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由计划向市场转型期，当许多科研院所还在为改制前景及如何操作忧心忡忡时。应运而生的“中联”以科技产业化到产业科技化的前沿性实践，将科研院所改制难题迎刃化解；现阶段，国企改革进入攻坚克难阶段，“中联”再次以改制完成者的从容，开始对未来深思并举步新的长征。
2006车6月26日下午，面对吸收力与创造力出类拔萃的湖南企业家。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深受感染。他登坛中联重科，以善于穿透时空的睿智，引领经改制回归经济正位的湘企精英，击浪风云变幻的经济大时代。
周其仁简介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生于1950年，浙江人。他1 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在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主要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中长期背景研究。1 989年至1 995年先后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江大学任教，秋季在北京大学任教。
周其仁是北京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在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之前，他曾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如今，作为真实世界的一名经济学家，他以一个猎人的耐心和敏锐，深入真实的经济生活，尝试着从企业、从农村，而不是从著作和书本中去寻求事物真实存在的理由和问题的答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人力资本与企业理论，国企改制，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主要著作有《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农村变革与中国发展》等。
商海“狩猎”人为本
——周其仁论经济大时代的企业与企业家
劳力廉价优势悖论
善于观察细节的周其仁，对当前经济大时代的“感官”认知十分深刻。他认为，这个几十亿劳动力涌向全球市场大比拼的经济时代，“中国制造”在世界舞台占据一席之地似无争议。究其原因，理论界和实业界较为统一的观点，指向“劳动力廉价”这个比较优势。
毫无疑问，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劳力便宜，无疑是世界产业开始新一轮战略转移推波助澜的动力。不过，如果就此做出“单凭劳力廉价就可以克敌制胜”的判断，周其仁认为，那天下欠发达地区经济岂不早该出人头地、傲视群雄？
以中国为例，计划经济时代的人工成本比现在更低廉——1980年城市国营工人薪水不及欧美工人的1％，而农民收入更低到不足为道。可那个时候，满世界几乎难找到“中国制造”。现在，中国职工薪水涨到了欧美工人的百分之几十，“中国制造”却能在世界很多地方大行其道。周其仁由此认为，劳动力廉价肯定不是在经济大时代真正赢得竞争力的“致命武器”。
既然廉价劳动力不是，那么谁是？
大时代的“三剑客”
单选劳动力廉价这么一个要素成本，显然不足以很好解释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周其仁在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体系中，构建出“三剑客”理论。即在劳动力要素成本之外，增加两个变量：制度（组织）成本和要素质量。
据周其仁解释，“三剑客”对竞争力影响的机理如下：生产要素需经过经济组织或经济制度，才能变成产品，参加市场竞争；如果要素（如劳动力）很便宜，但生产的组织成本或制度成本非常昂贵，那么经济还是没有竞争力；另外一种情况，要素价格低，组织和制度成本也不高，但如果要素的质量乏善可陈，经济也不会有竞争力。经济增长，即是从要素价格低、要素素质差、经济组织和制度成本高昂，转为要素成本上升、要素质量提高，同时大幅降低经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这就是说，要素的价、质和组织效率，一起决定经济增长。
“瓜子”风波的思索
运用包含制度变量的“三个变量”理论，周其仁对于劳动力价格上涨条件下，中国经济反而竞争力增强的“悖论”，进行了经济学分析。
周其仁指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要素成本很低——工人工资加福利，差不多只及发达国家工人的1／100，可谓很具竞争优势。可是，在那个时候，把廉价非常的劳力组织起来的经济制度成本，却高得离谱——原本可以发展经济的组织方式和交易方式，为当时的体制所不容。这差不多是制度成本无穷大的情形了。
他举例说，在那个时代，甚至像炒瓜子这类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也会在民间及上层引起“轩然大波”，原因仅仅是一个经济活跃分子，竟然“胆敢”以个人名义办企业，而且雇佣了数十名工人。现在，这种在经济社会平常得近乎微不足道的资源组合与配置，在中国改革开放前那个制度成本趋于无穷大的年代，不但不能干，而且不能想。久而久之，人们能干和想干的事情，就越来越少。
周其仁认为，缺乏制度保障与支持，廉价劳动力只能永远是经济贫穷的代名词，绝不能转化为取得竞争优势的有利“武器”。
“充电”的经济动力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我国昔日“无穷大”的制度成本大幅度降低。于是，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滋长，大批中国制造的产品，涌向如饥似渴的国内市场。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开放初期，普通工业品质量可谓乏善可陈，类似于写不出油的圆珠笔、挂到上衣口袋却油墨四溢一类的尴尬事，总可列举不少。
周其仁认为，高质量高技术产品，需要有较高素质的人力来支撑。随着市场开放时空扩展，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日益鲜明：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制度运行的成本，激发了人们劳动和工作的热情，鼓励人力资本投资，提升要素质量。
近年来，国内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部门，学习和培训可用“如火如荼”来形容。除了单位组织，更为普遍的是个人投资。周其仁认为，“充电”的动力与压力均来自市场。譬如：开放初期，跨国企业来华办店，高级人才均高薪外请，其结果为国内人才树立了学习和追赶的目标。到现在，越来越多跨国企业的高薪岗位已转由留学或本土人才担纲。
周其仁分析，体制变革与要素质量提升的效果，需假以时日才能显现。大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才真正令人刮目相看一一以前主要属国外“地摊产品”的中国制造，逐渐登上货架；以前主要集中于服装鞋帽类的中国制造，也已开始拓展到家电、机械制造类领域。
目前，随着世界与中国经济的融合，以及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的劳动力、土地和能源等价格有所提高，但制度成本的降和要素素质的升相比，后者的提升并不明显。结果就是中国经济的综合竞争力大幅度上升。
大时代“商战宝典”
崛起有道，经济大时代给中国企业留下诸多值得期待的悬念。周其仁认为，当年美国相对于英国的急起直追；日本、德国及“亚洲四小龙”后来居上，可以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示范。相比前者若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中国人口规模特别巨大，劳力和其他要素成本因长期贫困特别低廉，改革开放使制度费用下降特别急速。还有就是中国人在市场环境滋长的学习潜力获巨大释放。
发达国家经济现状为：要素成本过于昂贵；法治基础稳固、市场制度完善，使得进一步节约制度费用余地变小。其真正竞争优势，是技术和知识等人力资本存量雄厚，可长期靠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欧美、日本的竞争利器，正是源源不断创造独到的产品，以执市场“牛耳”。
周其仁建议湖南企业所应采取的迎“战”策略，就是把“成本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拿订单、挤对手、占市场。在未来若干年，“独到优势”对“成本优势”的大对决还将持续，当今世界想不热闹都不行。
周其仁列举中国集装箱集团公司的例子来说明。“中集”是深圳蛇口工业区的一家公司，开始中外合作，外方管理，但企业市场情况一直不好，到1992年公司差不多准备关门了。那时一个叫麦伯良的中国技术员要求公司决策层给他一个机会，从50只标箱的订单做起，开始了他与中集公司的故事——1996年中集开始扭亏，2004年一年就生产销售出157万标箱，占到世界集装箱市场总量的58%。
周其仁分析，就是某种产品，我们会造，对手也会造，但是在同等质量下，我们的成本明显低，所以在市场竞争中有价格优势。中集案例中，并非欧美日韩公司不会造集装箱，他们都会造——事实上开始时也只有他们会造——那即是其“独到性优势”，但后来，中国公司会造了，开始可能造得不如人家好，可后来质量上去了，成本却比国外大公司低，世界市场份额于是一蹿就上去了。
企业选“帅”的哲学
市场竞争导致一些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升值，但这种升值在历史上是没有定价标准的。过去，大家都是组织任命——为什么给他的待遇这么高，为什么给他股权，一直以来，很难提上议事日程。
周其仁认为，有一种变化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就是国企控制权的变化。为什么当年要提“厂长经理的自主权”？因为，只要是打市场仗，这个控制权就必然要从行政官员手里转到有市场眼光的企业家手里。企业家做了判断以后，就要执行其意图。国企在做，私企在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的企业家都在做这件事。这个过程就像战争年代挑将军一样，生死攸关之际，选出的将军必须能挑大梁。
市场经济也是这样。去知名高校当校长当然要有资历、声望，但是也要有筹资能力，否则这个校长就可能当不下去。市场竞争在客观上要求国企的控制权或者说决定权要发生转移，转到有能力“打仗”的企业家手里。
“山”歌唱出新境界
什么“山”唱什么“歌”
近年来，不少经济业内外人士多有抱怨，认为中国制造初级加工赚小利颇多屈辱。周其仁对此并不认同。他以一位重实战研究的经济学家的理性，通过经济分析，剖析类似“8亿衬衫换飞机”等大经济时代的全球贸易与竞争典型案例中，鲜为我们所知的经济准则。“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看似老土的大白话，是周其仁教授送给湖南企业家搏击经济大时代的一个锦囊。
锦囊要义可概括为：无论个人、家庭、企业、地区和国家，参加经济竞争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限制条件出发。在限制下求快、求大、求增长，在限制下求后来居上。
湖南企业当前身处的是一座什么样的“山”？周其仁认为，中国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虽进行多年，却仍有数亿农村人口并未真正融人工业、城市和现代文明。在此“山”中，企业唱出“市场导向的工业化”这首“歌”，并因此为全球生产出天文数字般的产品——中国鞋、衬衫、服饰、玩具、眼镜、打火机、自行车、缝纫机、家用电器、礼品和家具，等等。
尽管这些产品位居产业体系的低端且利润超薄，但“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毕竟是依赖常识的一种理性的经济决策。周其仁认为，在中国还不能造大飞机之前，能用衬衫换飞机，总比两手空空强。假以时日，中国自己能造大飞机，那就拿衬衫换别的好了。有没有这么一天，中国再也不造衬衫，专门拿自产的飞机换衬衫穿？这并非没有可能！
这山望着那山高
兢兢业业做衬衫、做鞋子、做插头，不以其技术低利润薄而心存抱怨，这样的“中国制造”依然令人尊敬。当然，专心二于二简单劳动并不意味我们甘于沉沦此道，对于逐步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特别是在市场竞争中将技术、经营、管理道术磨炼纯熟的企业家，周其仁鼓励他们树立这山望到那山高的志向。
周其仁认为，我们的经济思维不该只偏爱千人一口的“合唱”，更应倡导多声部“几重唱”。除了市场导向的低端产品加工，以及品牌代工、贴牌、外包等合约生产方式，高科技、具自主知识产权的中高端产品生产和开发，也应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先行探路。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各种传统与现代、不同的技术文化层次并存共生。
这样一座山上，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与劳力密集的产业并存共生，正合乎中国的比较优势。因为人口规模、改革开放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特殊属性，使得我们这个国家完全同时拥有多种比较优势。
周其仁认为，在当前中国，数以亿计劳力从事的产业，整体上说技术含量不可能太高，产业组织也不可能一步到位，这将是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经济的主旋律。与此同时，中国还可以并存数以千万计的高科技产业，数百万规模的尖端技术，可以拥有数万、数十万的超尖端技术和相关人才。多样并存的旋律搞得好，浑然一体，如同中国的大好河山一样，可以既波澜壮阔又奇峰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