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杯换盏，划拳猜令，呕物狼藉，残羹剩炙……确属中国生态的一大标志景观。不仅官场，百姓间的私人交往亦如此，只是消费价码略低而已。从团体名义的工作招待，到民间身份的婚丧嫁娶、节庆朋聚，哪个少得了觥筹交错、杯光筷影？哪级行政没有自己的“接待中心”？哪家单位的账本没有一笔“招待费”？情谊、关系、面子、买卖、批文、贷款……尽可以吃出来、喝出来。中国人的生命豪迈、能量、谋略、胆魄和激情，似乎唯在举杯撞盏的刹那才石破天惊地迸溅出来，似乎只有在酒精的升腾中方可抵达人生的沸点。西方也有腐败，也有不正当交易，但大都远离饭局，即便生活小聚，也风格简易。
早几年媒体披露：有北京和广东的商人比阔，曾一掷数十万元订一桌酒席，直至店家举不动价牌为止……这种石崇斗富的奇观让人咋舌，更令人不解的是，此即事业成功、人生辉煌的标志？
这种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烧钱，相信绝不会发生在洛克菲勒们的身上。事实上，西方那些比我们阔得多的富人，常常过着一种朴素、节制的生活，其人生业绩主要投注在创造财富和纳税额上，同时，还要把很大部分资财转移到别人身上，比如高额的收入税、遗产税，比如无偿地捐赠教会、资助公益、设立基金等。据几年前一份统计，美国每年的社会捐赠，大约有1400亿美元以上，光慈善基金会就有300多家，而每个基金会的经费，动辄几十亿。正像有人指出的：“美国人无疑在权利观念上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但在道德观念上恐怕是最典型的‘公共主义’者。”（袁伟时《路标与灵魂的拷问》）据国际组织“世界价值调查”1990年的统计，82%的美国人至少为一个（平均2.4个）公益机构提供志愿服务，这个比例在德国为68%，加拿大为65%……
何以如此呢？除了基督教的平等、博爱、出让等精神教导外，更与公民社会对权利与义务的理解、自觉承担与共享意识有关，与其价值文化中的某种超功利目标有关，与其对社会的满意程度、生命体验的审美方向有关。
事实上，中国人的生态欲望一直呈两股奇怪的情状：一方面是健康欲望的萎缩、正常理想的遭冷漠和受抑制，比如婚姻、性、言论表达、个体选择、自由意志等；另一面却是不合理需求、畸形欲望的膨胀与张扬，比如饮食，西方提倡的是营养，注重的是环保和资源有限性，主张一种节约型、适度型、便捷型的餐饮方式，原则上“够用”即可，像自助餐和分餐制，决不剩余和浪费；而国人重视的乃花样繁式、规格排场，内容上更讲究山珍海味、野馐奇料——吃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吃、吃什么，吃不仅满足生理之需，更折射着主人的炫耀心理和社会欲望；胃，兼具“大脑”和“脸面”的特殊功能。
东西方的食量和食谱差异，绝非饮食文化的“单调”与“丰富”所能厘清，只能从价值观、生命信仰和审美气质上去检索。
仔细打量即发现：中国人的情感联络方式和权力腐败形态，差不多全是物质型的。像“一年白酒消费逾西湖水量”“一年公款吞掉几艘航母”之类的事实，即典型的腹欲成果。所以，反吃喝也成了反腐败的要紧事，“清正廉洁”这块匾要从官员的嘴里、胃里往外掏。不过，反吃喝也反出了些啼笑皆非：一位省领导到县区视察，嫌酒宴奢华，勒令换自助餐，可小县根本没这洋玩意，于是趁首长畅谈“廉政须从管嘴做起”的当儿，县令急忙警车开道，远赴百里外的市区大饭店调餐具和厨师……已备酒宴呢？好办，全泼进了猪槽。这等事以西方人的智商恐怕要给弄傻的。
中国人，你为何只想到吃？为何对自己的胃那么眷顾，于头脑却漠不关心？想想“四大发明”之火药，到头来也只填了烟花竹筒，指南的磁勺也只排遣了后宫的寂寞；想想100年前，大清朝算见过世面的李鸿章中堂，竟也二话不说将英国公使送的名犬派进了厨房……
或许，我们的生命实在太“生理”了，实在缺乏更远阔的审美想象，视野唯碗口大小，眼光也只有筷子长度。或许，什么时候，中国人把气胀淤滞的胃给疏通好了，神智才有望变得健朗而清明，人文现代化才真正启蒙罢。
毋庸讳言，国人的欲望结构和消费形态皆严重地“物理化”“珠算化”，生命品格中罕见更纯净的精神审美和超功利目标。口腹之嗜，暴露的是人生的物质化崇尚（食，不过是拜物之浮表形式），或许可谓之“生理人生”“物理人生”“算术人生”。而这，与是否“温饱”“小康”并无决定性因果：一个人潦倒时，对金钱与食物无比吝惜和疯狂追逐，而发迹后，其挥霍与炫耀方式同样沿袭对物的眷恋和迷信——贫态呈现的是“拜物”，富态彰显的也是“拜物”。在这样的生态文化中，不知不觉，人的成功标志即对物和权的占有程度（权，也是一种物化能量，一种控物能力）。
生命注意力、精神重心、人生面貌皆全方位地物化，为什么？
恐怕与现代理性和宗教精神的匮乏都有关。我们的宗教资源向来稀薄，更缺乏健康而整齐的现代理性系统。而一个族群，一旦少了宗教意绪和理性规范，少了对生灵的普遍尊重和对自然的审美习惯，物质嗜性便失去了牵制，欲望失去了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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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自然和饮食的态度上，西方人能做到谦卑与节制，一方面源于现代理性和生命美学的熏陶，另方面得力于传统的宗教关怀意识。
从社会思潮的变迁看，19世纪以降，随着工业革命、进化论、生产力主义的高涨，西方文化继“人本”之后大肆流布起了“人类中心论”（对大自然来说，“中心论”即人类集体的利己主义），它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在刺激人类物质生活和工具生活的同时，也深深影响着社会的灵魂结构。“自然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种生命形式威胁着这么多别的生命形式。”（霍·罗尔斯顿）。
但20世纪以来，在目睹了一系列生态灾难后，“胜天”的狂妄受到了质疑，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过分强调自然对人类的使用价值，不仅伦理上不公，且意味着一种可怕的价值误区：“中心论”试图将人从自然家族中分离出来，并奋力推向高端和孤境的行为，很可能是自欺与虚妄。大自然有其天然的能量系统和生态法则，任何部位的劳损和物类的受伤都能引发全身的溃变，人类其实什么都战胜不了，每次所谓的“征服”，都是对自身的重创和削弱，都是自虐行为。于是，西方理性开始了对工业时代和物质主义的反思，抗议物对生活的压迫、工具对人的异化，并生长出了一支新的精神资源：大地伦理。
“任何事物，只要趋向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它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奥·利奥波德《大地伦理》）。这意味着，人的精神触角已不再仅从族群内部系统寻找和确立价值准则，它突破了“人本”界碑，向平等的万物秩序挺进——由此推翻了以“人”为尺度的传统判断模式，使生态学变成了一种最广泛的自然伦理学、一种富有“宗教感”的博爱式信仰。20世纪中叶以来，各种生态机构、绿色组织、环境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生出，正是这一伦理的诉求体现。
而迟迟才步入工业时代的中国，只顾埋头享受生产力带来的初级实惠，只顾惊羡技术的威力，并未顾及西方这场润物细无声的价值变奏。
更须重视的是，“大地伦理”在西方的深入人心，并非仅是理性反思的结果，亦非仅人类自保心理和“利害相较”所致，起主导作用的，仍是西方文化中最具根脉意义的宗教精神。
“大地伦理”的守护神即宗教伦理。宗教是一种类似儿童、妇女和老人的智慧，她教人懂得敬畏、感激与体恤，小心翼翼善待一切，尤其弱势对象。无论基督教还是佛教，其精神都有一个共核：倡导物种平等和最低消费原则，倡导生命间的关爱、承让和能量转化，倡导对欲求的节制，倡导万物和睦……这些恰好构成了对物质主义、人本消费主义的一种文化抵御。“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能起保障社会的作用，甚至使罪人得到改造，那就唯有反映在人的良心中的基督法则。”（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也说：“多数人的不幸并非他们过于软弱，而是过于强大——过于强大，乃至不能注意到上帝。”
今日西方，历经几世纪的改革和文明洗刷，基督教逐渐疏远了它古老威权的全能性和世俗性，实现了从权力形态向纯粹精神形态——从“实体”的历史格式向“意绪”的心灵格式之转化，其教义也从冷酷的“原罪”和“禁欲”走向对健康人性、公共美德和心灵秩序的诉求上来。借助它，人们更多地完成着一种对善恶的最高确认，对理想人格的寻找与塑造。由于世俗性的减弱，“上帝”概念不再发挥工具意义上的历史作用，它愈来愈变成一种精神角色，一种神性光芒下的人文关照，一种重视生命、呵护灵魂的福音与能量……这是一个从严厉走向温存、从苛刻走向宽容、从威慑走向抚爱的历程。
正由于基督教的这种变迁，她才与现代生命美学构成了和谐的“经纬”关系，共同编织着今日西方的道德文化和生命伦理。神性，有力地弥补了知识理性在灵魂事务上的不足。
或许有问：即使没有宗教，单靠法律、制度、教育等理性能量，就维系不了一个和谐的生态社会吗？
前景不乐观。比如在动物保护、减排治污、严禁滥伐和过度开发上，虽然我们在舆论和监管上使出了浑身解数，却收效甚微。无论科学游说还是严厉制裁，似乎都难遏制人的贪婪。
科学是崇尚实用的，其使命乃维护人的主体利益和开发更多的使用价值，不仅未从根本上动摇“人本”功利，甚至还夯固了它；而法律更为“人本”产物，是人与人协商的结果，既属人工契约，那人就有可能随时篡改和弃用它。在社会约束力上，唯一超越科学和法律的即信仰了，尤其宗教信仰。宗教是人对神（宇宙意志）谛听的结果，反映的是最原始的心灵契约和精神秩序，它传达的并非人群意志，而是神之律令，其尊严乃天然的，无须人工假设或求证。与宗教相比，法律和制度都不具永恒性，只有历史性、地域性和集团性，它们的权威与号召力远逊于宗教。一个人可不承认、不服从法律，但他很难不敬畏宗教的善恶观，不向心目中的“神”俯首。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宗教资源丰裕的国家，对自然的保护，明显优于无神论国家（无论其生产力多么发达），比如日本，其现代理性和公民文化不可谓不发达，但因缺乏宗教伦理资源，其国民精神中的实用倾向非常大，近来在“捕鲸”问题上表现出的自私令世界震惊。
和法律对手脚的约束性不同，宗教伦理的力量在“心”，它作用于灵魂和精神系统。事实提醒我们：唯有在信仰和心灵的意义上，才能真正实现“大地伦理”，改善我们的地球和地球上的我们。
现在，尽管绿色概念已深入人心，可细察便发现，我们对“绿”的所有主张和陈述，都停留在对“利弊”“祸福”的分析与权衡上，比如蔬菜是否残留农药、装饰材料是否对人体有害、吃野生动物是否会染病……说到底，这不过是在做一道如何“利己”的算术题和选择题。也就是说，我们的环保价值观无不以“担心伤己”为心理驱动、以“利害”口吻暗示眼前的危险，同时，我们的行动也源于对“损失”的恐惧：比如急急护林，是因扑面而来的沙尘暴；比如呼吁保护某类植物，理由是它含有某治病成分……可问题是，一旦排除了这种利弊嫌疑，我们将凭何依据来确定对事物的态度？
不难料，若以这种“人类中心论”来确定保护名单和紧迫性，非但对真正的保护起不到决定作用，甚至有害：因为人常常会据眼前之需和实惠大小，在保护范围、程度、排名和缓急上拟定一种“性价比”，会通过精明计算在实用性上做筛选，从而很容易找到一种更服务眼前和地方的托词，最终放弃远大承诺。比如，在建一座水电站和保护一种鱼类之间，决策者会选择前者——并非鱼类不重要，而是大坝“更重要”，更直接地服务当下。
说到底，我们并没有把“大地伦理”纳入日常信仰，很多所谓的保护不过是变相自恋而已。从这个角度讲，某种保护与某种虐杀并无质别，双方来自同一个“源”——自保和利己原则。
而在西方，这种机会主义价值观，早已引起了伦理和精神的不满。自然哲学家霍·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说：“我们通常关心的不是受威胁的物种，而是受威胁的人类未来……从人类中心论出发寻找保护物种的理由，本质上带有一种剥削性，尽管这种剥削很微妙……人类把其他所有物种都视为铆钉、资源、研究材料或供人娱乐的东西，这就是一种剥削了。仅仅出于对人类利益的考虑而认定物种有无价值，就像一个国家从利益角度论证其外交政策。”“人们已经学会了一些物种内的利他主义，现在的挑战是学会物种间的利他主义。挽救物种的功利理由，对于制定政策很有用，可我们就不能揭示出最好的理由，就不能弄清人类义务的全部范围吗？”
是啊，虽然我们发明了“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利他伦理，可这只是被鼓励在人类集团内部上演的故事，于人之外的物种毫无意义。人们——哪怕俗称高尚的人，也往往只留意对同类的道德，对内部成员所负的责任，却完全忽视了对大地、万物、宇宙的道德和责任……而“大地伦理”的美德在于：它把“责任”探出了人类边界——试图将人类义务的“全部范围”搞清楚！
在对待自然上，若不能摆脱“利己”的欲望纠缠，若没有类似宗教那样的虔敬态度和终极信仰，无论我们理性知识上再发达，也只能算临时和保守处理了人与外界的一种短期关系——一种机会主义的“实用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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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一直深藏着一种执拗的实用和拜物情结。随着儒学的权力化与道家的世俗化，国人的生存精神中愈发缺少一种超功利的、对抗物质人生和私己性的基因。从古典的经世致用到现当代“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实践，从政治生产力到技术生产力，无非对物质主义的一次次阐发。
和欧美相比，中国更多的是政治话语和世俗的物用精神。基督教虽在近代影响中国，但1870年的天津教案与义和团灭洋运动，都验明着国人对上帝的误解和恐惧。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却是以炼丹、采补、房术、画符掐诀为工具，以养寿延年、滋欲纵乐为取向……这种超强的自恋和利己与世界宗教精神已相去甚远。而先民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始终也未发育成一种普世的生存精神，渗入国人的日常细胞和骨髓中去，顶多作为一种价值幻象，成了少数士人淡漠世嚣的文化掩体。
20世纪，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对宗教残留及传统文化的猛烈扫荡，国人在世俗精神的路上就再也没障碍了。代之而起的政治伦理，脆弱性显而易见，“唯物论”“斗争说”非但不抵御实用主义，反而本质上更怂恿物质精神，鼓励向万物宣战。所以，一旦商业大潮涌至、生产力号角吹响，中国的“俗世”底子立刻敞裸无遗，毫无精神植被的覆盖。一个几乎什么都不信、拼命求实唯物的群体，还有什么禁忌和敬畏呢？上不封顶、下无底限，肆无忌惮、海阔天空的“通吃”即成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