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时，是到商社去，还是朝着做播音员的路前进，各种各样选择曾令我无所适从，最后才选择了索尼。但现在我觉得加入索尼确实没错。别人问我：“在哪儿工作呢？”回答“在索尼”时，不知为什么心情很愉快。自己能有这种自然的心情，真是太好了。还有一件想称赞索尼的，那是通过美国海关时的事。我出差到美国去时，美国海关一定会问：“为什么而来？”回答说：“我是索尼的职员，来工作的。”此外，就什么问题也没有，让你通过。和海关的工作人员闲谈时，有时听到他们说自己有索尼的这个那个产品，其中真有人认为索尼是美国的公司。这时候，我切实感受到索尼公司的强大。
索尼法则之九
如果有自信，不断地投入吧
巴克斯特株式会社名誉会长
小松万丰
1928年10月19日出生
小松是索尼公司海外第一批工作人员。1959年单独一人到瑞士苏黎世建立了索尼商务的根基。
劫后余生
我16岁那年的夏天，在江田岛迎来了战争的结束。结束前，作为海军学校的第77期学员入学，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的8月6日，我在离广岛20公里的江田岛。看见那紫色的蘑菇云“噼啪”地一闪，“咚”的一声，那一瞬间，我似乎感受到了从地基里面而来要把地面顶起的冲击力，但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边说着，边躲进桌子底下，那一定是出自本能的反应。这样，一两分钟后，避难广播响了起来。大家一起涌到防空洞，在去防空洞途中，看见了向天空升腾的蘑菇云。
第二天仁科博士观察了广岛的情况，说投下的是新型炸弹。我们那时才知道，美国对日本投下了原子弹这一事实。仁科博士还提醒我们：“新型炸弹”会发出放射性物质，下次警报响后，大家要罩上白色的布。那之后的二三天内，政府给大家提供用漂白布做的袋子，袋子上给眼睛、鼻子处挖了小孔。我们以此防备投下另一颗新型炸弹。
后来才听说，原子弹落下时，在离我们不远的山那边的居民都被炸了，幸运的是天助我们，我们所在的地方正好在山的背阴面。但即使知道有那么大杀伤力的炸弹投下了，当时16岁的我却一点没想到日本会战败。因为受到彻底的海军教育，曾认真地想过为国而死的事。我认为快要在本土决战了，要进行最后的战斗，我也做好了战死的精神准备。
不久，迎来了战争结束的日子。那时，全体人员到一个大屋子里集合，听玉音广播。因为是天皇讲话，大家从里到外都换上新衣，列队听广播。然而，麦克风不好，怎么也听不清楚。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就听清了一句“要忍受不能忍受的事情，忍耐，忍耐”。这以外的几乎都没听清楚。但是日本帝国投降这一事实，也仅仅只有这一事实我听明白了。
战争结束了，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自己在战争中活着过来了。心里涌上一股安全感，然而另一方面，尽管战争结束了，听说德国希特勒等战争犯人全部要被处死，大概也不会让在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和海军军事学校的学生活着吧。这种谣言，好像真的似地悄悄流传着。我甚至想，自己会被当作战争罪人抓起来，然后被处死。老兵说：“你们反正只有死，回去先销掉户籍，隐居在山里吧。”那时我对死的认识．并没有什么特别。进人军校尽管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接受了让我们认识死亡的训练，因此对于死，我并没有什么恐怖的感觉。
停战第一天，江田岛也有躲在潜水艇里自杀的青年。他们在江田岛周围，乘潜水艇一圈一圈地转着，挥舞着小旗．开着潜水艇冲进水中。记得好几个青年死了，相当多的人受伤。包括我在内，大家都觉得，自己将为战争而死，我们都是为了战争而接受训练的年轻人。虽然听到了日本投降战争结束的消息，也无法冷静地面对这一事实。于是，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天，就有青年自杀。战争就是这样残酷。
我住在东京的目白，家里人都在东京遭到大袭击后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被遣散到长野的丰科市。战争结束两周后，部队命令士兵都回家乡。我只有先到丰科去看看。
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从江田岛出发了。从宇品登岸，映人眼帘的除了对面的山峰外，什么也没有。看到的是被战火烧后的荒野似的广岛。所有一切都被烧毁了……在那荒野似的地方，只有市电力公司的电车在奔驰着，司机是位女性。
那番景象，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现在仍烙在脑海里难我挑着行李，走了五公里的坡路到了车站。在车站等了两个来小时后，运煤炭的车来了。我就爬上去，一直坐到名古屋，好不容易到了家人在丰科的住处。
■那是从晶体管收音机开始的
我从旧立高中毕业后，考到东京大学。东大毕业后，进入商社工作。选择去商社，仅仅简单地想去国外看看。最初加入海军时，也因为从孩提时代起，就强烈地憧憬海外的世界。很小的时候，曾痴迷地想过当一名海盗。
因此，就职时去的是日本海外商事（现在的日本丸红公司），那是1954年的事。工作一年后，公司让我去柬埔寨。
于是，我骑自行车到茶箱，把能带的所有东西都带上，然后就去柬埔寨了。那时还带去了索尼的晶体管收音机“TR-55”。我想自己恐怕是最早把TR-55带到国外的人。
TR-55在展览会上展示了，但被人从展览会上偷走了。
我们马上向警察报案。连警察局长的上级也赶到了，他们坚定地表示：“一定找出罪犯来。”并且说，如果警察抓住了犯人，这个TR-55能贡献给他们的国家吗？听起来这像是笑话，但却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我在柬埔寨呆了一年，又回到了日本。
回到日本没多久，当时在索尼工作的表兄通口打电话给我说：“索尼需要能干的海外职员，你一定来呀。”1958年东通工改名为索尼，当时的索尼正处在想成为世界型企业、急于扩展海外市场的时期。我想盛田先生从一开始，开拓海外市场的愿望就特别强烈。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在1958年晶体管收音机“TR-610”生产出来这段时期，无论是美国市场还是欧洲市场，对索尼晶体管收音机的需求都迅猛增长。大概那时，盛田先生想：“这样肯定行。要想建立索尼的海外市场，机会就在此时。”
TR-610，无论从外形还是性能都在世界上受到高度评价，是早期晶体管收音机的代表作品。当时，TR-610达到如此受欢迎的程度，以至于全世界有十种以上的仿制品，甚至有谣言说它是出自雷蒙特洛威的设计。盛田先生考虑以TR-610受到好评为契机，一鼓作气打开海外市场。
开拓海外市场的当务之急是确立晶体管收音机和磁带录音机的销售体制。于是，盛田先生向通口等干部号召“请务必从公司外寻找些能进行海外开拓的人才来”。按当时索尼的状况，需要马上就能使用英语、懂贸易业务的人才，没有富裕时间对新职员进行长时间的培训。就这样，通口对在商社工作的我提起这事。后来听说盛田好像曾对通口发火：“身边就有那么优秀的人才，为什么不早说呢？”
接到通口的电话，一开始我想：“嗯，不过是家中小型企业，索尼……”一点儿也没当回事。我从柬埔寨回来后，日本海外商事和别的公司合并，变成为更大的朝日物产公司。我对同法国公司合作的大事业充满了激情。因此，坦白地讲，根本不可能考虑从那么一个兴隆的大商社转到中小企业索尼去。
然而，通口时不时打电话过来：“商社没有你，还有别人会做，我们这儿非常需要你，快来吧。”不停地劝说，频繁地打电话来，我被彻底地说服了。最后听从了通口的劝诱，我下决心转到索尼去。
虽说这样，朝日物产方面却未能痛快地让我辞职。加入索尼是1959年3月1日的事，结果有一个月的时间在两个公司都保留职位，从两方领工资。后来，就正式成为索尼的职员，开始开拓海外市场的工作。一转到索尼，工资也一下子降了不少。
一旦开始在索尼工作，感到非常吃惊，这里既没有同海外贸易的契约书，也没有记录单、发运单，处于什么都没有的状态。订货和发货，都是现货买卖。而且，向欧洲奥克索输出时，买方基本上是类似黑市商人的人。当时索尼的商品向海外输出，不经过商社由厂家直接卖出。
因为那时商社完全不经营晶体管这样的商品。因此，认为“这个真有意思”、“这个能卖出去”的外国贸易商，不断地直接向索尼公司订货。索尼公司没有时间委托日本商社创造海外销售体系……对从国外来的订货每次只能是自己发出。从这个意义上讲，索尼公司是日本最早直接进入海外市场的企业。
在这种情形下，我的工作首先从制作必要的文书开始。
当时，我从有关系的商社找来各种文书。契约书、发货单和记录单，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我制作的。然后，还必须教授贸易业务。那时，我加入的部门叫做进出口科，尽管有十二三名工作人员，但大家对有关的贸易业务知识一点儿也不知道。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确没有人懂。我每天晚上给他们讲授贸易业务。“什么是合同？它是根据双方认可而成立的东西”，用这种语气进行讲解。
我制作合同书，从贸易业务的基础开始教他们，突然想到：“唉，这不是被骗了吗？”这时我才真正明白了通口为什么那么热心地劝我“来吧，来吧”把我拉到这里来的原因。原来索尼处在这样的状态。
晶体管收音机的订单，源源不断地从欧洲飞来了。眼看着必须让人去欧洲实地考察了。1959年8月，盛田先生对我说：“你到欧洲去做一下调查。”于是我只身前往瑞士的苏黎世。
当时的欧洲市场，无论是英国、德国还是法国，对外国商品都有极其严格的限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规则，用正当方法无法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这些国家当中只有瑞士实行自由贸易。这就意味着，可以真正自由销售的通道只有瑞士。
虽然这样，但任何时候都是规则限制越严，黑市的交易就进行得越活跃。那时欧洲黑市商人非常活跃。比如瑞士的仓库如果依据装货清单从日本运进商品，两三天后就到达了米兰，也送到了巴塞罗那的商人手中。总而言之，海关都成为黑市中的一员，共同创造了地下黑市。因此，如果把产品送到瑞士的批发商的仓库，依靠那种地下通道，索尼的商品便可以被送到欧洲。
对这条通路，索尼处于完全没有接触的可怜状态，以这种可怜的了解进行商品运送。因此当时索尼商品的发送地址是瑞士半官半民的运送机构。说是半官半民，因为包括国家在内也卷入黑市交易，他们知道运送公司从瑞士越过高山，将商品运送到欧洲各地进行买卖。外国商品要想在欧洲流通，只能这样，别无他法。因此，索尼首先必须建立瑞士事务所。
我为了对欧洲全区域和非洲区域所有地区进行调查，去了苏黎世，用一句话来概括在欧洲的工作情况就是，在德国到处奔波进行调查，调查件数达到近300件。先到大使馆去，然后到工商所，再到东京银行的支店长处拜访……就这样到处奔波，艰难地摸索，跑了一个又一个地方。
在当地，我租了一间像小旅馆房间似的公寓住着，那是所有活动的根据地，也就成了类似事务所性质的地方。
“1959年8月驻苏黎世事务所成立”，这句话听上去非常响亮，实际上只是一个人住的小公寓兼做事务所。
我这样奔波忙碌着，连洗衣服的时间也没有，包里塞满了脏衣服，寓所乱七八糟。我去搞市场调查不久，笠原功一先生到欧洲视察时绕道苏黎世。那时，他看到我那肮脏零乱的不知是住所、还是事物所的地方说：“这也太惨了些，如果不回一次日本的话……”让我无论如何先回一次日本，整理一下到目前为止的调查报告和贸易路线。于是，我搬出在苏黎世生活了五个半月的地方，第二年即1960年1月回国了。
回国后，我很快向公司递交了报告。大致内容是：“即使在欧洲，索尼也必须建立自己的市场。到目前为止的定点买卖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要建立真正的据点。”盛田先生看了报告后，马上到我那里说：“既然这样，就成立一个正规的驻外事务所。”于是，3月份我带上家属，从羽田机场出发。在回荡着“万岁”的宏亮声援声中，赴海外就职，这声音并不是自己一家老小发出的，而是朋友和同事聚集了一百来人给我送行发出的。
当时分配的外币每天只有14美元，生活极其艰难。一天14美元，不能都拿来当交通费，实在是入不敷出。如果碰到盛田先生出差来苏黎世，就把带的旅行支票都给我了。
这就是我们一家开始的海外驻员生活。
那时的苏黎世城是座金融和商业城市，但在那里总共只有13名日本人。我到任后，首先就是要建立真正的驻外事务所。通过瑞士代理店希贝尔黑谷拉公司的介绍，在塔路修特拉瑟18号处借来一处原来是咖啡店的房子，作为事务所。
桌子、椅子全部都是原来咖啡店的原物，不管怎么说，总算在当地建立了事务所，开始有三个工作人员，郡山史郎、铃木令一君和我。苏黎世的事务所没有秘书，我现在仍然记得当时我们拼命地敲打客户电报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