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有灯辛辛苦苦地把猪养大，自然不肯把猪送到肉联厂去，让肉联厂白赚了他的钱，他要自己杀猪。刘有灯置办了杀猪的家什，雄心勃勃地从猪倌改行做了杀猪佬。何素芝只知道猪是要喂才能长大的，没想到猪长大了是要杀的，猪只有杀了才能变成肉，才能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等她明白过来这个道理时，她本能地提出反对意见，不同意刘有灯在家里杀猪。刘有灯解释说并不是在家里杀猪，家里地方小，施展不开，要是猪一时没杀死，挣脱了跑起来，容易把家具什么的弄坏，他是在院子里杀猪，院子里宽敞，猪就是杀不死，有围墙挡着，猪就算练成了马拉松冠军也是虎落平原，没处可跑。何素芝仍然摇头，说我指的家，也包括院子，你一杀猪，肠子肚子满树挂，血呀粪便呀弄得满地都是，猪再嗷嗷地一叫，家里本来已经被弄得不像样子了，再这样一来就没法过日子了。刘有灯表示他可以小心一些，肠子肚子不往树上挂，用大盆装，血呀粪便呀不弄到地上，也用盆装上，再把猪的嘴用绳子捆起来，让它没法叫出声，这样就没问题了。何素芝哪里相信没问题的话，倒不是不相信刘有灯，是不相信杀猪这种事会有那么井井有条，别的不说，刀一捅进去，血还不往外乱溅？你说不让它溅它就不溅了？你把它的嘴捆起来，它不用嘴叫，它用鼻子眼和肺叫，谁都知道猪的肺活量是很大的，它要闭着嘴叫出惊天动地效果来，你能把它怎么样？你能把它杀上两次不成？刘有灯很为难地说，那三奶你家看我在哪里杀猪呢？我总不能到操场上去杀猪吧？我也不能到大马路上去杀猪吧？刘有灯说得很有道理，他肯定是不能到操场上去杀猪的，他也不能到大马路上去杀猪，他要去操场上或者大马路上杀猪，影响会更加糟糕。刘有灯把客观事实一说，何素芝没话了。一旁刘治国就说，行了，就在后院杀吧，不过有灯你要注意一些，你不能风风火火的，你在这里养猪，干休所里已经有意见了，支部会上提到了两次，你再杀得叽里呱啦乱叫，所里非把咱们告到派出所里去不可。刘有灯就拼命点头。何素芝不会点头，但刘治国同意了的事，尤其是一件最终结局的事，她是不可能再说什么了。
刘家人谁也没有想到，刘有灯杀猪果然杀出了问题。刘有灯去市场上联系到肉贩子，说好了价钱，肉贩子来家里验肉交钱。刘有灯头一天杀了三头猪，肉贩子一看肉不错，都争了去，并且要刘有灯第二天多杀两头。第二天锅还没烧热，人就早早地来了，不是肉贩子，是工商局的人，说接到举报，刘有灯无证杀猪，属于私宰，违反国家生猪屠宰的有关规定，现场的所有生猪和工具一律予以没收，还要追加罚款。刘有灯一下子就急了，手里举着亮锃锃的杀猪刀，说我杀猪交钱，我该交多少交多少，一分钱也不白赖你的，怎么就违反规定呢？工商局的人往后退了两步说，你说的交钱是指交税钱，那是税务局的事，与我们不相干，我们只管你有没有执照，没有执照你就是私宰。工商局的人还说，你把手里的刀放下，先放下了再说话，你举着刀在那儿说话，情绪又激动，弄不好，切了谁的脸，私宰之外，再加上一个过失伤人，你的案子就麻烦了。刘有灯把手里的杀猪刀放了，说，你们事先也没有叫我办执照呀？你们要叫我办执照我不早就办了？工商局的人说，你这样的人在武汉市有几十万，我们又不认识你，我们又不知道你要杀猪，我们到哪儿去告诉你？你不是说废话吗？刘有灯舍不得辛辛苦苦养大的猪，拦住了不让工商局的人往车上拖。工商局的人瞪了眼，把一份用塑料薄膜热封了的油乎乎的文件往刘有灯怀里一丢，说，你先好好把有关规定学习学习，我只告诉你，这是国家法律，不是儿戏，我们现在是在执法，你要捣乱，我们就以抗法予以论处，通知公安部门来处理，到时候，不光猪，连你都一块儿办了。
刘有灯眼睁睁地看着工商部门的人把他的二十几头肥猪拖上了车，人站在院子里，瞪着眼，耷拉着胳膊，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肥猪们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在圈里关久了，一时被放出来，一个个欢天喜地，吱哇乱叫，像是一支外出春游的队伍。干休所的领导闻讯赶来，询问了情况，虽然对刘家在老干部们安度晚年的干休所里养猪这件事不满意，但毕竟事情有个内外之分，同时也留了个心眼，不想等事情结束之后，刘治国跑到所里去扯皮，就帮着说了一些话。工商局的人考虑到干休所这一层关系，考虑到刘治国这个老干部这一层关系，决定对刘有灯宽大处理，不再追加罚款，但猪和杀猪工具，一样也不能留下来。
工商局的人来时，刘治国一直关在屋里没出来，何素芝跑出跑进，也帮不上什么忙，只是一辈子革命，家里头一回来了政府执法部门的人，心里有些慌乱，也有些羞愧，又不知该怎么应对。等人走后，何素芝进了刘治国的房间，见刘治国坐在那里，手里捏了一张报纸，也没看，脸上红红的，在那里发愣。何素芝本来是一肚子怨言的，一见刘治国这样，反倒不好再说什么埋怨的话了。
何素芝把茶杯递给刘治国，安慰他说：“人已经走了，也没罚有灯的款，也没带走有灯人，还算好。”
刘治国看一眼何素芝。何素芝连忙解释说：“我这话没有别的意思，我是说事情还不算太坏，要是再罚有灯一笔钱，再把有灯人带走，不是更麻烦吗？”
刘治国叹息一声，说：“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只说靠力气吃饭，不偷税漏税就行了，怎么又弄出个私宰的问题出来了？”
何素芝说：“也怪我们自己事先没弄清政策，不知道养了猪不能随便杀，人家也是依法办事，连文件都拿出来了，不会有错的。”
刘治国把茶杯放回桌上，说：“素芝，你看这事已经出了，咱们是不是也有责任？咱们是不是也该检讨检讨？咱们是不是也该拿一笔钱出来，补贴一下有灯的损失？”
何素芝吓一跳，说：“二十几头肥猪，一两万块钱，咱们怎么拿得出来？”
刘治国说：“有灯从家乡来，喂几头猪不容易，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受这个打击，那我们算什么人了？”
何素芝想了想，说：“要不，我们给有灯两千块钱，不是我不愿意给，我们就那几个积蓄，还得留着养老，还得留着给大伟办大事，不能一下子都拿光了。”
刘治国坚持说：“这样吧，拿三千，三千不能再少了。”
何素芝就去银行里取了三千块钱，交给刘有灯。
刘有灯已经从早上的打击中缓过来了，坐在客房里愣愣地想事情。刘有灯坚决不收何素芝的钱。
刘有灯说：“三奶你家这是干什么？”
何素芝说：“这是你三爹的意思，你三爹怕你受不了，一定要我给你的。”
刘有灯说：“三奶这钱我不能收，我在家里喂猪，我又住你家，又吃你家，已经够麻烦了，我是知道这些麻烦的，我不能再要你家的钱。”
何素芝说：“有灯你就不用客气了，你就拿着吧。”
刘有灯说：“三奶你不要怕我受不了，我是受得了的，猪虽然被没收了，但昨天杀了三头猪，那三头猪的钱他们没有收走，本钱还是回来了的，无非是白养了一场，白费了些力气，白攒了一年高兴，别的也没有失去什么。我过去在煤矿上干活，也有拿不到工钱的事，我也没有受不了，我还遇到过鸭瘟的事。再说，我现在更明白道理了，我原来对城市幻想过多，现在我明白过来，城市就是城市，城市和乡下就是不同，它教育了我，使我茁壮成长了，这叫吃一堑长一智，也叫失败是成功之母，三奶你家放心，我会从头干起的。”
刘有灯坚持不要那笔钱，何素芝没办法，只好将事情如实汇报给刘治国听。何素芝告诉刘治国，刘有灯不是赌气，也没有灰心失望，他在和她说话的时候，显然人坐在那里，但头是昂起来的，目光很坚定，是真的茁壮成长的样子了。
刘治国对刘有灯说出来的那一番话很满意，尤其满意刘有灯说吃一堑长一智和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样的话。刘治国对何素芝说，如果有灯真的没有被失败吓倒，而是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那这一次失败，对他来说倒是有意义的事情了。刘治国和何素芝说完这番话，自己趿着棉拖鞋，去找了刘有灯，问刘有灯接下来有什么想法。刘有灯说他还想喂猪，他喂猪已经喂出经验来了，他不会被一时的困难吓倒，但是他会先去办一个杀猪证，还要问清别的手续，这样他辛辛苦苦喂肥的猪儿，就不会被人赶走了。刘有灯最后说：“三爹，城市是很教育人的，它能让人变得聪明起来，这不光是致不致富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致富更为深刻的问题，这才是城市真正的好处。”刘治国欣赏地点头，说：“有灯哪，你开始思考问题了，你能这么思考问题，你就没有白到城市里来。”
刘有灯想要继续养猪，可他最终没有养成猪。
工商部门以刘有灯没有武汉市户口和不具备规模性投资为由，拒绝给他办理屠宰手续，没有屠宰手续就不能杀猪，刘有灯算了一笔账，如果他自己不能杀猪，在城市里喂猪的成本大，虽说卖给肉联厂也能赚一笔钱，但大头是被肉联厂赚走了，划不来。
刘有灯决定放弃养猪的计划，改为做别的。
那以后，刘有灯离开了刘家，外出打工挣钱。他做过五建集团建筑队里的小工和大工，做过白沙洲木材码头上扛包的扁担，承包过汉南郊区农民的大棚菜，在长江和汉江里打捞过尸体，做过杨汊湖小区安居工程建筑工地的看场人，做过疏通城市下水管道的工人，还从几百米高的龟山电视塔上用绳子捆着吊下来，在风中荡来荡去地涂过广告油漆，总之凡是能挣钱的、别人不愿意干的事，他都争着抢着求着去干。刘有灯省吃俭用干了两年，有了一笔积蓄，就开始做生意。他首先从老家贩山货来卖，整天起早贪黑，进货出货，每天只吃两餐饭，上午水泡白饭，下午白饭泡水，夜里腆着脸挨门挨户往餐馆里送黄花木耳红枣莲子，生意做晚了，饿得厉害了，也炒一碗剩饭出来，让给自己打下手的帮工吃，自己硬挺着，说吃撑着了腰睡不着觉。后来生意做顺了，做大了，就开了批发店，从乡下带了一批亲戚出来，批量地往外批发货，不光倒来倒去，还根据市场信息，在老家买了林子，开发一些绿色食品，供给大商场和大饭店，生意渐渐红火起来。
刘大伟大学毕业的时候，正是刘有灯贩山货贩得有了些起色的时候，刘有灯想拉刘大伟一起干，被刘大伟拒绝了。刘大伟不明白刘有灯怎么会有这样的好兴致，他干什么事情都拉起架势来干，而且干什么事都那么卖力气，风吹不倒的样子。他有时候干成了，有时候没干成，但不管干成了还是没干成，他都兴致勃勃的，咬着牙，攥紧了拳头，吆喝着，自己给自己鼓劲，自己给自己喝彩，一点也不让自己接受打击，就连在长江和汉水里往岸上背尸体的时候，他也乐呵呵地唱着歌。刘大伟就是弄不明白这一点。刘大伟自己三年大学读出来，已经是少年老成了，人还没有走上社会，好像已经是身心疲惫，该做个退休金领取者了。刘大伟把这种未老先衰的现象，归结于对社会秩序的恐惧和排斥，归结于社会老年化趋势的提前。刘大伟弄不明白，不是城市人的刘有灯，怎么会对密不透风的城市生活那么有抗卸性，那么有热情。有一次两个人聊天，刘大伟就把这个问题提给刘有灯。
刘有灯想了一会儿说：“这种事我从来没想过，我最先到城市里来，实在只是赌了一口气，是想挣一张脸面回去让别人看看，把赌的那口气赢回来，我也不知道城市是个什么样子的，不知道城市会不会接受我。后来我才发现，城市其实很简单，一张面子下，遍地都是发展的机会，城市也不管你是不是城市人。如果要说城市有什么法则，最不适应那法则的反而是城市人自己，为什么呢？城市对农村人的白眼不过在先有的地位上，你有没有城市户口、穿什么、操什么口音、会不会随地吐痰，这样的白眼并不能把人真的怎么样。城市人自己有一种心态，总觉得城市是城市人的，做什么不做什么都应该，就像孩子对娘，说穿了，要的只不过是吃穿用住，只不过是习惯，真正的疼又有几分？真正的爱又有几分？城市人这么一认为，人就麻木了，人就懒了，觉得自己应该呀，就什么也不想干了，得了好也没有个感激了。”刘有灯停了一会儿，很有把握地说：“我要说干事业的话，你肯定会笑我，但我要不说干事业，我说干事情，你就不会笑我了。其实不管干事业还是干事情，终归一点都是做事，都是活一生，要从人活一生这一点说，我们这些人，谁又没有后辈人看着？谁又不是后辈人的祖先？祖先不分大小，只分样子。”
十
刘有灯真正把生意做大，是国家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后的事。刘有灯先是把一车车的粮食从乡下拖到城市来，然后他把更多的粮食拖到更远的城市去，在那里把粮食换成大把大把的钞票，很快就做了第一批粮食自由贸易暴发户。
刘有灯那天提着两只鸡来看望刘治国，刘有灯还从乡下给何素芝带来两双家做的厚底布鞋。刘有灯问过刘治国的身体情况，又问过何素芝的身体情况，然后撸了裤脚，半跪在地上为何素芝试鞋。刘有灯对何素芝说：“三奶，还是自家手缝的布鞋好，又软和又保暖，你家有高血压，穿布鞋最合适。”
刘治国那天留刘有灯吃饭，在饭桌上，刘治国提到从报纸上看到的国家放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新闻，刘治国感慨地说，国家现在是粮多了，这是国家有能力养活老百姓的一个表现，这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呀，你们想一想，十二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强，那需要多大的魄力呀！刘大伟接过话说，爸，你也相信这个说法，报纸上的事情，听十分之一你兴许还能走路，听五分之一你就开始弱智，听三分之一你就变成傻子了，我们要有那么多粮食，干吗还要从澳大利亚和美国进口小麦？我们拿自己的粮食喂鸟去呀？刘治国说，你懂什么，那叫贸易配额逆差，世行叫你买，你不能不买，我们不是也有粮食出口吗？我们还喂着那么多牲口呢。刘大伟说，我们的粮食出口叫什么粮食出口，出口粗粮，进口细粮，白让人家赚高额加工费，那是傻瓜做的事，国家放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既不能垄断粮食市场的自由贸易，又负担不起巨额粮食政策性补差，没办法，不如干脆放开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