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贸易和制造业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君主的强大和国民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君主强制性地让农民尽可能多地生产超出自身需求的剩余品，是一种残暴而无效的办法。而如果把制造品和商品提供给农民，那么他们就会十分乐意地朝这个目标努力。即使此时君主再征收农民剩余产品的一部分，用之于社会劳务，也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
所以对君主来说，为了保持国泰民安，粮食、布匹和武器储备在任何时候都应有足够的库存。
其实，这种贸易和工业产品的库存，本质上是劳动的库存。这种劳动库存，在国家安定时能满足人们安逸舒适的需求，在国家危急时能转化为社会之急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海外贸易的好处和重要性，也是如此。
对外贸易能够增加国家的产品储备，君主可以从中把他所认为必需的份额转用于社会劳务。对外贸易通过进口可以为制造新产品提供原料，通过出口则可将本国消费不掉的某些商品换回产品。
总之，一个从事大量进出口的国家，比起另一个满足于商品自给自足的国家来，其工业必然更加发达，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更讲究享受。因此，这样的国家既富足又强盛。就个人来说，这些商品满足了他的各种欲望和爱好。就整个社会来说，也获得了利益，凭借这种办法，更多的劳动（产品）储备被贮存起来，以应一切紧急之需；也就是说，一大批劳力维持下来，随时可以转入社会劳务，而又不剥夺其生活必需品，甚至基本日用品。
由此可见，海外贸易既能使臣民富裕幸福，又能使国家国力强盛。
今日英国大大优越于其他国家之处，就表现在这些方面。当然，作为海外贸易不利的一面，英国人也体验到农产品价格过高的问题。这种境况与英国工匠的富裕以及货币充足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确都是物产富饶、气候宜人的国家。但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与其人民生活的贫困有着推脱不了的干系。这并非无稽之谈。
在这些地理条件优越的国家，农业对农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稍微劳作就可解决温饱。地主从来都不用为租约担心。在这种情形下，容易满足的农民们就自然而然地用拙劣的耕作方法来打点他们的土地了。
而在英国，耕作土地要花更大的代价，稍有不善便会造成欠收。因此，英国的农民必须有相当的农具和较长期的租约，这样才能产生相应的收益。人们的收益必须同其所付出的代价以及所冒的风险相称。当大量的像佃农和自耕农这样的劳苦大众处于赤贫的境地时，则不论这个国家是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其他一切人也必定要分担他们的困苦。
论货币
货币一多，百物腾贵，这是传统商业的一种不利现象；相对而言，较穷的国家却可以在国外市场上出售低于富裕国家价格的商品进行销售，这样就限制了传统商业国家的国际活动范围。
什么是货币？
所谓“货币”，即人们约定的用来便于商品交换的一种工具。
倘若单从一个国家自身来考虑，那么，货币量的多少并不重要，因为商品的价格总是与货币量成正比的。
惟有社会才能从货币量的增加中获得益处，而且那也仅仅是指在与国外交涉或战争的情况下。
正是由于以上这个原因，所有富强和贸易国家，都是使用从贫穷的国家招募来的雇用军。如果招募本国的公民，那么，就不便于它们聚积更多的财富，因为它们所付给被招募者的薪饷，必须按照社会的富裕程度而成比例地提高。
换言之，倘若它们在国内招募一个两万人的军队，那么，在国外它们花费同样的费用就能招募一个四万人的军队，其中利弊非常清晰。
事实上，一个国家货币多了，其用途却极其有限，有的时候甚至会造成这个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损失。
人类商务中，有一种奇妙的机缘，可控制贸易和财富增长，以避免某一民族独占贸易和发财之利；由于经营和技术上的优势条件，以及实力雄厚等原因，一个国家如果在贸易上对另一个国家占了优势，那么后者就难以收复失去的地盘。可是在没有大规模商业和金银不多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价格低廉，制造商们不断辗转迁徙，只要哪里有廉价的食物和劳动力，他们就飞向哪里，直到他们使这些地方也变得富庶起来，然后他们又开始了新的转移。
事实上，众所周知，货币一多，百物腾贵，这是传统商业的一种不利现象；相对而言，较穷的国家却可以在国外市场上出售低于富裕国家价格的商品进行销售，这样就限制了传统商业国家的国际活动范围。
随着贸易和货币的增长，食物和劳动力的价格必然提高，然而，牵一发动全身，其结果带来很多不便。与此同时，我们也得到了贵重金属，加强了国家在对外战争及交涉中的实力。
但是，得不偿失。因为，在支付结算上，外商拒绝接受，并且在国内的任何动乱情况下，它都会贬为一文不值。
如果设想让国有的公司享有纸币信用的好处，私人银行就不会乘机大肆活动。
如果人为扩大这种信用，不对任何贸易国有利，而且还会蒙受不利。
综上所述，只有银行打破目前执行的惯例，把现金锁起来避免增加流通货币，这样银行才会切断私人银行家和货币经纪人的买卖，但是就得承担薪金责任。
我提出两点关于纸币信用的问题，以便作为这篇货币论的结束语。
显而易见，货币是一种代表商品和劳动的象征，也是一种评价劳动和商品的方法。是的，较大量的货币就象罗马数码一样，反而不方便，无论在保管上或搬运上都更费事。自从美洲发现了金银矿，不光矿主，连欧洲各国的生产情绪都普遍高涨；在货币大量输入空前激增的各国，一切都有了起色，面貌一新：各行各业朝气蓬勃，干劲十足，商人更加雄心勃勃，力图进取，制造业者更加兢兢业业，精益求精，连农民扶犁也手脚轻捷格外用心了。
对于货币大量增加对本国所产生的影响，即抬高商品的价格，那是很难说有利还是有弊的，也就是说，货币增多会带动各种劳动产品的涨价。
金银增加必然带来商品价格的腾贵，它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直到所有商品最终同国内新的货币量达成比例为止。任何数量的金银输入一个国家，开始被禁锢在少数人的保险箱里，立刻有少数人设法利用这些金银来牟利。制造商和商人，可以雇佣较多的工人，因为他们肯出较高的工资。
货币在提高劳动价格之前，必然首先刺激着每个人的勤勉心，包括工匠、农民和菜农。
综上所述，货币数量多少，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健康发展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行政当局采用这种增长势头，就能调动国内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一切实力和财富。国家内的货币减少确实比货币虽不多却在上升的国家贫弱，货币不论是贬或是涨，都不能够立刻引起商品价格的变化。在一个新局面出现前，金银减少会挫伤积极性。
欧洲国家部分地区，曾经历过货币奇缺现象，君主只能收取实物代替少量的赋税，这样的国家，显然不可能像金银盈库一样供养一支陆军。
帝国时代的奥地利，人口繁衍、农业发达、幅员辽阔的国家，可是在欧洲的力量对比中，不具备与之相称的分量，是由于缺少货币造成的。
前面我们已经陈述了金银数量之多寡根本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与这段所论述的却是有关系的，对于这种困惑，我认为是来自货币稀少的原因，追根溯源是来自人们的习惯问题；我们把额外的影响错误地认为是原因，所以需要我们把推理同经验协调一致，然后，经过一番思考和推敲得到真正的原因。
任何事物都是此消彼长的，一方的变动都能够引起价格的起伏，因为一切东西的价格都取决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比例，显而易见，商品减少或货币减少都具有相反的倾向。
显而易见，价格取决于进入或可能进入市场的商品的绝对数量以及处在流通中的货币的绝对数。如果把商品堆在仓库和谷仓里，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和商品永远彼此不相遇，那么它们就永远互不影响了，对于农民留作种子以及供给自己食用的部分，决不可以估算在内，只允许剩余的部分，照需求来决定其价值。
在任何国家最初的蒙昧时期，人们只想到自己的本能需要，他们满足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没有意识到国家社会的需要时，根本就不需要交换货币，据论证，是一种交换的通用手段，农民用自己所养的羊身上的羊毛，在自己家里纺线，请邻近的织匠加工以后，就能满足服饰之需，那位织匠则得到了谷物或羊毛作为报酬。其余的部分，也许拿到附近的市镇出售变成货币，以此获得少量的物品，供其享用。
虽然社会的发展，生产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不断提升，更多的交换和各种商业便应运而生。农民往往到别的地区去购买自己所需的商品，总不能老是带着自己的产品去和提供他之所需的商人作交易。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使用钱币做买卖才最方便。在这种社会情势下，货币就迎合需要而更多地进入契约合同，用途比先前更加广泛得多。
货币在升平繁荣年代进入流通领域，比之蒙昧野蛮时代，一切物品一定便宜得多。正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与市场上的商品之间的比例决定着物价的贵贱。以前自给自足的消费方式、货品决不会进入市场，就这点而言，这些货物几乎等于零，因此，货物的用途降低了商品总量的比例，提高了价格。
但当货币成为交换的手段以后，国内的现金虽然数量未变，却承担了更大的任务流通的领域扩大了；这情景就降低了货币量的比例，从而使一切物品变得便宜，价格也就逐渐下跌。
来自全欧洲最精确的估算自西印度群岛被发现以来，欧洲的所有物品的价格仅上升了两倍到三倍。没有更好的例子来解决、说明为什么一切物品的价格，除了那些由于风俗习惯的改变而时兴的物品外，并没有上涨到异常昂贵的程度。
另外，在人类文明进入手工业和工业的发展时代，不仅商品量有所增加而且商场上的同类商品也多起来了。尽管商品的增加同货币的增加一直不相等，但是收益可观，从而保持了硬币与商品之间的比例接近古代经济水平。
我认为，考究的生活方式有利于各社会等项或整个社会最为有利，目前从政治角度来看也是如此，最好把它当作鼓励工商业的附带条件。
在商品没有进入流通领域，君主想要积聚的货币完全靠各个封邑城镇，因为货币只在那些地方流通；但是，这些地区无法提供使金银足以在全国各地流通的数量。社会贫困，君主所收入的货币不但数量较少，而且花起来也不如在安居乐业、贸易发达的时代那样管用值钱。假定金银量相同，而一切物品较贵，那是由于进入市场的商品较少，货币总量的比例大于待售的货物量，从而决定了一切物品的价格。
曾有人说过，无论国家多么富足、文明，只要货币流通不畅，国势就会日渐衰弱。
追问原因只有人和物才是任何社会真正力量之所在。
倒是简朴的生活方式才给社会造成损害，把金银禁锢在少数人手里，妨碍了金银的普遍扩散和流通。相反，勤勉和讲究享受却使金银，不论其数量多么少，无孔不入地在全国扩散，使它进入每一项交易和契约，当一切物品的价格因此而下降时，君主就获得双重的好处：他可以向全国各地征税以获得钱币，同时，他所收入的钱币可以在各种购买和支付中发挥更大的效用。
根据物价的对比我们可以推测，中国现有的钱币并不比三百年前的欧洲多；如所周知，根据物价的对比推测，三百年前的欧洲和中国现在的钱币相差并不是很大，可是实力却相差巨大。贵金属的绝对数量倒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重要的只是贵金属的逐步增多以及在全国各地的彻底扩散和流通。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认清楚货币流动所带来的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附带结果，而不应该把伴随现象当作原因，并且把后果归属于货币的增多，这种后果其实是人们风俗习惯的改变所引起的，所以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推敲。
论利息
供应的增多必然使价格降低，结果使放债人接受低利息。这种考虑迫使许多人宁愿把他们的资本留在商业中，满足于低利润，而不愿把他们的货币按更低的利息贷放出去。
低利息被公认为是一个国家繁荣状态的最可靠标志。不过在我看来，低利息一般都归因于货币量的增多。
因为不论货币怎么增多，除了使劳动（产品）价格上升（如货币量一旦确定下来）外，决不会产生别的影响。银币比金币价值低，所以出售同量的商品所获得的银币量要比金币多。
贵金属数量的多寡变化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怎么增加也只不过是使劳动和商品价格的上升，而没有其他的影响。在这种变化过程中，金银影响很少，但是价格按新的增加而固定，所以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结果和原因总是形影不离的，金银可能要增加的多，但是利息下降可能还没有超过原来的一半。由此可见，利息率并不取决于贵金属数量的增多或减少。
事实上，货币价格大体上是固定形成的，与一个国家货币数量多少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即便数量十分巨大，但是货币量一旦固定下来，其结果也只是使每个人在购买正常生活所需的衣服、家具或其他用具时，支付出更多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