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欧洲统一的历史进程
（一）欧洲统一的溯源
欧盟之所以有今天并不是偶然的，欧洲具有内在深厚的、相对一致的历史积淀，这种历史的积淀在战后特定的形势下，促发了欧洲统一的进程。同时，欧洲历史上的纷争经历也促使了战后欧洲（主要是西欧）痛定思痛，求同存异，希望通过功能性合作来实现利益的融合以消弭历史的宿怨。
欧洲统一的历史渊源可以归结为：基督教文化、市场经济、民主思想与宪政制度。这三者在战后西欧主要国家（或者说逐步在西欧各国）都一致起来了。正是由于在文化上、经济上和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近似与趋同，才可能造就欧洲统一的可能性。
在欧洲人精神世界中，基督教是一个最具有“普遍精神”色彩的东西。有位学者说：基督教文明在日尔曼一罗马世界充当了“精神领袖”，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人们赖以寄托命运、信仰和期望的神圣化的观念形态，渗透到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里，形成一种“全民性”的崇拜象征。从五世纪到十世纪，基督教文明在欧洲站住了脚，欧洲的几乎所有民族在信仰上实现了“统一”。不仅如此，在中世纪，基督教是欧洲唯一的教育与学术研究的组织者，统一的拉丁文字以及基督教神学教育和经学研究，造就了一种“类”的归属感和文化渊源与传统（当然这种文化的渊源与传统也是经过神学研究者的工作，把欧洲古代文明——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传承下来，尽管这种传承在目的上从最初到最后并不是相同的，最初是为了加强基督教神学的统治力，最后是为了改革神学）。这在几次十字军远征异教徒的战争中表现的相当明显。直到今天，在具有基督教传统的欧洲国家，非基督教徒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另类”的色彩，基督教仍是欧洲国家中各阶层的精神统一的象征，维系着欧洲国家人民的共同信念。这其中基督教义中的互助、诚信、平等与博爱的思想具有信念上的凝聚力，形成了某种教徒间的共同身份感。
最后，基督教的长期盛行甚至造成了欧洲内部一些共同的习俗。
促成欧洲统一的另一个文明因素是欧洲各国相近的市场经济体制。西欧是市场经济发育最早的地区，也是发展相对完善的地区之一。而且这一地区也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地区。现代工业文明下的市场关系造成的经济依存联系着这一地区每一个国家。商品的交换、资金的流动、技术的转移和人口的迁移在工业化的市场关系下构成了一种联系的纽带。在这种联系中需要相对统一的生产、流通、交换等商业规则，需要相对一致的商业与民事法律规范。这种现代的工业文明还造就了西欧人逐步形成一种大体相同的现代商业传统。这种商业文化在从亚当·斯密以后众多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发挥与阐释下变成许多人都认可的一种意识形态，即市场是增进效率、协调利益的“无形之手”，通过这只“无形之手”可以实现和平。并且由于经济交往的需要而建立的交通与通讯设施连接着欧洲各地。这使得欧洲各国必须为了共同的商业便利而加强合作，这就是为什么欧洲是功能性国际组织建立最早的地区。尽管，欧洲历史上也发生过为了经济利益的恶性竞争，但是随着欧洲工业与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欧洲内部要求经济合作愿望一直处于上升过程中。所以，欧洲相同的市场体制在欧洲各国间形成了一个彼此相互联系的网络。
欧盟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欧洲国家已经在民主思想的熏陶下，逐步在各国形成了一种宪政制度。
“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加上“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成为西欧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一套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是从欧洲文明之源古希腊文明中继承下来的，但从近代以来经过欧洲许多思想家的改造与发挥，这种发展了的民主思想又把欧洲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形成了一种彼此认同的社会政治规范。特别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原来的专制法西斯国家被击败之后，在西欧内部的政治体制基本统一，而且逐步扩展到其他地区如比利牛斯半岛等其他地区。一旦这些地区的国家进行了政治体制的变革，也很快加入到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虽然，民主的发展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也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动荡（这一问题详见上一章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第一部分：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建立的历史背景），但是在战后随着各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断成熟，过去那种脆弱民主体制隐藏着的不稳定因素已经再也不可能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掀起大的波澜了。政治上的趋同性为欧洲的统一进程带来了人民同意的社会基础。这种基础连同其他基础（基督教文化的基础和市场体制的基础）大大地促进了欧洲一体化，特别在民主国家内这种基础是促进一体化进程的十分必要的政治前提条件。
所以，在欧洲各国的历史过程中，各有其个性，但在个性中也存在着共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欧洲的统一文明源流，或者叫“欧洲主义”。这种“欧洲主义”学者称之为“认同中有多样”、“多样中有认同”。其实，欧洲自己的思想家早已认识到这种欧洲主义的特征，卢梭曾经就描绘过欧洲文明的统一性：
君主们通过血缘纽带、商业、艺术和殖民地而结合起来。通讯由于无数从一国蜿蜒到另一国的河流而变得容易。与生俱来的对变化的热爱促使她的居民不断地旅游……印刷术的发明和共同喜好的字母已经使它们有了共同的知识基础和共同的精神追求。最后，她的国家的数量和面积狭小、渴望奢华和气候的极其多样性……使它们变得彼此都是必须的。所有这些原因合起来创造了欧洲……一个纯粹想象出来的除了名字之外没有共同之处的民族集合体，但却是一个真正的宗教和道德规范，具有自己的习俗甚至是法律的共同体……
但在现在，这种欧洲结合的纽带的主角是共和制国家，而不是君主，不是血缘关系而是市场关系，地理与市场狭小的欧洲国家在世界性政治经济竞争中变得更加彼此必须。
正是由于欧洲的这些共性，从中世纪开始，欧洲的思想家就不断提出统一欧洲的设想。这些人物有彼埃尔一杜布依斯、但丁、克律塞、圣一彼埃尔、潘恩、卢梭、康德、孔斯当（Constant）、比舍（Buchez）、勒南（Renan）、焦贝蒂（Gioge Rti）、马志尼、库登霍夫一卡勒基（Coudenhove-Kalergi Richard）、霍布森等等，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欧洲文化与思想名人都是欧洲联合的支持者与倡导者。
然而，这些设想由于各种因素没有得到实现。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内部的纷争加剧，恶性的经济竞争与政治竞争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其间的经济大萧条，剧烈的社会动荡与战争破坏了欧洲原来的联系纽带，造成了巨大的物质与人员的损失。消除主权与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走向永久的和平成为欧洲人的愿望。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期间和之后，欧洲就一再有人提起欧洲统一的话题，各种欧洲统一的观点层出不穷，发起所谓的泛欧运动与欧洲联合运动。这期间较有影响的欧洲统一的观点就是联邦主义与功能主义。
以联邦的方式或功能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欧洲的统一，是近代以来欧洲一直争论的两种统一的途径。卢梭、康德之流都是联邦主义论者的早期著名的思想代表人物。到了二战期间和以后，在欧洲国家中一些抵抗运动组织中，联邦主义论点颇为盛行。联邦主义者以美国联邦体制为范本，要求欧洲国家放弃一定的主权，把这部分权力让渡给一个“拥有真正权力的欧洲政府”，这种政府类似于美利坚合众国。但当时欧洲的联邦主义者中，也有一部分人属于联邦主义的保守派（或称邦联主义者），他们主张欧洲的统一应该以英联邦为模式，是国家松散的合作与联合，保留相对多的主权。当时的邱吉尔也是联邦主义思想的倡导者，但他是保守派，尽管他提出过联邦主义的欧洲统一设想，但这种设想是以英联邦体制为蓝本的。1940年邱吉尔提出过建立“英法联邦”的设想。1946年邱吉尔在瑞士苏黎士发表题为“欧洲的悲剧”的演说，提出近几年的欧洲的悲剧在于欧洲国家间的分裂与对立，要避免这种悲剧的再次出现，欧洲大陆就必须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类似欧洲合众国的东西，实现这一点首先要建立一个欧洲委员会，但目前最迫切的是两个主要国家法德应该摒弃前嫌，实现和解。战后初期的欧洲运动中，联邦主义的最大成果是召开著名的“欧洲大会”和建立了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
功能主义的合作在19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开始，但功能主义思想的早期主要阐述者是戴维·米特拉尼（David Mitrany）。米特拉尼在1943年出版的《一种有效的和平体系：一种国际组织功能性发展的观点》（A Working Peace System： An Argument For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intemational organization）是功能主义理论的最早阐释。在这本书中，米特拉尼呼吁建立一种新全球安排以满足人们尚不满意的对经济和社会福利的需求，他认为正是这种不满足导致了国际间的冲突。米氏认为单个国家常常也是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国家如果必须要满足这种需求，就必须建立为此目的的新机构，在这些新的机构中。各国对全球需求的反应将是相对同时的，它可以把那些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确定它们的共同之处和多大程度是共同的。这种新的机构当时并没有具体化，但米氏对这种新机构的是持乐观态度的，认为人们有能力认识到他们的功能性需要，并能组织起来有效地满足这些需要。在战后的欧洲运动中，功能主义是比邦联主义更为保守，但也是更为实际的思想。功能主义者希望联合，但知道欧洲联合存在着的最大障碍是主权，在不触动敏感的政治主权前提下，欧洲在各国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先行联合，联合的组织形式中不确定谁拥有最高权力，只要能促进共同的利益就行。然后，通过“溢出效应”（spiover Effect）或“滚雪球效应”（snowballing Effect）实现更大的联合，逐步实现一体化。这种思想在联邦主义道路无法继续前进时，却给一些原来属于联邦主义者的人一定的启示，欧盟的最早前身欧洲煤钢共同体正是这种功能主义思想的产物。
战后法德的关系是欧洲和平与统一的关键，但由于历史的宿怨，长期以来法国对德国强大的经济潜能抱有很大的戒心，法国十分担心德国的经济复兴对法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的影响。
但是，法国肢解德国的政策得不到英美的支持，因为冷战的开始已经使得美英领导人感到了复兴德国经济与重新武装德国的必要性；并且法国如果坚持压制德国的政策，在法国政界与国外已经有人担心会重犯一战后不平等地对待战败的德国的错误，因此，法国已经看到德国的战后复兴不可避免，必须赶在德国复兴之前，采取某种新方式消除德国对法国未来的威胁。而德国战后希望盟国能够放松对德国的管制，重获主权，重返欧洲舞台，这一愿望又取决于法国对德国的良好态度。在战后欧洲的统一运动影响下，战后首任西德总理阿登纳曾在会见美国记者时，建议德法全面合并，但这一倡议由于一部分法国人担心，这会建立一个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而遭拒绝。后来被称为“欧洲之父”一让·莫内却抱着务实的功能主义思想来看待阿登纳的建议，希望首先两国从具体的问题着手来实现法德的和解，进而实现欧洲的统一。而当时双方的矛盾焦点就是鲁尔与萨尔问题，即煤与钢的问题。为了打破法德在战后的关系僵局，莫内正是从这个在他认为是误会最多、矛盾最大、又最容易犯错误的地方人手来实现法德的和解。莫内希望通过把两国最基础的煤钢工业（同时也包括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煤钢工业）合并到一起，由一个高级的机构来管理，来实现法德的和解，为未来的欧洲联邦打下基础，最终实现永久的和平。莫内的这一设想后来写成报告，以“舒曼计划”的名义于1950年5月9日交到了德国总理阿登纳手中。它得到阿登纳的迅速而积极的回应。这样，一个后来影响世界的欧洲统一进程就开始了。
（二）从煤钢共同体到欧洲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