像文、像字、像碑。此神秘真迹也为地方官增添了荣誉感，对外自然要赞之，耀之。清光绪初，当地为永宁州，州官有一回令人摹印一批红崖“天篆”碑文送人，当地一位小吏为省麻烦，以桐油拌上石灰拓片，后为了清洗，竟使石匠将碑面进行揭剥，使“碑文”受到破坏。清咸丰贵州布政使吕俭孙得到的“天书”拓本有“三十余字”，后《安顺府志》说碑文“共二十五字”，现仅存19个“字”。

关于“红崖碑”来历有多种，主要有传说中的商代即武丁伐鬼方所经“卣方”，到达今北盘江流域内的关岭，“红崖碑”是为商王的“记功碑”。清代著名贵州学者莫友芝则考证说，南北盘江为传说中的夏代明君大禹导黑水至三危、入南海的“黑水”，其认为红岩山即“三危”山，故“红崖碑”应即“禹碑”。还有一种是关于诸葛亮的，其观点是根据晒甲山一带有与诸葛亮征“南中”的有关所谓“遗迹”和传说，故称红崖碑为“诸葛碑”。

诸葛亮的故事一直被中国民间引为正统，在西南地区，关于诸葛亮的故事似乎相对最多和加工得最完整。民俗一方面是一种“活化石”，又大多是经改造和持续加工的产物，有相当部分是为统治阶层的压迫与剥削服务而产生的，所以关于民俗文化事象，亦需要细察与谨慎。三国及晋时期诸葛亮对云贵民族的征战与统治留下的印象与历代以封建儒家文化为背景的学者观念有关。在历代学者的加工中，魏蜀吴三国鼎立，正中却是蜀汉而非中原的曹魏，几乎除了像马谡、阿斗之类不成器的形象外，蜀汉的人物如诸葛亮、关公、赵云等在各种文化文艺的加工中，几乎远离了血腥、狡诈和残酷而都是正派、模范和值得可歌可颂。

为什么在西南地区民间文化范畴中，对历代的“记忆”多集中在以诸葛亮为代表的三国时代呢？综合看，秦汉给西南地区的记忆应该相对模糊和相对不和平，唐朝时虽然内地文化有相当的影响力，但几乎包括贵州中西部的“南诏国”的强悍与其对唐的战争无疑也不会留下太多太大的温和记忆，唐时贵州中西部的“牂牁诸蛮”总体上对唐宋文化的吸收有限，宋时中原乱世，大理自立，贵州地区部族林立，区域文化自然也缺乏整合，在建国时间很短的元朝作为过渡之后，封建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的明清时代，汉文化则已作为一种制度文化几乎覆盖整个东亚大陆了，其时的贵州地区对明清王朝的“记忆”自然可想而知。此外是主文化的影响力使然，关于明清时文学创作的“三国”的故事、传说、戏剧、典故和民间话本数量丰富，对中国的影响巨大，自然也对西南地区有非常的作用。同时，诸葛亮的一些政策确实促进了西南的发展。这是“三国”及诸葛神话在西南较典型的主要原因。

这样的影响当然也是纷繁复杂的。诸葛亮南征云贵，引出了“孟获”并使其知名度颇高。“七擒孟获”这一传说最早出自《华阳国志·南中志》，属于民间传说故事类，如此有意思的事没有载于正史而属后世虚构，主要是为了突出诸葛，体现作为正统的蜀汉的仁德天威。这个故事因《三国演义》而广为人知，似乎也掩盖了蜀汉征伐南中过程中的必然的血腥，结果变成了“应该”。在相当多的云贵民族民间传说与民俗中，演变成了诸葛亮就是救世主。现代一些民族研究者的兴趣则在“孟获”应该是什么民族上争论不休；像20世纪后期，贵州就传闻有少数民族文献整理出孟获家谱、在黔西北找到了某民族先祖如何“帮助”蜀汉军队的民族文字碑刻，云云。其实类似的文化事象应是后世的穿凿附会；而这种附会，显然又打上了以蜀汉为正宗的倾向，其实质是主流文化的影响所致。

在平定“好叛乱”的“南中”后，蜀汉曾在黔西滇东地区设“庲降都督”，治所先后移动于云南镇雄（南昌县）、贵州毕节（平夷县）和云南曲靖（味县）。庲降都督是行政和军事的合体机构并有相当数量驻军，是为达到“以强卒镇夜郎”目的（《三国志·蜀志·谯周传》注引），军事的威慑镇压显然是重要手段，故历任庲降都督政策也是强势的，“无得妄动，动即殄矣”，“锄尽恶类”。在经济上，都督则多采取军屯，其屯田的中心是滇东地区，这也是“诸葛传说”的源地，由此向滇中、黔西南、黔中延伸，但未能传至黔东一带。另外，“诸葛故事”之所以在西南地区流传还有人为原因，如屯军变为普通民众后就地成为农户进行民屯，同时还有官方组织迁移“濮民”易地进行民屯。这也是以诸葛亮为代表的“正统”历史人物能在西南地区民间“存活”的重要原因之一，亦即文献中“夷汉敬其威信”，“蛮夷畏而爱之”，“流涕尽哀”之类表现，具体到民间，诸葛亮的影响则逐步延伸到生产、生活和民俗文化等当中。从一个大的范畴看，无论是来自民间或非民间途径，类似的文化整合又有求和谐求大同的积极作用，称红崖碑为“诸葛碑”大意如此。

关于红崖天书的研究和猜测，还有认为它可能是牂牁爨文或古牂牁文、古夜郎文、古苗文、古夷文、古布依族文等等。亦有观点认为，它属于图案，或属道家符箓类，或属于古岩画。数世纪来，丁文江、裴文中及郭沫若、田汉、徐特立等都曾破译过红崖碑终是无果，“此碑含有绝对的神秘性，谁也无法窥破其中的奥秘”（法国·雷柏如）。山东大学刘一乐、北师大董晓萍、中国社科院赵超等当代专家也对“红崖天书”进行过认真研究。文化总是与文人有关，历代收藏“红崖碑”拓本的也多是文人雅者，它的传播途径也与此有关，故而1918年黔籍画家姚茫父在北京文化厂肆还曾找到过“红崖碑”完整拓件，全文的位置皆保持了原式。如今，早期的拓本已然匿迹。

1990年始，上海工程师林国恩历时近9年，完成10万字论文，他的研究结果得到学界普遍认同，认为其对这一千古之谜所作的破译与其历史背景、文字结构、图像寓意相吻合，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这也是到目前关于“天书”的相对最为权威的研究结果。2007年7月，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林国恩撰写的《红崖天书》。

林国恩的研究结果主要是，“红崖天书”成书约在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是明初逊位建文帝所颁的一道讨伐燕王朱棣篡位的“伐燕诏檄”。全文直译为：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伏燕魔，作阶下囚。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御制）。

这一结果，竟又与“南京人”有关！即这一古碑即便不是建文皇帝手书，亦有可能是其忠臣人士代言明志的结果——而这是否当年的“南京人”的另一种“盟誓”呢？即它是距今600多年前从南京进入和到过贵州中西部区域的忠于建文帝的人们，他们在当时怀着后人永难感知的心情留下了一些历史痕迹，而这种具有表决心内容的檄文，肯定是不可能对世人昭示的，故而在贵州白族之“南京人”家族谱中，亦未有相关记载。但按汉语文献载普定、镇宁、普安等地均有白族分布，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九载：“安顺州，民皆龙家夷类，多张、刘、赵、谢四姓，通汉语，识文字。”亦云普安州有僰人，诸部落语言不相通，常以僰人为“通事”译之，《明实录亦说》普安州“生员”皆“僰人”。

因为“红崖天书”，位于黔中的安顺市接待国内外来电来函和实地考察者达上千人次，并且不断有人提出了新观点、新看法，相关研究如今在多学科背景合力之下仍是方兴未艾，其结果仍如古人所言——奇诡：

红岩削立一千丈，刻划盘回非一状。参差时作鼎钟形，腾踯或作飞走象。诸葛曾闻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疑尚诅盟。

——明·邵元善《红岩》诗

三、南京这个地方的人与贵州中西部山区的“南京人”

建文帝的生死存亡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有说“靖难”时火焚于宫中，有说投身佛门，云游各地，足迹遍及西南、岭南、湖广各省及陕西等地，年届九旬时自行要求回宫，由一名曾服侍过他的老太监验明了真身，后平安老死于宫中。此外在福建等地均有建文隐于或死于当地的传说，亦有传说建文蹈海南去，导致了朱棣遣回族官员郑和浮海“下西洋”。直到2009年，仍有报载发现相关证据表明建文帝应归于浙江。

在贵州及云南则多信建文入黔之事。民国《贵州通志》就曾引《明史纪事本末》说：“是年（公元1418年）建文帝返至黔”，“贵阳白云山（今黔南州长顺县）有罗永庵，帝尝结茅于此”；又记：“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五年三月，帝与程济等谋东归。后至贵州金筑长官司罗永庵，尝题诗壁间”。在贵阳城南有一地名为“太子桥”，亦传建文帝曾经此处，现已用名“太慈桥”。今贵阳清镇市百花湖畔的灵永寺亦传为建文居住过，2003年被列为贵阳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寺残碑有“……皇太孙建文帝避难此间……”等字。史载建文帝避难、留宿、经历的遗址在贵州多达数十处，与此间接相关的传说更是不计其数。数年前，贵州有媒介曾报道黔中安顺一退休教师谢伟臣称其谢氏家族祖上为明初朱元璋时代的南平侯谢成将军，谢成曾随傅友德等西征云贵，其子谢秀二曾帮助过后来入黔逃难的明建文帝，此论曾引起中央电视台有关方面的注意。在黔西县绿化白族乡，也有类似说法。谢成系安徽凤阳人，且是朱元璋的亲家，曾为太原晋王府相，辅佐其婿朱棡修建太原城，洪武二十七年与颖川侯傅友德等被朱元璋赐死。将谢成与建文帝联系在一起，似无确证。同是沦落人的愤懑情结倒是相似。

对于建文帝的下落，《中国大百科全书》“靖难之役”条载：“燕师渡江，下镇江，直逼南京，谷王朱惠与李景隆开金川门降燕，南京城陷，宫中火起，朱允炆不知所终。”这种解释相对客观。建文皇帝的生死终是历史常见的无解之题。由此引出的贵州白族另一组成部分的“南京人”群体的出现，则是历史的意外与必然。

从前述的军屯将士、“屯堡人”和“南京人”，南京与贵州的关系在6个多世纪前的建立，似也是一种意外与必然。而今的南京人是些什么人呢？据2007年人口统计，南京市人口约有741万。2008年，《现代快报》一篇文章介绍了“南京的人”：

大约在传说的夏时期，今南京汤山点将台曾发现了青铜炼渣。在三国时代的孙权定都建康之前，南京地区还生活过“湖熟”人、“勾吴”人，“于越”人、“楚”人、“秦”人、“中原”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导胡阿祥教授以500年为一个断面进行了分析：比如西汉末年的公元元年时期，南京人口约5千人。到公元520年左右的梁朝繁荣时期，金陵城中有人口28万户约计140万人（这数字并不被学者共识）。

到公元1000年，南唐灭亡时，南京人口只剩3万多户、15万人左右。到公元1500年时，南京作为明朝陪都，有20万余户、100万人。南京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迁移是公元316年，当时匈奴攻破了长安，西晋皇族司马睿退入南京建立东晋，其时南渡长江而至的北方人总数约70万。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将相当数量的原金陵居民迁往今云贵边疆，又从浙江、江西、湖广等地移民“填实京师”。那时，南京城内外来移民将近一半，23万军队加46万随军家属使南京成为一座兵城。

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有100万人。公元1864年，曾国藩带湘军攻入时为太平天国首都的天京后，大肆屠城，杀害数10万人。到光绪登基时，南京只剩不到50万人。大部分湘军士兵则留在了南京成家定居。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后进行南京大屠杀，30多万居民和军人惨遭屠戮。南京人前往各地避难。南京的人口仅剩30万人不到。20个世纪40年代，随着汪精卫政权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许多外省移民大量涌入。1949年蒋介石逃往台湾时，则又有相当部分南京籍官员及其亲属赴台。

有规模的、相对发达的、中心的或重要的城市，往往都是不断地人口混合变化的结果。今南京人其实都是来自五湖四海。那么，真正的“南京人”流落何方呢？胡教授向该报记者介绍了今天贵州的“龙家—南京人”与南京的渊源。这似表明了今南京文化界对昔日流落于贵州中西部的“南京人”的某种心情。

关于“南京人”的名称最早见于反映清康熙时吴三桂平剿黔西北民族起义的民间木刻唱本《水西传》。《水西传》对其时黔西北境内的“龙、羿、白、苗、仡佬、仲家”等“夷蛮”和“洛波黔西（乌江上游），有白南京八百；格左与撮垮，有黑南京六百”等有记载。但这一结论不应肯定。归于“民族文字文献”的类似唱本多为后世所撰，严奇岩等曾对《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成书年代进行考证，从其中出现的民族名称看，认为该书应成书于乾隆与嘉庆时之间，故可推之“南京人”名称出现至少晚于嘉庆时代，至今200余年。

“南京人”的称谓也并不统一，从晚清、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后，贵州毕节县、大方县主要自称为“京族”、黔西县谓“南族”、织金县、平坝县谓“龙家”、安顺地区亦有称为“南龙人”“老汉人”的。在明至清，“南京人”的分布面积逐步扩展，贵州大方县《赵氏宗谱》说：“其先散者，远抵（云南）镇雄之白兆、卯响，（贵州）毕节之镇西，（贵州）大定之且兰。”这些地点也是宋元时期贵州西部“龙家”群体的分布区域，同时还散居着相当数量的军屯系统的白族军民后裔，如“白儿子”“七姓民”和尚氏、段氏等。

“南京人”应先为自称后为他称，这也有具体而特殊的历史原因。“南京人”最初是散居在以贵阳为中心的黔中一带，当时贵州中西部政治社会局势则是“龙家—南京人”合体的前提，因为政治生存需要，“南京人—龙家”于今贵州息烽西望山合姓联盟，对外统称为“赵谢”二姓，原因并非是因“赵宜先将军、谢法孔元帅”是当时带领“南京人”入黔的领导者，此两人情况在文献中无迹可查，将其作为“南京人”入黔的领导者的说法出现得并不早，就目前看这一记载最早出现在贵州黔西县华氏（谢氏）白族所存的清同治本《华氏家谱》，类似说法应属情有可原的杜撰。从某种角度看，合姓联盟，本质也是“南京人”依附于以谢氏、赵氏为主体的“龙家”群体，这一群体则是晋唐时代以贵阳、安顺为中心区域的“牂牁诸蛮”之谢氏、赵氏后裔。

明清时代，“南京人—龙家”一直处在自黔中向相对边远的黔西—黔西北一带移动的过程中。这一带时称为“水西”，水为乌江；如以今贵阳为横线，贵州北部乌江以东的遵义及黔东部分地区称为“水东”，以西的黔西北区域谓“水西”，后者为高寒山区，地势崎岖，岩溶特征明显，时为少数民族集中区域。“南京人—龙家”从黔中黔西陆续迁入明军势力及威胁较小的黔西北，这种移动除时局动荡原因之外，也有拓荒开垦的生存需要，这表明这一时期贵州白族的生存生活环境并不可观。明代中晚期，四川剩余人口涌入，贵州北部、中部人口增长，已无土地开垦空间，其时，江西及湖广移民从湘、桂方向大量入黔，也逐步向黔东南、黔南地区推进分布，这种现实情况自然使实为弱势群体的“南京人—龙家”逐步向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黔西、黔西北、滇东北移动。这种移动也奠定了至今贵州白族的主要分布状态。

从“南京人”名称的晚出证明了前述“南京人”先民入黔时的人数不会太多，在明代及清早期史籍几乎未看到相关记载，这表明入黔的“南京人”主要依附并掩隐于“龙家”群体。而从清中晚期开始“南京人”作为“一种人（族类）”的指代，表明入黔后的“南京人”已具备了一些与其他民族共同体的不同的特征。这一“夷化”与其长期生存生活于各民族共同居住的贵州高原环境有关，具体则缘于宋元以来世居贵州中西部的“龙家”群体的影响。

数百年的共同相处中，“南京人”与“龙家”因地域相同、生活习俗，逐渐形成难分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与此同时，“南京—龙家”人的自称和他称也逐渐形成。1954年，费孝通率队对贵州西部若干人们共同体作社会历史调查时曾有结论：“……‘南京人’原系汉人，但已和‘龙家人’长期联合在一起，风俗习惯已有变化，心理上和汉人有隔阂……”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南京人”在心理上已然“夷化”、白族化、地方化及贵州化。南京和龙家，时而龙家，时而南京，已成为“是一非一，是二非二”，“何主何宾，已无能分辨”的状态。从历史环境因素的变化来说，无论是以“披龙甲”“龙国”后人自居，或强调因“靖难”而来自南京，这些倾向均体现出这一群体在文化与族群的认同上，希望通过“共同的”历史的、文化的东西来强调自身，以便将自己这一群体与别的群体区分开来。

“他称”与“自称”的形成，体现了“南京人”与“龙家”群体建立在同一地域和文化基础上的心理认同程度，亦就是说，在贵州白族在与黔西北各族共享了主流文化与其他主体民族文化的同时，保持了作为一个群体的差异与特殊性，其自身坚持了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的主观信念。

第十节“南京人—龙家”共同体

一、为什么贵州白族多为“赵、谢”二姓

今贵州中西部白族各种家族谱中都不同程度谈到了“南京人”这一群体入黔当初为生存而隐名埋姓、入乡随俗和与“龙家”的相互靠近与融汇情况，如大方县白族《赵铿家谱》：“燕藩承统，建文播逃，凡同事忠义者率属以来黔，离乡去国，良可哀矣；既而创业水东，更水西……吾先祖至黔时，惟龙家一族心地和平，堪以为援，乃投簪改制，相倚为生，延十数世，何主何宾无能辨矣。”黔西县白族《华氏（谢氏）家谱》载：“惟龙家为近朴直，马仲阴蔡淫者聚族而居，喜率亲属安耕织，远骄倭，吾先知其可依也，乃率属以和之，和其理居，和其姓氏，和其衣服、礼仪、语言、器用。”

这种融汇基础，最为核心的是二者“文化”的趋同或相似性。一个人们共同体与另一群体的新的聚合通常会以文化生活相近为前提，这是“龙家”（白族）与“南京人”依靠和相互接近的关键。而为什么“龙家—南京人”群体不选择皇姓之“朱”之类而要选择赵、谢为主姓呢？

因为“龙家”群体中本以赵、谢二姓最多，为大姓。谢及赵姓的多与大的缘故，又因晋唐时代的黔中局势使然。隋唐时代‘东谢蛮’和‘西赵蛮’地域包括了贵州中西部地区，黔西“牂牁蛮”也以谢氏为主，“西谢蛮”则先以谢氏为主后以赵姓为主。在宋代及之后，谢氏、赵氏等“大姓”和“酋帅”昔日显赫情况不再，被其他崛起的实力集团如“水东宋氏”“东爨乌蛮”和苗瑶集团驱逐并取代。这种驱逐首先应发生在统治阶层间，其子民的生存状态环境自然不会有太大变化。各民族统治阶层间的争雄与倾轧包括了对土地与劳动力的控制，其战争目的不是消灭人口。

这也就是为什么除了赵姓本身是中国白族中人数较多的原因外，宋元明时代广泛分布于贵州中西部的“龙家”群体多有“赵、谢”二姓的缘故。也因此，如今贵州白族也以此二姓为多。

按前述，据“南京人”各姓氏之家族谱记载，“南京人”先祖入黔时集聚贵阳（黑阳箐），受到据说是调北征南入黔的应天府人、中曹司长官谢石宝的接纳，后在其倡导下，入黔之“南京人”聚议与“龙家”合盟即形成了融合。谢石宝这位土司其实并不是“南京”老乡。谢石宝本属土著，本身即应为“龙家”（白族），即唐宋元以来贵州区域“牂牁诸蛮”之谢氏后裔，是“归附”的“土酋”。

“贵阳府：……贵阳所辖蛮种非一，曰罗罗，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龙家，曰曾竹龙家，曰红犵狫，曰花犵狫，曰打牙犵狫，曰东苗，曰西苗，曰紫苗，曰卖爷苗，习俗各异。一旦有警，则滇南隔绝，便成异域。故议者每以贵阳为滇南之门户，欲得滇南未有不先从事贵阳者。自滇南而东出贵阳，其必争之地也。……中曹蛮夷长官司，府东南三十里。元为白纳县阿耸寨地。《一统志》云：元中曹白纳等处长官司也。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土酋谢石宝、刘礼宾归附，置司授石宝而以刘礼宾副之。……”（《读史方舆纪要》）

“贵阳府：中曹长官司，在府南十五里。明洪武三年，以谢石宝为长官司。传至谢正伦，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清史稿》）这似表明直到清朝时，贵阳地区仍有“谢氏”中下级土司存在。

贵阳既为“滇南之门户”，谢石宝所在的中曹司（贵阳）当是明军队进入今贵州西部及云南的重要“窗口”之一。在当时的明军强大压力下，归附是必然的选择。而明初入黔的“南京人”与作为原住民的“龙家”的谢石宝们的整合亦是可以想象的选择，也有地理的必然性，即“南京人”入黔，沿乌江上溯，必须经过黔中之贵阳地区，二者的融汇又必然是建立在相同地域、社会地位与文化基础上的。作为远在贵州的地方酋领的谢石宝，不会忌讳当时“南京人”的政治问题、更不会拒绝有这么一群人加入壮大自己的力量。

贵州在蒙元时代属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其时“龙家”群体在滇东、黔西、黔中一带开始呈现，并且同一文献中还会出现“龙家”还与“僰人”混提的情况，但二者的社会地位相对不高，已不见昔日曾风云一时的谢氏、赵氏诸蛮的政治踪迹，而此时的“大理国”政治影响也已微弱。明洪武时期，朝廷在黔地设贵州都指挥使司，辖8府、1州、1县、1宣慰司、39长官司，永乐十一年，置贵州布政使司，领1宣慰司、10府、12卫、76长官司，从明代始，“龙家”群体在文献中的呈现程度相对茂盛，多分布于黔中安顺及贵阳区域，从行政隶属上，属于上述区域的府州县司等各级政府。

元明时“龙家”人口大部主要集中在以今安顺、贵阳为中心的黔中黔西及黔南地区，由于文献资料模糊和所述侧重之差别，时以“苗蛮”概念代之，如《明实录》载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傅友德、蓝玉率军由湖南入黔，攻普定（安顺），克之。“罗鬼、苗蛮、仡佬闻风而降。至普安（贵州盘县、云南富源），复攻下之。乃留兵驻守，进兵曲靖。”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贵州总兵官都督佥事萧授部率兵“平息”黔中，“临其寨，寇贼出迎”，“……寇贼入深谷王箐山中，苏保等督兵紧追。寇途穷迫转斗，卓把同等贼首多人被戮。乖西（今贵阳市开阳县）诸寨苗蛮皆震慑，归顺，寇平。”从类似记述可见，明时“龙家”多集中于贵州中西部和黔南地区的一个主要原因恰好是所处环境的“不稳定”。事实上在当时对于一个群体而言，“稳定”则表明它面临被融汇同化的可能性更大。

在当时的今贵阳地区主要置有贵州宣慰司（治所为贵阳），辖10长官司，属今贵阳市的有贵竹、水东、白纳（花溪）、底寨（息烽县）、养龙坑（息烽县）青山（息烽县）、札佐（修文县）、乖西长官司（开阳县）和中曹蛮夷长官司（花溪、小河、南明三区交界区域）等。白纳在元代就已设置，明洪武时并入中曹司。后在永乐时又复置，长官为“归附土酋周可敬。又以土人赵仲祖副之。”（《读史方舆纪要》）中曹蛮夷长官司中心地为今花溪区黔陶乡、青岩镇一带并毗连今小河区地域。

“南京人”进入贵州，当从黔东黔北进入，其继续移动，必经乌江，过江即进入今贵阳市修文、息烽县土司地区，“渡乌江深入贵州，栖息养龙洞（息烽养龙坑长官司）”。与以往政策性移民和自由谋生经商屯田性质的移民不同，“南京人”是逃亡者，故而它一进入土司领域实际上也就面临生存及被“夷化”的可能，与贵阳地区的“龙家”汇合自是形势所趋。从“南京人—龙家”家谱记载看这种融合是分阶段的，先是有部分在中曹长官司与谢石宝部属于局部融汇，而后又在息烽相对大型地“合姓结盟”，将其时计有的36姓族人合为“赵谢”二姓。在息烽西望山“合姓结盟”后，“南京人—龙家”主体随时势与生存之变化而转折向贵州高原西北方向移动，即从贵阳、安顺向今黔中、黔西北的金沙县（打鼓场）、黔西县、织金县（平远州）方向迁居。这是一条逐步走向艰难困苦的复杂轨迹。在这转移之中，合体之“南京人—龙家”群体在过程中更加紧密了。

因种种因素，一般而言土司年谱及大姓世系难有连续或记载不确，贵阳地区各土司自元朝至今的情况很少准确和清晰。据中曹司《谢氏家谱》所载，其族原籍江西吉安府，至谢白煮一代定居应天府金陵县乌衣巷。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谢石宝以千户奉调，随沐英大军入黔。公元1370年被封为平蛮将军中曹司正长官土司，至今传20余代。这个说法是有疑点的。一是“江西吉安府”和“应天府乌衣巷”之类的说法几乎是明清时期进入云贵地区的江南及中原内地移民众口一词的源头性“地名”，而明清江南移民在云南以应天府为主、在贵州则以吉安府为主，因为“南京人”来于“应天府”，谢石宝家谱遂将“应天府、吉安府”一并涉及了。二是谢石宝以“千户”奉调，在不到一年内、在明王朝刚刚建立就被提拔似也不可能。

按其家谱所载的自以为“南京乌衣巷谢安”之后人是什么意味呢？

谢安为东晋名士，朝廷良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子孙谢玄、谢灵运亦因文武出色而著名，在公元5世纪初期的南朝曾任浙江永嘉太守。乌衣巷为南京（建康）一地名，是其时谢氏贵族居住地，唐代诗人刘禹锡有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描写了人世之沧桑转换。可以推测这类家谱的形成是一种在主流文化作用下的自愿的人工“合力”，应是一种以上、不止一个地方和一个时期的谢氏家谱的累加而成，其政治文化攀附意味明显。

谢石宝部归附明朝约在明初洪武五年，在此前则属元朝管辖。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朝廷在今贵州中西部设置“贵州宣慰使司”，辖中曹、白纳、龙里、底寨、乖西、养龙坑等长官司，中曹白纳原为一体。白纳长官司的副长官名赵仲祖，也是一个土著酋领，亦有相对的世袭领地，到赵仲祖的第四代孙赵权时，因其无后，由次房弟赵桓接袭。亦即元明时期，环今贵阳市的息烽、修文、小河区及其毗连的今花溪区中曹、黔陶乡多属于谢氏、赵氏土酋的世袭领地，由于这一时期贵阳中心位置的突出和相对汉化，这种领地的方式并非成片而是环贵阳式、插花式的。

2008年，贵阳小河区中院村一带在拆迁时发现一修建于1913年的谢姓祠堂，据住在祠堂隔壁的老人谢老婆婆介绍，祠堂修建者名叫谢启元，是当地有名的大户。解放后谢启元及家眷杳无音信。“另据谢启元的族人谢先生介绍，谢启元是谢石宝的后人。谢石宝是金陵人，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谢石宝以千户奉调，随南镇将军沐英征讨‘南蛮’来到贵州。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被封为平蛮将军中曹司正长官土司，并赐匾额：‘永镇边夷’，后谢石宝一族便定居贵州。”“到谢启元这一代时……开始做布匹生意，赚了不少钱。于是谢启元便在中院村修建了“寿椿别墅”和这座祠堂……”“据专家透露，‘寿椿别墅’具有民国时期中西方建筑艺术相结合的特点，也体现处在西南偏远落后地区工匠的大胆追求变革的思想，它的地位将与花溪区文物保护单位—黔陶乡半坡的‘中曹长官司半坡遗址’同样重要，共同成为贵阳历史发展中土司制度演变的实物见证。该类建筑也填补了此类建筑在该市农村地区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对于“谢氏”而言，时空变化的结果，使其由坐“地”为主转为行“商”，其宗祠充满主文化内容并发展到“中西方建筑艺术相结合”的程度，“牂牁诸蛮”之谢氏、赵氏的下落在此似乎已“脱离”某种本土及原初意味了？

由此似可理解谢石宝之后人对其家谱的编写中就难免对其祖上来源有美化虚拟痕迹。目前在贵州的谢氏各族人群言及祖上情况时多以来自明代江南方向为主，如贵州安顺市的关岭县谢姓自称祖先为白族，但传说来自江西。在贵州安顺市、六盘水市和毕节地区亦有谢氏自称是朱元璋时代的将军谢成的后代。谢成与朱元璋是同乡亦是儿女亲家，系明开国功臣，封永平侯，公元1394年被朱元璋赐死。明初，谢成随沐英西征到过贵州，但明建国后他主要时间都在北方征战、在太原辅佐其女婿晋王，按理他的活动舞台应该不在贵州。故上述与谢成有关的谢氏家谱中也只提到谢成到贵州后，留有一子，据此贵州多个地方都言自身为谢成之后似不可能。

黔西县绿化白族乡打鼓寨白族谢氏亦曾向媒体宣称其为明将谢成后代，其实就从当地谢氏墓群碑记看，可判断关于“谢成后裔”之说应为以“汉化后”历史观为背景的心理虚构。在绿化乡打鼓寨谢氏墓群中的“谢法安”墓上阴刻汉字内容为“九州西南蕃知矩州常住国开泰军节度使开府义同三司无充金交使谢法安文利墓。大明永乐十三年丙申年三月初七丙戌日”等，该墓碑距今近600年。其实就“西南蕃”和“矩州”字样看，这两个概念并不存在于明代。赵国明曾撰文提及1987年云南大学民族史专家尤中教授曾对该墓图片进行鉴别认为，此墓主人做官于唐朝（亦指“牂牁诸蛮”时代），其后人在明朝时为其竖碑纪念。

在该墓地还有相对较早的“九州西南蕃知矩州常住国开泰军节度使开府义同三司无充金交使谢文利”墓、“九州西南蕃知矩州常住国开泰军节度使开府义同三司无充金交使谢消泰”墓，时代为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做官于唐朝”，其实应指“牂牁诸蛮”之谢氏、赵氏蛮群体，在晋唐时代，他们曾“官于”贵州高原大部，主要辖汉范围包括今贵阳、安顺、都匀地区。五代十国及两宋乱世后，作为今贵州布依族、白族、仡佬族、壮族等的先民群体的“牂牁诸蛮”的影响力逐步隳沉，其群体亦分散重组。

即说类似黔西谢氏墓群的建造者当为晋唐时代“牂牁诸蛮”的谢氏、赵氏蛮的后裔，即后来贵州白族主源之“龙家”（罗苴）群体。

关于谢石宝来源的江南方向的虚构应与后来在明初注入贵州白族先民之“龙家”群体的“南京人”有关。汉移民进入西南地区最集中、与现在相对最近的时期是明清时代，简言之是湖广填四川、江西进贵州、江苏到云南。这一移民大潮也使西南诸多民族比如白族、侗族、彝族之各个部分在族源传说及移动方向上显出了纠结状态。不只是贵州，在云南地区，亦有诸多白族自称祖籍“南京应天府”，朱文伟研究指出这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外族人由于种种原因来到白族地区，几代之后他们都成了白族人，但他们还记得祖先来自其他地方。另种情形是因汉文化高于白文化，原住民族因倾向于主流化也冒称为汉族后代（朱文炜，《白族文化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中是比较常见的。

似可类推的是，“南京人”的广义是“江南人”，这一组合词的象征意是元以后东亚大陆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区。后经考察认为白族在贵州中西部山区的“南京人”属狭义，它的判断标识与“建文帝”有关。在调查中了解到，解放以后至今，有相当多的贵州白族群众对外称白族，在内部则仍自认为是“南京人”，这体现了一种既与其他少数民族不同、又与其他汉族群体有距离的特殊的群体认同感。其实，从前述可知，即使真的存在祖籍“南京”的情况，入黔的“南京人”在当时人口数量是很有限的。也就是说后来至今，在贵州白族群体中凡“认为”或“强调”自己是“南京人”的，它很大程度上恰好不是，而多是世居贵州高原的“牂牁诸蛮”后裔之以谢、赵为主姓的“龙家”群体后裔。

这种“认为”与“强调”，也与白族在贵州中西部的散杂居状态，与改革开放、数字化信息时代等变量合成的现时经济文化大环境有关。

二、从“牂牁诸蛮”到“西南番”

“牂牁诸蛮”之谢氏蛮、赵氏蛮群体在文献中的出现与相对突出约在晋始，在唐时尤为显著。牂牁蛮、谢蛮几乎成为这一时段中原王朝对贵州地区的代称，而且与唐王朝的关系相对融洽。由唐人所撰并成书于北宋初期的《唐会要》对此亦多有记载：

东谢蛮：“贞观三年。（谢）元深入朝。……贞元十三年正月……赐紫金鱼袋谢汕。牂州录事参军谢文。”“其牂牁两州。户口殷盛。人力强大。邻侧诸番。悉皆敬惮。请比两州。每年一度朝贺。”

西赵蛮：“西赵蛮……其风俗物产。与东谢同。赵氏世为酋长。有万余户口。贞观三年。遣使入朝。”

牂牁蛮：“亦姓谢氏。……风俗与东谢同。贞观二年。首领谢龙羽遣使朝贡。授牂牁州刺史。封夜郎郡公。四年十二月。遣使朝贡。”

“开元十年闰五月。大酋长谢元齐死。诏立其嫡孙（谢）嘉艺。袭其官封。至二十五年。其大酋长赵君道来朝正。献方物。大历中。每岁遣使朝贡。及贞元初。朝献不绝。至七年二月。授其酋长赵王俗官。以其岁初朝贡不绝。褒之也。自七年后至十八年。凡五遣使来朝贡。”

“元和三年，委黔南观察使差本道军将充押领牂牁昆明等使。至四年正月。又遣使来朝。……七年十二月。遣使朝贡。九年。复遣使谢注二十人朝贡。十一年正月。遣使来朝。拜其酋长等官。……十二月。又遣使二十五人贺正。召对于三殿。仍赐宴及银器锦彩等。长庆中。朝贡不绝。凡外夷使将至。遣中使郊驿迎劳。既至。恩礼甚厚。将归亦送之。以怀远人。今悉不书。省文也。宝历元年十二月。遗使谢良震来朝。自太和五年至会昌二年。凡七遣使朝贡。并贺正。皆宠以宴赐。”

由上可见在唐代谢、赵蛮与中原王朝来往甚密，但自唐末乱世后，这种记载逐渐罕见。从文献看，在宋以后的记载中，隋唐时的“牂牁诸蛮”也像汉晋文献对古“僰人”的记录，多属于缅怀式表述。正如前引欧阳修《新五代史》里仍将“牂牁蛮”视为五代时期贵州地区的代称，但其在公元927年晋见后唐的人物已为“宋氏”。待“中原”与“西南”的联系重新开始的时候，频频代表贵州民族群体与中原政治势力联系的对象似换成了“西南番”。

乾德五年（公元967年）“九月壬辰，仓部员外郎陈郾坐赃弃市。甲午，西南番顺化王子部才等遣使献方物。开宝八年（公元975年）西南番顺化王子若废等来献名马。”

“乾德三年，平孟昶。五年，知西南夷南宁州番落使龙彦瑫等遂来贡，诏授彦瑫归德将军、南宁州刺史、番落使……四年，其国人诣涪州，言南宁州番落使龙彦瑫卒，归德将军武才及八刺史状请以彦瑫子汉瑭为嗣，诏授汉瑭南宁州刺史兼番落使。”

“太平兴国五年，夷王龙琼琚遣其子罗若从并诸州蛮七百四十四人以方物、名马来贡。……雍熙二年八月，奉化王子以慈等三百五十人以方物来贡。夷王龙汉璿自称权南宁州事兼番落使，遣牂牁诸州酋长赵文桥率种族百余人来献方物、名马，并上蜀孟氏所给符印。授汉璿归德将军、南宁州刺史，以文桥等并为怀化司戈。端拱二年，汉璿又贻书五溪都统向通汉，约以入贡。淳化元年，汉璿遣其弟汉兴来朝。三年，夷王龙汉兴及都统龙汉〈王尧〉、刺史龙光显、龙光盈及顺化王雨滞等各贡马、朱砂。”

“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其王龙汉尧遣其使龙光进率西南牂牁诸蛮来贡方物。太宗召见其使，询以地里风俗，译对曰：‘地去宜州陆行四十五日。土宜五谷，多种粳稻，以木弩射獐鹿充食。每三二百户为一州，州有长。杀人者不偿死，出家财以赎。国王居有城郭，无壁垒，官府惟短垣。’光进之说，与前书所记小异，故并叙之。……诏授汉尧宁远大将军，封归化王；又以归德将军罗以植为安远大将军，保顺将军龙光盈、龙光显并为安化大将军，光进等二十四人并授将军、郎将、司阶、司戈。其本国使从者，有甲头王子、刺史、判官、长史、司马、长行、傔人七等之名。”

“咸平元年，其王龙汉尧遣使龙光腆又率牂牁诸蛮千余人来贡，诏授光腆等百三十人官。三年，都部署张文黔来贡。五年，汉尧又遣牙校率部蛮千六百人、马四百六十匹并药物布帛等来贡，赐冠带于崇德殿，厚赍遣还。”

“景德元年，诏西南牂牁诸国进奉使亲至朝廷者，今广南西路发兵援之，勿抑其意。先是，龙光进等来朝，上矜其道远，人马多毙，因诏宜州自今可就赐恩物。”

景德八年，“夔州路上言黔州西南密州夷族张声进遣使进奉，为南宁州番落使龙汉尧邀夺，仇劫不已，乞降敕书安抚”。

“天圣四年龙光凝、景祐三年龙光辨、康定元年龙光琇、庆历五年龙以特、皇祐二年龙光澈等，继以方物来贡献。与以特俱至者七百十九人。是年，以安远将军、知番落使龙光辨为宁远军大将军，宁远将军知静蛮军节度使龙光凝、承宣武宁大将军龙异岂并为安远大将军，承宣奉化大将军龙异鲁为武宁大将军。至和中，龙以烈、龙异静、首领张汉陛、王子罗以崇等皆入贡，命其首领而下九十三人为大将军至郎将。嘉祐中，以烈复至。大率龙姓诸部族地远且贫，熙宁中来见，赐以袍带等物，刺其数于背。”

南宋李攸在其所著《宋朝事实》中曾列举了宋王朝周边的“诸番夷奉朝贡四十三国”名（其中对契丹、日本、高丽的迎送礼仪相对要浓重些），西南方向的有“交趾、溪洞诸蛮、南丹州、抚水州、西南番、邛部州蛮、黎州山、前山后蛮、雅州蛮、风琶蛮、占城”等，在这按地理方位的列举中，昔日的“牂牁诸蛮”已然不见了踪迹。西南番的朝贡内容通常是土特产与马，“西南藩：乾德四年、五年、六年，贡方物开宝二年，贡方物。八年，贡马。太平兴国三年，贡方物。五年，贡马。雍熙二年、八年，贡方物。九年，贡马。淳化元年，遣其弟汉兴来朝。三年，贡方物、马。至道元年，贡方物。咸平元年，贡方物。二年、五年，贡马。景德元年，贡方物。大中祥符二年，贡贺东封马。六年、八年、九年，贡方物。天禧四年，贡方物。”

如果不是马，或许今贵州地区在宋代文献中可能会呈现一种相对的空白？虽然“西南番”似乎取代晋唐“牂牁诸蛮”而频现于宋朝，但它应不是宋朝时才出现的，在北宋欧阳修等撰的完成于公元1060年的《新唐书》里它已出现，这种出现如非宋代文人以之直接代替“牂牁诸蛮”而广义地指代贵州地区情况的话，至少表明这一群体形状在唐时已开始孕育。

“西南番”自然也包括了白族群体在内。自隋唐之际，因大姓势力的渐强，以及贵州“牂牁诸蛮”、云南“南诏”等的兴起，包括黔西北在内的白族地区牧业经济得到稳定发展，“土多牛马”（《新唐书》），到宋代，今滇东北、黔西北地区的白族参与以罗甸为中心的宋王朝在广西的“市马”活动（《贵州省志·民族志》）。

以贵州高原为主要活动中心的“西南番”显然不等同于“牂牁诸蛮”。但在贵州地区的特定地理环境中，它们又在诸多方面大同的或说二者是种延续关系。“黔州、涪州徼外有西南夷部，汉牂牁郡，唐南宁州、牂牁、昆明、东谢、南谢、西赵、充州诸蛮也。其地东北直黔、涪，西北接嘉、叙，东连荆楚，南出宜、桂。俗椎髻、左衽，或编发；随畜牧迁徙亡常，喜险阻，善战斗。部族共一姓，虽各有君长，而风俗略同。宋初以来，有龙番、方番、张番、石番、罗番者，号‘五姓番’，皆常奉职贡，受爵命。”“诸番部族数十，独五姓最著，程氏、韦氏皆比附五姓，故号‘西南七番’云。”

如果说“牂牁诸蛮”之谢氏、赵氏蛮在当时还属于一种复合型的民族群的话，“西南番”则相对具体化了些。学界普遍认为它是黔滇桂布依族的直接源头。而在如今有关布依、侗、水及仡佬民族历史的描述中，通常并不主观认为“牂牁诸蛮”及谢蛮、赵蛮等是其直接源头，学界一般相对明确的是布依族脉络是秦汉之“骆越”，汉唐之“僚”，唐宋时的“番”，元明时的“仲家”。

“西南番”的区域亦即昔日的“牂牁诸蛮”及谢蛮、赵蛮区域。

《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九》载（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知益州张咏言：‘羇縻保、霸二州刺史董忠义等，皆世袭，望赐时服。’上曰：‘蛮陬首领，假以名秩，若援内地牧守之制，当赐锦袍，又恐夷人无厌，请求不已。’乃诏依维、茂知州例，岁赐紫衣锦袍。（保、霸二州，密迩维、茂，盖西夷也。国史附此事于西南番传，且云西南番乃牂牁郡故地。按居牂牁故地者实为南夷，其族帐首领皆姓龙，与诸董绝不相关，国史误矣。诸董可号西番，若牂牁故地族帐，则不可号南番也。）”

西南番的主要分布区以今黔南、黔中贵阳与安顺、黔西南三地最为集中，延及今川南、桂北和滇东。因“龙、石、罗、方、张”五大姓而称“五番”，后又增加“韦、程、卢”（黔中贵阳南部、龙里、惠水、长顺地区）三姓而部称“八番”。自元代始时，贵州布依族群体多由“番”换称为“仲家”，人数颇多，“自贵阳抵滇，人以三万计，寨以千四百七十计”（《明史》）。

从“西南夷”“牂牁诸蛮”到“西南番”，再到“百苗”，中原视角里的贵州地区民族群体称谓的变化，似又体现出族群影响和作用的此伏彼起的变化。亦可说宋时的“西南番”，实则又是一个以贵州高原为背景的关于贵州中西部少数民族群体的泛指性概念。因此除了人多势众的“八番”相对突出并可具体为今布依族直系先民群体外，其他分布于古贵州地区的群体在中原王朝视角里，仍可冠以“西南番”及“南蛮”称谓。如“西南番武翼大夫、归州防御使、泸南夷界都大巡检使阿永献马百有十二匹，泸州以闻，诏押赴行在”（《续资治通鉴》），其方位已偏向黔北区域。

虽然“西南番”中“龙氏”颇有知名度，但这并非是宋末以后至明时期广泛分布于贵州中西部的“龙家”的缘由。因为后者作为一种音译是一个包容性概念，其族众几乎均为“赵、谢”二姓或以此为主。

刘复生教授曾研究指出，宋代虽然承袭唐代的羁縻州制度，但部分“羁縻州”入宋以来就不存在，部分“羁縻州”在北宋两次“开边”之后也不复存在，“羁縻州”在宋一代更多地指地名而已，若用宋人赵升所言“受本朝官封，而时有进贡者，本朝悉为羁縻州”的标准来衡量，宋代的羁縻州制度是残缺不全的。（刘复生，《宋代羁縻州“虚像”及其制度问题》，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04）既称“番、蛮”，也表明事实上宋王朝对上述“化外”区域的失控。南宋时期，包括贵州中南部、东部的“广南西路”所辖羁縻州保持了相对的活跃态势。“西南番”亦在此区域内。

“西南番”时期应是现代“布依族”形成并与其他古越族系统支系有所区别的一个重要时期。“诸番以龙氏为宗，称为西南番主。分为龙州部落、东山部落、罗波源部落、训州部落、鸡平部落、战洞部落、罗母殊部落、石人部落等八大部落分支”（《宋史》），“元于此（以贵阳安顺为中心的黔中区域）置八番、顺元等处军民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八番，程番、韦番、方番、洪番、龙番、金石番、罗番、卢番也。龙番又有卧龙、小龙、大龙三番，而实与龙番同种。故云八番。”（《读史方舆纪要》）

从“部落”到“八番”，再到元代，“仲家”相对而言地作为了贵州布依族的历史称谓，清贵州巡抚田雯曾研究认为“何谓仲家？五代时楚王马殷自邕管迁来，其种有三……”“其部落有辖于土司者，亦有散处于州县者”，他所言的“仲家”应是“八番”的延续。虽然贵州各方志中所言的“仲家”意即身“披重甲”者（军事原因）亦有一定合理性，但为什么布依族在当时要称为“仲家”则似乎难以解释。

“西南番”显然不是一个实体，至少在宋代的“中原或中央视野”中“西南番”其实是对当时贵州高原地区松散式分布的民族群体的泛指性概念。也正因此，到元代，“西南番”又进一步具体化了，如这时的布依族群体多谓“仲家”，直到明代，在一些布依族集中区亦有保持“番”号的。但我以为晚期的“番”号的主要意义已属于“土司王国”范畴，是一种有政治色彩的官方的“他称”，而民间称谓则应还是“仲家”。当诸“番”作为封建统治体系链条上的一环时，并不完全指“仲家”，虽然田雯曾认为“盖黔之患未有大于仲家者”（《黔书》）。

“西南番”甚至也不像是“牂牁诸蛮”“南诏”那样的联合体，它的个体的综合力量亦不显著，《元志》：“至元十六年，西南诸番归附者凡三千四百八十七寨，隶四川行省。至元二十八年，改隶湖广行省。明初以其地分隶湖广、四川、云南三布政司。”（《读史方舆纪要》）

总而言之，“西南番”是以贵州中、西部为中心包括川南、滇东、桂北的其时的少数民族地区。从中原江南角度看，这一区域及名称相当于古代大理与湘鄂之间的一个特殊地带。虽因史料欠缺我们不能完全清楚贵州白族先民群体在“西南番”这一宽泛的概念中的具体情况，但作为贵州高原区域内人们群体的一种自然延续，“西南番”这一松散分布的群体自然也要包括了“谢番”等“牂牁诸蛮”的其他变体。在这里，“谢番”应该仍是一种有政治色彩的官方“他称”，其他民间性分布的“牂牁诸蛮”谢氏、赵氏后裔群体应该仍多称为“龙家”。比较看，“龙家”与“仲家”在宋元时代的分布区域亦有所重合，二者均主要分布在贵阳、都匀、镇宁、普安等为中心的黔中地区。二者文化因此有大同也有大不同。

三、再说谢蛮、赵蛮的归宿

总体看来，两宋时代中原王朝与贵州地区羁縻州关系有太多不确定性。宋代有许多贵州地区民族及部族首领被授官封，时常进贡，但并未真正实行“羁縻州”制。而时有进贡者如“西南番”等也因此见诸文献，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昔日的“牂牁诸蛮”在政治地位方面总体上应该已成弱势。原因不得详知但可推测：

唐末战乱的影响、东部南诏的征战、唐王朝对“牂牁诸蛮”以血缘家族式的分封使其状若散沙、贵州高原其他部族的相对崛起如“自杞国”在黔西南、“罗甸”在黔西、“杨氏”“田氏”在黔东黔北已然强势成型。这些原因形成了使“牂牁诸蛮”趋于瓦解的合力。唐末战乱的影响显然是最关键的，按《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四蛮夷四》所记：“唐末，王建据西川，由是不通中国。后唐天成二年，牂牁清州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人来朝。其后孟知祥据西川，复不通朝贡。”其时在中原王朝无力顾及对西南的经营和地方军政割据的背景中，化整为零的“牂牁诸蛮”被封闭，并也因此淡出了汉文献视野。

也因此，贵州北部区域相对中原化而贵州中南部、西部则继续分布和活跃着以“西南番”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群体，“西南番”时为具体所指，时为泛指，它们以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间或呈现于当时的汉语文献中。应该说，贵州高原的“西南番”时代，相对应是各民族群体力量不相上下，但整体力量散乱、却又数量繁杂。这种状态，似乎自然地理的割裂是一个重要的外因。这期间只要某一地方力量或部落抵达作为封建统治中心的京城，都可以代表贵州代表“西南番”。在宋代，如果“西南番”与中原的联系意味着“民间性质”，那官方性质的联系则主要发生在汉化或被宋王朝控制相对有力度的黔东地区，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宋在鄂渝川黔湘交界区域实施“开边”政策，曾置“黔南路”，将这一地区纳入中原直接控制区区域。

按上述，宋时“西南番”的民族成分已进一步具体化，它的主体应是现代布依族先民群体。而“牂牁诸蛮”似乎相对模糊，虽然现贵州地区世居各族均言源自此或有所关联。“牂牁诸蛮”的民族成分如何相对地判断呢？

王钟瀚认为公元7~9世纪在今贵州大部分地区的东谢、南谢、西谢、西赵、牂牁诸蛮与后来该地区的一些民族如侗、水、布依、仡佬等族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中国民族史》），白寿彝则以为“谢蛮为今苗族先民之一。隋唐时散布于今贵州等地。以其首长多为谢姓，故称谢蛮。其族类有牂牁蛮、东谢蛮、南谢蛮等”（《中国通史》），显然二者定义的一个前提实则都与近现代贵州地区世居民族的分布面积和人口数量有关，是一种“苗疆”之地，其人当为“苗民”。一般认为，水族和布依族应该同为古越人后裔、并因此亲近，但今天，借助“水书”等研究的深入，学界渐发现贵州水族有可能源流自华北黄河流域，而在20世纪末的人类学研究中，已发现水族属于南方古族这个按理非常顺理成章的观点受到了挑战，即主要分布在贵州中南部的水族人类学特征恰好更接近于汉族、苗族，而与始终居住在华南的布依族相距更远。当然人类学并非研究民族的唯一标准。我觉得从地理环境基础上的文化交流与影响角度，也是可以将布依和水族归为广义的古越族文化系统的。

史学家史继忠则认为当时的“东谢”“西赵”“南谢”和“夷子”等“当以布依族的先民为主”，“‘牂牁蛮’‘衮州蛮’‘琰州僚’则以仡佬族的先民为主；至于蛮州、矩州即‘西南番’和‘西谢’，则是各民族杂居”。（《试论“东谢”“牂牁蛮”及“西南番”等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成分》，《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1.01）

史老师20世纪70年代末的这个结论自有道理。矩州（黔中贵阳—安顺区域）是各民族杂居，晋唐之“牂牁诸蛮”这一复合体主要含有仡佬族、布依族先民的成分、亦包含了相当的白族及其他民族先民成分。

关于白族先民成分的来源应有四：一是先秦时代的古“僰人”，何积全等贵州史家已明文指出了它至少参与建立了“古夜郎”，它直到清时期仍在黔地存在并被记载。二是与“牂牁诸蛮”几乎同时期并发生密切关系的以滇东黔西为中心的爨氏，我们今天通常忽略它与贵州的关系，是因为我们时常是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作为潜在前提的。三是“南诏”的影响力，南诏数度扩张占据今黔北遵义、黔南都匀，抵达湘西。虽然本书提及的“龙家”即是“罗苴”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如果不以现行的贵州省的行政区划作为潜在前提，南诏区域实际上也曾包括了贵州部分区域。四是大理的影响力。史载宋时大理时代的“爨僰军”、元时的白族驻屯军就驻扎贵州西部多处。

那么，一个合理的结论似乎就较明显了。尚未具体的“牂牁诸蛮”复合型群体在宋时被瓦解分化，其族民要以自然态结合和融汇入其他民族群体，这种融汇自然是有程度、有层次、有地理差别和文化差别或说有选择的，即“牂牁诸蛮”群体的外层或松散部分在唐末后完全可能因为迁移地区、与其他族群融汇程度的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变化甚至是汉化——而各自散落，各自按照一定条件重新形成的人们共同体。而以谢氏、赵氏为主体的核心层，则相对不那么容易和轻易，按规律它当然会有所选择，按规律它的选择必然是寻找无政治压力、经济类型相当、文化层面相近的“伙伴”，这种选择最好的对象按理当是中原或华夏人群，但显然这种向汉族群的靠近在唐末以后的贵州地区颇有难度，在贵州中西部尤其是西部一线的核心部分与当地的白族群体的融汇也就自然而然。事实上，元末明初以后进入黔地的江南“南京人”与贵州中西部白族群体“龙家”的融汇，也相当于唐末宋初贵州中西部“牂牁诸蛮”后裔与滇东黔西白族先民群体有机融汇的历史重演。

在此有三个前提须注意。一是移动的方向。宋时黔西北—黔北属其他民族势力范围，黔东及黔北地区属于效忠宋朝并受册封和调控的区域，也就是相对更汉化的区域，黔东南则已分布庞大的苗瑶族群。“牂牁诸蛮”零散群体不大可能向东移动，或说一旦移动也就等于被融汇或被中原化，它的动向应偏向贵州中西部和南部。二是与滇中大理的接壤。贵州中西部和南部正是白族影响力所在区域。南宋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诗人范成大曾有载：“南方曰蛮。……区落连亘……宜州有西南番、大小张、大小王、龙、石、腾、谢诸番，地与牂牁接……”（《桂海虞衡志》）公元1175年，广西官员张栻曾奏：“本路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邕之所管辐员数千里，而左右两江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大理、罗甸、自杞，而西南有白衣九道、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可见大理与牂牁地是毗连相通的，地理相通意味着某种人为划分的“边界”偏僻虚设，正如今滇桂边疆与越南相接地区的人们，可以在相对的同个文化环境中通过婚姻、贸易等方式友好往来。至今，居住在滇东黔西一线的人们在语言、生活习俗其实也多相似。三是白族文化的影响力。在宋朝，由南诏延续的“大理国”是其时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代表，虽然已有学者指出其时中原与西南的关系并不能简化成大理国与宋王朝的对峙，将其余少数民族认为文明程度较低的部落。但相对而言，大理的影响力由于其相对地完整、成体系和有一定高度，它确实是在西南地区自成一体地发挥了另一种深厚的区域影响力，以至于云南及其毗连黔桂川的地区一度白族化。大理或说白族群体的影响实际就是一种文化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发生，是潜移默化的，对相对先进文化的承受与吸收是人类（群体）社会演进过程中应有的本能。而白族文化的形成与传播又有着自身的特性或个性并使其产生了本土特质。

换言之，白族先民群体由于地理与政治原因，对古中原文化的接收和消化相对要早和多，这使它自身有了先进性，同时又因白族先民群体本身处于西南地区，特定的地理条件以及经济类型、与其他民族群体的相处、与中原持续的关系，使得这种“白族化”既中原化又有地方性。对于中原和西南本土，它起到了一个转承环节的作用，一种在西南地区内部的中心辐射作用。而客观地看，这种作用形如一个不断分化和凝聚的“雪球”，当其中原化较强时分化亦强，当其本土化因素过多时，新的凝聚力又有所增强。

从地理环境看，贵州中西部“牂牁诸蛮”群体的散落族民与插花分布于同一大地块的民间性白族先民群体发生联系和共处相融也是自然的。其实，这种相互的交流与融汇的最本质基础，是对“白族化”（中原文化与西南文化合体）的认同。这种认同，同时又建立在与其他民族群体的文化差异上、或建立在与同一民族群之不同部分的文化差异上。如今，日渐发现的有关文献仍不同角度地证明了贵州中西部“牂牁诸蛮”群体的民族成分，即这是一个包含了布依族、仡佬族、白族及壮族先民和一定数量汉族在内的复合体。它的核心部分（谢氏、赵氏）至少在宋末元初形成了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即“龙家”（抑或罗苴）。

作为贵州白族先民主体集团的“龙家”在元明清三代频频呈现于贵州地方史册，主要分布在贵州中西部地区，其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标志便是它多以“谢、赵”二姓为主，并且二姓同时同地同在，世为姻亲。赵氏聚居之地往往亦有谢氏，反之亦然。

贵州白族先民群体之“龙家”的来源渐被染上主流文化色泽的时期，主要是在明末及清代。这种变化主要产生在“龙家”与“南京人”融汇之后，并主要由“南京人”完成，从贵州白族的谱牒碑刻、风俗禁忌内容看，其倾向主流化的部分是有相当“文化”层次的，这无疑与入黔的“南京人”的文化背景有关，也与明清时代中原文化综合影响力极强的大气候有关。

入黔的“南京人”相对“龙家”而言人数肯定是少数，因为“文化”的“化”的缘故，这种人数对比后来似乎调换了过来，以至于清末以后本属于“龙家”群体的赵氏、谢氏白族对外也多自称为“南京人”，其实至今贵州白族中“赵”“谢”等人口数量较多的大姓，恰好本应属于世居的“龙家”，即为贵州中西部“牂牁诸蛮”群体后裔。虽然他们绝大部分后来都自以为是“南京人”。在具体的访谈中我一度感觉到，后来自称为是“南京人”的部分白族在心理上似乎有些“尴尬”——他们似乎觉得自身不像少数民族，但觉得与汉族又有些莫名的不同。

当然，600年过去了，“谁主谁宾，莫能辨焉”，这是今贵州白族群体的民间口耳相传和文字层面之家族谱中常见的字句，它表明彼此的融汇已深入人心，不可分割。这种不可分割心理连体的文化表现其实从“合姓”之时便已开始。这似是贵州白族内部的最显著文化特征之一，即“赵、谢”二姓同在，二者相互依存，二姓几个世纪以来互结姻缘，地理相连，永为亲戚，这种奇怪的连结延续多个世纪确实是少见的。

贵州白族群体因“文化”导致的“南京人”与“龙家”的普遍的相互认同，则主要发生在清朝中晚期，这一时期“南京人”生存环境已无政治压力，但这时恰是云贵地区最大一波中原内地移民潮产生的时段，也正是这一移民潮导致的生存、生活因素将早在贵州地区的“南京人”进一步推送到“龙家”群体中，其时，其他汉移民团体也因而将与“龙家”结合的“南京人”视为非汉族群体了，所谓“不夷不汉大脚板蛮”，这在贵州白族各支系家族谱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清朝中晚期，主流及传统文化影响力更加深入云贵。家谱的普及正是这种深入的一种结果，修谱立志几乎成了一种全民性民间文化活动，特别是康雍时代大兴修志撰谱之风，少数民族也仿效修谱。家谱是一种很中国化的传统文化产物，有多种有益伦理教化功能，适于规范、调整和团结本族群体，培养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当然其也会有不少封建糟粕。20世纪末，在贵州毕节县、大方县各自先后出现了白族赵姓聚族编撰的“赵氏家谱”，其面貌与旧时谱志书类相似，对祖上的追述竟也包括了战国时代的赵国君主、宋皇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赵姓人物，这反映出主文化影响下的民族群体主体性的一种消散，以及因认识局限而滋生的封建意识。颇具东方传统的“姓氏”文化在如今多是对家庭有意义，以血缘关系连结宗族的心理习惯在当下时空中意义已非从前。但作为一种区域性与民间性和谐文化行为，这一新时期背景中的撰谱现象亦可理解。

四、西望息烽

黔中息烽县曾属安顺地区现属贵阳市，在元明时期当地为多民族聚居地区，先后分属养龙坑长官司、底寨长官司及青山、札佐、乖西长官司等辖区。

兼具喀斯特地貌和丹霞地貌的息烽西望山面积90多平方公里，地处遵义、金沙、黔西、修文及开阳诸县之间，独踞黔中，俯瞰乌江，风景优美。西望山原名西山，据载高僧语嵩（公元1611年~1665年）在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率弟子从四川辗转经遵义来到西山后，开禅宗道场，并取“西望灵山”之意，山因此传名。其后僧众俗人及文士骚客均慕名而来，一时香火茂盛。晚清时的西南名儒郑珍、民国名将冯玉祥等亦曾光临，为其增添了人文韵味。被称作西南佛教“南来第一山”的西望山在数个世纪里甚是有名，明清时代贵州各地的险峰深窿多为道释胜地，游人们身在山中自在徜徉之时，恐怕很少会想到，此山竟然会是贵州白族历史演进的一个转折处，是多种文化的一个曾经的聚合点。

息烽旅游有如下介绍：“……明初，朱棣夺位后，忠于建文帝的臣民随建文帝南逃入贵州，赵宜先、谢孔发两将军携系族36姓，约4800人，辗转流离至息烽西望山一带，与当地“龙家人”生聚而谋，联宗认族，倚为心腹，在西望山西麓的大森林里举行合族仪式，将“南京人”36姓合为赵、谢二姓。盟碑为当时“南京人”与“龙家人”合姓时盟誓所刻。”1984年，息烽县政府将其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南京人—龙家”合姓联盟的盟誓碑，又名“永乐碑”，该碑现残存于今息烽县鹿窝乡境内。西望山中的这个“鹿窝”地名的来历现已不可知晓，“鹿窝”急读可为“龙、挪、诺”。“永乐碑”为一巨石碑刻，碑高1.4米、宽0.86米。碑顶额右刻“日”字，左刻“月”字，每字大小约7厘米，两字均外画圆圈包围，似乎预示了心愿向“明”，这种范式直到后来清康熙乾隆时期的黔西北纳雍县、大方县等地的白族墓碑上仍有继承。碑中部刻有“万古丛林”4个繁体字，每字面积约10厘米，碑左下方刻有“永乐五年正月盟誓”8字。

《息烽县志》曾录有任可澄对“永乐碑”作的访碑记：“……巨石枕垄畔中，泐‘万古丛林’四字……‘永乐五年正月盟誓’。笔画苍秀，如出魏晋人。诸友相顾色喜。顾疑于‘盟誓’之义。予曰：‘此奇迹也，殆必有异。夫万古丛林’，恒语耳。然盟誓者，是非僧侣所为。……吾意，永乐五年，正老佛微行西南时也。当时逊国，靖难幽光，表忠诸记，野乘流传，勿虑数十。……”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名儒任可澄是黔中安顺人，其时正在黔中普定任职。任可澄考证了其时明建文帝臣民即“南京人”与黔中“龙家”在西山合36姓为“赵、谢”二姓的史实。当时“结盟”修建的祠堂、打鼓台等今均已不存，现存的“永乐碑”碑面已明显粗糙，未经过细致打磨，采用当地块状砂石。这似并不是显示随意，就地取材应表示了其时立碑合盟的仓促条件与“荒烟蔓草”环境。为何后来的“南京人—龙家”人们不对其重新进行翻新或采取什么方式对此纪念地进行修葺呢，难道他们在600年前离开此地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或再也无法回去？似乎不是这样。

据贵州黔西县白族《华氏家谱》载，自“永乐元年癸未迨天顺嘉靖两癸未一百廿年中，会聚安顺中曹司，修祠于修文西望山上，立打鼓台，每岁春秋，民大和会，几毁弃之宗器，渐以创集，斯时各本其姓，无所谓赵姓谢姓也，即日与仲蔡诸夷等理开畎荟，尽力沟洫，皆彼此不分尔。”这看来是农业环境中定期其乐融融的文化情况，已有“节日”意味，然而乐土乐业的情况难免会随时政颠簸：“……宣德正统年间，凡薮泽潴蓄之地，几无遗弃矣，以而争端渐起，苗以鸠毒，蛮以枵张，吾先虑族寡而受凌也，乃合南京三十六族，半姓赵，亦半姓谢，以为大族，而人莫敢欺焉。彼时于西望山，鸠集于六广河化则阿丘中和议，南谢北谢十八族，一归贵西之打鼓庙，西赵十族，收集鳞姓，一归于贵北之打鼓庙，乃竖碑铭话姓，以类而别西望山上，但置长鼓以鸠众。其贵西贵北两处之打鼓庙上，则设鼓悬钟，其余各寨长，或十里五里之遥，家置田鼓，佐之以钲，非有大鼓不动，惟每岁除夕，通鼓迎新，凡二百年间，祖庙宗器殆备举矣，向之穷谷深山，少虎啸而猿泣矣，平衍阜湿之所，土人置焉不问者，种粳稻而资食用矣，承日夕，至于嘉庆隆庆，奢香没而安坤逞，土目土司各自攸分，吾先乐长治而各安者，于此而变动不居焉。”看来是在明晚期始，这一集中于黔中息烽的白族群体大体已向黔西、黔西北移动。

作为一个非常的象征地点，息烽西望山无疑是贵州白族历史记忆与群体心理的一个文化标志。它是贵州白族群体的一个纪念地，600年前在此发生的“合姓结盟”事件，使一个人们共同体由此有了牢固的归属感和成员感，并在认同中有了方向感，保持了贵州白族由此开始的内在的一致性和整体性。从某种层面看，西望山是贵州白族的传说、代表人物、集体记忆、事件和心理边界融为一体的情感象征地。

“南京人—龙家”合盟后，必然应在息烽当地有过一定居住时段，只是具体情况已难了解。虽然现在息烽县境内仍有部分白族居住，但人数已然不多。显然，时过境迁，加之在贵州高原的居中地理位置和民族迁移分布情况的变动，栖息在本地的白族先民被其他民族群体融汇的可能性应该是相当大的。而今息峰县在以传统文化为主的文化气氛中，苗族、布依族文化较为鲜明，多样文化的糅和情况较为明显。如该县的平寨乡，各小地方的得名多“相传三国蜀汉丞相诸葛武侯南征七擒孟获时”曾在当地安营扎寨而得，如塘上营、诸葛寨、练马坝、营盘寨等。如果说诸葛亮南征云贵高原时曾在上述地方扎过营只属于传说，那么近古时代的息烽地区作为黔中要塞倒是名副其实的，它上扼乌江，地处贵阳与遵义之间，乃兵家必争之地，是明清时代江南中原移民的重要驻留点，也是同时代苗瑶族群西进的一个集散地，近现代以来平寨地区居民就曾掘出诸多老屋基石、碎瓦以及刀、剑等兵器。

营盘寨现有居民近400人，除有两户苗族外，居民大多为谢姓。营盘寨的谢姓是“南京人—龙家”群体之后裔吗？多数人对此已不清楚。像马头寨有居民1200人，现均改称为汉族，在元、明、清时则为布依族。按营盘寨村民的相关传说，明洪武初年，谢氏入黔始祖谢得旺随大军入黔由百户长升千户长，开始在中曹司，后辗转到营盘定居，这似乎又与“谢石宝”式的事情相关了！由此可见这里的谢姓民众应为龙家（白族）。

另毗连营盘寨的诸葛寨有居民约近300人，以赵、谢、张三姓为主，但其均称为汉族，实际上他们也本是“龙家”即白族。附近的塘上营有居民200余人，以谢、宋、邹三姓为主，亦报称为汉族。明末清初的贵阳府辖地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区域，“（贵阳）府当四达之郊，控百蛮之会《志》云：贵阳所辖蛮种非一，曰罗罗，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龙家，曰曾竹龙家，曰红仡佬，曰花仡佬，曰打牙仡佬，曰东苗，曰西苗，曰紫姜苗，曰卖爷苗，习俗各异。”（《读史方舆纪要》）而《纪要》里则载与贵阳周边如中曹司、白腊司等毗邻的息烽县“养龙坑长官司”亦有“谢氏”土著：“（养龙坑长官司）府北二百二十五里。元为养龙坑、宿、征等处长官司。明洪武五年，土酋蔡普化归附，置司授之。又以土人谢文直为副。”

从上述的谢、赵、张等姓氏，似可推测到这些世居息烽的人们应为昔日“南京人—龙家”的子民，与晋唐时期领衔贵州高原的“牂牁蛮”之谢氏、赵氏有关，只是600年的烟云已使可能的痕迹若有若无了。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九曾载：“安顺州，民皆龙家夷类，多张、刘、赵、谢四姓，通汉语，识文字。”清《黔西州志》：“侬家，厥性颇淳，衣尚白色，男髻向前，青带勒额，女髻有带绾发盘其首，衣短裙长，多赵、谢二姓……”现在看，黔中的息烽县、小河区、花溪区至安顺、普定，以及黔西北的织金、大方、水城、威宁诸县和云南的镇雄等地白族均多为“赵”“谢”大姓并世代相互联姻共同居住，确非偶然。

另一方面，离开黔中移动到黔西、黔西北的白族群体因夹杂在明清时期的江南移民大潮里，生存环境导致的被动使其历史记忆似因模糊而不断地处在以主文化为背景的重组过程中，这似乎形成了一种分界，黔西、大方、织金、普定等地的“谢氏”常能坚持自己为“龙家（南京人）”，而与这些地区紧紧相连的今贵阳之南明区、小河区、花溪区和息烽县等地的谢氏、赵氏人群一方面坚持自己为“土酋”如谢石宝、谢文直之后人，同时又会在追述其祖先线索时，会强调自身的随明初大军入黔或曾在主流行政系统中有职有位的情况。其实，上述地区的谢氏、赵氏应是贵州高原的古代主人即“牂牁诸蛮”之谢氏、赵氏群体后裔，亦即贵州白族先民“龙家”趋于主流化的部分。

息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地方，2009年当地曾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址。如今的息烽少数民族约占全县总人口的6%，除白族外，主要有苗族、布依族、土家族、侗族、仡佬族、壮族、水族等。浓浓的民族风情与自然山水围绕着著名的“息烽温泉”，使其成为了黔中著名的休闲旅游地之一。

五、散杂居白族群体历史记忆的文化整合

贵州高原本土各民族在历史时期多被泛称为夷、蛮，但在各个具体时段，因各族发展和变化情况又出现了诸多称谓。从元代始，“龙家”一度作为贵州中西部民族群体的代称，一直延续到晚清及民国。作为贵州白族主源的“龙家”上承“僰”“牂牁诸蛮”及“白蛮”，经“西南蕃”，下接“南京人”，在演进过程中与自古居住和因各种原因迁移入贵州高原的其他白族群体如屯驻的“爨僰”军士、“七姓民”和“段氏”“尚氏”等进一步有机融汇，共同构成了贵州白族群体。

晋唐时代居于今滇东黔西的西爨“白蛮”在原来“僰”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内地移民人口、技术和文化而形成了新型的人们共同体，并与其时贵州高原“牂牁诸蛮”及“谢氏蛮”“赵氏蛮”发生关系，“牂牁诸蛮”后来部分演变为布依族，部分演变为白族、仡佬族。

从区域地理、政治、人口数量、周边民族构成环境和传播接受角度，亦可说包括贵州中西部“龙家”在内的贵州境内各“蛮”群体接受黔西滇东爨区白蛮“文化”的，其实已是其边缘部分。这也形成了滇中白族与散杂居白族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唐宋时段的南诏、大理时期尤为明显，它使“白族”群体的演进在大同的同时，又因地理条件、地域政治环境和主流文化的影响力程度等的原因而不断松散和分解，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一直处于不系统性和“不稳定”状态。

在元代，蒙元上层对云贵民族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及农业经济、交通、文化，云贵高原区域的民族关系相对有了增进，作为曾领衔主演过贵州高原历史，并与南诏、大理有关系和接触的“牂牁诸蛮”之谢氏、赵氏蛮主要后裔的“龙家”群体在宋元时期呈现于史册并延续到明清就非偶然了。由于特定的政治历史和地理环境使这一群体既与滇中白族群体有所距离，又与贵州其他民族群体有所距离，相互间又自然会有文化融汇，从前述的“龙家”与“仲家”的文化异同可见一斑。

“南京人”与“龙家”相融后也必然产生相互影响。在明代及之前的史载中，“龙家”本被归为土著，到清代，这一群体对自身群体源流的定义已有明显主流化即中原化倾向，这与“知中原礼义，衣服、祭祀、婚嫁丧葬、揖让进退，一禀于周”之文化程度有关，也是“南京人”与“龙家”相融的一个重要基础。总体看，在明代时贵州区域的白族群体已趋于弱化和分化。明宣德年间贵州布政司曾说过，“普安州生员皆罗罗、僰人”（《明实录》）。不难想象这些“僰人”的“归宿”应该因政治因素朝向主流化了。由此看“南京人—龙家”的一个结合基础应该也是基于社会地位的相近，即这一群体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不高，掩蔽于明清时代贵州高原林立的土司网络中。

在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的朱明时代，随着封建中央政府对云贵军事建设力度的加强、“贵州”开始作为单一省级行政区划后，“龙家”群体要想再如从前的爨氏、谢氏蛮之类在特定区域环境中进行新一轮政治创造和文化突出已不太可能。但它作为贵州中西部地区民族的泛称，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呈现于史籍，表明其在黔西、黔中的相当历史社会和文化影响，这种影响自宋末若隐若现持续，至民国时期重心转移至黔西北地区。20世纪前期抗日战争爆发后，江南地区浙江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内迁西南，一些著名学者因此就地对贵州地区民族进行了调研并汇成《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该文集亦涉及贵州西部“龙家”等其他民族群体。

在贵州中西部白族各种家族谱中，多自谓为明初因“靖难”入黔的“南京人”后人，少有自谓为“龙家”之后裔的情况。这主要应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前面说到的“南京人”的原有“文化身份”原因。“南京人”与“龙家”的“合姓结盟”，实际上也就是当时的“南京人”转附于以“赵、谢”二姓为主要姓氏的“龙家”群体。这是一种特殊史地环境导致的生存策略与选择，也是建立在一定的地理与群体文化相近与理解的基础之上的人们的融汇。此事主要应由文化程度相对高一些的“南京人”和少量“龙家”记录下来。他们的本意当然是力图将一般化的民间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促进民族的认同与群体心理与情感的和谐与整体性。“历史”的记录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表现，是一种文化进步的标志，记录需要文字，“龙家”群体之一般大众有语言但似无文字。历史时期的一般群众蓄积了本族群的社会记忆，而关于历史的表述则由本族群的“知识者”完成，这过程中自然会有合情合理的或失度的想象发挥。比如，具有某种代表性的历史核心人物的出现——如“谢石宝、赵宜先、谢法孔”等名字——成为了“南京人”与“龙家”融合的合理一个记忆支点。这种支点的作用，几乎又成了“南京人—龙家”共同体的认同感、自信心塑造的非同寻常的“精神理由”和记忆坐标。

第二，由于“南京人”的文化程度，使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明清时期的“龙家—南京人”群体的文化主导和代言部分，并完善了二者合体的“精神缘由”。在后期，这达成了一种相互认同基础的“覆盖”。这种覆盖从外部和大的方面说，也是封建文化极其发达的明清时代背景中传统主文化对贵州民族地区的文化作用结果。身处大一统的中原传统文化背景中的撰谱者，其历史观、文化价值观自有其倾向和局限性。

小的覆盖也可说是“南京人”对“龙家”历史的有意无意的遮蔽与再创造。从某种层面说，“龙家”的历史似乎就归为了三个角度，一是不多的官方史载。二是本民族政治人物的记载，如前面说到的土司类型的谢石宝的家谱，这种记载本身在编撰过程中易受汉语文化影响而产生变异。也就是说，“龙家”群体的“历史”其实未能有合适和有效的方式沿传下来。三是“南京人”“龙家”合体后，由于种种原因，前者会在主文化潜在影响下强调自身小群体的种种，难免会喧宾夺主，忽略“龙家”本来的情况。

明初入黔的“南京人”数量虽然不多，但直到20世纪末，贵州白族多在内部自称为“南京人”，这种内部的认同其实反而映衬出其很大程度上其实恰应就是“龙家”及“爨僰”，也即是白族群体在贵州的延伸与变异部分。而部分白族这种对“南京人”的强调，原因多是前述的受主文化的影响所致。

就相关资料看有相当文化基础的“南京人”对与“龙家”群体合流的再加工是非常明显的，甚至有将“龙家”名称来源的美化想象的情况：“入黔以后凡属贵阳、毕节、滇属镇雄等处之田均有吾先相水开垦而耕种者。‘农家’之美号益彰”（大方县原鹏程乡清同治修订本《赵氏族谱》）。这就从传统的农业文化层面将“龙家”转化为“农家”了。清中晚期后，云贵高原社会文化的主流化已很普及了。部分“南京人”的口头传说、家谱族谱记载多以中原文化为正统，对先祖来历多无奈又悲壮的描述，反映出生存的倔强、群体团结的精神以及对忠信仁义等传统文化要素的高度赞赏。

在这些谱书中，黔西县白族《华（谢）氏家谱》较有代表性。

木有本，水有源，物各具生气。仁率亲，义率祖，人孰无丘首乎？……无论，揆我赵谢二姓之婚媾，前不可考矣。其见于经传者，自周宣王中兴，封其舅申伯于谢，乃命赵穆公代营城邑，则南土之有赵谢始于此。后遂因邑、因官、赐土、赐姓，确有明征。若乎赵以衰盾显于晋、子龙传于汉、匡胤王于宋，谢以安尚显于晋、有凤传于汉、上蔡名于宋，二姓之子孙，不书同朝而共国，其所以相亲相附者，大抵始斯。历宋元百有余年，至于明初，国号洪武，建都南京，声名文物，极称盛焉。二姓之在野者，不及叙述，其在朝者，不专属之，二姓凡官民之食毛践土者，性不止百，皆明民人，悉服南京何？与北京何？更叙及黔疆哉？兹播迁之由，因明君叔侄而起，故每事借明起义云。

其文优雅，强调来源正统，笔锋统括古赵国、三国赵子龙与晋时名士谢安，模糊了“赵谢”族众总是相亲相附的时间与原因在于“牂牁诸蛮”及“谢氏蛮”“赵氏蛮”，或许黔西华氏本身是知道这个问题的，但又未具体点明。“故每事借明起义云？”

其文谈到燕王朱棣与建文皇帝叔侄“靖难之役”后，建文“削发南逃，掩踪暗行，日趋夜奔，不数月，而抵黔疆矣”。黔疆是什么概念呢？在作者的“江南视角”看来，当是昔日之中夏有别的“西南夷”地，但为了生存需要，须率属以和之。而在华氏先祖看来其时“龙家”仍属于夷类！

“黔中夷类殊多，都分黑白二种，而诸夷，惟农家为近朴直，与仲阴蔡遥者，聚族而居，喜率亲属安耕织，远骄佞。吾先知其可倚也，乃率属以和之，和其里居，和其姓，和其衣服、礼仪、言语、器用，和而不同者，惟婚嫁一事，婚嫁误，则本源误，各自知，各不相言，但问传家宝器。”

自“永乐元年癸未，迨天顺嘉靖两癸未一百廿年中，会聚安顺中曹司，修祠于修文西望山上，立打鼓台，每岁春秋，民大和会，几毁弃之宗器，渐以创集，斯时各本其姓，无所谓赵姓谢姓也，即日与仲蔡诸夷等理开畎荟，尽力沟洫，皆彼此不分尔。有专务农业者曰农家，但习山山土，弃尔泽湿，以为不便作息也，而远徙之吾先，爱其直质，每引之田与与计取开垦，更且谢法孔赵宜先之二老者，性仗义，而诸夷无相忌者，屡试不变。吾先乃聚族而谋，与之联宗，认族，倚为心腹，正宣德正统年间，凡薮泽潴蓄之地，几无遗弃矣，以而争端渐起，苗以鸠毒，蛮以枵张，吾先虑族寡而受凌也，乃合南京三十六族，半姓赵，亦半姓谢，以为大族，而人莫敢欺焉。彼时于西望山，鸠集于六广河化则阿丘中和议，南谢北谢十八族，一归贵西之打鼓庙，西赵十族，收集鳞姓，一归于贵北之打鼓庙，乃竖碑铭话姓，以类而别西望山上，但置长鼓以鸠众。其贵西贵北两处之打鼓庙上，则设鼓悬钟，其余各寨长，或十里五里之遥，家置田鼓，佐之以钲，非有大鼓不动，惟每岁除夕，通鼓迎新，凡二百年间，祖庙宗器殆备举矣，向之穷谷深山，少虎啸而猿泣矣，平衍阜湿之所，土人置焉不问者，种粳稻而资食用矣，承日夕，至于嘉庆隆庆，奢香没而安坤逞，土目土司各自攸分，吾先乐长治而各安者，于此而变动不居焉。”

上引的叙述中，南谢、北谢、西赵这种归纳，依稀有昔日“牂牁诸蛮”之“谢氏蛮”“赵氏蛮”之称谓痕迹。至于合姓的方式，则是“凡属宫商者姓联谢族焉，角征羽者姓联赵族焉，联姓即分宗器，自昔赵富多而谢富贵，赵多文武两全而谢多文，故金杯玉盏弓宝剑归谢，金印牙笏玑冠佩琼归赵焉，其余各色皆有分器，每祭祀时，各带原封，以陈于打鼓庙”，“自弘治以前，财丰物阜，凡由西望山之祖庙及上下两打鼓之宗庙，每岁除夕，先声一动，三百余里之遥震惊天地焉。”

也并不是所有的白族谢氏谱牒均对祖先来历的江南方向来历认同，今贵州织金县、黔西县、大方县、毕节市的清末及民国时代的各谢氏谱书亦有不少对群体内部的先祖源流传说是持理性认识态度。其中大方县一谢氏谱曰：吾先谢法孔与赵宜先两公一为镇南将军一为剿蛮元帅，窃问官职何人所封，所镇何方，所剿之贼何蛮，且其地谢赵皆有两族，遂可漫为指实乎，余闻本地夷农，先明时与土安陆二家冰炭，故宗此二人以相质焉，知非张冠李戴乎。在这疑问的同时，又指出了“先明时与土安陆二家冰炭”，亦即推之在元代时至少这一支谢氏群体与当地土司关系相对紧张，或体现了昔日“牂牁诸蛮”及“西南蕃”之“谢氏蛮”已然弱势。这在当时自是可以理解。即在诸多民族群体中已然弱势和汉文化的强势影响下，文化心理明显汉化的谢氏、赵氏必然会在与“南京人”的接触过程及影响下逐步认同江南方向的历史来源，故而总体上黔中各地白族谢氏、赵氏在历史轨迹的描述上又有相对一致性。如此，清晚期后贵州白族群体对自身源流渐渐达成了“共识”，均认可自南京地区而来，而后与贵州本土民族“龙家”融合。

如今，如何知道谁是远道而来的“南京人”——源自江南的一支特殊的移民群体？谁又是土著的“龙家”——土生土长于滇东黔西黔中地区的与唐宋时代的“白蛮”在地缘与文化均相近的相对古老的群体？这个问题似乎已不可解答了。虽然事实上是入黔的“南京人”依附于世居贵州的“龙家”，但“谁主谁宾，莫能辨焉”，如今这一相互认同度很高、已然鱼水相融的人们共同体已在一段蹉跎的岁月里紧密地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结合体。

在二者的融汇结合中，文化程度相对要高的“南京人”总体上是非常认同“龙家”的，并且这种特殊的地理与历史环境中认同与融合是相当有感情和非常牢固的。也就是说，在贵州白族内部，自认为是“南京人”的，其实或许本是“龙家”而他自身并不知道；在外部，在其他少数民族看来，“南龙人”特像汉族群体，在汉族群体看来，“南龙人”又应该是少数民族群体。“南京人”为了生存，“脱簪改制”“以夏变夷”，并与世居的“龙家”和谐相融，自此，“南京人”对外亦称“龙家”，亦常被当地汉官、商人、地主贬称为“夷不夷，汉不汉，龙家子，大脚板蛮（相对汉族女性多有缠足之习而言）”，这既表明了“南龙人”的文化状态，也侧面表明这一群体时而对外称为“南京人”时而称为“龙家”的情况与生存环境相关，明清时代的贵州高原，恰好是土司林立，政局动荡不安，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变化时段。曾经的动乱，也成为了贵州白族群体间流传至今的一种苦难记忆。

公元1622年，黔西北土司安邦彦起义，统领黔西北各族军士数万进攻贵阳，其时川南另一土司奢崇明亦蠢蠢欲动，“安苗初发难，崇明欲取成都作家，邦彦欲图贵阳为窟……企图割据一方”（《明史》）。贵州巡抚王三善领兵与“水西”（黔西北）之兵在今贵阳附近开战。官军其时对贵州各族的态度极为强硬，《明实录·天启实录》中载傅宗龙上书言屯军时说：“夫蜀以屯为者，而黔以守为屯，按安酋土地小半有水外，其盘踞水外为我肘腋之患者，则倬佬、龙、仲、蔡诸苗杂种也。平时则输之粟，有急则助之兵，贼有外藩，我无边蔽，此黔兵之所以不得不分，而力之所以愈诎也。臣所谓以守为屯者，先发兵据河，夺贼之所恃，而后于诸种顺者抚之，逆者剿之……”

“水西”之兵中，亦包括了“诸苗杂种”之一的“龙家”，即说安邦彦在进攻贵阳时，所领之兵亦包括了贵州白族先民在内的黔西各族。其时贵州提学道刘锡玄曾记载道：“正月二十七日，罗鬼、苗、仲合十余万……伪称罗甸国王，传檄招摇入城。而二月初七日果从城楼见尘飞蚁集，数万罗兵，数万苗仲，铁骑金戈，环五门外山头。”（《黔南十集·黔南尺牍》而每次攻城，土司阶层多以“苗、仲、龙、蔡先之……”（《黔南十集·围城杂录》）

贵州金沙县岳氏白族之《岳（谢）氏族谱》载：“明泰昌以后国家多难，迭遭兵燹，明泰昌以至大清乾隆百十余之间转徙多方。”大方县《赵铿家谱》载：“吾先世业农，耕读传家，恶往来者之骚扰也，及由打鼓（贵州金沙县）合议分居散处，其先散者，远抵镇雄之白兴（属云南）、毕节之镇西、巴的（今贵州威宁）、大定之且兰、大定、威宁、乌撒等地；其中散者在吾乡前后百三十余里地方；其在黔西、修文（今贵阳市修文县）、平远（今毕节地区织金县）者为最后，所以语言制度犹未尽变革。”由此可见，明晚期后“南京人—龙家”从黔中辗转于今黔西北地区。“南京人—龙家”在黔西北后也就相当于置于土司制度的控制中，“依其制度，听其约束，方萃众于陆广河化冲坡，脱簪改制”，“插标为界，请照管业”（《大定府志》）。在这种制度控制下的流入黔西北土司地区的“南京—龙家”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应不可观。

目前可见的贵州白族家族谱所撰时代均在清同治年间之后，可见“南京人”称谓晚出于清后期，这除了民族特征趋于鲜明之外，也有其与明朝的政治关系已经不再需要隐蔽的原因。

清晚期后，“龙家—南京人”这一联合体在诸多专场合和时空多自称为“南京人”，这似乎造成了“南京人”为主体且人数较多的印象，事实上在这一联合体中，作为原住和世居的“龙家”人数应占有绝对数量，只是在后来“南京人”成为了这一群体的文化代表层并起了主导作用，逐渐地，关于这一群体的历史脉络和族群文化想象多由“南京人”完成，由此可见这种完成过程又是以随时进行中的“主文化”的标准为参照的。

综上，宋元时期的“龙家”人们共同体主体是贵州中西部原“大姓”西谢蛮、牂牁蛮谢氏、西赵蛮等后裔群众。明时，来自江南的“南京人”群体的注入，二者文化相互融汇和促进，多“耕读传家”，“安耕织，远骄倭”，“知中原礼仪”，关系亦因此水乳交融。它们与当地各族人民大杂居，小聚居，开垦种植，生息繁衍至今。“南京人”与“龙家”融汇合体后，有时自称为“松尼僰”，在黔西北地区，苗语称“南龙人”为“斯业”（叟），仡佬语称“僰外”；彝称为“阿武吐”或“阿武濮”，蔡家语称“归走”，这些出自各民族的“他称”，也意味着“龙家—南京人”这一群体的紧密程度和相对的独立性。

1982年，在贵州安顺地区召开的“南京人—龙家”人族别成分识别会上，“南京人—龙家”统称“南龙人”。1987年，贵州对本省中西部散杂居白族情况进行了调研。1988年，贵州中西部一线的六盘水市、毕节地区、安顺地区的“龙家”（南京人）与乌蒙山区少量白族零散群体“段氏”“尚氏”“七姓民”逐渐得到认定，世居贵州的近20万白族群体终于有了自己的文化政治身份。

六、移动：生与身改变的前提

自古，民族融合多是双向及多向的，在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亦曾一度出现过中原内地民族“越化”“胡化”“白族化”的现象，从元代蒙古族对宋的取代及至明清时期，由于人口与文化的牢固，“汉族”得到更加的凝固。在边疆地区，明清时汉文化（主流政治文化）的影响力得到最大限度扩大，各民族上层在文化意愿及各土官在族谱中多出现了将其先世归附于“汉”的现象，亦有少数民族统治阶层主动倾向“主流”（文化），如王阳明受贬入黔后，就曾受到安氏土司的敬重和照顾。同时明清中央政府亦不断招纳各土司家族子弟进京对其加强主文化教育，使这一阶层较早和较好地接受了主流文化知识。这可谓心理的移动及融合。

人类的移动是为了寻求可能的存在空间。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今贵州西部六盘水市、毕节地区成为贵州最大的移民人口接受区域，这一方面表明当时这一区域的欠开发、自然地理条件相对差劣，同时也说明这一区域可开发，有空间，有余地。这是包括“爨僰”军屯、明王朝军屯民屯及包括“南龙人”在内的各种人们群体在明清移至该处的一个关键因素。

历史时期的云贵地区移民起伏于被动与主动间，像历史大河中的一个个小波浪在西南高原若隐若现。秦汉时对西南地区的移民带有行政要求性质，这些早期进入的移民后多被云贵高原的濮、僰、越等原住民群体融汇“夷化”，随后文化的差异起到了杠杆作用，汉末至两晋时的移民对云贵的区域政治文化和民族分化组合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如“南中大姓”的产生。唐时，南诏反而大量掳掠中原内地人口充当劳动力，这些人群亦多半融入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体中。在唐之后的乱世及至宋元时代，几乎没有政策性移民云贵的情况，这使得云贵地区民族自行进行了“内部整合”，民族演变进入到了一个蜕变和成熟阶段，西南民族几乎都在这一时期呈现稳固的共同体特征。虽然历代都有相当数量的中原内地人口因各种原因以民间性方式迁入，但现代意义上的中原内地人口移民云贵，应主要在明初期军事移民和清中前期民间移民及非军事性移民，这一官一民方式的移民对今西南地区影响力最大。清中晚期，西南地区出现了“汉多夷少”的情况。

明代的贵州领导人曾说“一路诸城外，四顾皆蛮夷”，这似也表明其时中原内地移民主要集中于城镇。但直到清代初期，贵州境内的汉族人数仍是不多，“夷多汉少”，清中晚期，随着改土归流，清王朝对贵州地区民族的诉诸武力、中原内地剩余人口大量且以零散方式进入，沿交通线及中心城镇向乡镇辐射铺开，汉族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情况自此定型。由于民间自发性汉族移民不属于军事和政策性部署，按理处境应该并不乐观，但因明清以后封建中央集权的强大和汉文化的绝对影响作用，无论是政策性移民和自发移民，被云贵少数民族融化的可能性就相对小得多。

即便是在以“夷化”为主的移民初期，中原内地人口移民黔中的过程同时其实也是一个与少数民族共同进步的过程。汉魏时的“南中大姓”正是这种整合的结果。东汉至晋代南中地区（今云南、贵州）出现的大姓，主要出自四川迁来的汉族移民，其早期文化基本上属于中原文化。但云贵高原之白族先民文化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大姓又与居住地区的土著居民僰人建立密切联系，文化上亦深受僰人影响”，“由于南中大姓居住在土著民族占优势的地区，因此大姓有趋于‘夷化’的倾向。……南北朝时期，由于今云贵地区与内地的政治关系相当松弛，大姓融合僰人形成新的民族群体白蛮，白蛮基本上占据了云贵一带的农业地区。今贵州地区的大姓，也有相当一部分源自汉族移民。”隋唐至两宋时期，“在今云南、贵州地区，汉族与土著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是比较普遍的，这种渐进性的融合，为白蛮等本地民族发展到更高水平奠定了基础。”（方铁）因此，白蛮作为更高层次上的云贵本地民族，由中原移民与当地民族的有机结合部分嬗变成了其中最活跃和最先进的部分。“南北朝后半期白蛮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大姓和其他汉族移民已彻底消失，事实上在白蛮形成之后，大姓的传人和影响通过新的形式，在云贵地区继续发挥核心的作用”（方铁）。

汉代的贵州考古文化遗址多分布在黔西一线，其时中原内地人口在贵州的移动主要出现在贵州西部区域。唐宋元时期之后，黔东南黔南这一方向开始成了进入黔境的移民的主要通道，并且这种移动又导致了贵州高原原住民的再移动。像滇东南、桂西之文山马关地区布依族多为清乾嘉时代（18世纪）从黔南都匀、福泉等地迁入，直到清中期后，贵州地区的苗族仍在迁往滇东南地区。贵州人口之所以不断南移，既有其时岭南区域得到发展以及中原内地人口密集的压力使剩余人口群逐步从湖广江南向西延伸原因，亦有黔北地区行政相对正规化、广义的黔南地区面积虽广但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等原因。这种人口趋向呈V形：即从乌江、盘江两大水系向黔南流动。至今，北部的毕节、遵义等地区仍是贵州人口数量最集中的区域，由于汉移民的数量及附加影响，这两个地区自清代以来便成为贵州高原文化气候相对更传统化、主流化的区域。

明清后特别是清中期后是中原与江南移民大规模迁入贵州的主要时段。按研究粗略统计在明代至少有100万江南人进入黔地。严格地说，官方的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以民间方式的谋生营业为主的移民群因难以入史，其概貌和诸多细节均难以知晓。到清时，省外移民入黔逐渐转为非政策性部署的自发性行为，这一移民群体多被称为“客民”。客民逐年迁入，因其非官方指派，其准确数量亦难以得知。据清道光《黔南职方纪略》载，兴义府（今黔西南）有“客民”25632户，大定府（今黔西北）有“客民”10048户，都匀府（今黔南）有“客民”11032户。自发移民的层次不一而足，有“买当苗人田土”的投资地主类型，有“佃种苗人田土”的劳动力或农民工类型，亦有“贸易、手艺、佣工”的商业贸易和技术移民类型。

从明代到清前期，西南地区农田面积与前代相比成倍增长，贵州西部一线的毕节地区、安顺市、黔西南州这三个地块人口密度大幅度上升，清中期后成为贵州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这亦说明至少在明代之前的贵州西部地区人口数量相对少、有相当的拓垦空间、同时也属开发水平偏低的边远山区。由于无序地自发性移民这一历史原因，据统计滇东北—黔西北地区在明代本属闭塞的土司控制下山区，到清末民初时这一片区域汉族人口已约占90％以上的人口密度较大之地。今黔西北（六盘水市、毕节地区）虽然只有12个县、市、特区，却是贵州省最大的人口密集区，总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4。今贵州白族的约85%即居住在此区域内，白族群体从黔中贵阳—安顺区域向黔西北的集中原因，既有外来其他压力，也有为生存拓荒移动的客观因素在内。

如果说云贵地区首次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是明代的政策性行为，以有组织的屯田为主要方式、人员主要来自北方与江苏江西地区，那么在清初，从康熙到嘉庆的一个世纪里，主要来自长江流域各地的自发性移民潮流则被称作历史上对云贵的第二次大移民，因为它是自愿的、也是非官方组织的，所以也就很难有明确记载和被人们普遍忽视，“……然而从规模上看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前辈，诚如人潮汹涌……18、19世纪以来，数量极多的各县方志都可以进一步证实当时西南各地的绝大多数移民都来自长江中上游地区”（李中清，《公元1250年～1805年西南移民史》，见《社会科学战线》1983.01）。这使得嘉庆末年时云南人口由90余万增至400余万，这个结果的直接影响至今仍是显著的。

从大的时空背景中看，明清时中原内地移民的大量进入对西南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民族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历史进程终归是一个不断的变化和融合过程，人口的移动与关系，无疑对民族的整合和人口素质的提高有积极作用。

移民使西南地区的民族构成、民族关系及民族地理分布格局发生变化。移民也相当于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进入，这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民族融合，在文化习俗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但移民导致较大的民族冲突和社会事件在明清时也时有发生。随着中原江南剩余人口的进入和主要集中和占据城镇、交通要道及宜居地，在杂居的同时，原住民族多逐步退入或停顿于偏僻地区，同时，移民特别是民间自发性移民，实质上也导致了外来人口夺占原住民生产生活资料，如抢占土地、水利、矿产资源及侵占原住民族物质利益等，使一些地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等；黔桂滇均出现局部地区认为是内地移民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官方结论，这些人群因此被称为“汉奸”而见诸史载。对此，曾为官黔西的清代江南籍著名诗人赵翼亦曾有感触：“黔、粤土司地苗、倮、瑶、僮之类，前朝叛乱无宁岁，非必法令不善，实其势盛也。……客民侨其间，不及十之一二，故无以钤制，而易于跳梁。然客民多黠，在其地贸易，稍以子母钱质其产蚕食之，久之，膏腴地皆为所占。苗、倮渐移入深山，而凡附城郭、通驿路之处，变为客民世业，今皆成土著，故民势盛而苗、倮势弱，不复敢蠹动云。惟粤西土民故瑶、僮种，今皆训习畏法，盖粤西土俗本柔懦也。”（《檐曝杂记·黔粤人民》）

类似这些情况当属于历史进程中的必然结果与反映。总体基调应是趋向融洽与和谐的。关于移民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相关研究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后开始彰显，新的研究表明，清时大量江南移民进入云贵谋生，伴随着一块块土地被无度的开垦，其大开发的一个恶劣后果便是生态环境受到不可挽回的破坏，黔西→黔西北如今成为国内生态环境失衡之山区，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其中一个前提是物种的引进，黔西北如今主要农作物如适宜旱地生植和易于成活的洋芋、玉米等在明清时引入，并被大面积种植，它们是这一地区的主要作物，如洋芋如今仍成为黔西北一些乡村人们的主食。由于人口增加，落后的生产条件和技术使移民开垦量的扩大多以毁林烧山胡乱圈地为代价，森林资源、自然植被遭到破坏以至消失，结果导致水土流失，地力衰竭，无法耕种。高原地理与气候的限制、环境的破坏和严重失衡，人口的增加，交通的限制等，终使黔西→黔西北区域如今成为中国的连片贫困区。

这一区域目前面临的最大环境问题是石漠化。和北方的“沙漠”“沙尘暴”不同的“石漠”以固态存在并突出于西南之云贵桂喀斯特地区。贵州喀斯特地形广布，山高坡陡，雨水集中，冲刷力强，加上喀斯特地区成土速度缓慢，风土层瘠薄不易留存，是石漠化形成的重要自然因素。喀斯特地形地质结构抗干扰能力差，在森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时，极易引起水土流失、滑坡、泥石流等多种山地灾害，最终导致土地石质荒漠化。土壤严重侵蚀、基岩大面积裸露、土地彻底性退化的“石质荒漠化”现象已成为贵州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并危及生态环境。20世纪以来贵州加大了石漠化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力度。

如今的“移民”及“移动”与往昔有诸多不同，其实又大同，即为生活，更好的可能的生活（它当然也包含了随时代变化的价值观、人生观及实现方式的选择等因素在内）。明清时代迁移至贵州西部一线的江南中原的人们大约不会想到，他们当时面临的生存压力、环境问题如今仍在持续上演。这不能不是一个非常难以预想的时光轮回！贵州省人口4000余万，据不完全统计，贵州省有外出务工人员800万，其中出省者有600万，历史与地理原因使黔西—黔西北区域成为今贵州最大的劳动力输出地。人口数量及生存的压力和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向往使昔日的“离乡背井”更换成了如今“春运”这一代表性概念下的“流动人口”“暂住人员”“打工者”等概念。

第十一节白族的形成：特定史地环境中的多元共生与多源聚合

一、中国白族源流研究综述

由于文献的稀缺、欠系统性和相关文物发现的局限，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的源流情况都并不完全地精确，关于各个少数民族的起源往往是围绕着“本土独立起源”“夷汉移民组合”和“各族多元共生”主张进行的，任何一个人群共同体都不会是单一族类形成，而是很多族类聚合而成。像汉族形成亦包括了这三种方向。中国白族的起源亦然。

张旭等考证认为白族应为秦汉时就在洱海地区种植水稻的土著“昆明人”，唐宋时期主要居于洱海地区，“南诏王室和主要文武官员，都是西洱河蛮、白族的先民”。云南大学李东红认为“梁堆墓”作为中原移民的文化遗迹，揭示了汉晋以来自川南、黔西及滇东地带迁入滇池与洱海地区的中原内地移民与原住族群相互融合形成“白蛮”的事实。诸多学者认为，相对成型的白族应形成于“南诏”中后期，在“大理”时期完全形成。

持“夷汉移民组合”主张的专家较多，但各自倾向又有区别。马曜、王叔武等编撰的《白族简史》认为白族来源于秦汉时代的昆明与滇僰、魏晋的昆与叟、唐宋以后的白蛮。昆明与滇僰、昆与叟、爨（西爨白蛮）是一脉相承的同一民族。其中，“白蛮”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僰、叟、爨为主体而不断融合汉族及其他民族而形成的一个接受汉族文化较多的集团。这个形成过程主要完成于南诏时期，宋代大理政权已经是“以白蛮为主体建立起来的”。

方国瑜、林超民等则主张“各族多元共生”。多数学者均认为成熟状态的白族的形成应在唐朝。其主体是今滇东黔西的“西爨白蛮”。“西爨白蛮”这一称谓来自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道：“今曰白人为白爨，罗罗为黑爨”。因为爨氏“大姓”的影响力，两爨群体的人数与分布面积自然最为广大。即说滇僰、叟、爨（西爨白蛮）为汉唐时期白族先民的主体，期间不断有大量的汉族夷化以及其他民族融合进白族。经南诏、大理500多年的统治，白族共同体的形成更为稳固。

在特定的西南区域、特定的时代与地理环境中，南诏大理的统治无异于使当时包括中原人群的各族群包容进入到一个特定和特殊的大民族融合体中。在长期而相对共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中，互相的依存与交流使原来诸族的差别逐渐消失，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政治体制、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文化，融合为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什么呢？据《新唐书·南蛮传》中所记唐僖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南诏酋龙卒，子法（隆瞬）立，自号“大封人”。“封”（古音邦，亦可读为白、僰之音）。南诏时“封人”或“封民”，即是洱海地区的人们共同体专门名称，“封民”称号之出现，反映了西洱海地区居民在南诏后期已融合形成白族。方国瑜认为“大封民国”的出现，标志了白族的形成，林超民进一步指出“封人”就是“僰人”。南诏将洱海的十赕称为“大封民国”也就是“大僰国”，与历史上的“僰子国”有密切关系。

杨堃等认为白族的形成始于南诏之吞并六诏，在大理国时代更加统一和巩固。南诏与大理的疆域都远远超过今之云南省，包括了今川西局部、西部贵州以及广西局部甚至抵于今东南亚。二者的“大”，有一个共同原因皆是其时内地的唐、宋王朝对西南地区无法全力以赴。宋朝认为南诏是使强大的唐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之北临大敌无力顾及西南，故政治上对大理多采取“宋挥玉斧”式的防范态势，这又有利于大理国的相对独立与经营。大理国时期，白族统治者不断从洱海地区向外移民，其时云南、四川和贵州相关各地的长官几乎都是白族大姓世袭担任，白族的影响不断上升。自元军入滇后，皇族段氏世袭大理总管，白族影响力至此局限。

将“僰人”与白族视为同一人群共同体首见于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李京指出元代云南大理地区的白人就是汉代僰道的僰人。林超民就此指出，李京对“白人”的确认，表明中原王朝和中原汉人对“白族”的确认。到元代，“白族”（云南地区的）开始作为一个民族名称。

“僰人”群体自秦汉时便有部分移入今黔北、黔西北地区，如今贵州史学界已认识到白族先民亦是贵州高原区域最早的主人之一。四川史学界则多认为“南方丝绸之路”直接就经过了黔中区域。晋及唐朝时期，今贵州高原活跃的地方性民族群体主要是包括了“僰”“越”“濮”群体的“牂牁诸蛮”集团，地理的同根、文化和经济方式的大同趋向使之与南诏、大理白族先民群体有相当的相似性或说演进方向的趋同性。宋元时代，随着中原内地综合压力和其他民族群体的崛起，“牂牁诸蛮”分化瓦解并重新整合为“西南番”，在演进、形成和融入新的民族群体的同时，其居于黔中黔西以谢氏、赵氏为大姓的“龙家”支系仍保持了相当的主体性，并在文化上保持了相对的先进性，这也是它与白蛮群体融汇的重要基础。明初，另一支江南移民群体“南京人”融入“龙家”，二者相互融汇和促进，形成了现代贵州白族的主体。在唐宋元时代，由于军事、政治等原因，西南地区白族亦有部分群体以战事、屯驻等原因分布于黔西、鄂西、湘西和川西，在留居当地后，他们与各族有机融汇，同时亦保持白族共同体特征并生存繁衍至今。

从西南地区的白族、布依族、苗族及侗族、壮族等演变情况看，其群体都存在着集中聚居部分与散杂居部分的群体内部差异，不同的地理（行政）背景使其散杂居部分在民族文化界限方面呈现模糊、失落，散杂居的部分以地域为前提而各有特点。比如同为布依族的“仲家”在贵州以外的其他省区亦多为散杂居状态，亦不同程度“傣化”“壮化”和“汉化”。

历史时期白族与壮族、布依族对西南地区的作用与影响是主导性和深远的，由于现行行政区划对中国民族及文化研究的种种实际限制，加之广义的汉文化的覆盖，以及中国白族人口主要集中于今云南中西部地区等现实原因，学界对中国白族的关注多立足于今日“云南”这一背景。贵州在明朝才单独“建省”，历史时期的“贵州”地区的白族情况相对模糊，二者的关系亦多被忽略。但其实在李京指认白族之前和之后，虽然称谓不一，白族先民各系统以种种形式和方式存在于云贵桂川湘诸地区已是事实。同时，由于所处的历史地理环境、发展差别和相邻民族的不同，也导致了滇西白族集中区与其他地区的散杂居白族的差异。参照中国汉族在东亚各个地理（文化）单元的异同，可以理解在白族及诸多民族形成过程中，这种“多源同流”及其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相对差异现象本属正常。

二、从人类学特征看中国白族演进的“多源同流”趋向

民族是人类的文化认同体，人种是人类的生物学基础，同一民族可以来源于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可以属于同一种族。包括56个民族及其他待识别群体的中国人在人种方面多属于蒙古利亚种，也称蒙古人种或黄色人种。蒙古人主要特征是黑色直发、扁鼻，蒙古眼（主要是单眼皮）、黄皮肤、有铲形门齿。亚洲北部多属蒙古人种东亚类型，它包括今汉、藏、白族等；另外是蒙古人种南亚类型，如傣族等，它有东亚类型与今大洋洲地区人种的混杂特征。分布在今云贵地区的基诺、布朗、哈尼、瑶族等则属这两者间的过渡类型。这体现了地理环境的影响力。另外，在中国西部有少部分白色人种民族分布。

较巧合的是，亚洲中部的长江及北纬30°是蒙古人种东亚与南亚两个一南一北类型的自然分界线。所以后来也将中国人口最多的汉族分为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但这种南北分界并不科学，譬如在约定俗成的印象和文化气候方面看上海人属于南方人，事实上从人种学上划分上海人应属于北方汉人。汉族现在地球上约有16亿，居于中国之外的其他汉族统称海外华人，多属于南方汉族。南方汉族与北方汉族的遗传基因相距较远，南方少数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遗传基因相距更远。这表明以地理为基础的历史人群的隔绝程度。在这种时空距离中，北方的汉族不断与来自东北亚、中亚的族群融汇，南方的汉族则不断被南方“夷化”。而南方的情况本身就更复杂。南方的汉族与土家族、白族在一些方面有相似点，这也表明后两者在历史进程中的混杂程度。

从语言上，现代白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白语支，这个隶属关系似也旁证着中国白族的形成过程或说环境，即云贵高原成为从今滇桂南部及南亚人群北上＝从今西北南下＝从华中西进的人群的一个大的交汇面。中古及以后，白蛮（白族）又与乌蛮（彝族）在云贵高原这一特定空间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至今。据石宏等对云南“僰人”男性的DNA样本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其遗传族源为东亚南方人群后裔，这与考古学的推论相一致。在1990年的第4期《遗传学报》上，北京师大及中科院遗传所的翁自力、袁义达、杜若甫等对“中国14个民族红细胞血型座位的遗传分化”进行了研究，分析各民族间的亲缘关系，结果表明汉、朝鲜、蒙古、回、满和藏族等北方民族首先聚集在一起，侗、高山、壮族等先聚集在一起，然后白族与南北两大人群聚集在一起，最后才是维吾尔族与其他人群相聚。这表明了白族的“多源聚合”或“雪球”式特征。

昆明医学院的李明等学者曾对聚居在今云南的白、傣、哈尼、苗、纳西、拉祜族等14种少数民族成人体质进行了活体观察和测量。结果分析表明：云南苗族体质特征与其他民族相对而言有差异，表明苗族从湖广、贵州迁入云南的时间相对较晚，彝族和白族的交流融汇时期相对较早、程度较高。但二者相对亦有差异。贵州黔南民族医专学者近年亦曾对黔西水城县等地白族进行过体质调研，结果显示贵州水城地区白族群体与其他民族ABO血型分布存在差异。对贵州其他民族与白族8项群体遗传学性状特征的研究结果表明，贵州其他民族与白族群体8项群体遗传学特征间相关性较小。

2007年，黔南民族医专余跃生等对贵州北部地区的彝族、白族、穿青人和汉族头面部形态特征共28个项目进行了测量研究。所涉对象包括贵州西部、西北部和中北部的大方、黔西、六枝、遵义、黔西、金沙和赫章县。其中白族来自赫章县。通过对上述4个民族群体的眼部形态特征，鼻部形态特征，耳垂及口部形态特征，面部形态特征，毛发、肤色、眼色特征等进行活体观察，结果主要是：

眼裂开度方面，其中白族与其他三个民族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眼裂方向民族间差异具有显著性。白族多无蒙古褶，而穿青人、汉族多有蒙古褶，且以微显居多；民族间差异具有极显著性。

鼻背侧面观多为直型，民族间差异具有极显著性。耳垂特征方面，白族以方形耳垂类型居多，其他三个民族群体均以圆形为主。白族与汉族和穿青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口部特征方面，上嘴唇皮肤部高度以中等为多，白族与其他民族群体间差异显著。上嘴唇皮肤部突度正唇居多，白族与汉族差异明显，其他民族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红唇厚度中等，白族与其他三个民族差异明显。

面部特征方面，4个民族群体额部倾斜度以中等为主。白族与其他三个民族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眉脊发达度中等，白族与其他三个民族间差异具有极显著性。面部水平观，白族女性中等型为主，白族男性直角型多见，平缓型居多；出现率，除白族与穿青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颧部突出部中等，白族与其他三个民族间差异具有极显著性。

上引表明，贵州西北部白族与其他民族群体人类学特征有相当的差异，表明其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的必然，同时也提示了贵州白族先民群体在历史地理环境中不断的分化聚合轨迹。

中山大学刘小意博士在对中国南方人群包括南方若干族群与疾病患者HLA-DP位点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研究揭示，南方汉族和南方壮族、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因子组频率较高，血缘上更接近，拉祜族与梅州汉族来源于北方族群，京族、黎族、白族主要来源于南方族群。

21世纪初，复旦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大理学院专家联合对云南白族和湖南白族及云南傣族、布依族、独龙族、怒族、阿昌族和湖南土家族共8个群体进行基因分型研究，结果显示，滇湘两个白族群体在父系遗传结构上相近，表明他们具有共同的父系族源；在母系遗传结构上的则有差异；分析显示湖南白族接近湖南汉族和土家族，而云南白族则接近云南怒族和阿昌族。这与历史上留居湖南的白族先民主要为男性军士，流寓到当地后与汉、土家等民族女子通婚“取夷女为妻”所致。

2003年，贵阳医学院专家组曾处于黔中与黔西北之间贵州省黔西县1260例6个少数民族人群红细胞ABO表现型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当地：贵州黔西县布依族、满族、苗族、白族这四个民族的ABO血型基因频率很相近，这体现了它们在清代时期某种相对的融汇度。

近视眼患病率在不同种族和民族中有着明显差异。最新研究表明，中国、日本和犹太人、阿拉伯人近视发病率最高。在中国，不同民族的近视发生情况又存在明显差异，哈萨克族最低，仅为0.04%。可以说，民族形成过程中源流越多，近视发病率亦越高，中国其他各少数民族都低于20%，而汉族最高，为30%～35%；白族、蒙古族、保安族也较高，为17%。这体现它们在历史时期和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多源融汇程度相对明显。

近年来，学界已逐渐对白族先民的多元聚合情况形成了共识。万栋才认为僰侯国即是融僰、罗、卢、濮、巴为一体，公元前256年被秦灭。马曜亦认为白族的“异源同流”在很早时候就已发生。结合西南地区历史进程看，其多元聚合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

先秦至汉时期的“滇国时期”，以“洱滨人”为主体，包括了“昆明人”“僰人”“蜀（叟）人”楚人、秦人和部分越人、濮人、羌人。汉晋三国时期的“南中大姓时期”，这一阶段应以“僰人”为主体，主要包括越人、濮人和来自中原内地的移民。晋唐时期的爨氏时期。这一阶段“爨氏”称霸南中，“谢氏”及“赵氏”为代表的“牂牁诸蛮”称霸黔中。前者主体民族应为“僰人”，后者以“越人”为主，群众基础均包括“僰人”“濮人”和来自中原内地的移民。在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国时期，是历史时期白族群体发展的顶峰。

元及明时期，西南地区各民族力量势如雨后春笋，中原内地的影响急剧加大。白族及诸多民族都趋于主流化，大部分融汇于中原移民人群。当古老的活跃群体随时间顺序退隐入历史，“新生”的群体在种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宋元明时期则以新的面貌崛起于西南历史舞台，如苗瑶、傣壮和乌蛮集团等。这是一个动态的“雪球”，也是后浪推前浪、“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自然过程。就“文化”而言，后起的族群显然起到了承载、整合、传播作用。像黔西北地区民族文字文献多形成于明清时期，其关于“夜郎”、关于贵州土著人群与中原内地的关系等的历史传记其实已兼容并包且参照了汉语文献相关内容。后起民族由于呈现于文化与信息相对发达的宋元明清时期，故汉语文献记载也相对要详细得多。

元明清时期，白族群体显然已呈现大散居、小聚居状态。特别是在明代，大量江南和中原人口涌入云贵地区，改变了西南白族分布状态，大理成为云南白族最主要的聚居区。晋唐时，在贵州，南诏及大理政区内白族民众与贵州中西部民众居住上交错毗连，也相互影响。宋元及以后，仍有少量白族沿黔西一线分布，同时随着这一时期贵州中西部的原以越人为主体的牂牁诸蛮力量与影响不再，其子民分别归于白族群体的“龙家”部分（“龙家”后来与“南京人”融合）和“仲家”（布依族）等，其他部分则归于江南中原移民群体和各土司所属于的民族集团，其文化习俗多被覆盖和融合。

对于民族这种历史的范畴而言，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亦须在有“参照物”的即与其他民族相互映照才可能产生，这种融化也与其对主文化的接受程度有关。不只是白族散杂居的贵州和湖南，就是在云南，直到民国时期大理的相当部分白族仍认为自己与汉族没什么区别，也没有白族这一概念。这也是在一些文献中“民家、龙家子、阿乌子、白儿子、僰人”等称谓时常会同时并列出现的一种原因。

三、作为一种文化概念的“僰人悬棺”

以今川南宜宾为中心的古“僰人悬棺”遗迹圈一直像个久悬未决的历史文化之谜。“僰人悬棺”到底是何族、何时的遗作呢？

现代科技手段的介入正逐步深入这一长期来高悬历史陡壁的众说纷纭的老问题。21世纪以来，四川泸州医学院对珙县部分悬棺“僰人”尸骨进行过体质特征研究，结论是尸骨属蒙古人种，并具有较多南方蒙古种的特征，但与汉族人之间差异显著，与壮族人之间的差异较小，有极大可能是“同祖”关系。从尸骨看，存在着与古文献记载的古濮族群的“打牙”或“断齿拔牙”的习俗，这似证明部分“僰人悬棺”主人与古濮越族群有关，即说悬棺葬主人族属应为“僚人”。

但对悬棺文化区的全面考古研究结果又并不完全支持这一观点。三峡地区悬棺人颅又未见越、濮、僚特有的“打牙”现象，由此它又似不属于“僚人”。泸州医学院胡兴宇等曾对白帝城博物馆藏三峡悬棺内的两具“僰人”尸骨头颅进行人体研究，结果发现，两颅的特征与汉族人颅相比相距颇远，与“僰人”较近。结合三峡悬棺人颅没有“打牙”这一文化表现，研究者认为三峡悬棺葬的主人有可能就是从甘陕顺汉水南下的“廪君”人，现代西安人比起其他地域的汉族人与三峡悬棺人颅的特点更为接近，这似乎提示他们在古代有比较亲近的关系。

此前胡兴宇等就曾对四川省博物馆1974年从川南地区珙县麻塘坝获取的7例成年“僰人”下肢骨、10具“僰人”尸骨上肢骨进行了观测研究，与汉族人骨比较，差异明显。通过对这些“僰人”骨骼的观察与测量，发现其颅与汉族人颅差异显著，表明他们各属不同民族。这又似可说明悬棺葬主人族属可以同时属于“僚人”和“僰人”系统，即说“僰人悬棺”遗迹的早期创作者是僰人，然后不同人群逐渐在不同时期参与进来。在相对的一个共同的地理环境中，不同的人们群体是可以采取相似的葬式的。这种葬式似乎是沿南北相向的路线，并在三峡区域有一个交汇。

数千年来，东亚大陆土葬、树葬、水葬、火葬、天葬、崖洞葬现象的动机、成因与真正的精神内涵很难准确解释。但似可从时间背景（经济方式）推测，像火葬、天葬习俗等多流行于相对居无定居的游牧民族群体中，土葬则与农耕定居民族有关，那么崖洞葬可以理解为是两种“动机”的综合考虑。显然，在远古及历史时期，无论是“僰人”“僚人”“巴人”和“廪君”人，它们相对欠缺一个相当稳定的环境。

另一种“环境”的要求是地理条件。古代的悬棺葬、岩葬、崖壁葬并非一个民族的葬俗，也并非一个地区的葬俗。就考古发现看这种葬俗广泛分布在从东南闽台到西南云贵的长江以南地区。时代跨度则更为漫长，几近3000年，从先秦至明清时期均有，它们无一例外都需要特定的地形地势条件。至今，存在于中国南方各地的这种崖葬习俗形成原因尚无定论，总体看这种崖葬又有长江和珠江水系的区域差异。进入21世纪以来，在陕西南部汉江上游安康旬阳、白河和汉中佛坪等地和商州市均先后发现有悬棺。这似乎是目前发现的该葬俗迄今分布的地区北限。

地理环境是这种风俗习惯的存在与差异的一大前提。僰人是白族的远古主源，贵州白族先民“龙家”亦有“人死……舁之幽岩，秘而无识，以七月七日祭其先茔”（《黔书》）之俗。时期不同、生存环境的变化则会产生风俗习惯的差异。有研究认为广西地区悬棺葬大约是晋至清末年间在若干地区流行的一种葬俗，其主人族属是壮族和瑶族。从这个结论似可看出这一葬俗自北向南、自东向西的演进延伸过程。另有对四川珙县麻塘坝的岩画及悬棺葬研究认为，这一地区的悬棺葬是汉魏唐宋僚人（僰人）、元明时期都掌人在同一地域内的遗存，川南“都掌蛮”继承了古代僚人的主要习俗，呈现出与悬棺葬俗相同的文化特质，越到后期，这种文化表示就相对越丰富，相对而言，类似葬俗越在后期，其主人族属就越具体，其文化特征也越丰富和明确。

越到后期，普遍分布在西南地区的古越人逐步成了这一葬俗的承担者。粗略看来，新石器时代的古越族群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器物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的痕迹并未抵达今西南三省交界区域。有段石锛曾被发现在长江中游，几何印纹陶西在湖南湖北地区，即从陕南至川南一线的崖葬形态最初似乎不属于古越文化范畴。越族群另一重要文化器物铜鼓广泛分布于西南地区、岭南地区及川、湘地区则是在先秦时代及之后。如此可推理出早期的“僰人悬棺”的主人族属应是“僰人”，但在不同时期这一遗迹则有不同的“主人”，现存的遗址多属于“僚人”文化。

关于“僚人”系统，属于古濮越族群的它并非单一的群体，“濮越族群”是包括了今仡佬族、壮族、布依族以及白族古代先民的复合群体。同理，建立古“夜郎国”的“僚人”族群，在特定的史地环境中，实际上仍是一个混合群体，包括了古代的“僰人”“濮人”“越人”，在后期应该还融合了“羌人”等。也有研究指出，在历史上川南地区的“僰人”实际上有两种，其中一种是古代“羌人”的后裔（此谓之羌为泛指，具体则主要指“僰人”），由甘青高原南迁而来，并且以后又继续向南迁徙，漫延进入滇东—黔西—滇中，最后至云南洱海一带演变成现今的白族，这种“僰人”即是白族先民；另一种则为古代的濮人，在魏晋以后濮人称为僚人。“僚”族的称谓主要出现是汉晋时期，并常与“濮”混称，其分布地从岭南广西、贵州中西部一带直到川南，到宋代时岭南地区的“僚”人多称“壮”，其在贵州地区的部分则多与其他越族群体融合，主要后裔为现代贵州仡佬族。在历史时期亦有一支“僚”人自黔南进入过川南，它在当地留下文化痕迹自是必然。

在陕南，1986年在安康发现有“僰国”最早记载的西周中期周孝王时（公元前9世纪左右）的“史密簋”，后又在该地发现悬棺葬遗迹，按上述之专家认为三峡悬棺葬的主人有可能就是从甘陕顺汉水南下的人，这确乎表明“僰人悬棺”应是“僰人”所特有的曾经的奇特葬俗。“僰人”的远古分布区域主要是“周”的毗邻即今西北陕甘地区，随着古中原族群和西部族群的东西方压力，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僰人”群体的一部分延汉水向今川鄂区域移动，“僰人”沿汉水东进和南下的时间应该不长，在这一过程中应该是遇到了江淮区域的人群阻力而主要移向川南和川西及云贵地区。

当白族先民群体之“僰人”离开悬崖峭壁环境来到平坝地头，在其他文化的影响下，其风俗自会改变。而在不同时期，在相同和相似的地方，一些人离开，一些人到来，人世沧桑，炊烟依旧，一茬茬人类群体不断地移动着，故而在西南三省交界区域的“僰人悬棺”中的遗体，有的可以清楚找到与“濮人”及现代仡佬族、壮族人类学特征相吻合的情况，有的则显出了独立；而且时代越晚，其与古代越族群的后裔群体的关联性就越大，在古代特定的史地环境中，各人类群体间的文化影响和相互借鉴是极其正常的。

“僰人悬棺”概念表明了白族先民群体在历史时期的曾经轨迹。在漫长的时光图景中，因为“僰人”在西南地区的影响力和文化机缘，“僰人悬棺”其实又渐渐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传说性地理文化概念。它像古“僰国”一样，成为又一个历史灯谜静悬于遥远，扑朔迷离，终难完全诠释，又不能不引人注意和慨然。

四、栖居即家园：散杂居背景中的白族

白族主要分布在滇、川、黔、湘、鄂及桂西和东南亚。其中滇西为主要聚居区。在商周及秦时代，白族的源头之一“昆明人”即主要分布在滇西，另一主源“僰人”分布在川西、黔西及桂西。汉晋时，爨氏大姓控制及影响力空前，一度包括云南大部和贵州广西邻近区域。南诏时西爨白蛮败落，大部迁往滇西，部分散落黔西；其时黔西滇东这一原白族先民集中区域被“腾空”，其影响力与人口数量遂急剧下降；经过以云南为基础的“南诏”的发展，大理国时期，白族政治文化进一步扩张，并伴随着一个白族移民和白族化的过程，其时又有相当的白族人口移向滇中、黔西、川西，在贵州，则与相邻的“谢氏蛮”及“赵氏蛮”为代表的“牂牁诸蛮”发生联系。宋末，少部分白族因军事原因也散居于鄂西湘西等地。自此这些区域的白族以散杂居状态分布至今。可见，白族以“僰人、白爨、白蛮、龙家（罗苴）、七姓民、南京人、白罗罗、白儿子”等称谓数千年来一直存在贵州中西部。

散杂居意即人口数量相对稀少，并与其他人们共同体插花分布。贵州白族人口数量相对不多，这有诸如中原内地人口的逐渐覆盖，各民族群体政治力量的变换与融汇，云贵地理的自然封闭与割裂、交通信息不畅，以及政治环境不宜、主流文化过度影响等等原因。但无论时势如何变化，在每个历史时期，贵州等地的散杂居白族群体均保持了强烈的共同体意识。

在西南及云贵的特定历史地理背景中，各古代民族群众的关系常以经济文化类型的差异为基础。周秦时期的“僰人”（夷中最仁者并擅长稻作农耕）与其时滇中各族群体、与中原内地移民的融汇，南诏大理时期的（滇中、滇东）白族群体（农业经济情况与川中几无差异）与同期的黔西黔中地区（牂牁两州，户口殷盛，人力强大）的“谢氏诸蛮”“龙家”以及元明时期“龙家”（以耕种为业、善农业、善石工）与“南京人”（来自当时农经发达的江南）的融汇正是这种文化认同的反映。

群体是人们的共同体，按某个或某些特征结合在一起，这与其进行的共同活动其中也包括交往有关，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对任何一个相对处于差异状态的民族群众都具有影响力和融汇的可能性，相互间在农业经济类型上的一致，特定政治环境与地理空间内必然的关系，是历史时期白族群体产生认同的精神基础。同个血缘的民族亦会因为文化不同而分化成不同的民族，共同使用同一种语言、在血缘上很接近的群体，也会因生活地域的不同而成为不同的民族。民族的认同与凝聚是一个变量，各民族群体间的相互关系、政治变化、军事原因、地理差异、异质文化影响等都会对民族的属性产生作用。这时最根本和力量的内核，则是民族意识或说心理共同感。进一步说，相对中国江南、西北、东北、岭南，在贵州省境内、在云贵高原区域内，人们居住的地理环境、气候及建筑情况、社会性质、语言交流、服饰、丧葬习俗、宗教信仰、文化环境等方面可谓大同而小异，使一个民族群体之所以成立的诸因素中，民族心理可谓最为重要。从贵州白族的源流，可以看到它贯串于从文化认同到自我认同的过程中。

一般而言，民族都不是独立地发展演变的，每个民族都处于特定的地理、历史和人文环境之中，其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是复杂的，有文化、政治与经济的冲突，从一个大的时光背景来看，则是相互依存、影响和相互作用与交融。事实上，“民族”这一概念的产生本身就是人类群体间相互的地理隔绝的结果，民族的认同与形成，也必须以特定时空中人类群体的交往和关系为基础。这种基础当然也有种种度的差别。像前述“南京人—龙家”的合体团结正是这种基础的反映。

与人口相对集中的云南有所不同的是，川、黔、湘、鄂等地白族的一个潜在背景或实在前提是，它的散居杂居状态也导致了它们之间的一定程度的差别。贵州约有白族20万人，有15个白族乡；湖南省有白族12万人，有7个白族乡；湖北省鹤峰县有由相邻的湖南桑植地区迁移进入的白族5000余人，现成立有铁炉白族乡；另黔东岑巩县亦有部分白族。这30余万散杂居白族绝大多数居于农村，并且是自然条件相对欠佳的乌蒙山区、武陵山区及川西南山区，这本身已表明了迁徙之困、生存之艰、发展之难。黔湘白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均出现了隐藏族别、避入地形相对封闭的山地的情况，这又导致了某种文化隔离与被动以及经济社会进程的迟滞。

在中国背景及大同的主文化环境中，散居与杂居民族因地理和人文环境的不同，也会导致同一民族文化的或大或小的差异存在，即便在云南境内，在滇西与滇东、在城市与乡村间，白族文化的种种度也有所不同。在白族散居的黔湘等地，文化自然会有所变异，这需要结合民族移动、生存生活环境变迁等方面具体分析。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滇中之外的散杂居的白族群体持续面临的问题首先是生存，生存问题包含了种群的繁衍、文化的继承、生命与生活的适应及冲突。基于贵州西部高原、湘西山区的特殊地理环境，中古以来这些散杂居的白族群体既顽强地保有、传承了原白族文化的可持续性部分，同时也因相对的地理小环境限制、周边民族的影响和中原文化的逐步覆盖而必然对诸种文化因素有所吸纳和融合，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种以物质文化为基础的精神文化再造当然是正常和必然的，它在发展的过程中能显出兼容并包的主动性。

黔湘白族群体相当于一个移民（文化）集团，或说是相对“弱势”的人们共同体，其文化特征与当地其他民族大同，又与当地、当时的新的环境中的既定文化有具体差异。这使得留存在云南白族群体中的某些文化特征，不一定被贵州湖南等地的白族群体所保留，而黔湘等地白族群体后来对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吸收与改造情况，又可能是云南白族群体所没有的。如湖南白族仍对云南白族特有的“本主崇拜”宗教信仰有一定保留，“本主”诞辰日，即是聚居区里的“本主节”，当地白族村民们在庆祝活动中，又有舞龙、耍狮及傩戏表演，这后三种民间文艺形式显然是后来吸纳的。兼容并包，大约是散杂居区白族与聚居区白族文化的一种区别。对此的判断，应以文化对本民族发展的作用及其先进性作为主要指标。

从前述关于“僰人”“白蛮”“龙家”“南京人”的种种情况看，散杂居白族因其“动态”，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和民族融汇进程而言，正起到了一种中介作用、润滑作用、传播作用，这是难以量化却肯定可以理解的潜移默化的特殊作用。

在看到这种“中间性”作用的积极面时，也能看到由于黔湘鄂地区白族群体由于远离中国白族中心分布区，在与周边仡佬、苗、布依、彝、土家及汉族等的交往与相处过程中，必然要主动进行经济文化的自我适应，这是群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就难免会发生文化的融汇与变迁，其中也必然会主要倾向具有“当地”或“本土”特征的汉文化。同时也由于贵州的特殊地理空间和民族分布状态，贵州散杂居白族在演进中，仍然保留了一个人们共同体的历史记忆与心理认同感。

类似的情况，可以以另一兄弟民族作为一种参照。贵州是侗族主要聚居区，由南向北，则可谓南侗、北侗、散侗，其中湖北恩施侗族即属散杂居侗族群。200多年来，这一远离贵州侗族中心分布区的群体与当地土家族、苗族、汉族同在一个环境中，在保持自身民族认同的同时亦主动适应当地的文化。为了生存和发展，该群体侗语被放弃，文化发生变迁，与各族互通婚姻，但本民族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感仍然保留。（黄柏权、葛政委，《散杂居民族的文化适应与文化变迁》，见《贵州民族研究》2008.06）这种认同感，则主要通过碑文、族谱（血缘认同）、讲述本族神话传说、传承字辈取名制度、供奉民族英雄和祭拜祖先等方式来促成。同样处于散杂居环境中的贵州白族与此类似，即通过一定时期的文化适应、变迁、互动，族群边界逐步模糊，如在民俗方面与其他民族趋同，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和当地其他民族相似，但群体同时也形成新的特点。求大同存小异、和而不同，正体现了民族文化和谐进步的意义。

民族是一种复杂而变化的社会历史现象，在今天的信息时空里，不只是白族，对西南地区、中国诸多民族而言，文化心理的认同感对于族群的凝聚力更为重要。广义的文化包括了地理记忆、历史印象、文艺、宗教及道德、价值观、风俗习惯等的传承等。作为中国人口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满族与各民族相互交融汇聚、分化组合，“共同地域”相对已不存在，其民族语言、服装、风俗习惯已淡化和变化，但满族仍然存在，即说满族的“文化心理”已沉淀为一种“精神血缘”。它确保了民族及其认同意识的稳定性。如今，在特定的地理单元内关于白族的研究，似应在散杂居现实背景下，将族群认同转移和上升到生存与发展问题方面来，这不只是贵州的白族，也不只是白族面临的客观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