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4年，杨坚卧病在床。杨广知道父亲已是大限不远，所以即位心切，便写信给心腹杨素商量如何借机行事，以便尽早登基，不想杨素的回信却被错送到杨坚手里。杨坚看到自己的爱子竟是如此两面三刀，算计自己，很是生气。但这时杨广羽翼已丰，有恃无恐，不仅毫不收敛，反而在入宫侍疾时逼奸杨坚宠幸的宣华夫人（此时独孤氏已死）。杨坚大怒，命人赶快召回被废太子杨勇。然而杨广岂肯干休！在突发变故面前，干脆派人进宫杀了杨坚。同时，派人杀死杨勇及其他兄弟。当年7月，登上了皇帝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隋炀帝。
如果当时的杨坚能不那么倔强，能听一听大臣的建议，能反思一下杨广本来的性格，也就不会铸成大错了。所以，对待亲信这件事情不得不慎，连自己的儿子都如此，何况是外人呢！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伪装为心腹夺得帝位的人，最后竟又命丧在自己的亲信手里。当时，帮他杀掉父亲的人叫宇文述，也就是说这个人在关键时刻为杨广立了大功，因此，他和他的子侄们自然也成了杨广的亲信，杨广对他们的忠诚深信不疑。但是，由于杨广残暴天下，很快政治局面就动荡起来。
四方义军纷纷揭竿而起，势如烽火燎原，杨广看到大势已去，便想着在南京的某座小城，继续做他的皇帝，结果被宇文述父子用巾带活活勒死，这一点是他绝对没有想到的。他可能想过自己会死，但没曾想到会死在自己人手里，而且这个自己人是自己一手栽培并重用的。可见，亲信是多么的可怕，有的时候，他比敌人都可怕！
与此类似的还有明末代皇帝崇祯。1629年，清皇太极避开袁崇焕的兵锋，绕道蒙古来攻取北京，当时袁崇焕闻讯，亲率大军星夜奔来支援。不料待打退清兵后，崇祯听信宦官亲信的谗言，认为袁崇焕叛变，其实质是要勾结皇太极进攻北京，一时竟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认为最忠诚于他的人，在危急时刻却是最先出卖他的人。那便是在1644年，当李自成的起义军打到北京城下时，最早开门放起义军进城的，正是他最信任的太监曹化淳。而那些跑得最快的人也是当时在他召开的亲信会议上表示要“以死相报”的人。所以，最后只好让皇后自缢，把皇子们送往外戚家，口里还喊着“你们为什么生在帝王之家”的悲号，亲手杀死了公主，最后跑到煤山吊死了。
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这样的悲剧，也不能再悲了。
宠信亲信，倚为心腹，滥加封赏，最后却为亲信所害或所出卖导致身败名裂，还有比这更愚蠢更可悲的事情吗！为什么亲信竟成为一支防不胜防的“暗箭”，皆因权势人物信任他、栽培他，使得他离最高权力只有一步之遥。而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可信任，他本来就是把忠顺作为一种投资，一旦具有了可趁之机，自然也就会图穷匕见，所以，这种人是很值得做官的人所警惕的。
但遗憾的是，许多手握重权的人似乎并没有从这里面汲取到什么教训，以至于重用亲信、宠信群小的事仍然不绝于耳。有些当权者甚至明知有些亲信品行不端、人格低下，也不惩处，反而放纵他们。这尽管跟自己喜欢被溜须拍马有关系，然而，也不能心中没有数啊！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说一句：重用亲信，也要心中有数！
用人原则要灵活
用人有如使剑，初衷不变，但剑术可变。
纵观历史，在识人、用人上，决策者难免加入自己过多的主观意识，甚至全凭自己的喜好。然而，这是很短视的，用人原则要灵活，这样才能不漏掉那些精英人才，也不会将那些外强中干的人误揽回来。
现实生活中很多做官的朋友都把自己用人的原则固定得一成不变，殊不知，这是很可悲的事情。许多人才就因为你的一己之见而被拒之门外，以至于自己没有有力的左膀右臂，从而做不出业绩，升不了官，弄不好还会丢掉乌纱帽，真是愚蠢之极，等于是自己“杀”了自己。所以，大凡聪明的官员，大凡有作为的官员，他们都懂得灵活运用自己的任人原则，他们知道，用人是没有特殊标准的，而重要的是看到人才的不同之处，然后加以利用。关于这一点，曾国藩有着很深的见解，我们不妨来看看。
曾国藩曾说过：古往今来，在任用人才方面，有很多成功的范例。但作为一名领导者，究其主要的用人原则，不外乎“任人唯忠、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三种。于是，他在写给同样是官员的弟弟信中写道：下面我以三国时期人物为例，谈谈我对这三者关系的看法。
首先是任人以忠心，即对自己的部下按照是否忠心或对自己忠心的程度来任命，是否是毫无疑虑地去达成自己的目标。
曹操手下大将许褚就是一个对曹操忠心耿耿的人，曹操将他视为自己的心腹，予以重任。《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价他：“许褚乃汉朝之樊哙也。”为什么说许褚是一个忠心的人呢？《三国志》中有这样一段介绍：许褚生性谨慎奉法，质重少言。曹仁自荆州来朝谒，与褚相见于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语，褚曰：不可。仁意恨之。事后，有人责备褚曰：仁乃我朝贵宾，君何故辞？褚曰：
彼虽亲重，外藩也。褚备内臣，众谈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闻，愈爱待之，迁中坚将军。
看完曾国藩讲的这个故事，相信大家一定有所感触。征南将军曹仁是曹操的亲戚，又是镇守一方的重臣。在外人看来，这样的人去巴结还来不及，可许褚却并不如此，反而说了那句“彼虽亲重，外藩也。褚备内臣，众谈足矣，入室何私乎”，这其中饱含着的忠心，不就瞬间跃然纸上了吗！所以，曹操才会重用他。而许褚也终究没有辜负他。在官渡，杀了企图刺杀曹操的叛逆徐；在潼关，赤裸着膀子大战勇将马超；在济河小舟上，左手举着马鞍挡着岸上射来的箭雨，用右手划船救下了他；还是这个许褚，在曹操病逝时哭到呕血。但是，曾国藩又说了：
同样是任人以忠心，但如果成了“任人唯忠”，就会出事了。
于是他又举例道：西凉马腾的儿子马超，在其父亲被曹操诱杀于许昌后统领了西凉的人马，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按《典略》上记载，建安十六年，马超与关中诸将侯选、程银、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杨秋、韩遂等俱反。由于杨秋、韩遂这些人并不是效忠于马超的部下，只是因为有同样的利益才汇拢起来，所以马超并不相信他们，反而处处提防，只是对忠心的心腹马岱、庞德予以了真正的信任。这就使得他在与曹操的潼关之战中轻易地被曹操将其与本该被信任重用的韩遂离间，造成了他的失败。在马超的用人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出，他采取的是“任人唯忠”的观念。
显然，任人以忠心是可取的，而加上一个“唯”字，变成“任人唯忠”，就有可能因走向极端而失败。所以，做官的朋友千万不能任人唯忠，否则害的将是自己。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再来看看“任人唯贤”。
关于任人唯贤，曾国藩是这样说的：任人以贤良，几乎是所有有真才实学的人所期望的归宿。这就要求领导者在脑海中能够去除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一些毛病，而按照他们各自所擅长的任用他们。紧接着，他又举例道：甘宁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武将，《三国志》中对他做出的评价是：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人与相逢，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然，即夺其资货。又讲道：
宁手下一人有过，走投吕蒙。蒙恐宁杀之，故不交还，后宁携礼拜访吕蒙之母，乃出手下人还宁。宁答应不杀。然路上缚置桑树，自挽弓射杀之。所以，书中继续写道：甘宁粗暴好杀，既常失蒙意，又时违孙权令，孙权怒之。
紧接着，曾国藩对弟弟说道：由这些评价我们可以看到，甘宁这个人，并不是当时社会所要求的那种“贤良”，反而在少年的时候是一个浪子的形象，成年后又“粗暴好杀”。但就是这个人，深受其主孙权的重用，何以见得孙权知道甘宁的为人还要重用他呢？在《三国志》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是孙权对于甘宁的评价：此人虽粗豪，有不如人意时，然其较略大丈夫也。吾亲之者，非私之也。夫居敬而行简，可以临民；爱人多容，可以得众。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远，御寇济难乎？
于是，曾国藩又说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孙权用人时所看的“贤”，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贤良”，而是挖掘出人才中那一点值得任用的“贤”。所以，甘宁才得以被重用。而且，他与当时的许褚一样，也没有辜负他的主子孙权。在危难之际，肯以性命相救，以报答他的知遇之恩，所以才引出了《三国演义》中孙权的那句名言“孟德有张辽，孤有甘兴霸，足以相敌也。”
但是，曾国藩同样举出了反例：同样是用贤，袁绍就与孙权有着很大的区别。袁绍手下的能人不少，而就是这样一个有能力一统天下的诸侯，却在用人上犯了错误。还是那个“唯”字，使得他钻了“任人唯贤”的牛角尖：由于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使得袁绍在“任人唯贤”的尺度上根本不能分清他们的建议到底好不好，从而错失了很多的良机，最终被曹操消灭。所以，不能具体地任用人才内在的“贤”，而只是用一把“任人唯贤”的大尺来量自己的部下，是怎么量都量不准的。
所以，看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惊心，所谓的任人唯贤是有深层含义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贤。也就是说要具体问题具体看待，作为领导最主要的就是发现人才身上特有的贤，然后加以利用，这样才能找到真正的人才。接下来，我们就看曾国藩说的第三种用人原则，即“任人唯亲”。关于这一点，曾国藩是这样说的：由于和自己亲近的人往往是最能取得信任的人，所以在任用人才的态度上，任用这些和自己亲近的人，常可以心灵相通得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少花费很多心力。紧接着，他举了例子：关羽关云长是刘备最亲近的人之一，在他的一生中，得到了刘备充分的信任和任用。但同样是任用亲信乃至亲属，刘表所任用的刘景升就不是那么称心了。当时，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景升父子，交臂请降，遂为囚虏。看到这里，我们或许会问，刘表是怎么用人的？为何如此失败？其实，他身边能人有的是。就连我前面提到的甘宁甘兴霸，也曾归附过刘表，可只落得个“因居南阳，不见进用，后转托黄祖，祖又以凡人畜之”。而真正被他用的竟是妻子蔡氏一族，也就是他的“亲族”，像蔡瑁、蔡中、蔡和这些人。那么，他为什么放着人才不用呢？显然他是太固守“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
这样，他的失败也就不难理解了。
综上所述，对于用人的原则，应该灵活地来把握，发挥忠于自己的人才们各自的长处和优点，而不是一成不变地遵循用人的教条，这才是最关键的。所以，最后，我们不妨用《三国志·魏书》中的一段话来概括：明帝即位，中领军桓范荐宣曰：臣闻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以策略为先；分定之后，以忠义为首。可见仅有忠心不行，仅有本领不行，仅仅和自己亲近也不行；有忠心而没有本领不行，有本领而不忠心则更不行，而既有本领又忠心耿耿的部属，还有什么理由不和他们亲近呢？
人才也需重教
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适用也。
意思是说：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用好人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才都有或好或坏、或多或少的“个性”，不能随便重用。所以，招揽人才后，应扬长避短，重用的同时也重教。
曾国藩很喜欢在吃饭前与部属、幕僚谈诗论文或讲一些幽默而又富有哲理的笑话，其他人听得津津有味，笑得前仰后合，他则在一旁微笑着用手慢慢捋胡子。这样，潜移默化中，让他们受到教育。李鸿章在其晚年经常与人忆及恩师的饭前教育，可见他是受益匪浅的，确实有效果。此外，曾国藩还善于通过书信对部属、学生进行培训、教育，他留下的上千封家书中，有很多就是写给他们的，洋洋洒洒几百万字。书信中内容颇广，无所不谈，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绩效面谈，根据各人不同，总结成绩，指出不足，探讨改进方法，促进其成长发展。这些教育让曾国藩帐下很多人受益匪浅，这在100多年前相当难得。
晚清时代涌现出来的能臣很多，以曾、左、李三人名气最大，被称为“晚清三杰”。他们三人脾气性格迥异，真正能达到修身养性、兼济天下的人，只有曾国藩能达到这个境界。左宗棠性格太强，而且恃才傲物，常露狂态；李鸿章则有些圆滑世故，有时投机取巧，不讲原则。曾国藩在推荐、重用左、李二人时，也未停止过对其的劝诫和教育。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学。在京城的时候，曾国藩一直把李鸿章带在身边，指导他的学业，并培养和发掘他其他方面的才能。而李鸿章也没有枉费老师的一片苦心栽培，25岁就科举及第，这在当时也是非常出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