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金属货币基本上被当作代表物，数量多寡以及重量、颜色如何，都不会使货币的真实价值或利息产生任何改变。同样的利息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与本金相应的同样比例。所以，无论是以金币或是盎司为代表，其数量的多少都不与利息的涨落有任何关系。
形成高利息有三个最主要的因素：一、借货数量大；二、满足财富需要少；三、是经商的利润较高。形成这三个方面的历年。正是商业和工业不够发达的表现、而不是缺乏金银的证明。相对而言，低利息则起因于三个相反的方面：一、借贷需求小；二、满足这种需求的财富多；三、经商的利润低。这三个方面的紧密相连，是因为工商业的发展、而不是金银量的增加所形成的。我们将致力于证明这些论点，并从借贷需求大小的因果关系谈起。
脱离了原因社会的民族，由于人口繁殖数量猛增，必然带来财产不均的现象。有的人占有大片土地，而有的人却没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只能靠雇主支付的出产品维持生计，这样就形成了土地收益。
在这些土地所有者当中，有的乐于把自己的土地的出产储存起来备将来之需，有的却情愿把可供若干年用的东西马上消费掉。由于有固定的收入可供花费，土地所有者也就形成了所有者追求的目标。
但是，在只有土地收益而又不知节俭的情况下，借钱花的人必然多起来，利息率也必然有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取决于货币的数量，而是取决于当时流行的生活习惯和风尚。借贷需求的升降起伏也决定于此。
至于我们提出来研究的第二个方面，即满足这种需求的财富之多或少，情形亦，复相同。满足需求的财富多少，与利息的上涨一样，都取决于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而不是金银的数量。任何国家，只有使财产或对国内金银的支配权集中在某些人手里，以形成相当可观的金额，或组成一个强有力的金融界，才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这样就产生了一批放贷者，从而使利率降低。这种风尚形成的原因，是使钱币积聚成一定数量的金额或大笔的钱财。
货币的突然增多，不会积聚成大笔的款项，只是会形成物价的上涨。借贷者多于放贷者的情况依然存在，利息不会下降。
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在农民和地主之外，又多有一种靠经商为生的人。这种人从农民手里弄来原料毛坯，经过加工，制成各种成品，只留一部分供有用和养家糊口。
但是随着人们勤劳精神的增长，人们的眼界也大为开阔，原来：边陲之区也可象毗邻之乡一样互相协作，这种调剂交流可以无限扩展，日趋繁复。于是商人——一种最有用的人便应运而生，他们奔走于全国各地，在那些根本互不相识、互不了解彼此需要的人们之间充当经纪人。
随着生产的进步和劳动人口的日渐增多，人际之间的交往也有所增加，例如：民间经纪或买卖的事务变得更加复杂，分工渐细，牵连益广，形成一种日益错综纷纭的局面。在所有这些交易事务中，会有相当一部分商品和农产品归商人所有，这是他们应得的报酬，是必要而且合理的。至于这部分商品，商人有时保存实物，但更经常的做法是换成货币——通用的商品代表物。
人类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他们会发挥才智继续创造财富，这种欲望似乎是人类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让一个人无所用心，成天游手好闲，他从这种赋闲中所感受到的精神压力无比沉重，于是寻求刺激，耽于逸乐，对于这种纵情声色挥霍无度必然会使他倾家荡产的。后果，完全置之脑后。
假如让一个人以一种比较无害的方式来发挥自己的精力和才智，他就得到满足，不再有那种无休无止地追求娱乐的欲望。这就是商业扩大节约，守财奴超过将挥霍者的原因，相反这种现象在土地所有者中都是相反的。
商业的发展促进每个社会成员的进步，使人人都勤劳、节俭，这种技艺使人很快有所精神寄托。一切勤劳的行业使人节俭，同时也使爱利得之心胜过嗜逸乐之念，这一点是置之四海而皆正的。
在从业的律师和医生中，大多数人都是量人为出，留有余地；入不敷出或挣多少花多少的人毕竟是少数。因此，除了商业，再没有任何别的行业能增加货币所有者，换而言之，能够促进勤劳，并且通过发扬节俭，也使社会上的某些成员能够有力地主宰这种勤劳。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商业，就必然基本上只有地主和农民这两种人，地主的挥霍浪费产生着一种持久的借贷需求，农民是无钱来满足这种需求的。钱分散在许许多多人之手，商业必须依靠发扬勤劳与节俭，只有这样才能聚集大宗资金，而这些却与国内的货币流通量无关。
商业的高速增加引起放债人数目的增加，导致利息率的降低。那么，我们现在应该考虑商业的这样发展控制在多大程度上才能够降低利润，进而导致利息下降。
商业中的低利润与低利息，是彼此相互促进的，两者都来源于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富商，进而使货币量有所增加。商人有了大笔的资本，不管这些资本是由少量的铸币还是由大量的铸币代表，都必然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当他们倦于经商，或者他的后代不喜欢或没有才干经商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资本就自然地寻求一个常年的可靠的收入。
供应的增多必然使价格降低，结果使放债人接受低利息。这种考虑迫使许多人宁愿把他们的资本留在商业中，满足于低利润，而不愿把他们的货币按更低的利息贷放出去。另一方面，当商业有了很大的扩展并且运用大量资本的时候，必然产生商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商业利润减少，同时也使商业本身规模扩大。商业中的利润降低，使商人宁肯在离开商业，开始过清闲日子时接受低利息。
因而，研究低利息和低利润这两种情况中，究竟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作用是不大的。两者都是从大大扩展了的商业中产生的，并且彼此促进。在可以得到高利息的地方，没有谁会以低利润为满足，而在可以得到高利润的地方，也没有人会以低利息为满足。这样大大扩展了商业资本，因此，它既降低利息又降低利润；每当它降低利息的时候，总有利润的相应降低来促进它，反之也是一样。
因此，如果我们从这种因果关系的整体来考察，那么利息就是国家状况的真正晴雨表，低利息率就是人民兴旺的标志。低利息是工业发展的证明，它迅速传遍全国，有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商业上的大失败造成大量抛售货物，说不定也会临时引起同样的结果，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不过这时一定伴随发生穷人失业、民生凋敝的严重现象，再加上短期性，所以不可能把这两种情况等同起来，混为一谈。
曾有人断言：货币多是利息低造成的原因，但是在这种见解的人看来是把伴随结果当作原因了。同样，由于生活日用品的增多和工业的发展，大量财富积聚在并非地主的人的手里，从而使利息下降。
货币多和利息低，这两种结果自然都是商业和工业的产物，但是，它们却是彼此完全独立的。因为确定其相互价值的是货币与各种商品之间的比例；还是按照上述假设，生活日用品一天天多起来，而流通中的货币并无变化。那么，在这个民族中，少量的货币就能使人变成富翁，当然是在安居乐业的时代，而不是愚昧懒惰的时代。无论修建住宅，陪嫁女儿，购置地产，开设工厂，乃至养家糊口，添置家具，都只要少量的货币就能办到。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量的多少对利息是没有多大影响的。但是由于人们出利息借货币，借的实际上就是劳动和商品，所以劳动储备和商品储备的多少，对于利息必定有重大影响。要是商业扩展到全球，那么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的确总是金山银海。
所以说，低利息和货币多事实上几乎是不可须臾分离的。尽管如此，但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却经常要用到，只有通过实践来改进对这些问题的推理方法。
根据威加的记载，西班牙在发现西印度群岛后，国内的利息率几乎立即下降一半，从此以后，欧洲各国的利率也相继逐步下跌。又如狄奥尼修卷二所载，在征服埃及之后，罗马的利息从百分之六下降为百分之四。
面对着这样的史实，在征服国及其邻邦，利息下降的原因好像是不同的，我们却不能把这种结果理所当然地只归之于金银的增加。
在征服国里，当然可以设想，这批新获得的钱币会落入少数人之手，并攒成大宗的现金，谋求有保障的收入，与工商业大发展时相同的结果就接踵而至，放贷者的增加超过了借贷者，使利息下跌；如果那些获得大笔现款的人，在国内找不到工业或商业，除了放债生息，再找不到别的办法来使用自己的钱币的话，那利息的下跌就越发快了。
相对而言，当新增加的金银被吸收流通到全国之后超过收入大肆挥霍；地主一天天债台高筑，暴发户则坐吃山空内囊告罄；这样，用不了多久，情况就又恢复原状；这全部货币可能仍在国内，并且通过物价的上涨让人感到它的存在；只是不再积聚成大宗金额或库存，借贷者与放贷者之间的比例失调还象先前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利息就会慢慢的回升。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图拉真时代，意大利的抵押借款的利息为百分之六；在俾斯尼亚普通抵押贷款的利息为百分之十二。如果说西班牙的利息没有回升到原先的高度，这只能归之于使利息下降的原因还在继续，即不断地在西印度群岛大发横财，从而满足了借贷者的需求。由于偶然原因，西班牙比之情况相反，商业和工业极不发达的国家，放贷的货币较多，这就造成了大宗金额数量的增加。
英法以及欧洲国家发生的利息下降，是来自货币的增加，而非工业的发展，它的变化是平稳而逐步的。在货币的增加尚未引起劳动和粮食的价格上升的间歇期，这种工业发展倒是货币增加的正常结果。
总而言之，尽管目前的制造业、技艺等行业一样繁荣兴旺，并且勤劳和节俭仍适用，但是这些情况决定着商业利润和每个国家放贷者之间的比例，低利息是以上所有情况的必然结果。
论贸易平衡
贸易和货币方面的具体问题都是特殊复杂的，取缔硬币和金银在国内的流通是正确的。不过，金银和硬币倒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不准从工业和信贷的发展中提取补偿，也不准其发展过头失去平衡。
禁止商品出口，在那些不了解商业性质的国家里是经常可见的，它们把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保存在本国内，并没有考虑到，某种商品一旦出口的多，而且受益最多的肯定是生产国。
在英国议会的许多古老法案里，把出口任何物品都定为是有罪行的，说明当时的英国，特别是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对商业的性质也同样是不理解的。时至今日，谷物的出口，在法国几乎始终被禁止，这样做据说是为了备荒；但这种做法，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整个国土上，依然存在饥饿、饿莩现象。
对于货币，人们也同样存在一种恐惧，这样的现象，我们需要从道理和经验两方面来说明问题，禁运只能唤起被禁运物品的交易，从而促进更大的贸易出口。
在商业十分发达的国家里，也还流行着一种对贸易平衡的强烈恐惧，唯恐自己的金银全部外流。这种担心在任何情况下根本都是没有必要的。只要我们努力发展工业、培养人力资源，这样就永远不会失去大量的贸易钱币。
可以看出，贸易估算是以极不确切的事实和假想为基础的。无论是海关的账簿，还是汇兑率，都不能看作是论证的充分依据；除非我们对各国的情况加以通盘考虑，同时还对豁免税额的比例有某种了解。
斯威夫特博士在《爱尔兰现状之一瞥》中写道：先前这个国家的全部现金只有五十万镑，爱尔兰人每年要从中提出整整一百万镑给英格兰，而且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别的来源可以得到补偿，除了付现钱的法国葡萄酒进口外，简直就没有别的对外贸易。
这种局面应该说是很不利的，其结果则是：三年之后爱尔兰的现金已从五十万镑下降为不足两镑。这位博士如此愤慨的、关于爱尔兰财富发展的这种高见，又怎么能经久不衰，而且还发扬光大，这是无法令人理解的。
如果一个人在公事上心境不佳或情绪低落，就会出现贸易逆差的忧虑。同时，由于无法开列一张足以抵消进口的全部出口货物的详尽清单来批驳这种忧虑，这里只提出一般性的论点，说明只要我们保持自己的人力和工业，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发生。
能否假设一下，如果英国倒退到哈里王朝和爱德华王朝时期一样，那么结果又会怎么样呢？而且劳动和商品的价格不见得不会相应下降吧？各种物品的售价也不会象在那两个王朝时期一样便宜吧？
在这种情况下，弥补我们已失去的那些货币量并赶上所有毗邻国家的水平，一旦我们达到了这些目标，马上就丧失廉价劳动和商品的有利条件，富足的生活使货币的流通进入停顿时期。
换而言之，假设英国的全部货币在一夜之间增加四倍，难道我们的一切劳动和商品不会贵得出奇，让所有邻邦没有哪一个能买得起吗？在另一方面，别国的商品相形之下就不会变得那么便宜，以致不管我们制订什么样的法律都无法阻挡这些商品的走私入境，从而使我们的货币外流，直到我们的货币量下降到和别国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