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永远也不会有恐龙般的侵略步履和磅礴的笼罩感，但却最大程度代表着小人物真实而厚重的生存。尤其给历史提供了研究“反抗者”的绝好蓝本和精神实体。
它身披的命题是：强权下的弱者如何生存？如何于灰烬中不致泯灭未来？如何在铁幕下保留对一粒寒星的眺望？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如何度过被占领下的日子？
有一细节或许最能诠释“冻月生活”的残酷寓义：
多年后，苏联帝国体系终结，在加拿大一所大学课堂上，有人就当年的“布拉格之春”询问一位捷克流亡者的女儿，局外人想知道，这二十年的光阴大多数捷克人是怎样过来的？那位平日里嘻嘻哈哈、性格活泼的女生先是一阵沉默，之后突然失声痛哭……
我想，这并不仅因为“不堪回首”，恐怕还有更实质和复杂的隐情。
于任何一名捷克人而言，从“布拉格之春”到“天鹅绒革命”，都是一段难以启齿、苦不堪言的岁月。既悲愤屈辱，又暧昧难表；既理直气壮，又隐隐底气不足……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它已不属于个人，而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性问题。如果单纯地表白个人，并非一件特别难的事，比如控诉侵略者淫威，称颂你所熟悉的抵抗者，倾吐有家难返的落寞，尔后顾影自怜一番……而要回答自己的祖国、几千万同胞，那就是一桩令人窒息的事了：她能解释一个民族20年的郁积和内伤吗？她能对同胞的整体行为作居高临下的评价吗？她有权替千百万人说出他们的不堪承受之轻或之重吗？
任何代言都显拙劣。一代集体的事实，从来就是庞杂、混乱、暧昧的。语言的简陋——与历史真相的根藤枝蔓、与灵魂深坑里的嘈杂纷攘——实难匹配：一个积弱经年的民族，一个反复被占领的城市，上万个日日夜夜里，该怎么做？能怎么做？白天是什么？晚上是什么？心里想什么？实际做什么？谁说了算……不仅反对占领，更要反对绝望；除了对付他杀，更要对付自杀；不仅提防出卖与告密，更要提防内心的变节和投降；除了向英雄的身影献上敬意，更要承认凡人的平庸与自私，对默默无闻的生活予以理解和同情……
一个人对“集体”能侃侃而谈吗？那真实吗？
任何自炫都显得虚伪，任何镇定都显得做作，任何评价都显得困难而多余。
最真实的内心一定是喑哑的。或者哭泣！哭泣是令人尊敬的。
至此，或许亦不难理解——为何昆德拉老用“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这类矛盾重重的题目了。叙述的艰难，来自事实的荒诞与正反的折磨。
我为什么不离开祖国
众所周知，米兰·昆德拉的业绩和声誉与流亡是分不开的。相反，另一些“同质”者如哈维尔、克里玛却选择了留守。在这儿，我无意把他们作人格高下或精神贡献上的比较，更无意贬低前者（我认为双方同样优秀，“留下”同属“流亡”——精神而非肉体的流亡——亲近祖国却远离体制），我只想描述生存向度上的差别，尤其想说明后者选择的是一条多么光荣和可敬的荆棘路——而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后一类型总被历史和同胞一次次忽视。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既是一道同贫困、饥饿、监视、危险打交道的生存课题，更是一记人格、尊严、履历——面对挑问的精神性质疑，因为它还有一层潜台词：“那时，你在干什么？”正像结束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面临的尴尬：除了受苦，你还干了些什么……
是啊，当一架伟大的历史航班终于降落，除了庆贺，它的受益者有责任扪心自问：我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了那部历史？在漫长的等待中，自己扮演了何种角色？是加速它到来的助推器、还只是个乞食的寄生虫？是囚徒还是狱吏？抑或既囚徒又狱吏？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自天而降的馅饼，我们不能绕开：一个人是怎么穿越阴霾重重的历史，被新时针邀请到餐桌旁的？
有良心的捷克人都不应忘记：直到1989年“天鹅绒革命”，哈维尔一直在坐牢，克里玛一直在失业，而更多默默无闻的人在忍受贫困和监控，他们为每一缕声音、每一幅标语、每一篇文章、每一个举动……付出结实的代价。当岁月开始向流亡者抱以鲜花和掌声时（他们著作等身的贡献有目共睹），我忍不住要提醒：亲爱的布拉格——包括俄罗斯和同类遭遇的民族，深情地看一眼身边的勇士吧，有时干脆就是你的同事或朋友。请不要忽略身边的赤子——甚至此刻就站在你们中间、像最平凡人一样欢迎英雄返乡的邻居们！
现代以来，获得新生的民族似乎更热衷把过剩的敬仰和感激——赠予远隔重洋的流亡英雄们（比如索尔仁尼琴之于俄罗斯，昆德拉之于捷克），就像父母对失散骨肉的补偿，总觉得欠他们太多……同时却有意无意忽略着眼皮底下的人们——甚至是连流亡者都尊敬的人。别忘了，正是他们，和你一样赤脚扎根于这片母土，以最大的坚韧、牺牲和代价，以结实的受难、坐牢、被监视和一天也不得安稳的生活，消耗并瓦解着统治者的底气、心力，吸引着对方最大的害怕和仇视……
如果已备好了一个荣誉仪式的话，我想说，在那份被大声念到的名单上，这些人最有资格名列前茅！最当之无愧！虽然他们并非为此而去。
伊凡·克里玛，1953年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十岁随父母进纳粹集中营，大学毕业后，从事写作与编辑，并投身政治改革和*运动。苏军入侵后，他曾到美国密执安州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谢绝朋友的挽留回国，随即失业。他当过救护员、送信员、勘测员等职，有二十年光景，其作品完全遭禁。可以说，克里玛与哈维尔、昆德拉一道，构成了捷克的另一种文学史：地下——流亡——文学史。
《我快乐的早晨》中，有一章叫《星期二早晨——一个伤感的故事》，叙述了“我”与二十年前的情人重逢又离别的情形。故事最后，当女人问“为什么不离开这儿”时，主人公有这样一段内心答复——
“我可以重复向她解释：因为这是我的祖国，因为这儿有我的朋友，我需要他们正如他们需要我一样。因为这儿的人和我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因为我愿意继续写下去……对国外那种自由生活，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它，所以也不能让我感到满足和幸福……我还可以对她说：我喜欢在布拉格大街的鹅卵石上漫步，那街名让我想起这座城市的古老历史……”
“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它”——这是最令我感动的一句话，也是该类问题最让我信服的回答。选择留守，因为想亲手参与自己国家的创造；没率先踏上自由，因为有一个梦想：将种子最直接地埋在这块土地上，参与对它的开垦、耕种与浇灌……像一位农夫，只有吃到亲手种的蔬菜、亲手烤的面包，才会欣慰而笑，才会获得价值和意义，才会真正地器重自己。
让他们*好了
布拉格的清晨，连空气中也飘着情欲的酸酪味——
“从裂缝中望去，我看见一个低矮的工作台的末端，台上有两双脚正蹬来蹬去。其中一双显然是女的，脚趾染成深红色……”
“她已脱去白色外套，只穿一件衬衣和一条蓝裙子。伊万先生，她柔声问，‘你还想……吗？’靠近大木箱，瞧，她悄声说，抬起这口庞大的‘棺才’盖子，我看见，里面一切已准备好了：毛毯和两个枕头。”
这是《我快乐的早晨》中的情形，分别上演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和昆德拉习惯咀嚼的精神理性不同，克里玛描画的是一幅被占领下的市民生活的浮世绘，是大众的布拉格，是被贫困、失业、投机、无聊、轻浮和无所事事折磨着的布拉格，是痛并快乐着的贪恋生活本身的布拉格。
政治与情欲（重与轻，亏与盈），就像万花筒里两片最大的叶子，一直是现代捷克文学的“魂眼”。不难理解：一个人必须抓住点实际而易行的东西（比如*），才能将时间和生存维持下去，以情欲对抗政治、以私人生活填充专制下的精神空场和灵魂虚位——亦不失为消极中的积极、虚无中的实在、无意义中的意义。
荒诞有时会成为反荒诞的工具。消遣方式往往也能变成对抗方式。
“只要熬过来，不幸的经历总是值得的。”克里玛说。
他完全有资格这样说。要知道，他所有的儿时伙伴都留在了纳粹毒气室里，除了自个，没有谁再记得他的童年。“活着”，是生命最大的宣言，尤其对市民哲学来说，更是人生的最高利益和企图——这往往是精英们“生不如死”的价值观所无法原谅的。
情欲，堪称最原始最天然——不分时间地点——最难自控和被控——最远离政治而又随身携带的资源。即使尊严和力量都被剥夺了，即使生命的社会意义、公共价值都丧失了，无论多大的屈辱和苦难，那至少还剩下一种乐趣、一件值得做的事儿：*！不失时机地*！尽可能地*！这是最难禁止、最无法忽略和背叛、也是专制社会剩下的最后一隙自由！它不需要被批准、不需要请示和等答复，随时随地……联想奥威尔的《1984》，在这点上，布拉格比大洋国幸运的多。
我活着，故我*。我*，故我活着。
身体在燃烧，高潮在燃烧。沦陷的屈辱、权力的淫威，终未能阻止布拉格爱的热情和*的能力。克里玛丝毫没有对同胞的行径表现出厌恶，相反，他塑造的“我”也是的同伙，在那个“星期三早晨”，“我”甚至不惜和一个浑身散发腥味的女鱼贩随时随地来点什么……
借故事中一位老头的话说：“让他们*吧，只要他们喜欢！他们喧闹，可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好像也没有影响到别人啊。”
是啊，若连性都没了，连*的机会和乐趣都没了，被占领下的日子才无法忍受呢，人才会真的疯狂。
积极的庸俗
在一片处处暗示着被剥夺和被占领、遍布愁容和叹息的死寂坟场上，“庸俗”——突然升跃为一道彩虹，散发出醒目的美学之光。
“生活正是这样，它只能让你在两种苦难、两种虚无和两种绝望之间进行选择。你所能做的，也只是从两者间选出你认为容易忍受的，比较吸引人的，使你至少能保持一点自尊的。”克里玛这样解释同胞。
在崇高的激情和龌龊的助纣之间，他们集体涌向了“中间道路”：宝贵的一刻也不耽误的“日子”！任何政治性事务都不能阻止他们去寻欢作乐，去经营那一如既往、雷打不动的私生活。以放纵来应对荒诞，以欢愉来调节沉重，以正常鄙视非常，以挥汗如雨的肌肤之能来填充四周的恐惧和虚无，以庸俗来对抗政治标榜的严肃与正经……嘲笑了自个，也嘲笑了对手，他们以私人行为证明自己并不注重政府之注重，并不在乎权威之在乎……他们向“关心”自己的统治者暗示：我在你之外很远。
这与“商女不知亡国恨”不搭界。
爱与*都是最低保障的自由。不重视不维系这种自由，就谈不上人道。不支持该自由和不反映该生活的文学，也就称不上保卫生活的文学。
其实，情欲的温暖——在很多国家和时代的“地下文学”和“地下生活”里，都明显地匮乏。有血有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日常生活，一向虚弱得可怜。人所有的动作，包括抗争和妥协、崇高和卑鄙，几乎都紧紧围绕着政治来进行——只有失败的公共空间而缺少温暖的私欲世界，只有灰色苦难而没有愉悦的闪亮，只有无休止的集体运动而没有纯粹的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政治而非人性胜利了，因为它所制造的旋涡已将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和事都深深地挟裹、淹没在了里面，少有人能摆脱政治设计的游戏规则——连“反体制”也不得不成了另一种“政治”，找不到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东西！
于是爱和欲，便成了个体生存逆境中唯一可燃的柴薪。愈是政治无孔不入的年代，她就愈发的珍贵，她的价值与形象就愈发亮丽和耀眼。
从这点看，布拉格是值得羡慕和庆贺的。
其露骨的庸俗，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庸俗。
被充公的“自留地。”
私生活，几乎是人被政治挤压后所剩的最后一寸“自留地”了。
除了让自个保留最大的隐讳权和知情权外，权力者往往敌视所有的秘密，对民间一切潜在的东西都警惕、都疑心、都窥视，总千方百计地探听、跟踪、套取，这也正是秘密警察和“安全活动”泛滥的原因。说到底，它源于权力者对丧失权力的恐惧，一种对“得而复失”的忧虑，尤其刚推翻了上一轮权力、刚从受*、被监视的境遇中挣脱出来的新贵们，不管与被颠覆者的政治宣言有何区别，在统治方式和运作上，它往往是继承的，甚至更变本加厉。
新政者做的第一件事，往往即布控眼线去监视别人，以盯梢报复从前的被盯梢，以*答复曾经的被*，用鼓励出卖、豢养小人去回应被小人出卖的经历……比如俄国1917胜利后的“契卡”，纳粹上台后的“盖世太保”，即此统治循环的表现。
所以，政治通常都喜欢鼓吹“无私”，而这恰是最难兑现的，因为“私”是根植在生命内部的，只要主人不主动出卖，这份“私”就是安全的、永恒的。权力者对权力难以伸及的地方，总抱以深深的敌意和恼羞，故历史上的政治征服计划，多是从摧毁对方“护私”的意志和能力入手。同时，若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隐私也做不到忠诚的话，那他也就不存在尊严和信用了，就像一个不穿衣服的人般容易对付——他已“空心”，形同稻草。而假如一个人连自己的*和情人都交公了，也就突破了人的最底线，再也无法从人格上器重自己，生命和灵魂也就算作废了……
近读一位老作家的一篇忆文，追述了五十年代揭批“某某反党集团”的往事，其中一处有关“私生活”的细节，读来令人唏嘘（出于个人信念，本文将人物姓氏改换，请读者见谅）——
经过攻势强大的“教育感化”，郑终未能抵抗到底，作了坦白交待……但他所交待的比揭发的更可怕，竟是与一个女人姘居十年，二人合伙写过三封匿名信，向党中央告状。他当场交出一把钥匙，说就是与那女人同居时房门上的……他说得很坦白，很直率，很详细，连审讯者和记录员也听得“如痴如醉”。
这个被供出来的女人，乃郑一位很有才华的学生，据老作家回忆，在郑被揭批后，此女曾到处奔走求助，可谓相濡以沫，痴心一片。事实上，郑与该女士并非外人不知，但大家对该女印象不错，三十多岁，一直未婚，孤苦伶仃过日子，苦守着这份偷偷摸摸的爱情……而郑的案子当时影响很大，一旦牵扯到她，她的人生也就毁了，鉴于此，大家佯作不知，不料郑自己却把它主动抖落了出来……
读到这儿，我直觉得心踉跄得厉害。
究竟什么原因使一个人对政治恐惧到这种程度——连私生活都要主动充公，连心上人都要出卖给党，连内心最美好的东西都要上缴组织？人竟自剥得如此*……真让人心惊肉跳，悲寒胆战。连这最后一块——生命赖以立足的“自留地”都保不住了，人被扭曲成了什么样子？
很多时候，保卫隐私即保卫人的价值和意义。反抗*往往即从死守内心的秘密做起。
在《我快乐的早晨》中，有一位老头，当他得知竟有人去向警察告密别人偷情时，忍不住大骂起来，“声音因愤怒而发抖”——
“叫警察去了……警察！我们是人，一条狗都不会像这样对待另一条狗！”
是啊，一条狗都不会像这样对待另一条狗。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