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诗是1986年春笔者考察福建华安仙字潭时，面对画壁写下的即兴之作，这是我对岩刻的性质、年代、族属等问题提出的一点看法。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我的看法并没有被学术界的同仁所完全接受。因为围绕着是“字”是“画”这个性质问题，一千多年来一直只有“文字说”一家之言，直到此年春，笔者才提出“岩画说”，并发表了《福建华安仙字潭石刻新解》一文，对“文字说”提出挑战，明确提出这些岩刻是岩画，并对画面进行了新解，从而打破了传统认识，点燃了“字”“画”争论的导火线。
笔者这篇小文发表后，许多专家就性质问题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文字说”学者根据岩刻的纹样结构与甲骨、金文的比较，文字产生的前提、条件和要素等方面，认为这些岩刻属于文字的雏形，基本具备文字的功能，因此是字而不是画，至少也是图画文字，在此基础上，进而认为这些字的属性，主要有“古篆”、“大篆”、“爨”或“苗文”、“吴文字”、“吴籀”、“象形文字”、“图像文字”、“图画文字”等。“岩画说”学者根据对岩刻纹样的结构、内涵、历史地理因素的分析，字与画的本质区别，以及与广西、江苏、台湾、四川、云南、新疆、内蒙古及世界各地有关岩画遗存的对比研究，认为是岩画。至今，“字”“画”之争，“干戈”不息，分歧还有扩大之势，是考古学界、艺术史界、岩画学界的热点话题。
闻名遐迩的华安仙字潭石刻，位于福建漳州市之北30公里，地属华安县沙建乡苦田村管辖。九龙江的支流汰溪由西向东川流不息，在溪水北畔有一段壁立的石崖，石刻就刻制于那里的石壁上。
仙字潭石刻早在唐代就被人发现了，并被张读（约公元853年前后在世）记载于《宣室志》一书中，内称唐代文豪韩愈，破释仙字潭石刻为“诏口黑视之鲤鱼天公畀杀人牛壬癸神书急急”，这自然只是望图生义的随意解释而已，不足为据。随后若干志书又有对此记载者，但都受时代的局限，不能摆脱方士神仙之说的臼窠，于了解事实真相没有多大帮助。
直到1915年岭南大学教授黄仲琴亲到仙字潭观察，并于1935年写成《汰溪古文》发表于《岭南学报》，这才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嗣后，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并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上，接着弘礼、刘蕙孙、石钟健、林蔚文诸先生续有专文论述。由于他们以仙字潭石刻与“不即不离、若是若非”的甲、金文字相比附，没有走出“文字说”的传统认识，故未能破译这一千古之谜。
由于近50年来世界各国岩画学的发展，尤其是近十余年来我国各省（区）大批岩画的被发现，为揭开这个历史之谜露出了一线光明。正如前面所提及的，首先是1986年初笔者在亲自考察基础上，发表了《福建华安仙字潭石刻新解》，嗣后又连续发表了《福建华安仙字潭石刻性质考辨》、《福建仙字潭岩画与广西左江岩画关系的再探索》、《漳州岩画》（合写）等旨在辨明仙字潭石刻性质的论文，此后，仙字潭石刻是“字”乎，是“画”乎虽仍有争论，但毕竟为“岩画说”争得了半壁江山。
仙字潭水面不大，宽近20米，南岸是低丘，上面草木丛生，长可掩人。潭北是蚶盘山，临水峭壁屏立，岩刻就分布于峭壁上，乘竹排可以往来。踩上石头，爬上悬崖，我们就可以面对面地欣赏这些古岩刻了。
就仙字潭石刻与世界各地岩画就图像学方面的对比，仙字潭石刻的岩画性质应该说是昭然若揭的。
现将石刻分组叙述于后，字乎？画乎？尚请读者明判。第一组是图形最多的一幅，是由众多的舞者组成的媚神娱神的群舞场面。或双臂平伸，自肘处下折，下身作蹲裆式；或双臂上举，下身亦作蹲式。多数舞者系尾。大部分舞者具象性较强，但有些图形有意加以变形，或双脚连成圆圈状，或将头部省略。还有一些舞者图形已图案化或符号化了，是经过作者艺术夸张浓缩、符号化了的舞者形象。比如岩刻上部中央位置，刻着一个女舞者，完全符号化了，但还能看出有两个偌大的乳房和一个用圆点表示的女阴。
第二组是舞者、人面像（面具）、头戴面具的巫师和符号。左边是一鼓腹的女舞者，往右有三个舞者，其中上面两个为女舞者。最上方是个头戴面具的巫师，胯下是个表示女阴的小凹穴。其右下方是一个人面像（面具）。巫师右边有一个符号。
第三组是两个舞者。
第四组是一个有项饰的舞者。
第五组是舞者和人面像（面具）。
第六组是舞者和兽面像。
综上所述，华安岩刻的确具有很多“画”的因素，以岩画来分析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整个画面以表现舞蹈为主题。舞姿多为两臂平伸，自肘部下垂或上举，双腿蹲踞，系着长尾。男女全裸，并突出表现了女性的乳房、女阴和已怀孕的腹部，气氛热烈，风格粗犷，远古人类充沛的生命力和一往无前的精神跃然画面。画面另一个要表现的是人面像，即面具。面具龇牙咧嘴，活灵活现。有说是表现部落战争中的猎首之举的；有说是描写部落首领及其妻子的形象的。这些说法或许有道理，但它与环太平洋地区人面像的功能是相悖的。正如本书前文已经提及的，整个环太平洋地域都有与仙字潭类似的人面像。这种人面像，千奇百怪，形态各异，或狰狞可怖或笑容可掬。这是对太平洋地区广泛分布的各民族头戴面具古俗的表示。仙字潭岩画，将面具与舞者刻在一起，说明两者可能有关，因为在原始舞蹈中，舞者大都戴着面具。舞者只要戴上面具，就可立即改变其超自然的存在，变为需要神灵在位的任何神灵的存在，直到今天，西藏在“酬神醮鬼，驱邪禳灾”的宗教法会中所佩戴的神舞面具——羌姆（跳神）面具和内蒙古喇嘛跳鬼面具，尚保留着远古时代跳舞戴面具的遗俗。在西藏阿里日土岩画中，也有以拙朴的手法勾画出的舞蹈场面和戴面具的形象。因此，华安仙字潭岩画中的舞蹈场面中出现面具是顺理成章的。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华安岩刻发现至今已有多年的历史了，对于岩刻的内容，唐代人认为是镇压恶魔的咒语。近代学者有人认为是一幅记录征战的图像文字，各个部分或表现杀戮俘虏而举行祭祀，或描述激烈的战斗和征战后的狂欢。另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华安仙字潭岩刻是表现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华安岩画到底表现的思想内容是什么？读者不妨根据石刻图形去进一步分析和研究，从而得出合理的破译。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仙字潭岩刻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古代文化现象。1987年4月笔者与同行曾五岳、林焘先生，又在华安县的草仔山、石门坑、石井、蕉林、官畲，潭浦县的墓坑、海月岩、赵家铺，龙海县的云洞岩，南靖县的村雅村，东山县的岣嵝山都发现了岩画，这不仅有助于对仙字潭岩刻的“字”、“画”判断，也对仙字潭岩刻的内容作深入理解有重要价值。
关于仙字潭岩画的年代，也是学者间的热点话题。由于到目前为止，尚无现代科学测试手段用于测定岩刻绝对年代的先例，仙字潭岩画又不像他处岩画那样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因此学者间对仙字潭岩画年代的推断有较大分歧。对其下限定在唐代以前已无多大异议，因为唐代已有文献记载可证。
年代上限，分歧意见则较大，“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社会后期”有之，“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金属时代”、“古文字出现以前”亦有之，具体一点的，有“殷周”、“商周”、“商至西周”、“商至春秋”、“秦汉”等说，更为具体者还有“相当于中原西周时期的浮滨类型文化时期”、“吴太伯、寿梦、阖间之间”、“早于无诸”、“魏晋南北朝至王审知主闽”等。多数意见同意把其相对年代定在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依笔者看来，在当前没有充分断代证据的情况下，不妨把上限时代的跨度定得更笼统些为宜，即时代上限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
仙字潭岩画主人的族属，专家们的观点主要集中在“越族”、“畲族”、“吴族”等三大族属上，似认作“越”、“畲”者居多。笔者认为，断定作画者的族属依据是岩画的时代，即作画时代在闽南活动的民族，大约就是岩画主人的族属。倘若岩画的时代定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不谬的话，那么仙字潭岩画主人的族属当为百越的后裔，即越人为宜。
面对仙字潭峭壁上的岩画，历史上一幕幕壮丽诗篇顿时在脑海浮现：缅怀作画时代，在水流滚滚的汰溪之畔，在蔚蓝的天宇下或明亮的月光中，巫师率领着头戴面具氏族民众，欢跳媚娱神灵的原始舞蹈，以求河神的保佑，祝愿人畜的繁衍，那该是何等壮丽的场面啊！但曾几何时，这壮丽的情景却化作历史的泡影，而变作无影无踪。今天，抱着寻求知识目的接踵而来的专家学者和一般观众，在石壁面前感慨万分，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苦苦地思索着它。作为沉默不语而又作为历史见证的仙字潭岩画，谁对你的破译更接近历史真貌呢？究竟天下何人能识君？
神秘莫测的灌云杯状凹穴岩画
1989年6月16日《中国文物报》发表了一则题为“灌云发现商代星相石岩画”的消息，内称：“南京博物院年近七旬的考古专家王少华教授，最近对灌云县大伊山卧龙岗古代遗迹进行了科学鉴定，确认系商代的星相石岩画。这是一次全国罕见的重大考古发现。”消息还说：“卧龙岗古迹，历来被当地群众称为‘星相石’、‘观星石’、‘日月石’，迄今未有科学结论。”5月12日，王少华等前往考察，经科学鉴定，确认是商代祭祀天地的星相石岩画，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王少华认为，这在全国尚属罕见，是继“东方天书”——连云港将军崖夏代岩画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它对研究我国沿海地区古代的天文、气象、民俗、农业生产等都有极高的价值。类似的古迹在大伊山共发现6处，以卧龙岗古迹最集中、最典型。它面积约35平方米，其上遍布大小有序的圆形凹窝近200个，最大的直径22厘米，深6厘米，最小的直径3厘米，深2厘米。这些岩画保存基本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