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散文的角度来看待曹聚仁的上述著述，我们可从他的五部著作分四个方面来概述他的贡献。曹聚仁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起步之作是笔录章太炎先生的《国学概论》，他最初主编的刊物，系鲁迅杂文影响下的杂文期刊。作为一名杂文家，他在30年代文坛上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因此，这里只谈他到香港后的广义散文创作。首先，是他为学界所公认的晚年乃至一生中最为成熟的一部著作，即《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学术随笔、思想随笔，原是我们民族散文中的一个传统，西方现代散文奠基于启蒙运动时期，广义的散文理应把学术随笔，思想随笔这一类以知识性见长的散文囊括进来。从这个角度看曹聚仁的这部著作，在香港的散文发展中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曹氏的这部著作，最初以《听涛室随笔》为题，在《晶报》上开专栏连载（1970年1月2日至9月15日）。它是一部以随笔的形式梳理和简介中国古代学术流变的书，作家写作的动机和欲达启蒙之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关于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问题，大都是专家之学。我要把他们的研究的成果向大家转说一遍。”“我的宏领”，是“反对读经”，“撕破了传统的纸糊的帽子，让大家看清楚中国学术的本来面目”，“一面批判那批腐儒的固陋，一面灌输青年以新知”，“在现代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之下，把前代的学术思想从新解说过”。作家自诩“这是一种‘有所见’的书，不仅是‘有所知’的书”。曹氏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可由国学研究界去讨论，仅从散文负载文化学术思想内涵的容量看，就足可称道。曹氏说：“每个生者的脑髓，代表着无数的死者所构成的总和；每个人的性格有着无数死者的好经验和坏经验的不十分均衡的总和。说得具体一点，我们的冲动和感情，及由感情而发展的高尚能力，是由死者所形成，由死者传给我们的，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里面，贮藏着一个民族的全生活的，就是那在几百万年的过去，或许甚至是在几百万年灭亡了的世界，所感受的感情之总数。”于此可见，这部普及性的书，是以人为本的，作家在讲述学术流变中，不避自己的好恶乃至偏颇，时时插入亲历和充满感性华彩的段落，也时时插入思维方式、思想方法论的段落；是部教人如何在传统的学术文化中泅泳，“以古为敌”，“以古为友”，“以古为徒”，如何吸取滋养，扬弃糟粕，又面向新时代曙光的书。
1955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文坛五十年》正、续集，也是一部广义的散文集，全书收回忆文章55篇。由于曹聚仁亲身经历过许多文坛大事件，以过来人的身份，他的回忆本身就具有文学史的性质，因此，不妨说，这是一部回忆录式的现代文学史，“掌故式”的现代文学史话。作家说，他“只是以史人的地位，在文坛一角上作一孤立的看客而已”（《文坛五十年》前辞）。也恰恰因为“看客”的身份，一方面能与当事人租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被卷入是非之争以外的漩涡中去，能做到较为客观和公正；另一方面，以史德、史识和客观标准为自我期许，却又并不排斥作家个人强烈的情感色彩。这也可以说是曹氏许多著作的一个共同特色，《文坛五十年》是一部独具魅力的新文学史，它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它更为某些作家，如胡适、周作人、吴稚晖、钱钟书等，因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偏差曾经被批判、被冷落者说了公道话。从而，它所具有的价值，既是史料的、价值层面的，又是价值方法论层面的。
与散文文体最为接近的，是他的一部只写了十之三四、未竟全功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和《万里行记》。两部书的相同之处，是都写得非常大器，充满激情，视野寥廓。前者以时间为经，记述了自己的家族、地域文化背景、家庭出身、师友，及相关的人和事，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并非仅仅是写自己的自传（作为一位史学家，他对传记文学及其理论的最新进展都是下过功夫研究的，从他对法国传记文学名家莫洛亚、日本作家小泉八云等人的熟知，即可见其一斑）。在曹聚仁的书里，个人的立身行谊和时代民族社会的整体风貌是不分彼此的，几乎同被放在重要的地位上。《万里记行》是一部抗战时期的回忆录，是作者任战地记者时期所见所闻的回忆和反思。作者足迹遍及各地，当时的所见和所闻，以及日后的旧地重游和当下的追忆，常常交错并列地去写。因此，无论是对日本侵略军暴行的控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对各地风俗、历史的描绘，还是对众多大人物、小人物的生动刻画，都能看出作家本人豪情如虹，笔触非同凡响。而一个尤为可贵的特色，是作家对自我角色定位的诚实和准确。曹聚仁曾数次援引罗曼·罗兰在《弥盖朗琪罗传》一书扉页上的题辞，他把这段话作为自己人格面影的一面镜子和一个参照。题辞说：“他是孤独者，他恨人，他亦被人恨；他爱人，他却不被人爱；他在周围造成一片空虚。这还不算什么，最坏的是并非成为孤独，却是对自己也孤独了。他和自己也不能生活，不能为自己的主宰，而且否认自己，与自己斗争，毁坏了自己。解释他一生的悲剧，只是缺乏意志和秉性怯懦。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他一切行动和一切思想上，也都是优柔寡断的。”他又自我解剖说：“我呢，只有在政治染缸的边沿上站着，一直不肯跳下去，以静观自得为乐。”（《我与我的世界》）他十分欣赏他在杭一师时的国文老师刘大白的赠诗：“云心每妒天无垢，风力常教水不平，寄身是非功罪外，英雄毕竟误苍生”，“慷慨黄衫豪士气，殷勤红拂嫩人心”，“赢得阑珊两行泪，世无青眼孰知音”。
散文是散文作家人格智慧的艺术体现。叶灵凤和曹聚仁的文化人格极不相同，他们两人都有各自不同方面的卓越贡献及不足。他们两人的不可重复性，并不能抹煞他们对香港散文发展的影响。
徐讦、徐速等的散文创作
徐讦（1908—1980）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拥有最大量读者的一位全才作家，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戏剧、评论等，共计2000万字。他的成名作《鬼恋》于1939年正式出版，40年代发表的《风萧萧》又引起轰动。1943年徐的著作名列大后方畅销书的榜首，这一年又被称为“徐年”。
徐的散文数量颇为丰富。在大陆出版的散文集有《春韭集》，《晦外的情调》、《海外的鳞爪》、《西流集》、《蛇衣集》；来港后的散文集有《传杯集》、《传薪集》、《场边文学》、《街边文学》、《门边文学》等。他的散文不以抒情为主，而是继承了由林语堂等人开创的幽默小品文的路数，表现了洞察世态人情的达观、幽默，其深刻的文化个性，在香港散文界独树一帜。他鼓吹幽默散文，与其说是出于艺术风格上的追求，不如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结果。他在《谈幽默》一文中说：
欧阳修的许多美妙的小词是多么自卑地自己将它看轻，以为文章一不载道就是下流了。幽默文章，在中国的过去，要在偏僻无名的地方去找，根本就是这种压抑而成的叉态。而因为这种变态缘故，幽默对于中国的社会毫无影响，于是社会就只为尘土所封，连呼吸都感到沉重，世界越来越狭，脑筋与眼光也都陷干极小的洞里打旋转，聪慧的境界再也不会降临。
他的幽默小品文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智性和感性构成了两极张力，就仿佛是骨骼和血脉的关系一样，紧密结合成他的文章的有机体。在《论烟》一文中，他首先描写了烟的可爱：“天下没有第二样东西有烟一样的美，我敢干脆地这样说。她的多变化，多曲线，以及静时的静，动时的动，表示温柔时的温柔，表示坚强时的坚强，……没有一样东西可同它相比。”随后，徐主张应把吸烟当成一次艺术创作，表达了作者的生活中的美无处不在的观点。整个文章有着智慧的犀利和幽默，又有着感性的完满和丰富。为林语堂、梁实秋等的小品文加入了细腻的、诗意的、温情的新品格。
徐十分关注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平民化的倾向。许多作品对弱者寄予同情，对消极的民族心理进行了鞭挞。《谈美丽病》中，他提出修饰和健美运动的前提是不能损害健康，呼吁“自然的美”。《妻的花钱》一文以慷慨大方的妻子为对照，刻画了香港社会一些对金钱斤斤计较，一毛不拔的吝啬鬼形象。文章融入了小说的笔法，在略带夸张的情节描述中完成了全篇，在轻松流畅的笔墨中暗含着强烈的嘲讽。在《小说的浓度和密度》一文中，徐讦批评台湾小说家的通病是为赚取稿费而不惜损害艺术自身，无限地将篇幅拖长，就像牛奶里搀了太多的水分。徐认识到这是现实社会的稿费制度酿成的恶果。自己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在文章结尾，徐自嘲说：“在这个几块钱一千字的稿费待遇的时代，每天在豆腐格子中填写几百字去发表的制度下我对小说的要求不正是要他们饿肚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