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２０１３年３月份，第一批减刑摸底开始了，我当然名列其中。当名单公示出来之后，我摇摇头，旁边教研室一个外号“莽撞青年”的罪犯教员仰天长叹：“死亡之组啊！中国足球撞上了巴西。”
是啊，你看一下名单，就知道可怕了。一分监区也就是文教分监区够条件的１５人，二分监区够条件的１０人，但******这批减完就能回家的就有四人。按照往年惯例，最后监狱给监区也就是六七个减刑指标。
我看了一下文教人员的名单，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次又没戏。其他的不说，先说四个人，一个是徐工，最后一次减刑机会，如果这次不减推到下一次，就得晚回家四个月；第二个是小能豆，已经三年没减过刑了，上次被监狱打了下来，这次享有优先权；第三个就是姚副厅长了，上一次没报，这次估计老殴也不敢太过分了；第四个是朱市长，正厅级，目前中河监狱曾经级别最高的职务犯之一，虽然是刚够条件，但背后的实力太过强大，相信没人阻挡得住。
也就是说，如果文教只能分到四个指标，已经可以宣布我没戏。说句实在话，光凭条件，这些人没有一个可以和我相提并论。来看看吧。
从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日第一次减刑至今，共获得８个表扬，两次监狱级改造积极分子，一个省级改造积极分子，整个教育监区独一无二。对了，评审定级连续Ｎ年都是优秀；再来说说荣誉，省级优秀罪犯教员，监狱级优秀罪犯教员，监狱级优秀报道员，全省征文比赛一等奖，再看看职务，小报室组长，监舍长，爱心调解员，互监组长。
但那又怎样？就是不给你减刑。有些人三个表扬，评审定级一般，考验期一到就减刑，甚至不够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减。这不，３月１２日下午，我上厕所回来碰见石队长了，石队长把我叫进办公室，把门关上。
“关于这次减刑有什么想法？”石队长开门见山。我说既然石队长问了，我也不想说什么虚伪的话，心里有什么就直说了啊。石队长说他就想听点实话。我说作为一个服刑人员，谁不想减刑？我当然也想减，谁不知道捞到碗里才是菜，况且这几年减刑政策一直不停在变，谁知道下一批又会是什么政策？但大趋势不会变——越来越严。另外，我的情况你也了解，１１年就只能减两次，真的够少了。石队长说，苏生你小子很真爽，不过……你也知道，你的剩余刑期太长，减完还有半年才能回家，不是……很合适。我小心地问，所以你的意思……是我这批又减不成了？石队长说：我的意思是这一批再往后放放，下一批再减。”我说石队长，关键是下一批如果你再找我说同样的话呢？到时候我该怎么办？我哭都来不及。石队长说：“那绝对不会，你也知道，我让你干组长，监舍长，你干得不错，有什么都会优先为你考虑的。”我苦笑，你也当小孩子来忽悠我。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我的政府啊，这几年我好像除了干活优先，其他还真没优先过。”石队长知道我说的是事实，他有些尴尬，继而还是拒绝了我，“苏生，你这次确实不太合适，下一次吧。”在教育监区，除了殴区长，其他谁说了都不算，石队长这个分监区长也只是一个奉命行事者。我即使心里火冒三丈，但也不能撕破脸皮。我说既然石队长这样说了，我再说也没啥意思。我只有一个请求，分监区向监区呈报的时候不是按照１２０％的比例吗？其实２０％一般就是被打下来的！”石：“你不用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如果这次报上去，即使被打下来，下一次也拥有优先呈报权，就像小能豆，对不对？”我笑笑说：“对，这样下一批减刑的时候心里也踏实点。”石队长说：“嗯，我知道了。”我双手抱拳，诚恳地说：“石队长，我恳请你能操点心，你知道我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一定会感谢的。”
正好一个干部进来了，我不方便再说，便退了出来。有些话我没有说，想给谁减刑总能找到理由，即使你各项指标不占任何优势，不想给谁减刑随便一个理由就可以了。就像大Ｓ说的，反正现在的减刑规定是够条件的可以减刑，不是必须减刑，也就是给你减也对，不减也没错，你找不到干部任何毛病。
监狱这个地方，真的是能把人耗死，把人的耐性耗到极致，一点脾气都没有。不过，死马还得当活马医，我去超市刷了一条玉溪。即使这次不行，不是还有下次吗？
人就是这种动物，虽早预料到了这样一个结果，但当向你摊牌的时候，心里还是不由自主地难受。偏偏袁科长又来了。进门就扔给我一沓各监区投过来的稿子，然后吩咐，我这几天要出差，星期三的时候把做好的《中河报》交给教育科干部拿到报社印刷，另外把这个星期的电视新闻稿准备好，星期四上午拷给吉科长，下午录新闻。对了，下个星期要恢复工间操，薛科长带人过去，你安排摄像、摄影和文字记者。我心里正烦着呢，支应了一声，梦游着开始修改编辑们交过来的稿子。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刑法》规定服刑人员可以减刑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难道不是为了鼓励服刑人员认罪悔罪、遵规守纪、积极改造、成为有益于社会的新人吗？难道不是为了缓解监狱警察的管理压力，更好地保证监管秩序吗？可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沦为有关系有钱者的专有权利大餐了，只有当他们吃饱喝足了，其他穷人才有机会分点残汤剩饭。减刑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它会让那些没有关系没有金钱上货的服刑人员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仇视政府，仇视社会，作为监狱警官出于利益的目的都对这种极端不公正的行为习以为常，你还希望教育改造工作能把服刑人员从恶的悬崖边上拉回来，不是可笑吗？你自己站在悬崖边，马上就******掉下去了，还在道貌岸然在训导别人。
３月１２日，星期二，高运动从医院回来了，但不是出院，是回来准备参加监狱老病残鉴定的材料的。这次文教有六个人准备参加鉴定。
我告诉你，这是减刑的一条捷径。一旦评上老病残，再减刑的时候就不再占用监区指标。也就是说，考验期一到就可以减刑。当然不仅是这一个好处，还可以适当减少减刑条件和拓宽减刑幅宽。从文教调到四监区原省水利厅的江某人最后一次减刑按条件只能呈报一年，可是减下来一下子减了两年三个月，直接回家了。现在文教的李厅长本来条件够减一年，但因为是职务犯，第一次减刑要扣除三个月剩九个月，但因为是老病残，所以减了十个月。
二分监区的镇哥，入狱起就一直是老病残。星期二下午在操场做工间操的时候，镇哥跑过来问我报纸加分的事。镇哥是省城某城中村的大哥大，借着这几年城中村大发展的机遇实现财富暴发式增长。终引起村里人妒忌，被举报判了十一年。但其身上却没有暴发户那处不可一世，反而很谦逊，他将之归功于几年的劳改生活。他内监管监区的一个把司平时分太低，我每个月给他从报纸上加一分，前几天帮他把司弄了一个监区优秀通讯报道员，一下奖了五分。
我问他什么时候能回家，镇哥说第三批。我“噫”了一声，你不是残疾吗？又不用占用指标，为啥不第二批减呢？杨镇说：日，你不知道吗？废除了，以前评上病残犯的都得重新鉴定。我说我又不操心这事，没听说。对了，你不是从入监就一直是残疾吗？应该没问题啊。镇哥说：听说这次严了。我说狗屁吧，医院的一个大组长亲口说还是监狱医院下鉴定结果，能严到哪儿去？无非就是跟上次一样，鉴定时间不确定，给你来个突然袭击。镇哥呵呵笑起来，“我不怕，苏生我跟你说，我没学过表演，但我以前去鉴定的时候装得可像了，专门带一个小岗伺候我，检查的时候帮我穿衣服，脱衣服，说胳膊抬不起来，已经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我拉开他的囚服袖子，看了一眼那个胳膊，伸不直，任何时候都是６０度弯曲。我说：“听说他们去鉴定的时候也是什么招都使出来了，有高血压的冒险再吃增压药，有糖尿病的吃枣？真的假的啊？”杨镇说当然是真的，为了减刑，冒点险也值得。说实在话，去参加鉴定的到底有几个能达到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不能自理程度的，大部分都是……但一旦通过，那便宜就占大了。我说妈妈的，我双眼都是七百度近视，一百度散光算不算残疾？镇哥一听乐了，不算，不在检测范围。唉，我恨不得自己也马上成为一名老病残，这样就不用天天无奈地看他们的脸色，早点回家了。
接下来就是等分监区的公示了，虽然基本上已经被石队长判了“死刑”，但我还是幻想着那封信能带来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