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当公共关系刚刚在台湾兴起时，为了要让一般人了解什么是公共关系，常有人喜欢引《冯谖客孟尝君》一则（典出《战国策》）来解释何谓公关，当时我在《中国时报》开有《公关人专栏》，亦不能免俗，曾为文详细说明冯谖如何以狡兔三窟为譬，为孟尝君在封地“薛”矫诏令烧债券，以致人民感念。日后孟尝君失意回到薛地，受到人民夹道欢迎的事。孟尝君欣喜之余曾对冯谖说：“昔先生所谓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但是《冯谖客孟尝君》的典故，其实与公共关系的精义，还是有一点差别的。《冯谖客孟尝君》讲的是一种施舍，一种慈善行为，是利人的。虽然不损己，但并不直接利己。这种单方面的送利，是人道精神的表现，并不足以打动尚未落败的孟尝君，所以冯谖返回时，孟尝君问他买了些什么回来，冯谖据实以告，孟尝君并不高兴，只说先生累了，休息去吧，从此对冯谖并不闻问。孟尝君有食客三千，冯谖充其量也只被列入鸡鸣狗盗之徒而已。
所以，虽然《冯谖客孟尝君》传诵一时，但是这只是历史上一件孤例，仍不能说中国历史上早就有公共关系的存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布施等善行，但这都是单向的，并不求回报；也许求个阴德，但并不求布施的对象立刻有所益于己身，所以只是单纯的做善事而已，并不是互利的，而是利人的。
双赢是公关本色
公共关系和上述善行最大的差异，在公关是互利的，它的精神，向来都是双赢，而非单赢的。所谓单赢，最简单的例子莫过于零和下棋，一定要分出个胜负。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零和游戏，就是战争，是战争必要求个输赢，所以生灵不免涂炭，所以兵器自古被视为不祥之物，而最伟大的兵家（如孙子），无不认为战争能免则免，讲求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政治谈判如此，商场亦然，也求的是双赢。做生意讲求的是银货两讫，童叟无欺，这中间讲的是一种平等精神，买卖双方两不吃亏。
唯有如此，才能让客人川流不息，业务蒸蒸日上。俗语“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无人做”，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要做生意又不要赚钱，那么索性去做慈善事业吧，就不必言商了。
中国古来把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士是圣贤之道的传布者，并不营谋自身的衣食，“士致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耻谈己利，又代表社会对道德的追求，所以清高，受人尊敬。
至于农、工两个阶层，则是以劳力换取金钱营谋生活的大众阶层，所以层次较低；而牟利的商人，所营无不在利，有时甚且只是蝇头小利，所以不受尊崇。中国古来社会风气如此，代表儒家一种理想，无可厚非，但沿袭至今，尤其在欧洲工业革命重商主义盛行之后，就产生了流弊。
前言做生意就是要赚钱，否则就不必做生意，但是赚钱又不免流于粗俗，不受世人尊敬。所以代代生意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成为富翁之后努力布施，然后要子孙用功读书，以求光大门楣，跻身士绅之列。
前人生意做不大，除了社会不鼓励，还有一个原因，即交通不发达，不能做到货畅其流，所以很少能成为通商大贾，动辄影响观瞻，受到从政者礼遇，享受平起平坐、奉为上宾的待遇。
工业革命商业崛起
国外也一样，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交通不发达，为商亦无从成其大。但是自从工业革命之后，科技进步，交通发达，不仅大商人应运而生，跨国企业成形（最早的跨国企业莫过于东印度公司，在全球贸易的今日，研究东印度公司已成为显学），并且还发展成资本主义，导致后来的帝国主义，让世人始料未及。
西方的大商人，大都起于十八九世纪，如前所言，这是受了工业革命的影响。流风所及，在19世纪的古老中国，竟也崛起一位大商人，即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字光墉，1823—1885）。胡雪岩之所以能成其大，与海运交通大开固不无关系，与战乱亦有关，与他本人的能干及个性，则更有关。而胡雪岩的落败，却与帝国主义有关；可谓东方的赶商人败在挟帝国主义余威的西方商人手里。除了怪中国两三百年的积弱，能怪谁？真正是天乎、人乎，而竟已乎！
前言《冯谖客孟尝君》讲的是一种单方面利人的行为，并不能道出公共关系精义，因此我在教学之余，总在寻找一个属于中国的公共关系定义或例子。这个寻找，直到十多年前看到胡雪岩与他学徒的一段对话而后已。犹记当时全身起鸡皮疙瘩，大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此后无论上课、演讲，无不在在提出这个定义，以便开宗明义，点出公共关系精义。
利己利人可大可久
这个精简的定义，即“利己利人”。公共关系就是利己利人，怎么说呢？
有一次，胡雪岩的学徒问他道：“别人做生意总不易成功，而先生做生意却总是成功，是什么道理？”胡雪岩答道：“大凡世界上的事不外四种，第一种利己利人，第二种不利己利人，第三种利己不利人，第四种不利己也不利人。第一种事情尽可去做，第二种事情不必做，第三种事情不可做，第四种事情不能做。我做的事业虽多，但总朝着利己利人的方向去做，所以总能无往不利。”
胡雪岩这个看法，与近代西方公共关系的崛起不谋而合。只是他的看法，比西方早了很多。现代西方公关，源于20世纪初，而其问题的产生，则在19世纪。也可以说，西方自工业革命之后，弊端丛生，不仅贫富不均，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埋下日后阶级斗争的种子，并且民怨日生，造成日后新闻史上“扒粪时期”（muckraker era）的产生。当时大商人如洛克菲勒等几乎无形象可言，在人民心目中如吸血的蛇蝎。而这些靠工业进步崛起的巨子，也全不以民众为意，以致罢工频仍，劳资对立，简直不知如何善了。经过几十年的揣摩，又经过一再聘用“媒体代理”（press agent）的边做边学，才慢慢发展出“公共关系”这一套手法来处理民众关系，赢取民众善意。而其精义，不外把民众的利益考虑进去，广为宣传，以求双赢。换作胡雪岩的说法，就是“做利己利人的事”。
所不同者，胡雪岩仍不免受中国传统观念“为善不欲人知”影响，重口碑而不重宣传。而西方大亨的公共关系，则非常重视宣传，并广以传播科技加被宣传，使得宣传成为一种专门事业。但论及公共关系观念和手段，则胡雪岩比起西方并不遑多让，有些作为甚至超越当时的年代。事实上，许多生意人，不分中外，即使在今日，亦未能完全悟出“利己亦利人”的简单双赢概念。
本着利己利人理念、凡事求双赢的胡雪岩，应该是可大可久的。
但是为什么他的下场会那么惨？胡雪岩的财富迅速累积，在短短20年间，已有三千多万，相当于当时中国财政收入的半数，却在转眼间倾家荡产，乃至80岁的生身老母吞金自杀，最后连自己也死得不明不白。一言以蔽之，利己利人、可大可久的胡雪岩因何败落？这是个令人好奇的事，莫非公关亦有不足之时？
出身贫寒器识不凡
胡雪岩出身贫寒，年轻时曾在钱店当学徒，后来因缘时会，结识了当时浙江巡抚王有龄及其后任左宗棠。太平天国时，胡雪岩初受王有龄的倚重，不仅委办粮械，又综理漕运，尤其他“素敢任事，不避嫌怨”，使得王有龄愈加信任，“凡解粮饷，必由胡某汇兑”，胡雪岩一时炙手可热，财富也大量累积。
除了王有龄以外，胡雪岩又与左宗棠结为莫逆。左宗棠在任浙江总督时与太平军作战，以及任陕甘总督时西征新疆，均仰赖胡雪岩调度筹款军饷及采办军械，遇有缺额时，还需胡雪岩想办法凑借，但他均能圆满完成任务。
除了为清军办后勤，胡雪岩也长于办洋务。左宗棠在福州办船政局，所有的规章制度悉由胡雪岩参与制订，他并与法国人筹划规章条约，使得一切行事有章可依。日后船政局在没有外国师匠的状况下造出轮船，左宗棠欣慰不已，曾夸赞胡雪岩居功厥伟。
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雪岩也一再受到清廷的赏赐，得赏一品秩，破格奖赏穿黄马褂，戴红顶。胡雪岩本是商人，他在办公事时，并未脱离在商言商的本色；他讲求的是利己利人，而非利人利己。他的从商哲学是：“做小生意得迁就局势；做大买卖得先稳定政治局势，大局好转，做生意自然就会有办法。”他重实际，处理事情有豪侠之概，做事公私兼营，面面俱到，相辅相成。
胡雪岩在1860年时已自开钱店，当时他正筹办粮台，两者可互通有无。在1860至1870年间，全国通商口岸21家银号中，胡雪岩独资经营的就有六家，同时他还有26家当铺，几家钱庄，一家衣庄，以及一家药店，即有名的“胡庆馀堂”。
重视信誉品管服务
胡雪岩做生意首重信誉，他手订店训“戒欺”二字，并把这两个字制成匾额，高悬在殿堂上，旁有跋，如下：
“凡百贸易，均著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于之心，采办务真，修治务精，不至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为自谋也可。”这一段文字可圈可点，既是店训，又兼经营警语与宣言。他开钱店，亦一本同样的宗旨。例如湘军有人钱存在他店里而战死，他的店总力求将结余款项送给储户家属，诚实不欺。胡雪岩的生意经营品质一流，并且不论经营生丝或药店，均十分重视品质与品管，采办必在原产地，以求物美价廉，同时对药农也多有照顾。此外，他也在浙江创办义渡。
胡雪岩认为做生意宜多求远谋，不求近功。他开药店因为他认为乱世必有病痛、瘟疫，因此会有生意，一方面也可以做善事，如果有买不起者，他便送药。此外，他也在公益事业上大举捐输。据左宗棠估计，胡雪岩在各种灾情上，至少捐了白银二十万两，并施药无数。
因此左氏夸他“义声著于遐迩……诚足婉当世诸公”。此时在中国社会里最不受推崇的“商人”，已经名动公卿，被誉为“商贾中奇男子”。
这在守旧的中国社会，尚属破天荒第一次。
在胡雪岩的诸多作为中，有三件事，以今日之眼光视之，已属上乘公关，但也许在他当时眼中，不过是利己利人守则外一章而已。
其一，他为了鹿茸特设鹿苑，并开放供人参观，无形之中，得了许多正面宣传。其二，他在胡庆馀堂开张之日，身穿命服，亲自在殿堂招待顾客，如果有顾客对所购药物微露不悦，他必趋前审视，并立即致歉调换，使得顾客喜出望外，广为宣传。此外，他两次东渡日本，重价购回流失在外的文物，其中有古钟两口，分别悬于西湖岳王庙及湖州铁佛寺，人们看到“胡光墉白日本购归”字样的钟，不禁对他的尊敬又多了一层。
生丝出口埋下祸根
其实胡雪岩的发迹，除了形势使然，也显示了清廷之落败。许多事情，朝中已太腐败颟顸，以致必须仰赖“体制外”的商人方能成事。
当时朝中各赶臣，早已顾不得身份与尊严，纷纷把钱存在“商人”胡雪岩的店中，如恭亲王奕，及刑部尚书文煜，就各存有纹银几十万两。
外销生丝是当时赚钱的大买卖，胡雪岩是此中大户，但是他注意到当时在上海的外商已日益掌握丝价收购主动权，于是他集结散户，合力对付洋人，想争回丝价主动权，俾让丝农受益，也为中国人争一口气。就在胡氏大量收购生丝，想垄断丝价，让洋人无法以低价得逞之际，适巧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兵舰开进吴淞口，拦检各种船只，一时人心惶惶，造成金融大恐慌，银根大为吃紧。而胡又丝货堆山，洋商得讯后，扬言今年停做丝生意，以致丝价无量下跌。此时胡想削价求现，向素来相熟的洋商如怡和洋行求救，奈何洋商不论交情，只一味压价。由于丝存久要变色，所以胡只有忍痛蚀本出售，几天之内，损失200万两。
就在此时，有人落井下石，参了胡雪岩一本，于是朝廷谕令查抄家产，归还公款，于是私人债主纷纷上门，而大存户又争先恐后挤兑，导致他所有的钱店、银号相继倒闭。偏偏这时又有人趁火打劫，如文煜，竞以56万两的存款，接办了资产高达两百多万两的胡庆馀堂，只勉强让出18股，作为胡氏遗族的生活费用。
胡雪岩一生经营的事业，就这样在极短的时间内付之东流，换来的，只是当世人的叹息。聪明如胡雪岩，也没有想到，在那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以他个人，无论多么精明能干，怎能与在华享有条约特权的洋商争锋？更何况当时里外掣肘，不能齐一步调，又怎能与团结牟利的洋商争胜？他曾说做大生意首要稳定政治局势，待大局好转，自有可为。但在清廷面对帝国主义摇摇欲坠、摧枯拉朽的政局下，只凭他一己之力，如何能使大局好转？
时至今日，繁华喧闹的上海，各国货物市招充斥，西子湖畔老字号胡庆馀堂的招牌，也依然耸立；只是店东早经换过，而原创者的尸骨已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