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的尚志观，在我国古代“志”论中独树一帜，并且完全是积极向上的。衡阳市委党校唐斌成研究员曾专门对船山的尚志观进行研究，他认为船山乃我国古代尚志思想的集大成者。
墨子的尚志观为天志观，有迷信的成分，而且其妄图以天的名义劝人兼爱在逻辑上说不通，在现实中行不通，王夫之斥之曰：“仁非博爱之谓也……墨氏之仁，妇姑之仁也”（船山全书５册１８０页）。老子的“志”实则是劝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劝人们安分守己，其宣扬“至柔”即是“至刚”，复归于“朴”，其实只是诡辩，王夫之斥之曰：“此女子小人滔天之恶，所挟以藏身之固者也。”
王夫之的志更接近孟子。他认为最高境界的志，必须“以道做骨子”。孟子的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不移，威武不能屈”，才真正体现一位殉道者的精神意志。他赞之曰：“以道义为心者，孟子之志也。持其志者，持此也。”（船山全书六册４２１页）船山以其志节贞故而被公认为千古罕见其匹的圣贤兼豪杰式的思想家，“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一日行之习之而天地之心，昭垂于一日；一人闻之信之，而人禽人辨立达于一人。……君子自竭其才以尽人道之极致者，唯此为务焉。”（《读通鉴论》卷九）这是船山对其志节最精彩的表述。
贞固二字是对船山志节的恰到好处的至高评价。贞，可谓立志之坚贞不移，固，可谓持志之固若磐石。结合《大学》开篇的关于“诚”的阐述，贞，诚也，天之道；固，诚之也，人之道。教育，是成才的事业。成才先成人，成人先诚意，诚意先正心，正心先正志。
从志意的对立统一角度，船山创造性地对志进行理论界定：“庸人有意而无志，中人志立而意乱，君子持其志以慎其意，圣人纯乎志以成德而无意。”他进一步总结，意乃心的低级层次，志乃心的高级层次，是合道之心、性、神，是“执持而不迁之心”，志可以控制意。“志正，则意虽不定，可因事以裁成之。”
船山在教育实践上极其重视立志。他指出：“教育当以正志为本……人之所以异于禽者，唯志而已矣。”此中表述之志，非意志、志向，而指认识论中的理性，人的道德属性。他进一步指出，人立定仁义之志，方能守道贞生，甚至有“朝闻道、夕可死”的追求，所以“最为天下贵”。
船山还从志与气的关系上，阐释了志的内涵。“夫志，气之帅也”。“志以作气，气亦兴志”。“气者，天化之撰；志者，人心之主”。孟子之所以有令贞绝千古的王夫之敬佩之志，在于其“善养浩然之气”。浩然者，天地正气也，人身小宇宙，人人皆存，但养气功夫因人而异。观船山一生行事，养气之要诀，在于胜不骄败不馁，在于凡事镇定勿躁，还在于调息养气与锻炼体魄。
如何立志？船山一再强调以下三步走：一、知耻正志；二、力行酬志；三、好学守志。
知耻是立志的第一步。知耻的过程即是船山所常讲的“正志”的功夫。在今天看来，就是明辨是非，以是为荣，以非为耻，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所谓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就是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对荣辱观科学全面的概括。孔子说“知耻近乎勇”，船山说，“耻易而知难”，又说：“用勇不如知耻。”（《思问录》）所谓勇，也有层次之分。权且可分匹夫之勇与真丈夫之勇。前者，勇而冲动；后者勇而笃定。前者还属于感性——“欲”的层面；后者则属于理性——“道”的层面。前者停留在心志的浅层次，虽勇而意可乱、情可迷、欲可动；后者已属心志的高层次，既勇而志明、性见、神清。如若人能够在犯错之后甚或生出邪念之时，即如少年船山那样“真耻内动”，虔诚求改，则已经接近于勇了。
船山论知耻，首先在“知所耻”。他正面举例说，“子路，人告以有过则喜”，这就是“善用其耻”，其喜，是因为可以即时改正，以免让悔恨“累心”，过错的“耻”被子路很好的化作了前行的动力。又从反面举例说：被人役使，而耻为役。这就要看自己的被役是否符合为仁的道德范畴。“于不可耻而耻，则移其良耻以从乎流俗，而耻荡然矣”。
王夫之少年时家庭教育中“耻”的教育很成功，从他作的新婚诗即可印证：“闲心不向锦屏开，日日孤山只弄梅，冷蕊花枝吟未稳，愧无博义续东莱。”王夫之以纨绔子弟厮守锦屏为耻，以诗文根基不牢如冷蕊花枝为耻，以春秋之学比不上号称东南三杰之一的东莱先生吕祖谦为耻。正因为他从小珍惜时光，如林逋一般志存高远志趣高洁，所以，几年之后他在武昌中举，总成绩名列前茅，春秋一门成绩位居榜首。船山认为知耻的古代圣贤莫如上古三元圣之一的伊尹：“伊尹知耻，勇者不逮也。”晚年船山，还向“晚节知前非”隐居南岳的唐代名相李泌学习，用凡人难以想象的勇气，于衰病之中，趋时更新，写出令郭嵩焘击节赞曰“读船山史论，历代史论可以废”的《宋论》《读通鉴论》，登上毕生追求的学问的高峰。众所周知，清代名相曾国藩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平定占据江南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之时，其部下纷纷劝其效法赵匡胤黄袍加身，然而曾国藩一生引王船山为做人楷模，谨记伊尹辅佐商汤以降三代君王、忠心辅政而耻于自代的圣贤身教，以忠于国家为荣，以野心称王为耻，自裁苦心经营十几年的２０万湘军，从而赢得清廷的进一步信任与重用。曾国藩终生一心要做的是圣贤，内圣者即可外王天下万世，为一己一时之王而流血千里、缟素天下，非圣贤之志。
力行是立志的第二步。孔子说：“力行近乎仁。”船山说：“行易而力难”，又说：“用仁不如力行”。王船山作为继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之后的儒家学说的第三次能动创新的集大成哲学家，在“致知穷理”、“明心见性”两大儒家宝典失灵后，终于找到第三大武器：经世致用。船山说：“有不善未尝不知，豫也；知而未尝复行，豫也”。又说“知之尽，实践之。力行而后知之真。”受清末极力推广船山思想的曾国藩的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启发，中国当代极力推广船山思想的胡国繁说：“不行仁道，便行不义”。殉道精神乃圣贤特有的豪杰人格；仁道，乃圣贤唯一的人生指南针。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最强调的是仁，视仁为心之本体——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其次是强调以“礼”的手段去实现“仁”。而到了亚圣孟子更强调的是义。王船山仁义并举，但也更重“义”，他认为义乃“心之制约”。同时船山认为“仁者生人”，天地之大德曰生，作为仁者，无非就是秉承了天地的这一仁德。船山诠释孟子的论志名篇《鱼我所欲也》：“将贵其生，生非不可贵也；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船山全书２册363页）孟子凭浩然之气力行，其语言文风如万箭齐发犀利无比，其风度气质如天霆闪电君王难匹。王船山于天倾地坼之际，组织匡社行社，岳峰举义，活埋拯道，其行之力，非刚健如孟子之勇者不逮。从精神境界的角度，伊尹的知耻、颜回的好学、孔子的礼仁，都令我敬重有加；从知易行难的角度，我更欣赏孟子、船山的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