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近几年我常为自己的《全集》写后记，一年中写三四篇《代跋》，要解释旧作，我有时谈到成都的老家。今年夏天我虽然写得少些，但是我做过一个愉快的梦，在一间有纱窗的木板壁漆成绿色的书房里我和三哥李尧林站在书桌前听二叔讲书。“必讼！”二叔忽然拍着书桌大声说，“说得好！”
我吃了一惊。在八九年大病之后我总是睡不安稳，也少做梦，就是进入梦境，也恍恍惚惚，脑子并不清楚。这一次却不同，我明明感觉到舒适的夏夜凉风。醒在床上，我还听见二叔的声音，他讲书时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必讼！”我很激动，一两个小时不能阖眼，我在回忆那些难忘的事情。
对二叔李华封我了解不多，他平日很少同我和三哥交谈，也不常对我们训话，我们见到他打个招呼，他温和地答应一声。他的住房在后面一进，旁边便是大厨房，那几年我没有进学堂而在私塾中又相当自由的时候，午饭前常常溜到大厨房里看谢厨子烧菜，很少听见二叔房里骂人或吵架的声音。人们说他的脾气不坏。
我只知道二叔是本城一位挂牌的大律师，年轻时候在日本东京学过法律，他在成都也有点名气，事务所就设在我们公馆里，三叔是他的助手，另外还有一个年轻的书记员，我和郑书记员熟悉了，晚上没有事就去找他下象棋。郑书记员有一回向我称赞二叔法庭辩护很精彩，他甚至安排我同他一起去法庭旁听。
我们的确去了，可是本案审讯临时改期，我以后也没有再去。
我没有听见二叔谈日本的事情，只知道他有一个笔名（也就是室各）叫箱根室主人。他活着的时候我说不出箱根是什么地方。1961年我访问日本到了箱根，不由得想起亡故多年的二叔，好像一下子我们的距离缩短了。我当初为什么没有想到他在那个时候就喜欢箱根，我一直以为他是守旧派，甚至把他写成《激流》中的高克明。在小说里我还写了淑贞的缠脚。但我堂妹的脚不久就得到了解放，在我们老家找不到一个老顽固了。
说到二叔，我忘不了的一件事，就是他做过我和三哥的语文老师，在我们离家前两年给我们讲解过《春秋·左传》。每天晚上我们到他的书房，讲解告一个段落，我们便告辞回屋。他给我们讲书，因为他对《春秋·左传》有兴趣、有研究。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他太寂寞，三个儿子都病死了。他可能把希望寄托在三哥和我的身上。
我常说自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看不少人都是这样。我在二叔身上也看到了矛盾，我对他平日总是敬而远之，并无恶感，但也不亲近。我还记得一件事情：编辑《平民之声》旬刊的时候，我常常把刚刚印好的刊物放在家里，就放在我和三哥住房对面的空屋里。有一天我进屋去拿新送来的报纸，门开着，二叔走过门前便进房来，拿起一张报纸看了看，上面有我介绍“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学说”的长篇连载，最后还有报社的地址：成都双眼井二十一号李芾甘。
他不满意地看了我一眼，好像要说话，却什么也没有讲就放下报纸走出去了。
我以为他会对大哥提起这件事训我一顿，后来才知道他只是要大哥劝我在外面活动时多加小心。这些话我当时听不进去，以后回想起来才明白这是他的好意。
我和三哥出川念书，也得到他的鼓励和帮助。
我想起年轻时候读过一部《说部丛书》，这是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翻译小说，有文言，有白话，全用四号字排印，一共三集，每集一百种。这些书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关在家里也看到外面世界，接触各种生活，理解各样人物。
我觉得它们好像给我准备了条件，让我张开双臂去迎接新的思想，迎接新的文化运动。书都是大哥从二叔那里借来的，为了这个我常常想起二叔。“文革”结束，我得到真正的解放后在旧书店买到一部这样的《丛书》，还有未出齐的第四集。我的许多书都捐赠出去了，这丛书我留着，作为感激的纪念，不仅是对二叔，而且也对大哥、对别的许多人，我从他们那里吸收了各种养料。没有从他们那里得来的点点滴滴，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继续回忆，继续思念，好像用一把锄头慢慢的挖，仿佛用一枝画笔慢慢地描，二叔在我眼前复活了，两眼闪光，兴奋地说：“说得好，必讼！“他又在讲解（《左传》，又在称赞《聊斋》的“春秋笔法”。他向我们介绍蒲松龄的好些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篇告倒冥王的《席方平》。席方平替父伸冤备受酷刑，他不怕痛苦坚持上告，一级一级地上控，却始终得不到公道。冥王问他还敢不敢再告状？他答说：“必讼！”酷刑之后再问，他还是：“必讼！”响当当的两个字真有斩钉截铁的力量。但是他吃尽了苦头，最后一次就回答冥王：“不讼了。”他真的不再告状吗？不，他讲了假话，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事实上他坚持到底，终于把贪赃枉法的冥王和官吏拉了下来。
我记起来了，二叔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席方平他讲真话受到严刑拷打，讲假话倒放掉了。然而他还是要讲真话。他就是有骨气！写文章要有骨气！”原来二叔也是教我讲真话的一位老师。
怎样写文章，我本来一窍不通，听惯了二叔的讲解分析，我感到一点兴趣，有时也照他的办法分析读过的文章，似乎有较深的理解，懂得一点把文字当作武器使用的奥妙。以后我需要倾吐感情、发泄爱憎的时候，我寂寞，痛苦、愤怒或悲伤的时候，我就拿起笔疯狂地写着，深夜我在自己房里听见大哥一个人坐进放在大厅上的轿子、打碎窗玻璃的时候，我不能控制自己，便在练习簿上写下一些不成篇的长诗。后来我在法国沙多一吉里读到报道两个意大利工人遭受电刑的时候，我写出小说《灭亡》中一些重要的章节。我写着，自己说仿佛有一根鞭子在我的背上猛抽。我对准痛处用力打击，我的感情仿佛通过我的心、我的手全部灌注在笔下写在纸上，“变成了我的呼唤，我的控诉，我的叫号。
最初的年代里我到处跑，只要手中有一支笔我便到处写作。心里想些什二，我就写些什么。我并不苦思苦想，寻找打击要害的有力的字句，我让感情奔放，煽旺心中的火，推动我这支毫无装饰的笔飞越一张一张的稿纸，我没有学会一字诛心的笔法，我走自己的道路。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终于从荆棘丛中走了出来。
我一再声明，反复解释，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懂艺术。有人嫌我哕嗦，其实我不过在讲真话。“文革”期间我曾几次被赶出文坛，又偷偷地溜了回来。现在我还不知道是否已在文坛“定居”。但是自己早有思想准备，不会太久了！
接连几个不眠的长夜，我睁着眼睛在思索，在回忆。灰堆里还闪亮着火星。
我不是怀念亡故的亲人，难道是在为自己结帐，准备还清欠债？
那么是时候了。
又想到了二叔，关于他许多事情我都记不起来了。我父亲只活了四十四岁。二叔活过了五十，但是他做五十大寿的时候我早已离开成都，现在连他的忌辰也弄不清楚了。我们出川后还同他通过三四封信，“文革”之后只剩下一页无尾的残笺，他的手迹对我还是十分亲切，使我想起他那些勤奋治学的教诲。
最近我把六十几年前这一页旧信赠给成都的“慧园”，说明我今天还不曾忘记我的这位老师。
我记不起我搁笔有几年了。写字困难，我便开动脑筋，怀旧的思想在活动，眼前出现一张一张亲切的脸。我的确在为自己结帐。我忽然想再翻一下《春秋·左传》。多年不逛书店了，我请友人黄裳替我买来一部有注解的新版本，不厚不薄，一共四册，我拿着翻看，翻过一册又是一册。我忽然停住，低声念了起来：“太史书日：‘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合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我不再往后翻看了，我仿佛又站在二叔的写字台前。熟悉的人，熟悉的事。
治学有骨气，做人也有骨气。人说真话，史官记实事，第一个死了，第二个站出来，杀了三个，还有第四、第五……两千五百三十九年前的崔杼懂得这个道理，他便没有让“太史尽死”。
崔杼是个聪明人，他当然知道即使不放过一个史官，他也阻止不了“执简以往”的人。二叔知道这个，我也知道这个，他的确是我的老师。
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