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结构论不认为个人权力能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而把重点集中在塑造形象或思想背后的复杂运作上（Scholle，1988）。对大众传媒而言，结构分析重视的是传媒产业相互间的剧烈影响，如竞争、科技、专业压力，以及观众的兴趣等。相关法规也是结构论者的讨论范畴；而法规自然会限定工具论者对拥有者所做的权力假设。
换言之，结构论者认为一切出于结构。
第三种观点则是Herman 8L Chomsky（1988）提出所谓的“宣传模式”（propaganda model），企图从“机构”的角度，显示层层过滤器如何运作，确保菁英观点主宰大众言说。第一层过滤器正是政治经济学的领域，显示大众传媒的规模、所有权和营利天性，确能确保某种社会真实的再现；尤其全球持续发生的媒体集中化和集团化现象，更恶化这个趋势（Bagdikian，1987）。第二层过滤器是传媒的过度依赖广告，确保了霸权观点。第三层过滤器就是过分仰仗政府或产业界的官方说法，导致美国媒体观点的雷同与缺乏变化。这些因素陈陈相因，到头来只有最纯净、最适合的新闻原材料，会被刊（播）出。宣传运动的基础与操作，大抵如此。
Gandy对公共关系的批判，采用工具论观点，着眼于锐意影响他人行为的动作，如“管理”大众对某些议题、选择，以及意见的大气候，从而间接达到所求，并且颇具成效。不管怎么说，外界对公关的看法，仍认为公关操作就是代表客户做“说服”的工作，Steinberg（1975）形容公关的功能是一种“获致赞同的工程”（engineering of eonsent，语出Bernays，是其1955年著作名），创造客户所代表的个人、产品或思想有利的舆论与气氛，主要在控制环境、维持组织利益，是一种有目的、自利的传播。虽然近代公关强调要了解群众，然而这样的关怀，仍出于工具的考量，因为愈了解群众，愈有利组织对之分类与传播。
在影响公共政策时，公关常是必备工具，如政府公共事务的立法过程，或统筹各种于组织有利的讯息、于组织形象有利的传播策略时，公关都不可或缺（Toth，1986）。自从消费运动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以来，议题管理日受美国企业重视，在华盛顿设立游说据点的公司也与日俱增。许多公司学会了加入联盟（coalition）、行动委员会，或种种策略团体，来影响国会或各州立法（Victor，1988）。在里根主政时，企业和政府联手发动许多运动来影响立法，以致里根在白宫的第一年，政府就“瘦身”不少，许多事务都改交民间进行，企业也大幅减税（Levitan＆Cooper，1984）。这种种都透过Helm（1981）所谓媒体工具的细致微调，发出一种一致和谐的声音，影响阅听大众。虽然有时公关也被施用于有利民众的事务，但大多数的时候，企业和官僚体系才是公关运作的客户和受益者（Pertschuk，1986）。
传统上，总认为公共政策全在政府内进行，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是公共政策的主要战场。其实企业和基金会的董事会，也是重要的政策中心，尤其企业在赚钱之余，也对员工和社区民众或社会大众的健康和安全负有责任，使得企业和公共政策不得不交手，而私人企业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与控制，也就如影随形。事实是，不论在辩论、听证、谈判、立法的过程，或制造舆论时，企业都透过传送资讯发挥影响力，而公关也在每一环节都居重要地位。很不幸的，当某一议题在立法过程折冲时，也就是民众首度听闻这个议题时，此时通常最重要的部分已被“政策菁英”（policy elites）所决定，一切已太晚（Gandy，1992：137）。
Kahnerman＆Tversky（1986）提到议题怎么被框架（framed），会对最终结果有长足的影响，即使环绕议题的基本事实不变。包装议题变得很重要，如果能在道德、社会、伦理或意识形态的意义下架构议题，最终决策常会截然不同。而人民，会愿意支付在他们眼中有正当性或必要的支出，否决不正当的行为或要求。此外，找出最适当的说法宣扬自己，并尽量使得另一方的立场显得微不足道，也是一门学问。
除了上述“了解”决策过程的重要外，个人或组织也有强烈的诱因去“影响”这个过程，此时公关又扮演重要角色，而其做法，就是透过经济来解决，也就是提供免费的“资讯津贴”，如此则公关人员成功地降低了决策者搜集相关资讯的经济压力，资讯变得唾手可得，并且还自动送到眼前（参见第3章第10节、第12节）。
资讯是否有价有待辩论，然而它的特殊性，却使得法律无法明文规定决策者不能无价取得它。无可讳言，搜集和处理资讯的过程需要不少时间与金钱，而有些人就是比别人更有时间和金钱去做资讯的搜集、处理与分发的工作。Gandy（1992：142）给“资讯津贴”下的定义是：“影响决策的人为了增加说服讯息被采用的机会，在降低相关代价、却不影响讯息价值与实用性的前提下，所做的努力。”这个定义点出了问题的关键，即“价值”与消息来源的“信用”之间，有着微妙的关联——如果人们认定资讯的提供者与决策结果有关系，就会不信任这个资讯；尽管同为资讯，但如果系为了自利，资讯就显得不值了。为此消息来源不惜隐藏自己的身份，以便隐瞒相关利益。
资讯津贴又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直接如报告或证词，国会听证就是提供直接资讯津贴的好时候。在华盛顿，说客甚至被视为提供宝贵资讯的专业人士。选民的意见或来信也弥足珍贵，尤其来自有权有势选民的意见。但现代公关最强而有力的武器，还是间接资讯津贴，也就是所谓的新闻稿。
基于有利消息来源自身的资讯会减低其可信度，因此资讯津贴均以可信赖的面貌出现，如使得事件本身像一条新闻，而非一个意见，或尽量引用学者、专家的意见。有时连学者、专家、学术团体或民调结果，都是政府或企业“御用”的。这么一来新闻人员或编辑，就经常收到来自消息来源的新闻稿，或受邀出席记者招待会。电子新闻稿更有专门公司专人制作，其品质常常胜过真正的电视新闻（Armstrong，1988；Chang，1994）。
草根游说（grassroots lobbying）更是间接资讯津贴的重要渠道，如果国会和地方议会是发送资讯津贴的第一环，媒体（包含通讯社）是第二环，草根游说就是最接近庶民的第三环。阅读媒体所刊登报道的民众，还真有可能会受到报道的鼓舞寄出万人信，而信件内容、议员的服务处电话号码、传真号码、地址或网站，都会以资讯津贴的名义，免费提供给选民，此时不论消息来源或媒体，都会想办法否认这中间运作的存在（Gandy，1992）。
似这般绵密的政治经济运作，引发了这个“资讯的年代”（information age）引人深思的问题。Mitchell（1989：56）谈到权力的正当性：“现代企业，已经从否认权力的存在，转移到否认自私自利。”换言之，企业权力已经明显到无从否认，而公共关系的功用，就在协助企业显得较不自私自利而已。有识之士已开始担心，我们是否进入了一个企业和政府利益纠葛不清，企业影响力大到影响政府运作的时代，也就是今日许多人提到企业治国的时代，而全球化的趋势更恶化此一趋势（Hall＆Preston，1988；Robing＆Webster，1988）。
上述企业和政府关系的改变，还因为两种策略而加剧——“去规则化”（deregulation）和“民营化”（privitization）。公关在这里，又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大型的社会行销运动，更使得这个改变正常而合理。
所谓“去规则化”就是把政府在追求利益的路上所设的绊脚石——法规移开，政府原先所规定的责任和限制，都被以“这是进步所须付的代价”，或“全球化竞争”等理由扫除尽净。“民营化”使得企业得以染指赚钱的国营事业，或原本不被看在眼中的事业，许多政府原先美其名为公众利益或服务的事业，如今已尽成私人营利企业，如教育、电信、国防、公共工程、公用事业，甚至军警、监狱系统，都改由私人企业提供，美国如此，英国如此，台湾也亦步亦趋。政治经济的大帽子，使得社会公义、平等原则消失，商品化加速，而科技的进步，又促使改变加剧。
Pearson（1992）则从“后现代”的角度，对公共关系做历史分析。
他认为公共关系仍以管理功能为主，但其理论依据颇值商榷。Wise（1980）曾提及任何历史的学术作品均不可忽视作者本身的立场及历史事件所处的环境，读者和作者对此应特别注意。Wise认为世上没有所谓的历史事实，只有历史学者的诠释。从此角度来看，公关史也可以“一个事实，各自表述”，版本相同，观点不同。没有定于一的教条，只有多元的看法，即使历史亦然，这就是后现代的真谛。
Pearson认为语艺的理论基础与哲学息息相关，以后现代而论，一言以蔽之，就是质疑任何既成论调、基本教义。Rorty（1979）最反对人的思想如镜子般反映自然的说法。后现代思潮强烈反对的就是：所有时代的所有人对事情的看法一成不变，人的理性如强烈探照灯般大放光芒，每个人都以此光芒照亮真相。事实上，许多事情是二元相对或相互依存的，理性也会受到感性和欲望的影响。只要“诠释”取代了“再现”，真相就可能会被蒙蔽，“真实”的经验就可能成了“意义”的经验，因为人只能解释事情的意义，而非事情本身。正因如此，语言文字、符号和语艺，就成为认识论的前沿，也就是认清真相的先锋。
也因此，在研读公关史前，须先熟识其作者，这样才知道作者所抱持的态度和哲学，也才能搞清楚作者笔下的公关历史。wise（1980）曾说过任何作者在写作时，都有一个贯穿全文的解释结构（explanation form），如果能把主轴观点标出，就更能显现作者的诠释依据。基于上述原因，公关史可以有多种诠释版本，而作者所用语艺，也有各个不同的面向。
以Hiebert（1966）所著的Ivy Lee传记而言（以下有关公关历史的讨论，请参阅《新世纪营销——公关、趋势、行销》一书《近代公关发展历程》一文及本书第3章第4节），就提供公关史某一重要观点，但如果把Hiebert的著作与英国历史学家Pimlott（1951）、美国商业历史专家Tedlow（1979）、较激进的Smythe（1981）和较保守的美国历史学家olasky（1987）并列，就可以看出各家说法，是多么不同。
先以Hiebert来说，从其书里不难找到他的诠释结构，下面列举书中一些二元对立的“象征密码”（symbolic codes），很足以一窥Hiebert心目中和笔下的Ivy Lee（Pearson，1992：114）：
谎言（fiction，lies）vs．事实（truth）
秘密（secrecy）vs．公开（openness）
党派（partisan）vs．中立（neutral）
说服（persuasion）vs．了解（understanding）
形象（image）vs．真实（reality）
宣传（propagagnda）vs．教育（edueation）
文宣（publicity）vs．公关（public relations）
扒粪（muckraker）vs．新闻绅士（gentleman of the press）
Hiebert承认在日常生活里，这样明显的二元论并不易判别，但他认为Ivy Lee在公开场合所做的宣示和某些事例，至少表明他曾认真思考，且有意履行这些价值观。他认为Ivy Lee的终极价值，就是民主的观念。他举Ivy Lee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所做的演讲为例，IVy Lee谈到民主是否稳固，至终要仰赖人民的判断是否正确，而人民的判断若要正确，就要有足够的资讯，而公关的工作，就是提供资讯。Hiebert（1966）在书末提到Ivy Lee和公共关系强调开放的沟通渠道，促进对立群体相互了解，对确保美国多元社会，扮演至为重要的角色。在序里，Hiebert还提到如果没有公关，民主将无法在大众社会生存。公共关系在20世纪初一场Ivy Lee一手促成的革命，正是民主价值开花的显例。
Hiebert本身教授公关，也执业公关，所以他书里许多地方，强调公关的正当性。他为Ivy Lee所做的分析与定调，至今仍是主流看法。但是Garraty（1966）则批评他书中对公共关系的道德与专业伦理着墨甚少，把Ivy Lee视为英雄，未免太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