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小孟来找我的时候，已是黄昏。在这个偏僻的学校呆了半年年多时间，一看见小孟从校门口进来，我们同学时那种狂欢的感觉就呼啸而来。我对学生说：“你们上自习。”我出了教室，看到小孟的影子像一截木棍，一移一大截，越来越长，然后他走到我跟前。他的个子还是那么矮，脸很黑，打架断了的鼻梁上伤痕还在，日子仿佛一下就倒回去了。我来到这个学校，好多朋友说来找我，但只有小孟来了。我领他进了宿舍，让他自己倒水。返回教室把剩下的半个自习上完。回了宿舍，小孟正躺在我的床上翻一本杂志。我让他等着。去了小卖部，只有火腿肠和泛着冰碴子的猪头肉。两样都买了些，又买了两瓶高粱白。回去后，小孟在窗玻璃前逗一个学生，看见我回来，那个学生跑了。满满炖了一大锅粉条和白菜，故意多扔了几个辣椒，我们就喝开了。很多人说要来看我，但只有小孟来了。我们两个用茶缸喝，每人一茶缸，一瓶酒就没了。说到学校生活，说到我们的同学，还有那个爱哭的老师，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回忆，粉条热乎乎的烫嘴烫嘴，吃着吃着，我们像涮锅一样把猪头肉放进汤里沾着吃。我说，真过瘾。小孟说，真他妈过瘾，再放点辣椒。我放上辣椒把锅放火上继续煮。
冬天的黄昏短的像胖人的脖子，很快天就黑了。小孟不时朝窗外看看，我催他喝酒。小孟说：“你呆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多闷，和社会一点也不接触，我带你去开开眼界。现在的社会和我们在学校时理解的根本不一样。你应该学会跑关系、送礼，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我一直不相信小孟能干出大事来，尽管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而且他干不成大事一点儿也不妨碍我们的友谊。可是今天小孟不住说他那套理论，我听着很烦，比我来这么个地方工作也感到烦。我们争执了起来，但争执了几句，我觉得很没必要，毕竟小孟是大老远跑来看我的，而且来了也不是为了和我争执的，他这样说也是为我好。我便不再说话，只是劝他喝酒。
喝完一瓶的时候，我有些犹豫。因为我的头已经有些晕。我的酒量一直难以琢磨，有时一瓶不倒，有时三两就吐。但小孟没有犹豫，他从我手里接过酒瓶，筷子一用劲，瓶塞就开了，又是每人满满一大缸。这次酒下的很快，也许是刚才的谈话我们还有些不快，也许是刚才的酒精发挥了作用，两人喝水似的大口大口喝着酒，没几下，一瓶酒又完了。小孟摇摇晃晃站起来，说：“我要走。”我说：“你不能走，天这么晚了，又喝了这么多酒。”小孟说：“你们这儿有没有旅店呢？”我心里有些不快，说：“这么小的村子哪有旅店啊，咱们睡一被子不就得了。”小孟说：“我打呼噜”。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些扭捏和害羞，和他平时那种咋咋乎乎的样子一点也不一样。我与原来以为是什么事情，就是因为打呼噜。我拖住他不让走，他也不再坚持。
两个人都喝的有些多，很快就睡着了。睡着睡着，我的胃难受的不行，要吐。赶忙趴起来，吐了之后，我听到小孟的呼噜声，排山倒海，像一支雄壮的军队，我不知道他那么小个子，这么大声音是怎样发出来的？我试着睡着，但他的呼噜声特别有穿透力，直往耳朵里钻。钻进去和酒精一起折磨我。我只好推了推他，他翻个身，没声音了。我的头很晕，声音一不响，我就睡着了。但是睡着，过一会儿又难受，又起来吐，又听到小孟的呼噜声，还是上次那样，我推了他，才又睡着。那天晚上，我起来吐了好几次，吐着吐着后来肚子里没有东西了，吐绿绿的胆汁，嘴里发苦。每次醒来，小孟都在打他那惊天动地的呼噜。后来肚子里没东西了，但胃里难受，以前这种情况，都是干吐，或者用手伸进喉咙里帮着吐。今天小孟的呼噜好像催吐剂，一站到脸盆前，听着他的呼噜就不由自主吐出来。
奇怪的是，整个晚上，小孟都没有醒来。我想打那么一整晚呼噜，得费多大力气。但第二天，只看到小孟酒喝多后身体虚弱的样子，而没有打了一晚呼噜费了大力气疲倦的样子。
第二天，小孟刚一睁开眼睛，就睡眼朦胧地说：“我要走了。”“急啥？吃了饭再走。”“不了，你有钱吗？”小孟还是一幅没睡醒的样子，仿佛毫不经意地说出这句话。我掏出口袋，只有五十块八毛钱了。小孟从我手中把那张五十的拿上，说：“能再帮我借点吗？”我为难地说：“我和学生家长都不熟呀，要不你再问问别的同学。”小孟说：“那我走了。”我把他送出校门，看着他的影子越来越短，爬过一个土坡就不见了。
小孟走后，我只剩下的八毛钱。为以后的日子发愁。
正好端午节到了，几乎每个学生都给我送来了粽子，堆了满满一笼屉。我每天吃粽子，吃的现在想到粽子胃就不舒服。吃粽子的时候，我想小孟的呼噜又去惊扰谁了？
B、
几年之后，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了县机关工作，仍然是一位小角色，用小孟以前的那些话说，还是社会和你理解的根本不一样，你应该学会跑关系、送礼。这时我心里承认他的话有道理，但我还是会和他争执。我心里向往的生活是北京的世界，那里可以直接看春节文艺晚会的现场直播，有一大批文艺青年在三里屯酒吧出没，好多都是70后，有沈浩波、尹丽川等牛逼的人，还有臧天朔发现斯琴格日乐的男孩女孩酒吧。那个时代，她们是我眼中的神，我开始写小说，我经常想像神秘的尹丽川是什么模样。山西电视台有一个早间MTV音乐节目，我每天都会坐一个小板凳上看，一有斯琴格日乐的演出就特别兴奋。她总是抱一把吉他，在草原上唱嘹亮的歌。我想假如斯琴格日乐比我大十岁、二十岁，我也愿意娶她。那时候，自己有的唯一财富好像就是年轻。
一次，听说县里一位领导因为打呼噜，要去北京做手术。我惊讶不已。打呼噜也要做手术？他走了之后，很多人去探望他。有好多是矿老板，还有他分管单位的局长，听说他的秘书也要去，我让他一定要去三里屯酒吧看看。
他回来之后说，三里屯酒吧到处都是小姐。他们去门口看了看，进去坐下看表演要三百快钱，没有去。矿老板请他们去了天上人间，那是北京最高档的地方。
我心里有些淡淡的惆怅，他看到的三里屯酒吧和我想像的根本不一样，我不知道他真的去了没有。但他说，领导做了手术之后打呼噜彻底治好了。
C、
因为工作原因，有时候领导让我陪一些客人。
一次从北京来了三个客人，两男一女，想去五台山玩。我们领导给五台县的领导打了招呼，说这是他非常重要的朋友，让对方一定要招呼好。让我和司机陪着他们去。快到五台县的时候，给对方打电话，对方问我们领导来了没有？我说：“没有，领导今天要开会。”他说：“既然客人重要，为什么不亲自来陪。”有些不高兴。他问清人数、车号、性别，给我们安排好了宾馆，没有亲自出面。
这三个客人中那个女的长的胖乎乎的，很年轻，也比较漂亮，说话声音很嗲。两个男的一个据说是画家，留着长长的分头，另一个个子很高，长相却猥琐。对方给我们安排了三个标间，那两个男的一间，我和司机一间，女的一间。
那个个子高的却不同意了，说：“我不能和别人一起睡，给我单个安排一间。”
我为难地说：“人家只给咱们安排了三间，没办法。”
“我睡觉打呼噜太厉害，不能和别人睡。”
我想了想说：“那我和你一个房间，让他们两个一间，我不怕打呼噜。”
那个男的脸色突然变了，“我怎么能和你一个房间呢？你陪我们来已经很麻烦了，还让你晚上再睡不着。”
我说：“我真的不怕。再说咱们也没有其他办法啊。”
他说：“办法是有的，让他们两个住一起。”他朝和他一起来的男的和女的撇了撇嘴。
我看那两个人。那个女的头歪在一边，仿佛没听见。那个男的说：“无所谓，我们出来经常住一起，有时候五六个人住一个屋子。”
坐到饭桌上，那个个子高的人开始打电话，他说：“我到五台山来了，我请你吃饭吧，你来某某山庄。”他这样的电话打了五六个，好像他这边朋友不少。我坐卧不安，因为对方知道我们只有五个人，安排了半桌饭，我害怕人来了不够吃。幸亏，他的朋友大多有事情，只来了一个。吃饭的时候，那个女的要一碗清水，每一道菜吃以前都要放碗里涮一下。最后夹了个炸鸡翅，那个头发很长的男的说：“要大开杀戒了？”这个女的说：“每天要吃二两肉，才够营养。”吃鸡翅时，她不动手，用筷子把鸡翅外面的部分都剥掉，一个鸡翅只剩下骨头上那点肉，花了老半天时间。我忍不住了，气愤地说：“厨师看见他做的菜被这样吃，不气死才怪。”第二天早上，是自助餐，这个女的弄了一大盘青菜、豆角、西葫芦和一颗鸡蛋，又要一碗清水。鸡蛋吃了蛋青，蛋黄不吃了，嫌胆固醇高，青菜只吃了几口，还是用水涮涮，剩下几乎满满一盘。那个画家留着很长的分头，一边头发掉下来遮住眼睛，每过几秒钟画家就用手把头发撩一下，模样像极了前几天陪女儿看的《魔幻手机》中的那个猪八戒，我想他画的每一副画肯定都不如他和猪八戒的动作像。这个人还喜欢大着舌头说话，装幽默。这几顿饭吃的很倒胃口。
我们出发时，天气还很好。上午上黛螺顶时，天有点阴，下的时候下雪了。从黛螺顶下来后，整个台怀镇白茫茫一片，地上已经积了很多雪，还在下着。吃了中午饭，我们都呆在屋子里不出去。雪一直下着。几个客人玩扑克。我和司机瞎聊。晚饭时，雪终于停了。房间的窗户外面有一棵高大的松树，上面都是雪，树叶子毛茸茸的，像松树的尾巴。他们吃了饭，继续玩扑克。准备等到凌晨，去五爷庙上第一柱香。他们说：“你们睡吧，不用陪我们。你们肯定经常陪客人来，对这个地方厌烦了。”其实我是第一次去五台山，而且至今我只去过一次五台山。我也想去五爷庙看看，听说那儿的神很神，求求神，拜拜佛，保佑保佑自己的家人，但不好意思说自己没去过，又怕一起去给他们带来不方便。便没有去，和司机回了房间。
不知道我们两个谁先睡着，半夜的时候，被电视机吵醒。司机把电视的声音开的比白天都大，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睡觉开这么大声音开电视？司机说：“你的呼噜太厉害。”我有些奇怪，从来没有人说我的呼噜厉害啊，而且我自己一点也感觉不到。我想可能是白天爬山累了。我让司机先睡，等他睡着了，我再睡。司机睡着之后，我却睡不着了。看看时间，一点多。我想那几个客人大概去五爷庙烧香去了，要是我和他们一起去多好。我拉开窗帘，月色下，外面很白，雪都结冰了。想自己出去，觉得一定很冷，碰上那几个人也有点尴尬。回到床上，脑子里乱糟糟的，想什么都是一开头就想不下去了，像小时候看技术落后的电影，放一段就烧胶片。
后来终于睡着了，耳朵边还一直嗡嗡响，不知道是自己做梦，还是司机又被我吵醒，看电视。
第二天退了房，准备上了菩萨顶直接走。客房的服务员追了出来，说：“你们的一个房间打碎了一个茶杯。”我看那几个客人，都装作没听见。我问：“哪个房间？”服务员说了房间号，果然是我们的。我说：“多少钱？”“十块。”我掏钱的时候，看见那几个人已经走远了。司机说：“他妈的。”
D、
2008年，《当代》编辑石一枫开玩笑，说我是山西的“老”作家了。这时，我漂在一个小城市，每天埋入没完没了的公文写作中，经常陷入绝望和焦虑。小孟当年和我说的那些话已基本认可，但内心还在挣扎。尹丽川已不大写东西，开始拍电影，在网上可以搜索到她的照片，但我对她已经不大感兴趣。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全国各地很多写小说的朋友。
立冬之后，《黄河》杂志社给王保忠在大同开一个作品研讨会，他刚刚在北岳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尘根》。我也去了，和手指分在一个房间。
手指的小说写的很棒，2004年就在《收获》发了处女作。2005年我去太原看眼睛，我们见了第一面。当时他刚写完一个叫《吃火锅》的小说，我们不约而同就说吃火锅吧。他领我去了一个很简陋的饭店，大概只有两三张桌子，大中午。除了我们再没有客人。一起去的还有我一个在中北大学当老师的同学。手指要了三瓶啤酒，中间又加了羊肉，最后大概还剩下一盘生菜。结账时，他抢着结了。那时，他的生活很窘迫，从山大退学不久，在做一份不久就倒闭了的杂志。个子矮矮的，脸色苍白，一幅忧郁的样子。那天聊了很多，有喜欢的作家、评论家、小说，还有都熟悉的朋友。吃完饭后，他要去上班。我本来打算在我同学家呆一晚的，但没有兴趣了。坐上大巴回了县城。
此后，我们几乎每年都见一面。他很真诚，一点儿也不装逼。我去太原办事，给他打电话时，他总说，见一面吧。我们熟悉的很快，话题很快从文学转移到女人身上，然后不停地在这两个话题中间绕来绕去。他的气色越来越好，大概是生活境况一点点变好。脸色还是那样白皙，像总是生活在童年一样。衣服整齐了许多，有些大概还是品牌。笑容越来越多，这次见他，几乎是灿烂了，而且留起了小胡子。
会开了三天，从大同到右玉，又到朔州，我们一直在一起。第一天到大同，已经晚上。吃饭之后，和各地朋友聊了半天，回去之后，我们一直聊。睡觉时大概两、三点了。早上醒来，手指对我说：“日，你的呼噜打的太厉害了。”“我打呼噜了吗？”“把我都吵醒了。”我不知道我的呼噜怎么还是这样穷凶恶极，以为只是偶尔打打。
白天，听评论家们评论王保忠作品时，手指用手捂着腮帮子说：“疼。”我想腮帮子疼不是什么大病，大概是出来不服水土上火了。没想到晚上的时候，他疼的越来越厉害了，呲牙咧嘴的，便出去买了点下火药。
我说：“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今天早点睡吧。”他说：“不睡。”朋友们进来和我们聊天，最后一位朋友走时，已经十二点。中间，他不住地捂住脸说，疼。那位朋友走后，我们继续聊，后来都困了。我说：“你先睡吧，你睡着我再睡。”可是不知道到底是我们谁先睡着的。早上，手指说：“昨天一晚上睡不着，一直疼，不知道怎么枕头掉地上了，我才睡着。”我知道自己的呼噜在作祟。
到了右玉的时候，大家几乎都被这儿火一样一大片一大片燃烧的沙棘林迷住了。印象中，沙棘都是一粒一粒很小的，到了他们的沙棘林才明白，沙棘密集地长的树一样高海洋一样大是多么威武壮观。手指却不住地说他的腮帮子疼，而且已经发展到脖子也疼了。
下午看苍头河湿地的时候，他说胳膊也疼开了。到了杀虎口时，他不想走路，不想下车。在塞上的寒风中，像一只瑟瑟发抖的小鸟。总是捂着脸，皱着眉。
晚上准备了一场非物质文化遗产——右玉道情晚会，手指坐在椅子上心不在焉，不住地说：“真疼啊。”我想也许疼疼就过去了。晚会结束时已十点多。手指说：陪我去外边再买点药吧，实在受不了。可是去了外边，药店都关门了。
他只好回去以后不停地喝水。
这天晚上，我打定主意让他先睡。不和他说话，看王保忠的《尘根》。
他疼了一会儿，终于睡着了。不久，响起了细微的呼吸声，我的心放松了些。听着他的呼吸，想起一首儿歌，“睡吧，睡吧，宝贝你睡吧，妈妈喜欢你。”忽然想到，这个时候，妻子和女儿应该都睡觉了。我一个人漂泊在外地，妻子领着女儿，边上班，边接送女儿上下学，多累啊。不知道我啥时候才可以调过来，啥时候可以把妻子调过来。妻子经常说睡不着，我从来没有问她为什么睡不着，觉得这是一桩小事情，谁没有睡不着的时候。妻子说她牙疼，我觉得这更是一桩小事，小孩子们就经常牙疼。然后想到那没完没了的材料，不知道自己请假这几天，又攒下没有。还想到借宿的房子，是一个新楼，整幢楼上只住着我和保安两人，出来的时候还没有送上暖气，不知道现在送上没有，毕竟是冬天了。小说，我喜欢的小说，以后能有多少时间投入到它上面，能不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我对小说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总与很多编辑和评论家格格不入，而我相信自己的眼光，在我小时候，经常看一些没有封面，甚至连开始几页也没有的书，根本不知道作者是谁，有些我觉得特别好。后来上文学史，才知道那是一些经典。我的腮帮子忽然疼了一下，像针扎一样。我开始安静下来，像走在路上忽然脸上落了一个雨滴，然后等另一个雨滴下来，等更多的雨滴下来，确定真正下雨了。我的腮帮子开始疼第二下、第三下，越来越密集，我确信我的腮帮子在真正地疼，大概像手指没有睡着以前那样疼。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想体会体会腮帮子疼到底有多厉害。很快，那种强烈的疼痛袭击了我。那种感觉形容不出来，但要多疼有多疼，大概和意念有关系，越想越疼，越疼越想。我开始不停地喝水。我想大概疼一会儿就不疼了，但这种感觉一直持续，而且像手指说的那样，开始向脖子蔓延。我想起自己小学时一次被老师留住。看着别的同学走了，心里着急，觉得脖子痒，就用手挠，越挠越痒，挠着挠着，痒的那块地方出来一个小包，我不停地挠它，越挠它长的越大，等回了家的时候，已经成了蛋黄那么大的一个小包，第二天去医院检查，得了腮腺炎。
我开始上厕所，上了厕所回来还睡不着。我想打呼噜的事情，小孟打呼噜不和别人睡。北京客人打呼噜要求单独开房间。领导打呼噜做手术彻底治好。我打呼噜一点办法也没有。由此，我又想到白连春病了，只好回到四川老家，躺在一家市级医院里，一些善良的文友给他捐款。还有一些人病了，检查出来就回家等死。还有一些人病了检查也不检查，死了也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死的。要是领导病了，肯定现在呆在301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用最先进的最昂贵的国外药品。好多人会去探望他，有些人借探望他的机会，去天上人间潇洒。我要是病了，我不会去治疗，我揣一些钱，去自己最喜欢的地方，吃最喜欢吃的东西，等钱花完了，自己也受不了了，找一个陌生的地方，悄悄地自杀。想这些的时候，我觉得疼痛转移到胳膊上了。
那个晚上，我不停地喝水，不停地上厕所。我想了很多东西，但后来疼痛仿佛被固定住了，不再转移，只是程度不断地加剧。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
早上，手指推醒我。我第一句话就是：“昨天晚上我打呼噜了吗？”他说：“没有，我上厕所的时候也没有听见你打呼噜。”我说：“日，腮帮子疼是治疗打呼噜最好的良方。”
（6938字《文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