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行长在2009年3月23日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署名文章后，6月26日，央行发布了《2009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提出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需要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健全国际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中国首先在世界上提出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动议，是中国金融崛起的标志。
中国金融要进一步强盛，其标志应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在世界货币改革千秋大业中，人民币要相机走向世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既是中国避免未来受制于他国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必要条件。
今日中国已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已是贸易大国，在贸易和投资中人民币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人民币交易量正在快速追赶在亚洲影响力最大的货币——日元。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本轮金融海啸的反复考验中，中国始终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对于稳定国际货币体系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中国赢得了国际信誉。但是中国目前人均GDP仍处于较低水平，虽已接受IMF第八条款，资本项目管制仍很严格，传统的严格管制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以及至今仍无自由兑换的时间表等，使人民币尚难迅速成为国际中心货币。
现在人民币还没有成为可以完全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在贸易的结算与支付中，作用还很有限，即便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中，也还不能承担通用货币的职能。因此，现今人民币还没有加入世界货币的行列，无法成为外国中央银行的主要外汇储备，也尚未全球金融体系中扮演主要角色。
人民币要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货币有两个必经阶段。第一阶段是人民币一定要成为全球贸易结算货币。中国正在采取有效的步骤，包括鼓励上海、深圳等五个城市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鼓励双边贸易人民币结算以及与多国央行的货币互换等等，实现区域内人民币的贸易结算。第二阶段则是人民币成为国际性储备货币．必要条件包括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要有足够大的规模，而且结构必须均衡，没有这些基本条件，任何货币都不可能成为国际认可的储备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力来自于市场，决定其成败的关键也在于市场的选择，而非政治权力。简言之，这个市场主要指境内外企业及个人是否愿意使用和持有人民币进行结算、投资和储存。政府政策固然可以促进或阻滞人民币国际化，但从根本上说，接受或不接受人民币是企业、组织和个人的选择。影响他们选择的因素有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对该种货币的信心，以及对该国经济发展的预期。从这一方面说，人民币国际化同样需要接受国际市场的考验。
人民币能否实现国际化，关键在于何时实现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一个不能经由市场体现其价格的货币，既无法真正自由流通，当然谈不上什么投资职能，遑论被国际社会接受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了。
蒙代尔在上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三角”理论指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经济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据此画出了一个三角形，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The Eternal Triangle）或“三元悖论”，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上述三个政策目标中，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项，不可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
这个“三中择二”的政策选择原理，有人称为“蒙代尔一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形”。
历史上的金本位制以及1973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实现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无体系的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
克鲁格曼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力较大，又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相信发达国家贬值幅度可以恰到好处，不至于过度。
中国选择的是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者，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账户，不开放资本账户。
发展中国家对于汇率不稳定和资本流动冲击的承受能力比较脆弱，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该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他高度赞赏中国人民银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其他亚洲危机国家所不具备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没有开放资本账户，没有实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他说，中同1997年的选择，对于防止世界重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真是“谢天谢地”。
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也避免了直接的强烈冲击，这都得益于中国式的“三中择二”。但长期盯住美元或盯住几种主要世界货币的固定汇率政策的成本却日益彰显。
由于人民币长期盯住美元，在过去多年里，人民币跟随美元对世界各国货币贬值，造成了中国制造产品特别便宜的现象。因此，更多的国家愿意进口中国的廉价商品，更多外国人愿意来中国投资，更多抱有人民币升值预期的“热钱”流人中国购买房地产和股票。此外，名义汇率的稳定使出口带来的中央银行外汇占款不断增加。由于对冲手段有限，外汇储备的被动增加导致中国实际上已经部分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2009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21 316亿美元，其中70％左右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包括大量美国国债、机构和公司债券，以及其他证券等。从2008年9月起，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5月底，一年内，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增加近3 000亿美元，总共达到8 015亿美元。面对无可避免的美元贬值趋势，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势必遭受巨大的资本损失。现在中国拥有的美元资产，实际上已陷于不能脱手、欲罢不能的困境，一旦中国把这些资产抛售，将造成美元更大的贬值。
与其进退两难，时刻担心美元贬值，不如支持新的“三中择二”，让人民币走向世界，消弭巨额外汇储备于无形。就像现在的美国那样，国家不必再维持高额外汇储备。
在美元体系下的中国经济，不可能有本国独立的货币政策。整个货币政策受制于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动发行数额巨大的央票和维持高达17％的存款准备金率，成为人民币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的重要来源。实际上，一方面消费者物价指数高企，另一方面生产过剩，通胀与通缩同时存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反而大于欧美，也说明了当前的货币体系和政策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可见，中国的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个“三中择二”，正在不知不觉地演变为另一个“三中择二”，即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而正在丧失对国内经济至关重要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中国有必要重新调整，选择第三种“三中择二”，即放弃盯住美元或盯住几种主要世界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稳步地转向浮动汇率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确保货币政策独立性。
更重要的是“三中择二”对于国家内部经济进步的长远影响。
当一国的货币制度不能同国际市场接轨时，人们必须在贸易中付出代价以对冲制度成本。一国的货币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流通才能体现出准确的价格，劳动力价值也只有在市场中进行比较（交换）才能体现出它真正的价值。货币的价值被低估，劳动力价值也被低估时，劳动者勤奋工作，但只能得到很低的收入。中国近20年的CDP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在增长，劳动力的素质显著提高，但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却越来越低。
在许多发达国家政客“代表”本国的劳动人民攻击人民币“损害”了他们劳动者的利益的时候，中国的劳动者并未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果实。因为这些增长有的变成了源源不断流向外国的廉价商品，为外国消费者节省了巨额开支，有的则变成了外汇储备，转化成为美国对中国的债务。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化被延误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也被耽搁了。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往往不能在经济内外部失衡时及时进行调整，从而使矛盾不断积累，最后通过货币危机以至社会危机的形式，对经济的失衡进行纠正。
国家发展战略必须向内需驱动型经济转型，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正与这种发展战略转型相辅相成。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条件下，对外贸易不平衡会通过相对汇价来平衡，外需对经济的驱动力会减弱；在汇率自平衡机制作用下，国民财富外流现象将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为使中国经济转向极大地依靠内需，减少对向美国等国外市场销售产品的依赖，避免出现不断增大的贸易顺差，政府还需采取措施提供更多的医疗、退休、社会救济、教育等福利，以说服中国普通家庭，让他们相信现在支出并不意味着以后会挨饿。这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减少或解决民众感觉有必要为预防万一而攒钱的各种原因。
中国要在世界上真正取得公平竞争的地位，由出口导向转入以内需为主要引擎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劳动大众的收入水平，促进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转型，构建成功合理化的和谐社会，都需要重新调整“三中择二”。
在浩浩荡荡的全球化潮流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迅速的新兴经济体，究竟应该如何“三中择二”，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不过，俄罗斯已经明确表示，在未来两年实现卢布汇率自由浮动，印度也这样表示，亚洲和世界的许多国家都表示要尽快地过渡到浮动汇率制。
新时代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不可避免。现代市场经济必须是金融开放的经济，一个国家货币的价格——利率，必须以汇率的市场化为前提。选择浮动汇率制是时代大潮流，当然也是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