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转到决定组织议事日程的因素中去。正如前面提到过的，组织的功能作用是利用集体行为的优越的生产力。在讨论公司的内部经济中，在这里被称为最终行动的观点当然是为人所熟知的。但是。关于实验——即信息渠道。这是相等的或者说是更有效的。但关于实验就是信息渠道——同样或者说是更有效的。
一个组织比任何个体能获得更多的信息，因为它能使每个成员进行不同的实验。这样，个人能力的有限性就被克服了。但这通常是要付费的。实际上，有关的思考在一些关于U型成本曲线的陈旧讨论中已经被演绎出来了。如果信息要对组织有用的话，它必须被协调。更正式地说，必须在组织内部形成沟通渠道。
现在，如果把组织中所有成员接收到的任何信息传递给所有的其他人或甚至是某个总部，那么在信息处理的成本中将没有增益。的确，还将会有损失，因为在公司内部存在一些附加的信息渠道。在组织中，信息中的节约行为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实际上许多接收到的信息是不相关的。在组织的权限内的最终行动不要求评估世界各种状态中的全部的概率分布，而仅仅是评估一些源于全部的概率分布中的边际的概率分布。因此，总的来说，组织成员接收的信息能以一种小得多的容量进行再传输，但不损失其影响最终行动的选择的价值。充分统计学理论是这种削减信息但不丧失价值的一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其原因是，任何最终行动的价值仅仅依赖于潜在分布的参数，而不依赖于在样本中被观察到的价值。因此，这足以传输样本的价值，而这个样本为这些参数提供了详尽的信息。
正是这种再传递中的信息递减解释了组织对于信息处理的效用。因为信息是昂贵的，一般说来，很清楚，进一步减少的内部的传递是最理想的。就是说。为了有效地利用内部的沟通渠道，损失一些信息在影响最终行动选择上的价值是值得的。内部沟通渠道结构的最优选择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虽然这一点并不总是很明确，但它成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学中产生巨大争议的基础，并且这一点马夏克一拉德勒（Marschak—Radner）在其团队理论中从某些方向上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
一般来说，由于不传输所有的相关信息是最理想的，一个个体成员将会有累积的信息，并在当前情况下认为它们是不值得传输的。有可能在以后的时间里，由于接收到其他一些与它互补的信号，这种信息就会表现出它具有的价值。这种信息是否会被利用依赖于很多因素，其中包括这样一些因素：随着时间的变迁信息传递更便宜、凭借存储器或者档案以及接下来的信息恢复等手段。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组织中的不同成员有不同的尚未传递的经验，他们将以不同的方式解释新的信号。当组织的外部环境发生巨大改变时，组织中信息的功效会减小，这似乎有着有趣的含义。
由于内部沟通渠道能够设计出来，因此它们的结构能以成本最小化的观念来进行选择。尤其是，渠道的功效能够通过适当地选择一个编码来提升。
这个术语既可以从字面上也可以当成比喻来使用。
它涉及人们知道的所有的传递信息的方式，不管它们是不是在正式的规则中被记录下来过。正如从信息理论中人们都清楚地知道的那样，最优编码将不仅仅依靠可能信号的先验分布，还依靠传送相异的编码过的信号的成本。
这种编码的作用有两个经济含义：（a）它减弱但没有排除随着运作规模的扩大而使成本增加的趋势；（b）它使组织产生了一种内在的不可逆转的资本约束。关于第一点，我们已经看到，组织从扩大规模而获得的盈利来源于让它的成员进行不同的实验，即专业化。正如我们见到的。在上一章对于个体的信息经济学的讨论中，这意味着成员在信息加工中将积累不同类型的技能，在他们专门从事的领域中学习（获得资本），不在别的领域里学习。
结果，在他们中间的信息沟通变得更加困难（就像学术专家们学习的知识），并且他们用于相互沟通的编码不得不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当编码允许更大数量的个体信息资源因为有用而聚集在一起时，随着运作规模的扩大，最终仍然要增加成本。
关于第二点，我们已经讨论过，个人学习编码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投资行为。因此，对组织来说它也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资本积累。接下来，一旦创建了组织，它就具有不同的特征，因为改变编码的成本是那些不被期待淘汰的成本。
贝克尔（Becker）和其他人已经强调过人力资本积累富有意义的部分，这些部分包括公司需要的专门训练、对工人的信息输入将增加他对本公司而不是其他公司的价值。
如果劳动的功能是在生产中与不同的公司大范围拥有的资本货物协作，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事实上．所有的训练都是通用的。但学习公司内的信息渠道和通过这些信息渠道学习传递信息的编码的确是仅在内部才有价值的技能。
一个人可能会问．当一种编码频繁地运用在公司理论中。为什么所有的公司没有同样的编码，那样的话，编码训练就成为可传递的了？首先，在协作的情况下，可能很容易产生许多最优化的编码，这些编码都是同样的好，但是，如果要对公司有用．重要的是知道正确的编码。这里提到的这个情况和被谢林（Schelling）多次强调的协作游戏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果两个人在旅行中不能相互沟通，他们的会面是有价值的，那么，会面的地点必须预先被同意。在哪个地方碰面并不是那么重要，但了解一个会面地点的人对已经选择了另一个地点的组织没有多大用处。
第二点是历史问题。编码是按在公司创建时的最好预期来决定的，因为编码是公司的或更一般地说是组织的资本的一部分，像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给定的组织的编码在一段时间内变化得很慢。
因此，创建于不同时候的组织的编码一般是不同的，即使他们彼此是相互竞争的企业。的确，在同一时间创建公司的个人可能有相当不同的初始分布，因此就有不同的编码。
对组织内部的可相互理解的编码的需要迫使对参与者的行为有一致的要求。公司根据能被编码传递的信息而对他们进行分工，所以．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过程中，他们在他们活动的方向上学到了更多的知识，并在获得和传递不容易与这种编码协调的信息上变得不那么有效率。因此，组织自己塑造了它的成员的行为。
对组织行为来说，这个过程可能就包含有趣的含义。人们可能认为，组织的编码被它的主要功能强有力地控制。但大体来说，一个组织有很多功能，对于它的主要功能来说，编码的确是辅助性的，但对它的福利来说很重要。作为另一个选择，人们可能希望给组织增加一些次要的功能，因为次要功能的实施显示出是对主要功能的补充。但如果适合于主要功能的编码不适合辅助功能或次要功能，那么，组织运行起来就会很糟糕。伯顿·克莱因（Buon Klein）在一篇未发表的手稿中已经提供了一个范例：军队的主要功能是在各种情况下大量的人和物资的协调，且这些情况中协调是按以前计划好的时间表进行的。对军队武器的研究和开发在当今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性功能。但克莱因争辩道，这种情况倾向于由以军队方式思考的人来负责，因此，希望在未来一个预期的时间点上完成协调。实际上，当然，研究和开发是在很大程度上不确定的情况下聚集信息的主要例子，而且达成的协调肯定是无法预期的。其结果是，精确安排好的时间表明显是不能完成的，就像萨默斯（Summers）已经说明过的那样。如果最初就考虑过不确定性的话．最后的花费比应有的花费要大得多。事实上，克莱因所建议的解决方法是把军队的研究和开发从军队的控制下移走，把它放在独立的民间代理机构的手中。
对现存的财务和预算部门增加管理控制功能的趋势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表明，给一个现存组织增添功能很困难。由于科学决策的定量化基础与经典的会计计量存在大量的重叠行为，因此，将这两种功能结合起来而达到经济化就很受人欢迎。但在实际上，它们的目的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作为看待世界的一种方法，其编码也是不同的。会计师的目标一部分是确保不存在欺骗行为，他只对管理科学并不必要的某些资料的一定程度的精确性感兴趣，而对其他的和更粗糙的各种资料不感兴趣。
预算控制在许多方面也与科学管理不同，同时。公共行政的一些学生对当前把管理控制加到前美国预算局的功能中去的做法也持批评意见。
因为存在这些沟通上的困难，在公共和私人部门都有一种趋势，即分离不相容的功能而形成新组织。施蒂格勒（Stigler）已经暗示性地指出了伴随大公司发展的持续性的垂直分拆；市场的力量使在辅助服务中的分工变得有利可图。同样。在政府中，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似乎一直是一个改革者，他第一个看到了把新任务分配给新机构的需要，即使依照某种逻辑，新机构仍然属于现存部门的范围。
让我回到本章最初的目的中去，即组织议事日程的决定。本质上说，改变组织的议事日程的可能的原因和个体的那些可能的原因是一样的。在监测区域接收到的一个信号是判断它是否值得使这个区域活跃起来的基础。最终行为的报酬可能会改变或可能会被理解为突然改变，或者，开始用于一个目的的信息渠道重新出现一种信号，暗示在至今为止还是消极的区域里采取行动。刚结束的对组织的讨论已经转向对于组织特定的成本因素的扩张上，它改变了组织变更其议事日程的基础。的确，在许多方面，对组织来说，改变的成本更大。更精确地说．它有更大的能力去监测，更少的能力使消极态度向监测或积极作用的方向改变。
组织上的一个效应与个体之间是不同的。一个组织一般是由变化之中的个体组成的。现在，任何一个个体一般都能接近很多沟通渠道，而对特定的组织来说只有一个沟通渠道。尤其是，教育就是这样一个渠道。因此，组织正从对它来说是大量免费的信息中获得收益。即使组织的编码使这样的信息在内部传输很昂贵，但是，如果信息量足够大，组织的行为就会改变。特别是，新的事项将出现在组织的议事日程中。如果我们认为教育是新信息的主要渠道，那么，组织就会通过它的最年轻的和刚来的成员把新信息引入到组织中去。因此，在通过代际变化而演绎出的组织议事日程中，我们有改变的可能性。更通常地说，组织设计中的主要需求是增加处理有许多事项的议事日程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信息和它的处理是积累个人资本，所需要的是帕累托（Pareto）所称的“精英循环”，即决策者的变换。更通俗地说，所需要的是“信息和决策规则的循环”。在一个两者选其一的狭窄的框架内，与在长时间内对潜在活动来说更广大的范围相比，短期效率和灵活性可能不是怎么重要。这些特性是在公共和私人组织的设计中要考虑的因素．也是在执行社会任务中公共和私人组织要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