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间临时租借的礼堂里（当时国会尚无正式办公场所），历史功臣和会议代表们济济一堂，屏息以待那个重要历史时刻的到来。会场气氛肃穆庄严，大家已提前被那将要发生的一幕感动了：他们知道，再过几分钟，在这场卸职仪式上，自己竟要接受国父的“鞠躬”礼——而作为受众的他们，只须让手指轻触一下帽檐即可以了。这真有点让人受不了，但必须如此，因为此非日常生活的普通礼节，而是作为一个理念象征，它从此将规定一种崭新的国家意志和政体秩序：将军只是武装力量的代表，而议员却是最高权力的代表，无论如何，军队都只能向“国家”表示尊敬和服从。
华盛顿出场了。寂静中，其身躯徐徐降落之幅度超出了想象，代表们无不隐隐动容，谁都明白，这是将军正竭尽全力——用身体语言——对这个新诞生的政体作最彻底和最清晰的阐释。感怀之余，有人竟忘了去触帽……
将军发言极简：“现在，我已完成了战争所赋予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尊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由久……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所有的公职。”
他从前的下属，现任议长答道——
“您在这块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您将带着全体同胞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您的道德力量并没随您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永远激励子孙后代！”
据史记载，当时所有的眼眶都流下了热泪。
个人、权力、军队、政府、国家……政治金字塔周围这些萦绕不清的魍魉蛛网，就这样被华盛顿们以一系列大胆而优美的新思维杠杆给予了澄清和定位。它们的性质与职能，被一一定格在严厉的法律位置上，不得混淆或僭越。将军朝向议员们的鞠躬是为了让后人永远牢记一条常识：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和人民，武器的纯洁性在于它只能用来保卫国家和公民幸福；军队从来就不是个人或集团财产，作为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它只能献身国防而不可施于内政；领袖本人须首先是合格公民，须随时听从国家召唤，其权力亦将随着阶段任务的完成而及时终止……
这是第一代美国人为后世贡献的最杰出的理念之一。犹如慈爱的父母在孩子胳膊上提早种下的一粒“痘”，正是凭借这份深情的疫苗，此后的美国政治才在肌体上灵巧地避开了军事*的凶险，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社会的稳定、自由与和平。
华盛顿鞠躬的油画悬挂了二百年，“国家绝不允许用武力来管理”这个朴素理念，也在美国公众心里扎根了二百年。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的政治秩序一直温和稳定、未有大的集团*和恶性斗争——和该理念的始终在场有关，和华盛顿们最初对军队的定位有关。1974年6月，颇有作为的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栽了运，当最高法院的传票下达时，白宫幕僚长黑格曾冒失地提议：能否调第82空降师“保卫”白宫？国务卿基辛格轻轻一句话即令这位武夫羞愧难当，他说：“坐在刺刀团团围住的白宫里，是做不成美利坚总统的。”
那幅画不是白挂的，它绝非装饰，而是一节历史公开课，一盏红灯闪烁的警示屏。它镌铭着第一代建国者以严厉目光刻下的纪律。尼克松难道会自以为比华盛顿更伟大、更享有军中威望吗？谁敢把乔治当年交出的权力再劫回来？
保卫白宫和保卫每座民宅的都只能是警察，而永远轮不到军队。美国宪法明示：任何政党、集团不得对军队发号施令，动用军事力量干预国内事务是非法的。军队只能是“国防军”，而不会沦为所谓的“党卫军”“御林军”“冲锋队”或“锦衣卫”。尼克松最终向这一理念耷下了高傲的头颅，他宣布辞职的刹那，脑海里会不会蓦闪出华盛顿那意味深长的微笑？
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僵滞的权力也绝对僵滞一个社会的前行。权力者爱护这个国家最好的方式便是在适当之时交出权力。凭这种清洁的信仰和人文美德，华盛顿和伙伴们终于齐力将“美利坚”——这艘刚下水的世纪旗舰推出了殖民港湾，并小心绕过浅滩和暗礁，引向燃烧着飓风与海啸的深水，引向自由、干净与辽阔……
仪式一完，华盛顿真就回家了。像一个凯旋的大兵，两手空空，轻松地吹着口哨，沿波托玛克河，回到阔别多年的农庄。那儿有一幢简楼、家人和几条可爱的狗等着他。五年后，当美利坚急需一位总统的吁求正式下达，他的休养计划被中止。但连任两届后，他坚决辞去了公职，理由很简单：我老了，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他当然明白，假如自个乐意，即使再“耽搁”几年，是不会有人喊“下课”的。但那样一来，即等于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等于不尊重国家和选民对自己的尊重……离职后不久，他在故乡平静地去世。
布衣——将军——布衣——总统——布衣。此即华盛顿平凡而伟大的生涯故事。八年军旅，置生死度外；八年总统，值国家最艰困之时，实无福禄可享……每一次都是临危受命，挽狂澜于即倾；每一次都是听从国家召唤，履践一个公民的纯洁义务。
那提议用“华盛顿”来为首都命名的人真是太智慧了。
史上大人物的名字比比皆是，可真正禁得住光阴测试和道义检验的却廖廖。有的凭权势或时运，固可煊赫一朝，但验明正身后很快即暗淡无光，甚至被弃汰如粪，沦为恶名。而“华盛顿”不，作为生命个体，他的清白、诚实及所有伟岸特征皆完整保持到了生命终点。作为一个响亮的精神名词，其理想内涵不会因光阴的淘洗而褪色变质，相反，却历久弥新，来自后世的敬重与感激——随着历史经验的积累和世界坐标的参照——而愈发强烈、挚深……
（2000年）
权利的傲慢
耶路撒冷有一间名叫“芬克斯”的酒吧，面积仅30平米，却连续多年被美国《新闻周刊》列入世界最佳酒吧的前十五名。究其奥妙，竟和这样一则故事有关——
酒吧老板是个犹太人，罗斯恰尔斯，在其悉心经营下，酒吧小有名气。一天，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到耶路撒冷，公务结束后，博士突然想光顾一下酒吧，朋友推荐了“芬克斯”。
博士决定亲自打电话预约，自报家门后，他以商量的口吻说：“我有十个陪同，届时将一同前往，能否谢绝其它顾客呢？”按说，出于安全考虑，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这样的政要造访，对一家商户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幸事。
谁知老板不识抬举，他接受了预约，但对国务卿的附加要求却不接受：“您能垂幸本店，我深感荣耀，但因您的缘故而将他人拒之门外，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博士几乎怀疑耳朵听错了，气冲冲挂了电话。
第二天傍晚，“芬克斯”的电话又响了，博士语气柔和了许多，对昨天的失礼致歉后，说这次只带三个同伴，只订一桌，且不必谢绝其它客人。
“非常感谢您的诚意，但还是无法满足您。”
“为什么？”博士惊愕得要跳起来。
“对不起先生，明天是礼拜六，本店例休。”
“但，我后天就要离开了，您能否破一次例呢？”
“作为犹太人后裔，您该知道，礼拜六是个神圣的日子，礼拜六营业，是对神的亵渎。”
博士闻后，默默将电话合上。
读完这则故事，我默然良久，为那栋叫“芬克斯”的小屋怦然心动。
我想，基辛格博士是不会轻易忘掉这件事的。
这样的事既令人沮丧，也令人鼓舞。人人生而平等，人最重要的权利即拒绝权力的权利……博士从这位傲慢店主身上领教到的“公民”涵义，从一份商家纪律中感受到的“尊严”与“权利”，比那些镌在纪念碑、印在白皮书上的，显然更深刻，更有份量。
权利，面对权力，应该是傲慢的。
后来，我竟莫名地打量起它的真实性来，会有这等傲慢发生吗？
很快我明白了，疑心完全是“以己推人”的结果。是对自己和周围不信任的结果。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中深陷太久的结果。无论地理还是灵魂，耶路撒冷，都太遥远了，像一抹神话。
一件小事，仔细品味却那样陌生，那般难以企及。从开始到完成，它需要一个人“公民”意识的长期储备，需要一种对尊严和规则牢固的持有决心，需要一个允许这种人、这种性格、这种人生——安全、自由、稳定生长的环境……
坦率地说，我对这等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不抱信心。即使这个故事让我倍受激励，假如我有一间“芬克斯”，便能重复那样的傲慢吗？（哪怕是作秀，哪怕是一个市长）作为一记闪念，或许我陡然想对权力说不，但该念头是否顽固到“不顾世情”“不计弹性”的地步，是否有足够的决绝以抵御惯性的纠缠——而绝无事后的忐忑和反悔？我真是一点信心没有。
我是我环境的产物。我的一切表现都是环境和经验支付的，我实在拿不出有别于他人的“异样”。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遗传的力量总是大于变异。
我向往，但我不是。
（1999年）
独裁者的性命之忧
“共和国的精神是和平与温厚。”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1
从1989年12月中旬开始，在“打倒人民公敌”“者滚下台”的愤讨声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这位几天前还“深受爱戴”的罗马尼亚总统成了一只丧家犬，惶惶然在遍布自己塑像的国土上东躲西藏，正像四十年前他亲口咬定的那样：“任何专制的暴力一旦与人民的正义之师交战，必将粉身碎骨。”始料不及的是，不仅民众唾骂他，连亲手培植的爪羽——国防军和基层“党之家”也背弃了他。当齐氏和任第一副总理的贤内助慌不择路时，几乎所有罗马尼亚的广播都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各位市民请注意，人民公敌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辆紫色达契亚轿车逃跑，请予以缉拿……”
齐氏更没料到，在亲手缔造的这个“、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家庭里，竟会上演这样的事：从12月22日晚执行逮捕到被推上断头台，只相去3天！
虽身陷囚笼，但“喀尔巴阡山的雄鹰”并未死心——
不是要审判我吗？既然封我“人民公敌”，至少公审公判吧？至少面对广大人民吧？他暗暗打定了主意，只要国际媒体的镜头盖一打开，只要电视直播的摄像机一启动，即用那滔滔不绝、极富煽动性和号召力的口才（整整24年里，这口才曾赢得了多少暴风雨般的掌声）——同政敌一决雌雄，他甚至连腹稿和表情都准备好了。
但，齐氏太异想天开了，他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根本不是什么人山人海的旁听席，没有政坛显要和外国友人，没有高规格的审判团和律师团（审判长竟只是个司法部的小局长，波帕·吉克，这个名字他简直闻所未闻），从防暴押解车里爬山来，他走进的是一间只有原告、被告和军警的屋子。自然，电视上会出现“公开审判”的镜头，但那是经过剪辑的……
对手不给他任何表演的机会，预想中的舞台根本不存在。
只有绝望，空荡的绝望。
1989年12月25日，当耶稣诞辰的钟声响起时，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回荡：“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162条、第163条、第165条和第357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
秘密审判，不准上诉，从被捕到毙命，仅三日之隔，这已远非正常性质的审判，甚至携恐怖之嫌。为何会发生这种极端呢？原因只一点：仇恨和恐惧！对民众来说，是仇恨；于政敌而言，则是恐惧——那种一天也不敢让*者多活下去的恐惧！他们太紧张了，太熟悉对手的报复手段了，其神经像拉簧一样已绷到了极限，再僵下去，即要崩溃。
可这对齐氏来说，又有什么可错愕的呢？难道这不正是您一贯的铁腕政策？您不是坚定地认为“目的高于手段”吗？每每将司法程序省略到极点的，不正是您自己吗？除却“齐奥塞斯库”几个字，判决书的每句台词不都是您耳熟能详的吗？当气急败坏下令向示威学生开枪、当督令坦克不顾一切冲上大街时，您想过“法治”这些字眼吗？当在秘密处决的手令上签字时，您又何曾有过一丝犹豫和迟疑？
更可怕的是，对此非常态的审判，人民群众竟毫无异议！偌大一个国家，竟没有一个人公开质疑，正应了一句老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其实，早在45年前，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命运就在一对意大利人身上预演过了：墨索里尼及情妇克拉雷特。战争尚未结束，一支衣衫褴褛的山区游击队就匆匆宣判了他们的死刑，然后，意大利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组尸首，便像动物一样被悬吊在米兰广场上，待怨毒的鞭子来抽打。单就这一场面，确称得上恐怖了，但问题是：在你亲手缔造的那座恐怖半岛上，对手还能想出别的更简单的办法对付你吗？要知道，他们像害怕恶魔一样怕你，怕你再将屠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他们一听你的名字就哆嗦，甚至迷信地担心你复活，为了活下去，为了释放恐惧，他们只好表现得比你更疯狂更决绝。
这是仇恨的力量，但更是恐惧的力量。
对齐氏们来说，像纽伦堡或海牙那样的审判庭，简直就是梦中天堂了。在那儿，至少有辩护、有上诉、有旁听、有表决、有探视……从这点看，他远不及另一位同壕战友——前*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幸运，后者面对的不是政敌的恶性报复，而是相对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和国际法准则。
我想，在*者坐以待毙时，他对敌人最大的期许或许是：要是这些人奉行*与理性该多好啊！可惜，要让自己的臣民在短短几天内学会司法公正与*理念，简直痴心妄想、缘木求鱼。太晚了，他们从你这儿得不到的，你也休想从他们那儿得到。因为，他们身上压根没机会生长那东西——直到最后一刻你才怀念起的东西。难道不正是你，早早即把酝酿它的种子和土壤给踩烂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死于自己。
2
靠暴力维系的权力，最终埋葬它的，不会是别的，惟有暴力的掘土机。
长期恐怖的社会氛围，往往招致反恐怖手段也是恐怖的。“恐怖导致与恐怖作斗争的人也变得残忍，它使温和的人也学会了暴烈莽撞。”（路易斯·博洛尔）。而理性——即使尚剩一点残渣的话，也早被仇恨的浓烟熏得睁不开眼。真实的情况是：长期的政治高压，对*信息的封锁，对自由文化的防范，对*人士的*……使得这个国家的臣民和其家长一样头脑鲁莽，缺乏公民精神滋养，缺乏*教育，没有合法审判的经验和参照，没有诉诸理性的习惯和宪政遗传——除了以恶惩恶、以暴抗暴的本能，他们头脑中就再没输入过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