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南北朝时《敕勒歌》里对西北戈壁大漠形象的描述。
一望无际的大漠上，有时是烈日当空，沙尘蔽日；有时是狂风怒吼，风雪交加。黎明时分，在这荒漠之上，由人和牲口组成的队伍，犹如庞大而又渺小的蚁群，一直向前延伸，从头到尾望不见踪影——修筑援华国际“大通道”的队伍，按照各自的分工，疾速地移动在兰州到霍尔果斯几千公里的土地上。
兰州——酒泉——安西——哈密——迪化——伊犁——霍尔果斯——中亚这条通道，虽在汉代以来就是中国通往西域“丝绸之路”的一条主要通道，但它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公路。在茫茫荒漠之中，有的地方所谓的“路”，其实只是一道被牲口和人践踏过的痕迹；有的路段，其实只是一头骆驼可以行走的羊肠小道。按照中苏协议，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武器及军事物资，已经紧急向中苏边境古城阿拉木图集中，再从那里通过霍尔果斯口岸进入中国——可，从中国边境通往内地的物资运输怎么办呢？
这就需要打通一条从霍尔果斯到兰州的公路。
前面讲过，自杨杰等人的西北之行，与盛世才、马步青等地方军阀达成打通“西北国际大通道”的共识之后，新疆和甘肃等地立即紧急行动起来，全力投入到公路修建之中——但，自古以来这人和骆驼行走的路径，要在二三十天内将其改造为载重卡车可以通过的公路，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作者1990年代在酒泉、哈密等地参加武器试验时，曾在当地做过实地采访，那里的老人们每当回忆起当年修路时的情形，没有一个不感慨唏嘘！
“那时，新疆人、甘肃人，以及其它地方赶来支援的人，为修筑连接苏联那条公路，修得简直是发了疯！修路的队伍延绵了几千公里，仅从新疆霍尔果斯到到果子沟沿线，就有7万多修路筑路的人；在迪化——达坂城——吐鲁番一线，就有10万多修路军人和民工；从鄯善——哈密——星星峡，也有9万多人参加修路大会战，加上其它路段的修路的人，单是在新疆境内，参加修路的各族群众，加上军人，至少在50万人以上！”
这对地广人稀的新疆和甘肃地区来说，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壮举。有的村寨或部落，除了老弱病残，是全部出动；有的人家，是全家上阵。参加修路的民工听到政府号召修路的消息，几乎在一天之中就全部集中到了工地，而且都是自带工具，自带干粮，自带衣被。一来到工地，人们按照分工，立即就甩开膀子干了起来，根本不存在什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说。在修路工地上，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人们24小时都在轮班干活。饿了，吃几口自带的窝窝头或几把炒面；渴了，喝几口由牲口从远处驮来的凉水；困了，裹一件破皮袄在沙窝子里打个盹。而且，所有参加修路的人都没有工钱，全是义务劳动。在“修好机场修好路，我们不当亡国奴；不怕流血和流汗，一切都是为前线”的口号鼓动下，大家群情激奋，都心甘情愿、舍身亡命地干着属于自己的工作！
没有国就没有家，这是祖先们告诉他的子孙一条基本的生存道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也是祖先们告诉子孙的一条基本的行为准则——所以，在历史上，每当在遭受外族入侵的关键时刻，中华各族人民都会爆发出惊人的凝聚力，显现出空前的大团结。
在修路大军中，有着一道道独特的风景线。
从霍尔果斯到古城惠远沿线，到处都可以看到修路的锡伯族人。他们无论精壮汉子，还是妇女儿童，全都上了工地，就连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也都赤膊上阵，日夜奋战在修路工地上。这些锡伯人，他们是在200多年前，受乾隆皇帝派遣，携家带口从盛京沈阳来到新疆伊犁一带戌边的。当时，有2万多名锡伯族官兵从沈阳出发，由于路途遥远艰难，一路连病带饿受冻，到达新疆时只剩下不到4000人。当时，乾隆皇帝答应他们的祖先“70年后准予回乡”，可3个70年过去了，他们依然在边远荒凉的西部边疆繁衍生息。
当日本人侵占他们老家东北的消息传来，这些世代习武的锡伯人义愤填膺同仇敌忾，都想上战场去跟这些强盗拼个你死我活，渴望早日将日本人赶出东北。而今，正在他们因路途遥远报国无门时，现在听说修路是为了打垮日本人，整个族群无论男女老少都激动起来，不到1.3万人的族群，竟然一下就有8000多人义务前来参加修路。没有参加修路的老人儿童，就自动赶着骆驼和牛车，帮助工地送水送粮送材料——这个族群世代传承下来的爱国精神，在这个时刻得到最完美的体现。
伊犁的“果子沟”，在这个号称“死亡之谷”的地方，有1.2万多名哈萨克族人加入到修路工程之中。他们按照历史上形成的部落结构，组成了6支修路队伍。在这险象环生的“死亡之谷”里，为了显示自己部落的强大和团结，显示自己部落无畏和牺牲精神，部落的首领们往往为了争取到最难、最险的修路地段而互不相让，时常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为了平息纷争，他们有时只好采取“抽签”方式来决定哪个部落修哪条路段。道路通车后，各个部落还成立了义务护路队，无论是烈日当空，还是风雪交加，随时都在对自己修建的路段进行维修和护理。
在玛纳斯、达坂城、哈密、星星峡等路段的修路大军中，还有不少成建制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他们原本是转战白山黑水的将士，被日本人打败后有组织地撤退到了苏联境内。1932年冬天，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穿越西伯利亚回到祖国新疆。这些部队回到新疆后，立即就想重返前线继续与日寇拼杀。可不知蒋介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竟然命令这些部队“不许入关，就地安置”。就这样，使他们不得不在远离前线万里之遥的地方安营扎寨。当他们得知要打通“抗日西北大通道”的消息后，这些连做梦都在同鬼子拼命的东北军将士，他们立即主动请缨参加修路工程。有的部队从团长到普通士兵，人人都写了血书请求参战——憋屈在后方不能上前线的将士们，他们把重返抗日战场的心愿，将来回到东北老家的希望，都寄托在打通“西北国际大通道”之上。
新疆的老人们回忆道：“那些东北军人真不愧是一支能打恶仗的队伍。从迪化向东30多公里的干沟，以及达坂城附近的‘百里风区’，这些非常艰苦的施工地段，就是这些东北军人打通的。在一些险峻狭窄的路段，也是由这些军人担任工兵，承担起炸山开路的任务。由于作业工具简陋，加之通讯条件有限，仅在‘工兵队’里，就有30多人在爆破作业中被炸身亡。他们没死在同日本人血战的沙场上，却牺牲在修路的作业中。”
就这样，西北人民憋着一口打垮日本人的豪气和勇气，靠着简陋的施工工具，靠着土炸药开山放炮，靠着手挖肩扛车运，在短短的时间里，硬是在人迹罕至的西北边疆开出一条汽车勉强能行走的公路来。
在茫茫戈壁上，几千公里道路修筑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但说来有意思的是，当1937年10月，苏联赠送给中国的第一批500辆吉斯5型卡车，从新疆古驿道进入甘肃，经过安西、玉门、嘉峪关、酒泉、武威、河口到兰州时，这条公路才刚刚具备雏形，许多路段根本还未动工，但为了前线急需，苏联人的500辆大卡车，装载着援华的数千吨汽油，硬是在这没有路的古驿道上，压出了一条大道来——这就是后来甘新公路的雏形。
就这样，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前几年，在古来只有骆驼行走的丝绸之路上，日夜奔跑着苏联载着军火的大卡车；在只有秃鹫和鹰隼盘旋的茫茫戈壁上空，不间断地飞翔着巨大的军用运输机。这些汽车和飞机，为前线源源不断地运去军火和物资，支撑着中国人民进行着艰难的抗战——这，就是著名的“西北国际援华大通道”。
在这里需要多交代几句的是：这条“西北国际大通道”的开通，不但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同时在客观上也帮了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大忙。1936年6月26日，在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第13天，在川西北夹金山下的“两河口会议”上，中共中央取得的重要决议就是“必须尽快在西北寻求落脚点，打通国际通道，取得苏联的策应和支持。”
30年后的1965年，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他的外国朋友安德烈·马尔罗斯时还指出：“当时向西北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可能与苏联接上联系，打通苏联援助的通道，没有别的选择。”此时已经定居加拿大多伦多的张国焘也颇有感触地回应道：“不是张学良、杨虎城救了共产党，是苏联援华的西北国际大通道壮大了共产党，没有西安事变，西路军也会占领宁夏或者进入新疆，共产党也会在西北立足，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
当然，此是后话了，恕作者简单略过，还是让我们回到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抢运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