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进入紫禁城的金水桥上，曾国藩再次想起了一个人——道光帝。这个对他曾有知遇和提拔之恩的君主，他曾经是那么威仪，那么洞察秋毫，那么明辨事理。想必他的孙子应该也不会太差劲，所以曾国藩在还没有见到载淳之前，还对大清的政权抱有好转的幻想。可是当他进入了紫禁城以后，他才真正地认识到了现实。
不过让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在曾国藩刚到北京之后，皇上下了一道旨意，准许曾国藩在紫禁城内骑马，这可是令人羡慕的殊荣呀。从大清建国以来，得到过这种殊荣的人恐怕没几个，而在这为数较少的几个人当中，汉人更是少得可怜。看来朝廷对曾国藩的功绩还是比较肯定的，至少大清朝还没有腐败到忠奸不分的程度。看来，清朝中兴的梦想还是可以实现的。
可是，当真见到了当时的真龙天子时，曾国藩明白了，为什么自己每次接到朝廷的公文都是用慈禧的口吻表述的。
原来，曾国藩进入养心殿磕完头后，才第一次见到了同治皇帝，而慈禧太后则默默地坐在养心殿的帷幔之内。
大家第一次见面，多少显得有些生分。谈起话来，也不过是一些，你离京多久，今年多大了，身体好不好等之类的无关痛痒的话。而坐在慈禧身边的皇上载淳却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
难道，皇上只是一国的摆设吗？所谓的“同治”就是这种“同治”吗？这种“同治”或许称为慈禧专制更明了一些。
拜见了皇上、太后以后，曾国藩无法抑制心中的失落，如果一直以来，朝廷的各种公文、诏书，都是按照慈禧的意思草拟的话，那么慈禧太后也确实不是一个好惹的人物。可是历朝历代都有一个传说，那就是女人干政，必定天下大乱，现在曾国藩的心里开始不安起来，他需要弄清楚慈禧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于是，在北京住下了以后，曾国藩天天不管别人，只是到处约老朋友喝茶聊天。当然，曾国藩的主要目的并非只是喝茶聊天，而是通过喝茶聊天了解一下宫中的情况。
这样聊了一个多月以后，曾国藩彻底地死心了。恭亲王已经没有当时刚刚上任议政王时的威风了，太多年的忍辱偷生，让他形成了唯唯诺诺的性格，他当年的英勇和意气风发再也不见踪影了。而皇上在他强悍的老妈面前只能装聋作哑，心甘情愿地当个傀儡。慈安太后更是不值得一提，她不仅没有主见，而且心慈手软，根本没有慈禧那么泼辣狠毒。以至于后来，慈禧看着她碍眼了，随便找个借口把她给弄死了。她死了以后朝中竟然没有人为她的死提出任何疑问。
看来，大清朝已经是叶赫那拉氏的了。如果这位叶赫那拉氏是个明主那还好说，可是从她办的事，发动政变弄死肃顺，割去恭亲王的议政王的职位，大权独揽不给皇上言论自由，就可以看出她不仅心狠手辣，而且心眼很小，很具有“铁血宰相”的潜质。如果她做了“一国之君”，恐怕大清也没多少好日子可过了。
痛苦！失望！曾国藩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变现状。虽然在北京这段时间，曾国藩应邀参加了两次国宴，都是以汉臣之首的身份出席宴会，可是他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他是在担忧，是在寻找，是在怀疑。
他担忧大清国以后会走向什么样的未来，他在寻找一个能够改变现状，让大清死而复生的重臣；他在怀疑这样的重臣在大清朝还有没有。
他为自己感到羞愧。本来以为湘军是定国安邦的一张王牌，可是现在，他们不过是曾国藩保全自己的一张王牌。湘军的后遗症这么明显，自己的下属们和那些腐败的大臣们同流合污，而且被裁撤的湘军又把地方搞得乌烟瘴气。这些曾国藩都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可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为了不至于让自己招来管教不严的罪过，他宁愿选择视而不见，甚至遮遮掩掩。
难道这一切都是曾国藩的初衷吗？他就这么希望天下大乱吗？可是，他又能如何，他已经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了，他还能改变什么呢？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国这块肥沃的土地慢慢地腐烂掉。
正如曾国藩后期的师爷赵烈文所说的，大清朝已经成了腊月里的萝卜，“冻”了心了，已经开始从心里腐烂了，估计最多就撑个五十年，也就没戏了。难道大清国就真的再也没有一个可以站出来力挽狂澜的人了吗？
没有，的确没有了！曾国藩不可以吗？很显然，不可以！为什么？
首先让我们先来研究一下，一个可以力挽狂澜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一个力挽狂澜的人，光有能力和实力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具备一种魄力，一种可以不顾一切的魄力，一种无所畏惧的魄力，一种不怕牺牲的魄力，一种大公无私的魄力。
这些在曾国藩身上能找到吗？如果曾国藩具有这些素质，他就不会为了掩盖哥老会的真相而命令地方官不得严查哥老会的事，他就不会包庇自己没有任何法律意识的九弟，就不会挖苦心思地和清政府斗心眼、玩手段。一个人会自私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当他的自私关系到国计民生，他还这么自私的话，这能叫深明大义吗？
所以，曾国藩不能！充其量他不过是个一面哭着嚷着要救国，一面努力地从国家败落的过程中寻求好处的人。
他所寻求的东西包括物质，但不完全是物质。毕竟他是读书人出身，他更倾向于精神追求，所以他更希望能够获得一个忠国忠君的美名。
愚忠也是忠，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愚忠，也算是不容易了。而曾国藩对国家的君主的忠诚更类似于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他什么都改变不了，要造反又没有那个魄力，没有陈胜吴广那样的彻底革命性。所以，他的一生就是一系列矛盾碰撞的结果。
为了信仰，一个真正的勇者是不会因为现实不允许他去做什么事，就放弃努力的；一个真正的勇者是不会害怕流血牺牲的；一个真正的勇者是不会顾及自己的生命的。可是曾国藩不是一个彻底的勇者，他只是那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庸主义者，他的这种中庸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大清国千万受苦受难的百姓。
所以，一个人的无奈，有时候也是一个时代的无奈。北京啊，北京，大清国的心脏，走近了你怎么就让人听不到生命的力量，反而能听到日落的暮钟呢？
天津教案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曾国藩从北京起程赶往保定，前去上任直隶总督。到达保定以后，曾国藩才发现，近期保定虽然发生过大的战役，可是同江宁一样，整个保定到处都是拖家带口的流民，城内百业凋敝，毫无生机。从那一片萧条中，曾国藩似乎能看到大清的末日。
可是现在他已经无能为力了，湘军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曾国藩的时代也将结束了。他只想好好地过几天安宁的日子，保全自己奋斗了一生的忠君效国气节，除此之外，他已经没有别的追求了。
虽然曾国藩一直都这么安慰自己，可是，一个人的内心最怕什么呢？最怕你总是去渴望自己不可能做成的事情，最怕你总是对即将成为定局的现实不甘心。曾国藩的内心就处在这样的一种矛盾之中，他明明知道自己救不了大清，可是又偏偏要去操这份心，又偏偏不甘心就这么认输。他的师爷赵烈文曾在聊天时安慰曾国藩，大清朝已经腐败到了无药可治的地步，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改变现状的，所以让他不要过于悲伤、失望。可是曾国藩做不到，回到保定后不久，曾国藩的旧病就复发了。他时常感觉到眩晕，两只眼睛也时而模糊，时而清楚，情绪更是一落千丈。原来，曾国藩小时候就得了牛皮癣而且一直没有治好，一旦劳累曾国藩身上的牛皮癣就会奇痒难忍，而且一挠皮癣就会像雪花一样一层层地往下掉，特别是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更是让曾国藩备受折磨。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又患上了肝病。由于那时候医疗设备和医术有限，曾国藩的肝病一直没有治好，而肝病久治不愈常常会引起眩晕和失明。当时曾国藩出现的那些病症，就是因为肝病加重引起的。
看来曾国藩的日子真是不多了，他只想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做点有利于民众的事情。
同治九年也就是曾国藩到保定任直隶总督的第一年，直隶就碰上了大旱，旱情直接影响到当年的粮食收成。如果，粮食收成不好，直隶很可能会发生饥荒，万一饥民聚众闹事，到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确实是一个很令人担忧的事情，于是，直隶出现了人心不稳，官吏人心惶惶的现象。为了安定民心曾国藩仍然坚持带病办公。可是后来，由于肝病恶化，直接导致了曾国藩右眼失明，左眼模糊连公文都看不清楚了，他才不得不向朝廷请假养病。
念在曾国藩年事已高的份儿上，朝廷很爽快地准了曾国藩的病假。可是，就在曾国藩养病期间，大清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天津教案。
原来，在同治九年五月，正当天津地区的小麦进入收割的季节时，直隶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天津等地虽然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总体上粮食收成还算不错，于是，周边各地的灾民都流入了天津城。
一时间天津城的治安就成了一项非常难做的工作。而就在此时，天津城内又发生了多宗幼儿失踪案，于是就有人散布信息说，天津的法国天主教育婴堂经常用迷药将婴儿迷倒，然后挖心掏肺，于是大家就开始盯上了法国天主教育婴堂。巧的是，天津的法国天主教育婴堂突然有30多名被收养的中国幼儿集体死亡，于是，大家的疑心就再一次被加重。更巧的是，在教堂员工将尸体运出来丢在荒野的时候，又刚好被一些天津市民发现了。于是大家毫无疑问地就把幼儿失踪事件跟法国教堂联系到了一起，甚至有些市民开始私下里调查起这件事来了。
5月11日，有一个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在诱拐幼儿时，被天津市民当场抓住，并扭送到了天津县衙，前去找知府张光藻来审理。
经张光藻一审问，才知道，原来武兰珍是个专门从事买卖幼儿的人贩子。他的主要作案方法就是，先用迷药将幼儿迷倒，然后转手卖掉。
那么他的迷药是从哪里买来的呢？而且，弄到幼儿以后，他又将他们转手卖给谁呢？对于这些疑问，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法国天主教育婴堂。
可是，光凭猜想，并不能证明法国天主教育婴堂就真的跟幼儿失踪案有关呀。据武兰珍交代，他作案所使用的迷药是从一个叫王三的人手中买来的。
那么王三是谁，他为何要卖迷药呢？原来，王三是一个小药铺的老板，这个老板最特别的地方，并不是因为他是卖迷药的，而是因为，他还是法国天主教的教徒。他的这一特殊身份就更加重了人们对法国天主教堂的怀疑。
当时的人们为什么会对天主教教徒的这种身份这么敏感呢？原来，天津被清政府列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以后，各国列强争相进入天津，他们不仅在天津设立领事馆，还争相开设教堂。而他们的教堂并不仅仅是为了传教，而是为了发展教徒帮助列强巧取豪夺，欺压百姓。
自从天津开放以后，各国教堂就成了中国内部的国中之国。中国官员不敢惹他们，这就更加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所以当时天津市民对教堂、对教众的敏感和愤怒也并非是无缘无故的。武兰珍交代说，每次他用迷药迷倒幼儿以后，都由王三负责转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听到武兰珍这样的供词，人们似乎已经断定了发生在各地的幼儿失踪案肯定是法国天主教育婴堂干的。
可是，法国天主教育婴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对婴儿挖心掏肺，开膛破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他们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
人们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说法中找到了答案。有人传说幼儿的心、肝、肺什么的都可以用来做药引子治病。看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也确实很有可能为了这个目的而作案。那么现在，张光藻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快找出那个名叫王三的小商贩了，验证事实。
可是，这个人是法国天主教的人，怎么办？要知道，当时各国在中国各个通商口岸设立的领事馆，中国人是没有权利进入的，当然法国天主教育婴堂也不是中国人随便就可以进入的。法国人的这些特权，立即引起了天津市民和当时逃难到天津的各地灾民的一致愤恨。
娘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不仅吃不上饭，还他妈的要遭受外国佬的欺负！凭什么他们法国人在中国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还敢在中国干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也太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了！娘的，让这帮蓝眼睛、白皮肤、黄头发的法国佬滚回法国去。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广大民众的心情和感情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既然大清还是一个有法律、有制度的社会，那么，大家总是要遵守法律吧。于是，张光藻提出，既然王三是法国天主教的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前去法国天主教教堂要人，要回这个人。如果证明事实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一定要让法国人还咱们一个公道。
照顾到民众的情绪，知府张光藻只好亲自带领着一群愤怒的民众，押着武兰珍，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法国天主教教堂门口，索要罪犯王三。
一看中国人来势汹汹，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法国人不干了。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叫什么王三的人，那些中国儿童的死是因为流行病，跟我们没关系。
这下，知府张光藻傻眼了，敢情是我们自己还没搞清楚状况。无奈，张光藻只能先将武兰珍押回县衙，再作审理，看来这武兰珍可真不是个老实的家伙。
于是，张光藻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向法国人道歉，然后带着政府的一帮人悻悻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