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向一个提裤子的人开枪
1936年，英国作家奥威尔与新婚妻子一道，志愿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斗，并被子弹射穿了喉咙。在《西班牙战争回顾》中，他讲述了一件事——
一天清晨，他到前沿阵地打狙击，好不容易准星里才闯进一个目标：一个光膀子、提着裤子的敌兵，正在不远处小解……真乃天赐良机，且十拿九稳。但奥威尔犹豫了，他的手指始终凝固在扳机上，直到那个冒失鬼走远……他的理由是：“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已不能算法西斯分子，他显然是个和你一样的人，你不想开枪打死他。”
一个人，当他提着裤子时，其杀人的职业色彩已完全褪去了。他从军事符号——一枚供射击的靶子，还原成了普普通通的血肉之躯，一具生理的人，一个正在生活中的人。
多么幸运的家伙！他被敌人救了，还蒙在鼓里。因为他碰上了“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军人，一个只知服从命令的杀手。那一刻，奥威尔执行的是自己的命令——“人”的命令。
杀手和杀手是有别的。换了另一个狙击手，他的裤子肯定就永远提不上了。而换了奥威尔在他的位置上，他肯定会毫不迟疑地搂动扳机，甚至发出一丝“见鬼去吧”的冷笑。然而，这正是“人”与士兵的区别，希望也就在这。
与其称之“奥威尔式”的做法，毋宁说这是真正的“人”之行为。任何时候，作为“人”的奥威尔都不会改变态度：即使正是该士兵，不久后将用瞄准来回报自己，即使他就是射穿自己咽喉的那个凶手，即使早料到会如此，奥威尔也不会改变，更不会后悔。
所有的战争，最直接的方式与后果皆为杀人。每个踏上战场的士兵都匹配清醒的杀人意识，他是这样被授予的：既是射击者，又是供射击的靶子……而“英雄”与否，亦即杀人成绩的大小。在军事观察员眼里，奥威尔式的“犹豫”，无疑乃一次不轨，一起严重的渎职，按战争逻辑，它是违规的、非法的，甚至要遭惩处。但于人性和心灵而言，那“犹豫”却那样的伟大和珍贵！作为人类的一桩精神事件，应被载入史册才是。
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假如有一天人类真的不再遭遇战争和杀戮，你会发现，那值得感激的——最早制止它的力量，即源于这样一组细节和情景：比如，决不向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开枪！
这是和平之于战争的一次挑战。也是“人”对军人的挑战。
它在捍卫武器纯洁性的同时，更维护了人道的尊严和力量。
斗争、杀戮、牺牲、死难、血债、复仇……
如果只有仇恨而没有道义，只有决绝而没有犹豫，你能说今天的受害者明天不会变成*者？英勇的战士不会变成残暴的凶手？
你隐约想起了一些很少被怀疑的话：“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凶狠”“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严酷无情”“军人以绝对服从命令为天职”……你感到一股冷。
一股政治特有的冷。匕首的冷。工具的冷。地狱的冷。阶级的冷。
而不合时宜的奥威尔，却提供了一种温暖，像冬天里的童话。
（2002年）
请想一想华盛顿……
“每一种制度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些伟人影子的延伸。”
——爱默生
美国历史上，华盛顿及其伙伴们属于为自己的母邦开创了诸多伟大先例和精神路标的人。在那块荒蛮的北美处女地上，他们不仅垦辟了宪政共和的绿洲，还神奇地缔结出一脉清澈的政见传统和榜样力量，犹如一团团“冠军”般的浓翳树伞，为后世撑起盛大的荫凉——二百年来，靠着这份殷实基业和先人目光的注视，这个移民国家的子嗣一直安稳地享受着新大陆的丰饶、自由与辽阔……
每一国家都有她群星璀璨、菁英齐瑰的魅人夜晚，尤其在发生大的社会振荡和思想激变之时。北美独立战争前后正是这样一个经典性的辉煌时段：托马斯·潘恩、本杰明·福兰克林、帕特里克·亨利、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约翰·亚当斯，还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常识》、《独立宣言》、《论自由与必然》、《不自由，毋宁死》、《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宣言》……这些纪念碑式的天才与著作，其密度之高、才华之盛、能量之巨、品德之美，皆可谓空前绝后。短短几十年间，他们为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所积累的资源、所迅速创下的光荣与骄傲，比后续的几代人垒起来还要多，还要令人惊叹和钦慕。他们不遗余力、倾尽全部的心血和“脑黄金”——以最干净和节约的手法，一下子为母邦解决了那么多难题，替未来者省去了那么多麻烦和隐患，更实现了那么多令欧洲难以企及的梦想——关于军队、国家和元首的关系，政教分离，军政独立；关于联邦与共和、*代议、三权制衡的宪法原理；关于现代大学教育……其制订的1789年宪法和《权利法案》，披沥二百多年风雨被原封不动地延伸至今。其建国水平所表现出的才智、胆魄、美德——远远超越了造物主所赋予那个时代的国家素质的“平均值”。
世界经验已反复证明，最初创业者的一举一动于该国的体制定位及命脉走向是影响至深的。就像锯齿在圆木上咬开的第一道裂隙、手术刀在体肤上划出的第一丝刃口，它涉关整场事业的功败垂成。
在这点上，北美人是幸运的。他们等来的是华盛顿而非拿破仑，是富兰克林而非俾斯麦，是杰弗逊而非罗伯斯庇尔或戈培尔……仿佛一夜间抓到了一副世界上最漂亮最璀璨的人物扑克牌，这批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优秀中年人，其额头和眸子都闪烁着同样的光色和寓意——同样的精神豪迈、心理健正，同样的英勇与纯洁，无论军中还是议会，无论危急时刻还是成就之日，你都难觅小人踪迹。他们是焦灼的战士，而非暴虐的武夫；乃平民出身的领袖，而非歇斯底里的野心家。他们像晶莹的蝌蚪，来自四面八方，又不约而同朝着同一光点挺进：独立、平等、自由……
这群清高而儒雅的北美人真是太自尊太富有诗意了。那种不费周折就迅速叠成的共识，那种彼此扶持从不欺诓的同道友谊，那种面对胜利后的权力果实坐怀不乱的从容与定力——真是一点不像后来的欧亚同行们：你看不出狗苟蝇营的蠢蠢欲动；听不见密谋者的窃窃私语；感受不到妒嫉者的血脉贲张和磨刀霍霍；亦没有异邦常见的宫闱政变与鸿门宴式的权力搏杀；更无所谓“狡兔灭，走狗烹”的祭坛血灾……这群高智商的“大号儿童”，成熟而富于幻想，理性又热情澎湃，勇猛且不失教养，喜欢考试却拒绝作弊，他们要通过构绘一幅叫“美利坚”的地图，以检验自己的能力、智识与品德。
在这场浩大的理想建国工程中，着实发生了几件令人感动且影响深远的事。
一个新生国家的雏型往往最早反映在国父们的信仰执念中。按一般的民族解放惯例，开国元首应由斗争中最具负责精神、表现最英勇、贡献最卓巨的人来担司，唯最高威望者才天然匹配这种象征“统一”的精神覆盖力和道德凝聚性——也就是说，须寻一位“镇”得住天下的人以坐镇天下。
其时的北美，此人无疑即乔治·华盛顿了。这位叱咤马背的将军，该如何面对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和民众拥戴呢？历史学者有个说法：华盛顿是打下了一场美国革命，而杰弗逊则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后者乃《独立宣言》起草人和一切重大决策的构思者之一）。按通常的游戏规则，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很自然地一前一后登上御座即可，甚至干脆玩点野的——像刘邦、赵匡胤们那样：由一个干掉另一个（或一群）算了。谙悉历史的人都清楚，革命得手后最棘手的莫过于权力的重组与分配了，常闪现出比革命本身更凶舛更血雨纷飞的险情。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革命残剩的激情此际少有例外地向着阴暗、贪婪、狭私的方向喷泄，“共患难”又岂能“同富贵”？你不这样想不等于人家不这样想——不等于不疑心人家这样想。树欲静而风不止，谁都清楚，值此乌云压城之际，谁掌控了军队即等于把国家抄进了自个儿袖筒，克伦威尔、拿破仑、袁世凯、斯大林、苏哈托、波尔布特……无不把军队视为“家产”。在其眼里，逻辑很简单：个人即政府——政府即军政府——军政府即国家。失掉了枪杆子即失掉了“命根子”，犹如虎嘴里被掏走了犬齿，大象被锯掉了象牙——按“丛林法则”，那真是一天也活不成。在政客心目中，政坛无异于莽野，让食肉动物放弃牙爪形同自杀。
奇怪的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功勋部落里，你竟找不到一点儿和这想法有染的蛛丝马迹（你为自己的“经验”羞愧了）。他们似乎天生就不会这么想，压根就没有这“厚黑”基因，既没人策划所谓“斩草”，亦无人酝酿什么“除根”。胜利的喜悦坦裸在每张脸上，一起传递、一起分享，谁也不想比别人据有更多。在这里，欧亚的许多惯术，千百年来岿然不动的那些黄历仿佛失灵了。
此时的华盛顿心里想什么？
他在思考眼下这支军队和政府的关系。
1776年，《独立宣言》一诞生，大陆会议就把军权正式授予了华盛顿。可当时这个纸上的国家并无一兵一卒，华盛顿临危受命，历尽艰辛，从无到有缔造了一支属于“美国”的子弟兵。八年浴血，终将殖民者赶下了大海，使“美国”真正成为一块名符其实的地理。现在，建国者遇到了最棘手的难题：这些战功赫赫、九死一生的将士该怎样安置？何去何从……正义的召唤使他们将身上的布衣竞相换成了军服，可胜利后的美国当务之急是家园建设而非斗争搏杀，无须维持如此庞大的武备……怎么办？如何使军队转化为一支有益于和平与稳定——而不沾带内政色彩的安全力量？欧亚的例子早已证明：由残酷斗争启动并急速旋转起来的澎湃激情，若战后得不到合理的终止，得不到妥善的转移与稀释，那将极为可怕——随时都有被野心家、*者或宗派集团挟持之险。如何定义军队性质和在国家体系中的职能，这是能否避免恶性政治与专制悲剧的最大环节。
于其时的美国而言，真正实施这个理念并不轻松，仍有很长的崎岖。在此问题上，有一个人的态度举足轻重：尊敬的乔治·华盛顿。这位披坚执锐的美利坚军队之父，与军方的关系最胶固最磁实，彼此的感情和信任也最深挚。按一般理解，双方的利益维系无疑最紧密，算得上“唇齿”“皮毛”的共栖关系。国家静静地期待着他的抉择，代表们焦灼的目光也一齐投向将军……
华盛顿显得异常平静，他说：他们该回家了。
这样说的时候，将军一点也没犹豫，但其内心却涨满了刀割般的痛苦和愧疚，要知道，这支刚刚挽救了国家的队伍，尚未得到应有的荣誉和融合犒劳，此时的美国财政一片空白，连军饷都发不出，更不用说安置费退役金了，尤其伤残病员，亦得不到任何抚恤……
如今，却要让他们回家——多么残酷和难以启齿的命令啊。
华盛顿做到了。他能做的，就是以个人在八年浴血中积攒起来的全部威望和信誉，去申请部下的一份谅解。那一天，他步履沉重地迈下礼台，走向排列整齐的方阵，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去实现最后一个军事目标：解散军队！他的目光仔细掠过一排排熟悉的脸，掠过那些随己冲锋陷阵的伤痕躯体，替之整整衣领，掸掸尘土，终于艰难地说：“国家希望你们能回家去……国家没有恶意，但国家没有钱……你们曾是英勇的战士，从今开始，你们要学做一名好公民……你们将永远是国家的榜样……”将军哽咽了，他不再以命令，而是以目光的方式在恳求什么。寂静中，士兵们垂下头，默默流泪。当他们最后一次，以军人的姿势齐唰唰向后转的时候，将军再也忍不住了，他热泪盈眶，赶上去紧紧拥抱部下……没有这些人，就没有“美国”，但为了“美国”，他们必须无言地离去。
一个理念就这样安静地兑现了。从构思到决定，从颁布到履行，自始至终没有吵闹，没有牢骚，更没有什么*和内讧。正直的第一代美国大兵们，就这样循着他们尊敬的统帅指定的“行军路线”，两手空空，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惟一带走的，是将军的祝福。
不愧为世界裁军史上的奇迹。惟华盛顿们才做得到，才想得出，才行得通。
华盛顿也要离开了。他要和部下们一样，开始“学做一个好公民”。
他先把军中行装打成包裹，托人送回故乡费侬山庄，然后去找好友杰弗逊，他们要商量一件大事：战事既已结束，将军理应将战时授予自己的权力归还国家。在华盛顿们看来，此乃再正常不过的道理了，且刻不容缓，应尽快履行。
这种主动弃权的事自古有之，摊在华盛顿身上就更不足怪了，连亲兵都可遣散，拱让军权又算得了什么。奇怪的是，这“紧要”关头竟无人赶来挡驾，竟无臣子们的联名奏本——苦苦哀求明主“以天下社稷为重，万不可弃民而去”云云（不少屡屡心软的大人物不就被“民意”劝回去了吗？）。美国毕竟辽阔，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擅此“成人美事”的忠臣自然也有过，只惜华盛顿耳根子硬，死活听不进去。
近来翻阅一套书，“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美国卷的题目是《我有一个梦想》。蓦然发现“梦想”中竟藏有华盛顿本人的书简一封：“致尼古拉上校书——1782年5月22日寄自新堡”。此信缘于一位保守的老绅士尼古拉上校。独立战争激酣之际，他曾暗地里上书华盛顿，对之从头到脚大大捧颂一番后，再小心翼翼献上一记金点子：望取消共和恢复帝制，由将军本人担任新君……
这是个于“国家安全”业已构成威胁的信号，一个腐朽透顶的馊主意——堪称“精神犯罪”。但此劣迹却在人类史上屡见不鲜，在热衷威权的主子们眼里，倒也不失大功一件：狭义来讲，反映了提案人的忠诚；广义上看，亦可谓一项“民意调查”收获，让主人触到了一份妙不可言的前景，不妨“心中有数”……
谁知，这盘蜜饯竟使华盛顿心情沉重，羞愧不已。如同一位突然被学生贿赂的老师，他感到自责、痛苦，陷入揪心的扪问：我何以使人恶生这样的念头？我究竟曾做错了什么，以至给人落下如此印象？
在这封“尼古拉上校大鉴”的信中，他忧心忡忡疾问道——
“您所说的军队里有的那种思想，使我痛苦异常，自作战以来，没有一件事令我这样受创。我不得不表示深恶痛绝，视为大逆不道。目前我尚能暂守秘密，若再有妄论，定予揭发。我过去所为，究竟何事使人误解至此，以为我会做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诚百思不得其解，如我尚有自知之明，对于您之建议，谁也没我这样感到厌恶……若您仍以国家为念，为自己、为后代，或仍以尊敬我，则务请排除这一谬念，勿再任其流传。”
显然，华盛顿把这位从“后门”爬进来的尼古拉当成了一顶“屎盆子”，厌其臭、恨其秽、怒其不争，捂鼻踹脚，又从“后门”给踢了出去。有这样一段插曲在先，我们即不难理解将军后来的种种表现了。同时也极大震慑了其它欲效颦的“小尼古拉们”。
此时距独立战争结束尚有两年。
在今天的美利坚国会大厦里，有一幅巨制油画，讲述的是二百年前华盛顿正式向国会归还军权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