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岭
二十岁成了三十岁，三十岁成了四十岁，中间流经了多少事，路过了多少人？
可我总感觉，这跨度仅相当于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
一天一夜，我就站在了今天里。生物钟恍惚，不能真切地留意光阴，真是件糟糕事。一个人童心未泯，而心灵之外的器官早已背叛了年少，这落差让人伤感。
很少有事让人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编个人选集算是一个。这会儿，你要盘点一下精神身世，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身在何处，路有多长，书有多厚，梦有多远……
我的写作启动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个纸质阅读和钢笔写字的年代，精神也是手工的。写得慢，但不妨碍写得多，写得激情浩荡。从上世纪末被称为思想界“新青年”，一晃十座春秋，每个人都在移动，都在成长和脱落，青年已不敢再称，黑马也渐渐额白……
互联网来了，博客和信息共享时代来了，每个人都有成为作家的潜力和资质。精神资源的私体性化阶段一去不返，彰显言说勇气的岁月也差不多结束，很多人都比我当年勇敢得多，思考力也不逊色……我在想，哪些东西必须由我私口表达？非我不可？一次写作怎样才成为必要、必须和非你莫属？
新的年代，灵魂出口多了，精神义务也有了更丰富的承担方式，写作不是唯一。有时侯，不写也是写，写也近乎没写。我渐渐慢了下来，更多选择了阅读的生活，也真正体会到了做读者的乐趣和幸福。
另一个原因，我突然失去了最亲密、最隐蔽的读者：父亲。
我是不知不觉中失去的。现在，我还会出现幻觉：他还活着。他是医生，怎么会死呢？我——这个和父亲那么亲近和相似的人，活得好好的，他怎么会不在了呢？
我常常忘了父亲去世这件事。
把父亲独自留在山岗的那个傍晚，回城的车灯将路照得雪白，我心里低低地说，对不起，父亲……只有那一刻，我确信父亲不会出现在家里了。
老家的院里，两株石榴，一树红，一树白。那年夏天，花开得绚烂至极。即将返京的那个下午，我站在院里，对妻子说：今年的花开得真好……我似乎忘了父亲的事，忘了这些花失去了最重要的照料者。往年这时候，给家里打电话，末了都忘不了问父亲一句：石榴花开了吗？
我不承认死是虚无，它不过是不作声的安静罢了。
不知为什么，父亲去世后，每出一本新书时，我都会强烈地想他。父亲从不当面看我的书。母亲告诉我，我离家的这些年，父亲每晚都看几页我的书。我知道，父亲是想知道这个从小就爱把自己关在屋里的儿子究竟在想什么。
很多声音问，这些年你在哪？在做什么？
北京是个能把所有人还原成正常人和普通人的地方，这是我在此落脚的原因。
有人问我，一个作家介入新闻职业是什么感觉？
我想了想说，就是每天醒来——觉得全世界都和你有关系的那种感觉。这感觉有时很好，但多数时很糟。其实，自由，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能选择哪些事和自己有关或无关。但新闻人不行，每天都要把自己献给全世界，时间长了，生命和精神便陷入了被动，我称之为“被动性人生。”
新闻职业还有个毛病，就是：天天和世界对话，唯独不和自己对话。
5年前做深夜节目《社会记录》时，我有个初衷：以生活共同体的名义——在与世界对话的同时保证和自己的对话。寻找每件事、每个人在当代生活中的位置，寻找命运和命运、人生和人生的相似关系，寻找有“精神事件”品质的新闻事件……我尤其觉得，“深夜”是一天中内心光线最亮的时候，是灵魂纷纷出动的时候。白天，灵魂在睡觉。
现在看来，该新闻观是有私心的，那就是我担心在这种“被迫和全世界打交道”的职业中丢了灵魂。CCTV最大的弊病不是没有真相，而是没有灵魂。而灵魂，恰恰是生命最大的真相，无论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包括职业水平最高的主持人也是只忙着和全世界对话，从来不和自己对话。
当一个人连自己的真相都懒得光顾、都搞不清的时候，能指望他说出别的什么真相吗？
有灵魂的人，一定是时时不忘和自己对话的人。这样，才有机会和别人对话，且能够对上话。现在，几乎没有好的对话性电视节目，我想原因也在这。
我一直不敢忘记文学的原因也在这。文学是灵魂的事业，从来都是。但我永远不会把文学当职业来做，最好的东西一定都是业余的，或者说你一定要把它留给业余。就像恋爱是业余时间里的事，老婆孩子也是业余时间里的事。
这些年，一定发生了很多事，还有很多重要的，我暂时想不起来了。
感谢我的朋友、本书的责任编辑孙轶女士，若没有她的厚爱和督促，我不会有意识编这样一本选集。还要感谢美术设计师王XX先生，他的才华和完美主义，让我深深体会了作者的幸福。他们，是这本书的一部分。
这几年，可能我写得实在少，便有朋友找出一些网络声音给我，你看你看，那么多人还焦急找你的书呢，更年轻的一代上来了，他们还喜欢、还需要你的东西，写吧，赶紧写吧……于是我惶恐，哦，是的，或许是的……其实，我已断断续续攒了上百个标题和写作片断，我想把它们写好点，所以写得很慢，很慢。
感谢那些从未谋面的读者，你们的目光我留意到了，你们在网络上留言，传阅我的旧书，寻找我的新作，责怪我为何不建一个博客……我常常受宠若惊，我唯一的担心就是怕辜负你们。这样的期待和追随，是我最高的荣誉。
感谢李伦和《社会记录》的同事，他们参与了我近年最主要最日常的生活。是朋友，也是兄弟。和他们一起，我见证了一个理想主义电视栏目的诞生和谢幕。我至今仍清晰记得那年秋天李伦和王宁在凌晨北京站迎我的情景，他对着手机喊，你看见我了吗，瘦瘦的，旁边一女孩……其实，我差不多已撞上他了。
是啊，许多年过去了，大家依然不胖，一点没变。
和许多不变的人生活在一起，感觉很好。
最后想告诉读者，如果你们有我以往出版物的两本或三本以上，就大可不必再购这本书了，除非你喜欢的是版本和设计。因为是选集，大约只有五分之一的新篇，且都公开发表过，转载率也高，有的网上也可查到，补充进去，差不多就是我的全部了。
被那么多的你们收藏，我非常温暖。
2008年10月26日凌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