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曾国藩曾经问李鸿章：“少荃（李鸿章），你现在任直隶总督，外交事务可一定要办好，你与洋人打交道，想到了什么好的方法吗？”李鸿章回答：“我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想与这些洋人交涉，不管哪方面，敷衍了事应付过去就行了。”曾国藩听后，很严肃地给他指出：“依我看来，还是诚心诚意地对待洋人比较好。如今国弱兵微，也没有实力跟洋人较量。无论你如何逞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的，还不如一开始就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后来，外交事务越来越频繁，曾国藩又写信给李鸿章，问他洋人最近有没有生什么事端？要他告诫各位将士以“忠”、“信”、“笃”、“敬”四个字为主。哪怕有再大的委屈也要有勾践卧薪尝胆的志气，外表上也要十分和让。反复告诫他对待洋人要讲究诚信，不要因小事而酿成大祸。
我们都听过“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吴下阿蒙”的成语典故。
最早，吴国大将吕蒙，以胆气著称，但少有谋略。有一天，孙权对他说道：“你现在身当要职掌握重权，不可不去学习！”吕蒙以军营中事务繁多为理由加以推辞。孙权进一步教育他说：“难道你以为我想要你钻研儒家经典而成为专掌经学传授的学官吗？
只是应当粗略地阅读了解历史罢了。你说自己要处理许多事务，有谁比得上我事务多呢？我也常常读书，自己感到获得了很大的收益才让你读书的。”于是，吕蒙听其劝告，从此开始学习，专心勤奋。后来，据说他所看过的书籍，连那些老儒生也赶不上。
这天，鲁肃继周瑜掌管吴军后，上任途中路过吕蒙驻地，吕蒙摆酒款待他。鲁肃刚开始还以老眼光看人，觉得吕蒙有勇无谋，但在酒宴上两人纵论天下事时，却发现吕蒙不乏真知灼见，鲁肃很是震惊。酒宴过后，鲁肃感叹道：“我一向认为老弟只有武略，时至今日，老弟学识出众，确非吴下阿蒙了。”吕蒙谦虚笑道：“士别三日，但更刮目相看。老兄今日既继任统帅，才识不如周公瑾（周瑜），又与关羽为邻，确实很难。关羽其人虽已年老却好学不倦，读《左传》朗朗上口，性格耿直有英雄之气，但却颇为自负，老兄既与之相邻，应当有好的计策对付他。”他为鲁肃筹划了三个方案，鲁肃非常感激地接受了。
世人往往为吕蒙的改变惊喜，却忽视了最早向他提议的孙权。都说“强将手下无弱兵”，这和强将的教导有关，孙权没有放松对手下重将的教育，其远略更让人佩服，所以后来曹操曾发出“生子当生孙仲谋”的慨叹。
反观蜀国刘备，就没有孙权这样睿智的作为，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张飞、关羽之死和刘备“不重教”脱不了干系。
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三结义，照理来说，刘备对他的两位义弟应该非常了解才是。然而，刘备纵容、放任他们多过于真正意义上的“教”。
关羽的最大性格缺点是“刚而自矜”，骄傲轻敌，不服管教。
最典型的一次是当曹操与皇帝围猎之时借皇帝宝雕弓不还的时候，关羽不顾周围曹操的大将有数百员之多的不利局面，提刀就想杀曹；还有很关键的一次是当孙权派诸葛瑾去跟关公提亲以试探其心时，关羽竟大怒拒绝：“俺虎女焉嫁犬子？”摆出一副不畏强势的姿态。而且恰恰因为这一次，直接造成了吴蜀联盟的瓦解，惹得孙权大动肝火，派吕蒙趁机夺了他的根据地，这样如同在刘备兴盛的时候推倒了第一块衰落的多米诺骨牌。最后关羽战死，也和他恃功傲上，不服管教有关。
张飞，最大性格缺点是鲁莽，勇有余而智不足。张飞可谓死得很冤枉，没有死在战场，却被两个降将在其睡梦中用剪刀插胸而死。而这两个降将为什么投降，为什么杀张飞？答案就是因为张飞行事鲁莽，从不知道善待下属以收买人心，动不动就鞭打士卒，导致下属怨声载道，最后感觉实在活不下去了，你不让我活，我就让你先死。
刘备只重用关、张二人，而不重教，其他人更不能说些什么，所以才造成后来的局面。
所以，英明的领导者，除了会用人才，还要会教，这样才能把他们培养成自己的左膀右臂，才能如虎添翼。
用人唯贤不唯阶
不拘一格降人才，放在四海皆准，何止于官场！
现在人们用人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几年前，工作单位注重学历，毕业院校来头越大越好，学历越高越好。然而近些年，要求能力经验，胜过学历。发展到现在，有时候有学历和能力有的还是不被重用，为什么呢？现在注重用人的性格、品行，不是对用人的要求高了许多，而是更务实、更现实一些。其实本应如此，用人唯贤，学历不代表能力。
《国史大纲》（钱穆著）中说：“曾国藩虽在军中，隐然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网罗人才，提倡风气，注重学术文化，而幕府宾僚之盛，冠绝一时。”
曾国藩有识人之术，能够慧眼识人，是一个看重人才的伯乐，所以很多“千里马”比如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黎庶昌、郭嵩焘、薛福成等非常优秀的官员，还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等科技人才都聚集到幕府，可以说几乎汇集了当时全国人才之精华。
很多人都知道撒大网广揽人才，但并不是有才就万事大吉，真正能用的好人才其实不多。因为用人和识人不一样，你知道这个人有才华，然而并不一定就重用他，为什么呢？
曾国藩虽然广揽人才，但在人才的使用上就非常谨慎。他善于从细节上判断一个人的品性德行，从而对人才形成全面的判断。
曾国藩识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用人唯贤，不拘一格选人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重能力不重学历，重素质不重资质。
根据这些原则，曾国藩任用、举荐了很多人才。
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时，很多以前的乡亲好友前来投奔他，但他都是给足盘缠要他们回去。曾国藩说：好马劣马不能同槽喂食，否则好马也会变劣马。我的两江总督府是一个人才府，如果平庸之才也进了人才府，那么真正的人才就会因此而寒心走人。
薛福成，虽然出自书香门第，早年也考中秀才，后来由于家庭变故没有继续参加科举考试，也就是说没有功名。但他确实是个人才，无论治国、治军，还是经济等方方面面他都能够畅谈自己的观点，并且有自己独到的主张。曾国藩要到北方去剿捻的时候，曾到处张贴广罗人才的告示。薛福成认为曾国藩是当时独树一帜的大家，觉得自己如果能够跟随曾国藩，应该是自己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机会，于是他就写了一万言的有关治理国家等方方面面的书信。曾国藩读了薛福成的这封书信，不由得心中暗喜，这个青年才俊不仅确实有观点而且有自己的主张，并没有因为他没有参加科举而小瞧他，于是就把他留在了自己的幕府中。
后来薛福成成为清末的一个外交官，他曾一度出使英、法、意、比四国，而且在有关今天云南和缅甸的谈判等一些涉外事务中做过很多工作，在清朝的外交上起过很重要的作用，成为很有影响的一位人物。
曾国藩也排除了很多有才但德行达不到要求的人。曾国藩认为很多时候人的名声和德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少数特例，就是才高德薄之人。曾国藩的原则是，你有再高的才能，但是你的德行和名声不好、口碑不好，我是绝对不会任用你的。
曾有一位富有才华但穷困潦倒的读书人在曾国藩帐下谋得一份差事，终于吃上了饱饭。此后，他在吃饭前必定要先仔细地将饭中的谷粒皮儿挑出来丢在地上，然后才吃饭。曾国藩偶然发现后立刻通知账房要此人结账走人。
很多人不解，就请教他为何这样。曾国藩说：“此人先前受苦吃不饱，刚吃饱没几天就忘了根本，变得如此挑剔，将来一旦位高权重，那还得了？他根本不会考虑黎民百姓的利益。”
此外，还有一个就是金安清。
金安清又称金眉生，《清朝野史大观》对他有比较细致的描写，说这个人确实在某些方面极具才华，特别是理财的能力极强，且其书法相当不错，可以说是一绝。而且金安清本人特别擅长钻营，再加上口才极好，文笔又好，所以当时也能够谋得比较重要的官位，后来曾负责过转运钱粮这样的任务。但金安清名声相当不好，那就是特别贪恋女色。传言此人周围的亲戚、朋友，包括乡邻里党的寡妇，没有不被他沾染过的。
据说金安清曾主动去见曾国藩，但是曾国藩七次拒而不见。
曾国藩不见他的原因有很多，但有一点，曾国藩曾在家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说金安清其人的计策虽可用，但是金安清其人是不敢用的，因为用了他无益于我，他的不好的名声会牵连到自己，而且让其他人有意见，对自己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不敢用他。
用人唯贤，并且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样才能真正“网罗”到人才。上世纪学贯中西的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积极倡导“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办学原则，因而使文化界很多人才，比如鲁迅、钱钟书、梁漱溟、熊十力等等，出现在北大讲台上，这是很可喜，也很幸运的局面。然而现在，无论大学还是职场、官场，很多人太偏重学历这方面了，反而没有了以前开放、融合的兴盛局面。
曾国藩用人的标准很简单，也很实用。但是现在的人很少能够像他一样慎重、明智。有些高层自我主观意识比较强，选人中难免根据自己的喜好，过份以貌取人，或者以学历取人。按照曾国藩的标准，用人唯贤，又不拘一格，选出来的人才至少能保证你用得放心，也用得长久。
朴实之人最实在，浮华之人居无久
唯用人极难，然似有一法，即朴实之人最实在，浮华之人居无久。
懂得如何用人，并不容易，那么用什么样的人呢？一般来说，朴实之人最实在，浮华之人都是外强中干的草莓族。
何谓“草莓族”呢？他们外面光鲜夺目，而且表层看起来也疙疙瘩瘩挺有个性，然而实际上却质地绵软，稍一施压就整个抵抗不住变成一团稀泥，和他们相处拿捏要十分小心。
高层管理者身边，不乏有一些“草莓族”，即使他们真的有才，也很难尽展其才。他们处事圆滑，多野心勃勃，然而不知谦虚，不甘心受他人驱使，而且经不起挫折、压力。
曾国藩的一生，坚持朴实为人，而且在识人用人上，也以“朴实”二字为标准，而且他最不喜欢浮华之人。他曾说：“带勇之人，但求有忠义之气的朴实血性男子，万不可用浮滑虚饰之辈。”也就是要选择那些朴实之人，认为浮华之徒是成就不了大事的。
曾国藩在官场中经过多年的磨砺，不再像当初刚出道的时候那么锋芒毕露，待人办事也渐趋于圆通，但是始终以“朴实”二字要求自己，因而他处世圆而不滑，变而不浮。他在给帐下幕僚孙衣台的信中教导说：“如今人心浮躁，崇尚浮华，对国对家都没有好处。坚守‘朴实’才能成就大事。”
因此，曾国藩曾提出了“崇实黜华”的用人原则，尤其是在自己选取将领、给朋友推举人才上，更是以“朴实”为标准。
邹汉勋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舆地学家、舆地学奠基人。邹汉勋是当时著名学者，为人朴实可靠，学问渊博，“宏识远略，可谋大事”。咸丰三年（1853年），邹汉勋的弟弟邹汉章追随湘军被太平军围困于江西南昌，为了解救弟弟，邹汉勋在曾国藩的极力推荐下，他毅然投笔从役。后江忠源到安徽任巡抚，组织地方武装抵挡太平军的时候，曾国藩向他推荐了好几个人，其中就有邹汉勋。
邹汉勋得到了江忠源赏识，留幕参赞军务。同年与江忠源战死于安徽庐州。曾国藩曾挽以联曰：闻叔绩不生，风云变色。与岷樵同死，日月争光。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给同年毛鸿宾推荐吴应昌，说此人“朴实也很聪明，做事机警，没有什么不好的习气”，请毛鸿宾放心重用此人。第二年，他又在给王茂荫的信中推荐侍讲学士宋滋九，说他“朴实耐劳，心地善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去年，我与他一起共事的时候，从他身上学了不少东西。”
此外，曾国藩在招募军队和训练湘军上也是以朴实为原则的。
一方面曾国藩在自己的老家，大量招收当地朴实的乡民。所招收的这些朴实的乡民，没有沾染军营浮滑习气，所以比较容易训练和指挥。另一方面，为了保持湘军不受浮滑风气影响，曾国藩从编练湘军一开始就注重对士兵的教育，非常强调士兵对国家要忠诚，要有血性，要爱国。
曾国藩对待下属也是很严厉的，经常劝导、帮助他们。李鸿章虽然办事圆滑有余，但朴实不足，所以行事多有不顺。为此，曾国藩针对他的病症开出的对症之方，他说：“我并不反对处世采取技巧，但是做人要有根本，本不立，再好的技巧也无用，甚至还会反受其害。以‘朴实’为本，培植根基，而后再讲权变，方能无虞。”李鸿章在听取了曾国藩的意见后，做事也很踏实了。
此外，曾国藩还曾经命令下属，清除军队中浮滑的将领。他认为，“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一个浮滑的将领会使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减弱，所以必须坚决地把这样的人从队伍中清理出去。吴国佐就是被清理出去的一个。
吴国佐当时很有志向，有些过人之处，然而他心高气傲。曾国藩命他与张运兰协同作战，但他狂傲自大，很看不起张运兰。
开始曾国藩有爱才之心，称许他的才干，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此君志气高迈，而办事不甚平实。”所以多次劝导、教育他，希望他戒躁戒傲，能脚踏实地，虚心向他人求教。
可是，吴国佐不知悔改，枉费了曾国藩的一片苦心。结果后来吴国佐在战斗中指挥失策，导致惨败，曾国藩对他算是彻底失望了，下令撤去吴国佐的职务，让他回老家了。
因而，识人用人方面，为稳妥起见，宁要朴实可靠之人，不选浮华的“草莓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