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张种田
医院里的男护士
王维新同志是战地卫生员，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王维新所在部队被调回国，1954年底，他接到复员通知。王维新复员回家后只休息了不到4个月，在1955年的4月，被分配到平罗县人民医院工作。
我和王维新同志相识，是在1958年潮湖农场医院和平罗县人民医院合并办公期间。那时的他和我一样，也是从事护理工作的。那时的平罗县人民医院，规模小，人员编制少，女护士少，大量护理工作均由部队转业的男同志担任。
护理工作又脏又累，但他并不嫌弃这份工作，而是爱岗敬业，一心扑在工作上，认真做着注射、洗肠、导尿等技术性工作，也热情地做着送药、给重病患者洗脸、洗脚、擦澡、理发、剪指甲、端饭、端大小便、打扫病室卫生、铺床、端炭、捅火炉、送煤渣、提开水这些繁琐的活。虽然他累得满头大汗，但是干劲十足。每当病人问他：“同志，你干这么多活，苦不苦？”他微笑着回答说“：不苦！这算啥呀，我在朝鲜战场上那才算苦呢！冰天雪地里爬滚，饼干就着雪球吃，手脚冻肿了，照样行军打仗。”他认真踏实的工作、热情的服务，感动了许多患者，一些患者热泪盈眶：“我们住院让你们受苦了，等我病好了，回去后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他的工作也多次受到医院、卫生局的表扬。
家门与国门
现在的王维新仍然身体健康，满面红光。他1931年8月出生在平罗县渠口乡。在他16岁的时候，父母多病，生计困难。父亲对他说：“孩子，家里生活困难，无力供你上学，托个人叫你到外面学些本领，行吗？”他同意了，不同意也没有办法。于是他来到银川。当时的银川虽然一条街，一座楼（现在南门广场钟楼），但毕竟是个大地方，也算开了眼界。在玉皇阁南面有一家“德人医院”，是一对夫妇开的。王维新在亲戚的引荐下，就来到这里学徒，他是个有心计的人，知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平日非常勤快，眼里有活，深得医生夫妇的好感，渐渐的有些轻病号就叫他处理，并告诉他如何处理。因此，他多少学到了一些医疗知识，掌握了一些看病的本领。
就在这一年，国民党马鸿逵为了维持他的反动统治，疯狂抓兵，采取了见人就抓的恶劣手段，抓得宁夏路断人稀、人心慌慌。当然王维新也逃脱不了这场噩运，也被抓了兵，分在医院里当了护士兵。直到1949年9月，他在宁夏吴忠被解放入伍，编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四军一九一师五七三团，在团部卫生队担任护士。
从此，他走上了革命道路，随部队转战陕西的岐山县、眉县、山东的济宁等地。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他随部队在安东入朝。入朝之后，部队一直步行，先到边城新义州，后来进入平壤附近。部队都是夜间行军，白天休息，由于轻装，多数战士只有单衣，冻伤和患病者甚多，非常痛苦。卫生队的人更辛苦，他们同样行军，战士停下来后，他们又成了最忙的人，为战士看病、发药、包扎，对此王维新认为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王维新到朝鲜不久，就随部队参加了第五次战役。我军直插到距离汉城20多里的地方。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很难预料。在汉城地区时，因为战局的变化，我军部队的给养，伤员的运送等问题接踵而来。战斗越打越激烈，伤员也越来越多，运送工具跟不上来。伤员们转送不下去，也没有吃的，阵地尚处在敌我争夺期间，又找不到朝鲜老百姓，只得忍饥受寒。
王维新在艰难的环境中努力做好护理工作，不仅给伤员包扎伤口，还鼓励伤员坚持，坚持，再坚持，带伤返回部队。第五次战役我军虽然胜利了，但不能算圆满。一是由于准备仓促，只想打破敌人的登陆计划，过早地投入战斗，入朝军队的经验和战术不够熟练，粮弹也供不上，使战斗受到了影响。二是朝鲜多山而且山脉都是南北走向的，对敌不易分割包围，大多形成面对面的战斗，而敌人又是现代化装备，不能更有效地消灭他们。再看战役的收尾，我主力部队后撤时，掩护部队的组织和协同都不够好。第五次战役下来，有的连队140多人仅剩下30多人。
三汊河第四陆军医院
由于美国鬼子掌握着制空权，军队机械化程度高，所以在朝鲜战争期间，几乎没有前后方，随着战局的发展，本来处于第二线的战士，突然间成为最前沿的战士。王维新随团部卫生队，本来处于相对安全的地方，因为前方受伤的战士，还需经过他们的紧急处理后，再转送到后方。可是，敌人的飞机时常从他们头顶掠过，骚扰他们、袭击他们。
有一次，王维新正给一位刚从前线送下来的战士包扎伤口，敌机又来了，像疯子一样嚎叫着俯冲下来，躲已经来不及了。王维新不顾一切地扑到伤员身上。就在一瞬间，敌机开枪了，“嗒嗒嗒”一串子弹打了下来。等到敌机像贼一样溜走后，他才爬了起来，一看伤员没有受伤，心中感到了欣慰。可战士在旁边喊“卫生员，血……”，王维新一摸，原来是自己身上流出来的血。开始他并未感到疼痛，可此刻一见到血，顿时浑身无力，但他咬着牙继续为伤员包扎伤口。包扎完毕，手一松，他也昏迷过去了。
当王维新醒来时，已经是在回国的路上了，不知为什么，他为自己的受伤而羞愧。本来应抢救伤员，如今却反被人抢救。他几次都想从担架上坐起来，可无能为力。他大声喊着：“送我回团部卫生队！”但抬担架的战友步履匆匆，对他的喊叫毫无反应。王维新多次昏迷，等他又一次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国内三汊河的第四陆军医院里。王维新此刻已经理智地知道自己是个伤员了，于是，他很配合医生的治疗，而且仔细观察医生是如何治疗伤员的，什么情况下用什么药，什么情况下做什么手术，他庆幸自己有了个学习本领的机会。他想到：自己不能赤手空拳地开始新的行程，必须在这里用医疗知识和本领把自己武装起来，有了本领才能更好地救护伤员。
他不再把自己当作伤员了，而且寻找机会，帮医生干些自己能做的事，他帮医生给伤员们包扎伤口、换药、打针，还照顾伤员的起居，吃喝拉撒，重复而繁琐，他能做到认认真真，每天以一张笑脸问候伤员，让他们感到亲切，不少伤员都成了他的朋友。
战友们伤好归队了，王维新急了，他多次要求早归队，请愿到战场的第一线，与前线的战友同呼吸共命运，于是，他得到了批准，到连部当一个卫生员。
在开城的日子
王维新重新回到朝鲜后，随我军一个团在开城驻守。我军在开城附近，与敌人遥遥相对。
敌人的行动我军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的掩体都像墓坑一样，休息时平躺在里面。打仗时伏在里面，不过逃跑也容易。而我军的坑道可比敌人坚固多了。平时一般不向对方开枪，有时我军也以班排的小股力量出击一下，打一打敌人的气焰。在这里，部队生活还较艰苦，一天吃一餐，有时吃两餐。当时医护人员的建制是师有卫生院，团有卫生队，营有卫生所，连有卫生员。王维新是战地卫生员，是连队里的四大员之一，即管理员、文化教员、司号员、卫生员。卫生员每个连一个，卫生员的任务是协助连长做好连队战地卫生工作。负责全连指战员的战地救护、伤口包扎、疾病治疗、卫生保健和卫生监督。卫生员是战地最忙的人，除参与行军打仗之外，还要利用部队战地整休时间，给那些身体受伤、脚上打泡的战士做许多治疗工作。常常忙的顾不上吃饭，顾不上休息，一天下来精疲力竭。在开城，他在连里也站岗放哨，也随班排出击，但主要任务还是护理伤员，他们大多是轻伤员，重的都送下山去了。作为连卫生员，他不仅要给伤员换药、护理，还要给班里的卫生战士讲一些救护知识，讲一讲如何包扎，如何止血，如何固定。这三种技术是战场上最基本的救护方法，还要教战士在负伤时如何利用自救包进行自救或救人的常识。
营部卫生所
敌人攻打我马良山阵地时，王维新被调到营部，即573团第二营卫生所，所里有1名医生和4名卫生员，共5人。营卫生所设在距马良山一公里的地方，与前沿阵地几乎相连。敌人每天都用一两个团的兵力向我们的阵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并且有飞机大炮的配合，进行着多梯队的轮番的攻打。阵地失陷了，不久又夺了回来，刚夺回来，又失陷了，我军经过奋战，再夺回来，几经反复，终于战胜了敌人。有9个阵地都牢牢地掌握在我军的手里。
王维新所在的营卫生所紧靠前沿阵地，送下来的伤员很多，5个卫生员接收了全团的100多名伤员，重伤员送到后方，牺牲的战士就地掩埋。伤员最多的一天，他曾包扎处理过35位伤员，他们多是被炮弹炸伤的。
就在他处理完35个伤员的第二天早上，侦察员报告说，在一个山沟处还有5名志愿军战士的遗体，请领导派人去处理一下。领导决定派他前往，他当即执行了命令，带上5个白帆布袋，带上铁锹，带上包扎用品及清洗用的水，爬过两座山头，跨过两道沟，寻找指定的地点。这期间，不时有炮弹爆炸，他一边走，一边还得躲敌人的炮弹，找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这5名烈士，他们是在执行任务的途中被敌人的炮弹击中而牺牲的。他当时虽然年纪很轻，但见惯了死伤，并不觉得害怕，虽是一个人单独执行任务，也没有恐惧的心理，他的心中只有恨，恨美帝国主义给朝鲜人民带来的这场野蛮的、灭绝人性的侵略战争，他心痛那些为保卫和平而受伤牺牲的战友。他静下心来，悲痛地看着他们年轻的脸，把他们一个一个、一点一点地清洗干净，把他们被炸断的肢体找回来，接到他们身上，包扎固定好，尽最大努力使他们保持完整。然后，把他们的姓名记下来，有些没有姓名或无法看清名字的，就记下他们的特征，接着用白帆布袋把他们一个个装起来，用铁锹挖好坑，一个个再把他们埋好。然后采来一些野菊花。每个坟前放上一束，默默地向他们鞠了一个躬，怀着一种庄严的心情离开了他们。
战后评功时，给他记三等功一次，并提升为副班长。1952年2月，他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无名高地上
马良山阵地自1951年10月8日被我军占领控制后，王维新也回到了191师573团2营4连连部，继续担任卫生员。当时，他们一个连就驻守在马良山西南方的无名高地上——即216.8高地。他们连驻守的这个高地与敌人的阵地只有一沟之隔。他们连的战士们，整天就是挖掘地道，挖下的土沙石用木箱装好，再用麻绳拴上，用人拉运到坑道口处倒掉。每次倒沙石时，都要侦察一下敌人的动静，还要注意隐蔽自己。坑道内，低矮得直不起腰，地又潮湿。战士休息时，只有少数的麻袋片供人铺垫，大部分战士只有席地而坐。因此，有不少人闹肚子痛，在严重缺药的情况下，连去痛片也不能满足供应，只得劝大家少喝水和不要坐在地下。说到水，他们吃水也很困难。面对困难，他们一是不怕、二是想办法克服。有不少战士的口唇干裂，血迹斑斑，依然坚持不喝水，把仅有的水送给伤员喝。一有可能，他们就到高地下面的沟里取水，这水是他们同敌人争夺的焦点。他们取水时，敌人就开枪打他们，即使火力掩护也无济于事。敌人取水时，他们就打敌人。有一次，一个战友就是因为取水牺牲了。时间长了，他们渐渐地发现了一个规律，每天早上的7点多钟敌人不打枪。他们分析，敌人在这个时间吃早饭，顾不上监视他们。于是他们就抓住这个空隙，下山突击抢水，基本上都获得成功。
连炊事班距前沿阵地有10公里远，在马良山阵地的后面，由于粮食的缺乏，炊事班每天只能给他们送一次大米饭，菜是没得吃。就这样，也比最艰苦的时候好多了。虽然吃不饱，但战士们也没有怨言，原因是送饭非常困难，炊事员每次都得冒着生命危险送饭，一走到宽阔一点的地方，就有敌人的子弹射来。有一次，一位炊事员为了尽快把饭送上来，没有太注意隐蔽，就在半路上英勇牺牲了。等到其他同志把饭送上来时，那包饭都染有烈士的鲜血。
驻守西海岸
1952年春节过后，王维新所在连队被换下了阵地，调到西海岸的海州，驻守海港。为了防备敌人空降，他们每天还是挖山、筑坑道。虽然看不见敌人的大部队，但小股敌人时常来捣乱，进行侦察、骚扰。敌人还经常进行空袭。坑道里阴暗潮湿，并且终日不见阳光，只能靠灯光照亮。他们点的灯，那真是应有尽有，五花八门。有搪瓷碗做的，有用茶罐做的，有用罐头盒做的，有用炮弹壳做的。在这些东西内灌满豆油，然后用棉花搓成捻子，就成了灯，这比马良山时强多了。但是，灯多油少又成了问题，后来上级送来些马灯就好多了。
寻求宁静
1966年2月，王维新被调到平罗县灵沙医院当院长，后来又到平罗县宝丰医院当院长。这些医院，充其量只是卫生所，在最基层，在农民中间。因此，王维新什么事都得亲自干。打针、换药，给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病人看病。工作平凡而繁琐，但他干得踏实，感到非常充实。1985年6月他调至平罗县惠北医院任医师，同年7月便办理了离休手续，现在享受副处级待遇。
王维新过着宁静的离休生活，有时听秦腔听得如醉如痴，有滋有味，有时出去走走，锻炼一下，自得其乐。
（晨光同志系《煤炭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