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三月，监狱里都在搞“学习雷锋、勤俭改造”的活动，演讲会、周末生活会大讨论、收看电视讲座、在改造日记里抄写勤俭格言，反正就是折腾来折腾去搞形式呗。我订的《文摘周报》过来了，翻开一看，挺搞笑的，中央八项禁令一出，外面请客不敢去大酒店，改到食堂了，茅台装到矿泉水瓶里、天价烟换成更低调的包装……镇哥原计划出狱后搞个高档酒店的，现在计划改变，还是搞成大众消费式的保险。教育监区趁着这股风也下了规定，每个月不能花费超过三百块钱，不然就是高消费，香烟限购两条，且不能抽十块钱以上的烟。如果现在有，可以，放到干部哪儿接见的时候让家人带回去。那些职务犯从外面送进来的高档烟怎么办？灵活应对呗，朱市长他们一听，**毛吧，找了几个金渠烟的盒子，把中华、苏烟、芙蓉王装进去，一切就ＯＫ了，反正又没人检查。
按照以往惯例，监狱公示以后，有民事赔偿或者罚金没有履行的，要让村委会、乡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去开个证明，证明家庭困难，暂无民事赔偿能力，然后监狱把你的减刑材料附带证明送到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审查。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事情了，自己犯了罪自己受到惩罚也就罢了，还得让父亲拿着自己儿子犯罪的材料去让家盖章，作证明，一次次去求别人，看别人脸色。这对一个年已六旬的老人该是一种怎么样的伤害，在村里、乡里怎么还能抬得起头来？而且这一次提前了，监狱公示还没下来，干部就通知要开证明。我说如果到监狱减刑被打下来了，那不就白开了？干部说那下一次不就不用开了，提前开是怕到时候家远的不能及时送过来，还有一部分开的不够规范，需要第二次去开，得留下一个缓冲的时间。
我没有给老苏打电话，监狱公示结果下来再说吧，反正能赶得及。
四月十日下午工间操时间，我来到操场上，草草打了一遍太极健身操，便与莽撞青年几个开始分拨儿打篮球。****妈妈的，今天手气不顺，投了五个中远距离的球一个都没进。突然，蔡队长在操场边喊我，我跑过去，蔡队长看着我的脸小声说：“监狱减刑公示下来了。”我一听就笑了，你是不是要告诉我我被打下来了？蔡队长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是，就是来找我谈话的。我笑笑说，早有心理准备。蔡队长一看我的状态没问题，“那我就不多说了。”我扭头跑回去打篮球了。
人应该知足，我的目的达到了，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自己的小说写完就ＯＫ了。
除了一些临时急要的业务，其他的我已经慢慢与朱朱交接了。朱朱说老杨有最新消息了，老杨去省城办事了，朱朱的弟弟请老杨吃了饭，热情好客的老杨回家时候非把朱朱的弟弟拉回老家玩了几天。我想，既然去了省城，肯定先见了老樊和黑娃。老樊现在很牛，虽然不能当樊处长了，改成樊老板樊总了。他小姨子搞了一个保鲜制品厂，这几年越做越大，但人也越来越累，早就想抽手歇歇，可一直找不到信任的人选。这下正好，老樊一出狱，小姨子赶紧退位，老樊顶上了。一向上进的黑娃去了他们家乡本地的一家地毯企业做设计，据说待遇还不错。还有文艺队的吉他手西门庆，五一结婚了，文教的很多朋友都赶去参加了婚礼，安徽的阿定也赶了过来。
这些消息真好，同学情、战友情都是最纯洁的友情，而狱友一样可以拥有温暖的情谊。
这几天教研室都在忙某技校来狱招生的事情。开有电工、汽车维修两个专业，剩余刑期在三年以上的可以报名，不收学费，由国家补贴。
监狱这次直接下了文件，对每个监区符合报名条件的人都下了指标任务。我大概算了，各监区加在一起大概８００多人。就按８００人算，占这所监狱２０％，国家每人每年补助１５００元，这就是１２０万。如果传言非虚的话，一所技校与一所监狱一年就能联合套出来一百多万的职业教育补助款。吴爱英部长２０１１年向全国人大作报告时说全国１６８万服刑人员，同样按２０％算，就是３２万人，每人１５００，就是４．５个亿。我想，这个钱是不是肯定要计入占到４％的教育财政里的。
咱们再来看看技校的投入，拉几样几近报废的设备，派几个吊儿郎当的教师。如果学校是公立的，教师的工资还可以由国家财政支出，也就是说学校的投入可以忽略不计。再看服刑人员，每个星期可以上半天课，说是半天，其实就是一个小时。上学期那个小胖老师更可恨，每次最多讲十分钟就不管了。大家都知道，职业教育是中国的短板，蓝领是被歧视的职业，现在国家鼓励职业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初衷再正确不过了，可惜还是缺乏监管力度。
我们都极度渴望监狱能开展一些真正与市场接轨的职业教育，能对服刑人员出狱后就业谋生起到一些帮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停留在形式上。不过按照现在的状态估计，十年以后可能会有所起色。
端午节放了一天假，监区组织打亲情电话。我找到已经弯曲变形的电话卡，排了二十分钟的队。电话通了，我问老苏在那儿呢，老苏说在王山沟。王山沟是我我老家隔壁一个几近消亡的自然村，有点能耐的都外迁了，没剩下几户人家。我二姨家就是多年前迁走的，剩下了五间老房子。我问老苏在那儿干啥？电话里一阵安静，老苏似乎是在犹豫什么。我说就三分钟时间，快说吧。老苏咳嗽了一下，说他搬到我二姨家的老房子里住了，她家前面有一片空地，他在那儿……养猪呢！我的手突然痉挛了一下，电话差点掉在地上。我似乎看见单薄的老苏正吃力地提着盛猪食的塑料桶蹒跚而行，圈里一堆猪娃嗷嗷叫着……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说你的退休手续不是马上就办下来了？钱够你花就行了，歇歇吧！老苏说嗯……我恍惚听到了他咽唾沫的声音，似乎要告诉我什么重大的决定，但三分钟时间到了，电话挂断了。
前段时间，我给老苏写了封信，让他再写一封家庭困难的证明，然后拿去村里和乡里盖章，证明我不是不想履行民事赔偿，是确实没有这个能力。老实巴交的老苏自知办不成，便去求我当村长的四大爷。我四大爷的儿子小康跟我一起光着屁股长大，几年前研究生毕业后，通过关系进了某沿海城市的国营油田工作，现在已经成家立业。有了这样一个争气的儿子，我四大爷本就挺拔的腰杆挺得更直了。在我四大爷气派的家里，老苏喊了一声“四哥”，赶紧弯着腰让了一支六块钱的劣质烟。我四大爷摆摆手，指了指桌上的玉溪，说他就抽那个。老苏有点张不开嘴，但没有办法，儿子在监狱里急着呢。老苏厚着脸皮说四哥你侄儿苏生在监狱里该减刑了，人家让开个证明。电话响了，我四大爷总是很忙，村里大事小事不断，半个小时后，终于答应去乡里走一趟。
这是我哥苏强来探监的时候告诉我的，我知道我已经彻底把老苏的脸在村里撕掉了，他的腰在村里直不起来了。我是那个民风淳朴的小村庄这么多年来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二个劳改犯，我把爹的脸撕掉了。
证明开出来了，下一次减刑还有优先呈报权，我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好事多磨，七月初，监狱下发通知，假释工作先开始，减刑时间另行通知。我日，假释工作都几乎陷入停滞十来年了，这会儿又发什么神经闹着要启动假释呢？大Ｓ开会解释说，以前假释工作之所以名存实亡是因为办理的干警要承担责任，一旦你担保的学员在假释期间重新犯罪，得说干警的事儿，弄不好还得扒衣服。在这种情况下，谁敢去担保啊？宁肯不办。但现在司法部相关领导发现了，假释出去后的重新违法犯罪率与减刑出去的重新违法率相比简直可以说是忽略不计，所以现在国家的政策是鼓励假释，这次省高院也是下了死命令，要求各个监狱必须按２％的比例办理。
会开完后，我问老秦一个问题，大Ｓ说本省假释工作名存实亡这么多年是因为要干警担保，那么我就搞不明白了，同样依据的都是国家的一个假释政策，为什么其他省份假释比例那么高，咱们省就死掉了，难道其他省份不用担保吗？老秦说，这就是咱们省根深蒂固的僵化思想在作祟。一项制度或者政策但凡出了点问题，不是去考虑解决问题，而是一棍子打死。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制定新政策不喜欢集思广益，习惯用屁股思考，现在看人家其他省份假释办得风生水起，心里又羡慕嫉妒恨，开始下硬指标推动。
直到半个月后，减刑动员会终于召开了。跟以往相比，办理程序没有变化，但其中的一些细节变动让人崩溃：如加上七月份的计分考核才能获得的行政奖励不能再作为本次减刑的条件；主犯、累犯、职务犯三类学员、刚到考验期和顶格呈报的学员要从严掌握；副处级以上职务犯要交由省高法审核等；
对于我来说要命的就是第二条顶格呈报，现在的规定是十年以上刑期一次减刑不能超过两年，到实际执行中就是一年十一个月，而现在也要从严掌握了，大Ｓ更是透露到监狱就会抠掉一至两个月，如果真是这样，也就代表着我将会推迟一至两个月回家。
夜里睡不着，我在思考对策。分监区、监区、监狱、法院这四道关口任何一道都有可能抠掉，要想最后顺利通过一年十一个月，必须四关全部搞定，这似乎是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