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孝标书》：“闻足下作《类苑》，括综百家，驰骋千载，弥纶天地，缠络万品，撮道略之英华，搜群言之隐赜，鈆摘既毕，杀青已就，义以类聚，事以群分，述征之妙，杨班俦也，擅此傅物，何快如之，虽复子野调声，寄知音于后世，文信构览，悬百金于当时，居然无以相尚。”散句还是很多的。
再看序文：
吾观六朝文人，如昭明序《陶靖节集》，刘孝绰序《昭明太子集》，虞炎序《鲍明远集》；他若《庾子山集》，则有滕王序之，可谓极一时之盛矣。至沈约《宋书》、魏收《魏书》，以及郦道元《水经注》，裴松之父子之《史记》、《三国志》注，序皆为其自著，文则均以骈体行之。详明条例而仍成章斐然，为难能也。
孙德谦把序文分为两种类型，即自序文和他序文。孙氏偏重的是文集序， 即萧统《陶靖节集序》、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虞炎《鲍明远集序》，以及宇文逌《庾子山集序》，都是以骈体行文。四人中，骈俪最突出的是刘文，这大约是其“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梁书》卷三十三《王筠传》载：“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深得昭明太子器重，又天长日久、感情弥笃的结果，而精心选择语词进行藻饰。刘文虽不甚长，但其间的骈偶工对，如“若夫天文以烂然为美，人文以焕乎为贵，是以隆儒雅之大成，游雕虫之小道，握牍持笔，思若有神，曾不斯须，风飞雷起。至于宴游西园，祖道清洛。三百载赋，该极连篇；七言致拟，见诸文学。博逸兴咏，并命从游，书令视草，铭非润色，七穷炜烨之说，表极远大之才，皆喻不备体，词不掩义，因宜适变，曲尽文情”等。与萧纲肆意藻饰、铺陈的同题之作，如“好贤爱善，甄德与能，曲阁命宾，双阙延士，剖美玉于荆山，求明珠于枯岸；赏无缪实，举不失才，岩穴知归，屠钓弃业，左右正人，巨僚端士。丹毂交景，长在鹤关之内，花绶成行，恒陪画堂之里。……当今之领袖；侍从北场，信一时之俊杰”等。可说是平分秋色。最不突出的则是萧序，行文质朴，一任文气流动，实可归于散体；这也吻合萧统一贯不喜雕饰的个性，上已说萧衍也是以皇位继承人的思想来培育、教导萧统的。当徐摛伴萧纲侍读时，引得“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也说明了这一点。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至少还有一些人，作序时也是倾向于散体的，如萧衍《净业赋序》，模拟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几乎是亦步亦趋，纯以散体行文；非仅如此，其《孝思赋序》也是这种格调，行文朴素，自然之至。而刘峻感念命途坎坷，作《自序》，以冯衍自比，“有同之者三，异之者四”，牵于愤激，一吐为快，就不大讲求修饰了，甚至连基本的偶对都不注意。“七叶之中，人人有集”，以文学世家自豪的王筠，其《自序》中倾诉苦学经历，也是纵意而谈，明白如话，全然不假骈偶了。
人们往往会以为齐梁时代，骈文弥漫、笼罩了一切；实际上不是这样，上面的《序》已说明。不但当时的叙事之文，如史书和志怪小说等仍然用散文来写，其说理的文章，多半也用散文。东晋南朝，修史蔚为风气，除了史传论，如范晔所自得的《后汉书》中的论、赞，多以骈俪行文外，即便是简短的史传，也有以散体行文的，最典型的莫过于萧统《陶渊明传》，这类“癯而实腴”的文风，与秦汉散文比，又有何异。说理文中，“唯一例外的恐怕是刘勰的《文心雕龙》，这部书全用骈文来写。这的确说明刘勰高度熟练驾驭骈文的能力。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部著作仍然说明了骈文的局限。作者在有些地方，由于形式的限制，并不能把论点说得很透辟。”毕竟，齐梁是一个骈文极度繁兴的时期，虽有一些例外，整个文坛主流确实都在追求骈俪文风。这中间，萧梁时短小、轻盈的谢启弥漫、兴盛一时，可以“启”这种文体来透视萧梁时骈俪极度繁兴的盛况。谢物小启也是这一时期最富文学色彩的一种体裁。任昉《文章原始》把“启”这一文体追溯到西晋时吏部尚书山涛的《选启》。《全晋文》卷三十四载有山涛的《启事》，其基本格式为某官缺，某人才能如何，然后拟用此人，不审可乎。如：
旧选尚书郎，极清望，号称大臣之副，州取尤者以应。雍州久无郎，前尚书郎傅祗，坐事免官，在职日浅，其州人才无先之者，请以补职，不审可复用否。
据严可均所辑《全晋文》，两晋时有启文流传的，除山涛、陆云、卞嗣之外，仅有会稽王司马道子《请崇正文李太妃名号启》、《皇太子纳妃启》，及李重《荐曹嘉启》等。从这些启文看，“启”本意是用来察举、荐举人才。这种情况到了刘宋时才有大的改变，“启”使用的范围在渐次扩大，有荐举启，如刘义恭《荐沈劭启》；有临终启，如袁粲《临终启》；有辩驳启，如卞嗣之《沙门不应致敬启》；有弹劾启，如袁璠《劾荀万秋启》等。这种驳杂的情形，在《全宋文》卷十二载刘义恭《启事》中也有体现，严氏共辑八条，但八条中没一条关涉选举，都是感激赏赐的，如“圣恩优重，猥赐华缨玉笏、珍冠饰首，琛皮耀握，非臣朽薄所宜服受”等——这也似乎能标明“启”体内容的重要转向。南齐时，启文留存最多的是萧嶷与萧子良，分别为七篇、六篇；不过，谈论的都与国政有关。宋齐时所能见到的谢物启，仅有鲍照《谢赐药启》、孔稚珪《谢赐生荔枝启》、江淹《建平王谢赐石砚等启》、《建平王谢玉环刀等启》等四篇。《文选》卷三十九选启文三篇，即任昉《奉答敕示七夕诗启》、《为卞彬谢修卞忠贞墓启》、《启萧太傅固辞夺礼》；其中，《启萧太傅固辞夺礼》作于齐明帝萧鸾作相时，按照“时代为次”的原则，前两篇当作于此前，属宋齐时启文的普见格式。启文的大量出现在萧梁时期。据《全梁文》统计：
萧纲 萧绎 萧统 沈约 江淹 任昉 王僧孺 刘孝绰 刘潜 刘孝威 张缵 庾肩吾 任孝泰
启文： 43251418634921122244
谢赐启：20201013211418122233
可见，萧梁时的启文急剧膨胀，其中，谢物启占了绝对的优势。不过，谢物启中的骈俪色彩是不同的：
敕旨垂赉华林园柿，出自神苑，滋味殊绝。（刘义恭《谢敕赉华林园柿启》）
臣卫躬不谨，养命无术。情沦五难，妙谢九法。……疢同山岳，蒙灵药之赐；惠非河间，谬仙使之屈。恩逾脯糗，惠重帷席。荷对衔惭，伏抱衿渥。（鲍照《谢赐药启》）
奉敕赐玉环刀等五种珍器赆。伏蒙猥降饰轶采朱，跨影悬魄。昆冈归琛，关山惭宝。谨袭缇素，以充握睇。垂光既深，铭佩更积，不任下情。（江淹《建平王谢玉环刀等启》）
这些启文，除刘义恭的质木无文外，都称得上摇笔散采、藻饰纷呈了；但是，如与萧梁时相比，可能就略输一筹了：可互见《隶事手法的纯熟与高妙》一节中的“夸饰”。
田文之珥，惭于宝叶；王粲之咏，恧此乘莲。九官之珰，岂直黄香之赋；三珠之钗，敢高崔瑗之说。况以丽玉澄晖，远过玳瑁之饰；精金曜首，高践翡翠之名。（萧绎《谢东宫赉花钗启》）
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宫象牙，猥蒙沾逮。雕镌精巧，似辽东之仙物；图写奇丽，笑蜀郡之儒生。故知嵇赋非工，王铭未善。……方觉琉璃无谠，随珠过侈。但有羡卜商，无因则削；徒怀曹植，恒愿执鞭。（萧绎《谢东宫赐白牙镂管笔启》）
无一例外，这些谢物启都驰骋藻饰，尽情夸饰，其比喻、想象都特别奇妙，多为四字、六字句式，如萧绎赞誉花钗的魅力，远胜过玳瑁、翡翠之饰，“况以丽玉澄晖，远过玳瑁之饰；精金曜首，高践翡翠之名”，是严格的四六对。这且不说，仅就萧绎从质地、雕镌、书写、赠送等方面，极意藻饰、铺陈，就能看出萧绎运笔委实不流于凡俗。《全晋文》卷三十三载裴邈《文身刀铭》，《文身刀铭》：“良金百炼，名工展巧。宝刀既成，穷理尽妙。文繁波回，流光灵照。在我皇世，戢而不耀。”偶对并不甚工；刘潜《为晋安王谢东宫赐玉环刀启》就精工多了：“苗锋珍铤，利极钩芒。谨当拥以雄身，藉而安体。不令北海小雍，孤擅穿滕之寄；庐江佩刀，独表不欺之验。”但这，也未免逊色于萧纲《谢敕赉方诸剑等启》。刘作中从实处落笔，只强调刀的锋利、护身，不免落入滞拙。萧作则从虚处着笔，强调流光溢彩的非凡感觉：“才发紫函，雕奇溢目；始开泥检，丽饰交陈”，接着宕开笔墨，以一比拟“已匹丹霞之晖，乍比青云之制”来衬托——能与“丹霞”、“青云”相比，真是想落天外，丽思非凡。这样，笔触轻盈、跌宕有致。这种启文也只能是萧梁声情流丽文风下的产物——在日益追求骈偶、绮丽的南朝，在骈俪、藻饰日益浸润、扩张时，“启”这种短小、日常生活频繁使用的文体，无疑是一个轻便的文体，它足以在表达谢恩的同时，驰骋一己的文采、藻思，向时人一展自己的才华。也正因为此，谢赐启中，几乎所有的都尽力写得文采艳艳、藻饰斐然。这自然让人窥见此际骈俪文风的繁盛。
这种声情流动的启文无疑充当了庾信启文的先导。这里，仅以《谢明皇帝丝布等启》为例说明：
比年以来，殊有缺乏。白社之内，拂草看冰；灵台之中，吹尘视甑。怼妻狠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孙，虚恭实怨。王人忽降，大赉先临。天帝赐年，无踰此乐；仙童赠药，未均斯喜。张袖而舞，玄鹤欲来；抚节而歌，行云几断。所谓舟楫无岸，海若为之反风；荠麦将枯，山灵为之出雨。况复全抽素茧，雪版疑倾；并落青凫，银山或动。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将尽之命；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虽复拔山超海，负德未胜；垂露悬针，书恩不尽。蓬莱谢恩之雀，白玉四环；汉水报德之蛇，明珠一寸。某之观此，宁无愧心！直以物受其生，于天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