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国家培养有教养的公民和治国人才，而且要发展个人的天性，使年轻一代得到和谐发展，为将来的美好生活作准备。
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目的，他主张顺应灵魂的三个部分，对人进行体育、德育、智育三个方面的教育。关于如何进行这三个方面的教育，他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有些见解至今对我们仍有启发意义。
一、人的社会性本能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与其他群居动物比较而言，这一点尤为明显。社会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人天生就注入了社会本能，若失去了社会，失去了法律和公正，人便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只有超人和鄙夫才能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社会；就像荷马所指责的那种无族、无法、无家之人，他们卑贱且好战，就像是棋盘中的孤子。
而且，人更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这通过与蜜蜂以及其他群居动物的比较而易见。声音可以表达苦乐，其他动物也有声音，而语言则能表达利和弊以及诸如公正或不公正等；和其他动物比较起来，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具有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诸如此类的感觉；家庭和社会乃是人的结合体。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本性上，社会先于家庭和个人。因为整体必然优先于部分；例如，如果整个身体被毁伤，那么脚或手也就不复存在了，一切事物均从其功能与能力而得名，事物一旦不再具有自身特有的性质，我们就不能说它仍然是同一事物。人类天生就注入了社会本能，最先缔造城邦的人乃是给人们最大恩泽的人。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无尽的淫欲和贪婪。
二、灵魂统治肉体
和其他动物一样，人也由灵魂和肉体结合而成。对于人而言，灵魂是统治肉体的，否则人只会服从自己的情欲，做出恶劣卑贱之事。
由灵魂和肉体结合而成的动物，在本性上，它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必须了解在最完善状态下既具有肉体又具有灵魂的人，因为在他身上人们将看到这两者的真正关系。虽然在坏的或在腐败了的状况下，肉体似乎经常支配着灵魂，因为那时它们就处于邪恶和背离自然的状态。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灵魂统治肉体是凭借专制的统治，而理智统治欲望则是依法或君主统治。很显然，灵魂统治肉体，心灵和理智的因素统治情欲的部分是自然而且有益的。相反，两者平起平坐或者低劣者居上则总是有害的。对于动物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驯养的动物比野生动物具有更为驯良的本性。所有被驯养的动物由于在人的管理下变得更为驯良，这样它们便得以维持生存。较低级的动物甚至不能理解到别人的理性，它们只服从自己的情欲。
三、财产的获得方式
财产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一、通过自然赋予的方式；二、由经验和艺术获得。第二种获得方式基于事物的使用和交换用途。人们往往通过交换得到生活中的必需品。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发现了铸币，并考虑聚敛钱币，而获得更多的财产。
通常情况下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获得财产：一是自然的赋予；二是经验和艺术。以下，亚里士多德对这两种财产的获得方式分别进行了讨论。
首先，亚里士多德讨论的是如何通过自然赋予而获得财产。人类的生活方式相互间是不一样的。最懒惰的是牧民，他们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从所驯养的动物得到其生活资料，而不必含辛茹苦。为了寻找牧场，他们的羊群不得不到处游荡，而他们也不得不跟随羊群，就仿佛耕耘着一块活动的农庄。另一些人则以狩猎为生，这也有一些不同的种类。比如，有些人是强盗，有些人居住在湖泊之旁，或沼泽、江河、大海之畔，他们在这些有鱼的地方以捕鱼为业，还有一些人则以捕鸟或野兽为生，绝大多数人是以耕作土地收获果实来获得生活资料。
对于那些产品出于自身，食物不靠交换与零售贸易而获取的人而言，畜牧、农耕、掠夺、捕鱼与狩猎是最普通的维持生计的方式。
有些人从两种职业中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当一种欠缺时以另一种补足，所以游牧生活常常与劫掠相结合，农夫常以狩猎为补充。其他生活方式也同样按照人们生活必需品所要求的方式相互配合着。
这类维持生计的财富，似乎自然已为所有动物准备好了。植物的存在就是为了动物的降生，其他一些动物又是为了人类而生存，驯养动物是为了便于使用和作为人们的食品，野生动物，虽非全部，但其绝大部分都是作为人们的美味，为人们提供衣物以及各类器具而存在。如若自然不造残缺不全之物，不作徒劳无益之事，那么它必然是为着人类而创造了所有动物。
在技术的有关获取中，在本性上有一种技术属于家务管理的一部分，家务管理的技术要为家庭和城邦共同体准备好，随时提供出生活所必需的且有用的物品，这些物品都能够被贮存。财富的真正要素即是它们。
另外一种获取的技术，亚里士多德恰当地将其称为富术，它指通过经验和技巧来获得财富。
人们所拥有的一切事物都有两种属于事物自身的用途，但方式不同，因为一种是不正当的，另一种是正当的。例如鞋子就既可用来穿，也可用来交换物品。这种物物交换并不是致富术的一个部分，也不违背自然，它对于满足人们的自然需要乃是必需的。其他形式的交换都是从这种交换演化出来。
随着一国的居民对另一国居民依赖性的增大，当他们引进所需将多于物品输出时，钱币必然开始为人们所使用。由于各种生活必需品难以携带，人们在相互交往时便一致使用某种本身有用并易于达到生活目的的东西，例如铁、银以及这类的金属。
铸币的用途一旦被人们发现就会从必需商品的物物交换中发展出其他的致富术，即零售贸易，最初这也许是一件极简单的事情，但随着人们通过经验了解到从何处以及凭借着什么交换可以赢得最大利润，情况就变得繁杂起来。由于致富术起源于钱币的使用，所以人们通常认为致富术主要在于钱币使用，并且作为产生金钱的技术，人们必须考虑如何去聚敛钱币。
零售贸易产生的财富可以说永无止尽，但在某种意义上，没有财富是无限的。所有获得财富的人都在无止尽地扩大他们钱币的数目。就像他们的欲望无止尽一样，他们企求满足的手段也无止尽。有些人追求美好生活，但企求的不过是满足肉体快乐，仅热衷于财富的获得；就像他们的乐趣太过一样，他们追求着一种产生过度快乐的技术；如果他们不能用致富术提供快乐，他们就会寻求其他方式，并用一种与自然相违背的方式依次使用各种能力。
四、灵魂比财富更珍贵
每个人所得到的幸福与其他具有的德性和实践智慧，及依此行事的能力相等。一个人灵魂中的善是多多益善的，没有什么限制。而在拥有财富、实物、权力、声名上则不是如此，要适度。
没有人会说，至福的人是没有勇敢、节制、公正和明智的。而一有蚊蝇飞过便躲避不迭的人，在饮食方面居然忽生饕餮之欲，或者为了几个铜板便不惜毁掉自己最亲近的朋友的人，心里竟像孩童或神智不健全者一样没有头脑或虚渺。
很多人往往忽视德性，而陷入对财富、实物、权力和名声以及与之类似的事物热切追求的误区之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的生活无论是在快乐之中或在人的德性之中，还是在两者之中，都属于那些在品行和思想方面修养有素却只适中地享有外在诸善的人，远甚于属于那些拥有外在诸善超过需用，在德性方面却不及的人。因为外在诸善有其缺陷，就像某种工具或一切有用途的东西都有着一个确定的限制一样，超出其限制就必然会对其拥有者有害，或变得没有用处；而灵魂方面的每一种善，却是超出愈多愈有益处，要在这方面说些什么的话，那就是它不仅高尚而且有用。
并且，亚里士多德还指出，其他这些事物自然是为了灵魂的缘故才为人们选取的，所有具有良好的实践智慧的人必须如此选取，而不是为了这些事物才选取灵魂。
一个人拥有的幸福与其德性和实践智慧及依此行事的能力一致。神可以为此作证：神虽然享有幸福或至福，却丝毫不凭借外在诸善，而是凭借自身及某种本性。这正是由此而来的幸福必然异于幸运的地方，因为灵魂以外的诸善的契因是自发的和偶然的机会，而公正和节制则完全不出于机会或凭借机会。当然那些不行诸善之行的人是谈不上行为高尚的，没有德性和实践智慧，无论是城邦还是个人都不可能有高尚之举。
五、公民应该具有的秉性
希腊人兼有亚细亚居民和欧洲居民的秉性，他们生命力旺盛又富于思想，所以他们既能自由的生活又能形成优良的政体。对于个人来说，粗暴因与对方的关系不同而不同，总体而言，粗暴是不可取的，它不是大度者的本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居住于欧洲寒冷地带的人们，往往生活自由散漫，无政体组织，缺乏统治邻人的能力，这是因为他们在思想和技术方面十分缺乏，虽然他们生命力都很强。亚细亚的居民较为聪颖而且精于技巧，但在灵魂方面则惰性过重，故大多受人统治和奴役。至于希腊各族，正如位于这些地方的中间地带一样，兼具了两者的特性。因为希腊人既有旺盛的生命力又富于思想，所以他们既保持了自由的生活又孕育出了最优良的政体，并且只要能形成一个政体，它就具有统治一切民族的能力。希腊各族之间也有着与前面同样的差别，有些人性情单一，有些人则很好地结合了上述两种能力。显然，适合于被立法者引向德性者应当是那些既善于思辨又有旺盛的生命力的人。有些人说，城邦的卫士对熟识的人应该友善，对陌生者就应该粗暴，而产生友善的，正是生命激情，它是灵魂的一种机能，我们因此而互爱。一个证明是，当人们认为受到了轻蔑的时候，对方是自己的同伴或朋友比对方是素不相识者更容易触发我们的生命激情。不过，对不认识的人凶狠或粗暴并不得体，因为对任何人都不应该这样做，粗暴不是大度者的本性。如前所说，只有在认为自己受到了同伴们不公正的对待时，才容易强烈感受到这种激情。这也是合情合理的结果。
六、通过三种途径成为善良贤明之人
成为善良贤明的人是大多数人的意愿，亚里士多德认为通过本性、习惯和理性可以达到这一意愿。
人们通过本性、习惯和理性三种途径成为善良贤明之人。本性应当在先，比如首先必须是人而不是其他某种动物，从而他就具备了某种本性，具有了身体和灵魂。有一些自然禀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习惯会逐渐改变它们；另有一些禀赋天生就有两种可能，受习惯熏染变坏或变好。其他种类的动物最主要靠自然本性生活，只有极少部分会受习惯影响。人类还能够依靠理性，因为只有人才具有理性。因而，本性、习惯和理性三者应该彼此一致。很多时候为了求得更好的结果，人们往往在理性的劝导下采取了违背习惯和本性的做法，具有哪一种本性的人更容易被立法者驾驭，亚里士多德在前面已经作过说明，对于此事情就有赖于教育。因为人们求学致知既靠习惯，亦靠聆听他人教导。
七、闲暇也是一种德性
俗语云：奴隶无闲暇，闲暇是有条件的。一个城邦在闲暇时，应具备节制、勇敢和坚韧等德性。如果拥有这些条件，却得不到闲暇，便是一种可耻了。
战争的目的是和平，劳作的目的是闲暇。因为有益于闲暇和消遣的东西，既包括人们在闲暇时也包括在辛勤劳作时所修养的德性。因为在获得闲暇之先，须准备好许多必需的条件。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应该具备节制、勇敢和坚韧等德性。俗语云：奴隶无闲暇，那些不能勇敢地面对危险的人免不了沦为入侵者的奴隶。勇敢和坚韧适用于劳作之时，而哲学的智慧适用于闲暇时期。节制和公正在两种时期都是必需的，但尤其适用于和平和闲暇时期。因为战争迫使人们变得公正和节制，而和平的良辰美景带来的享受和闲暇生活更容易导致人们的放纵。那些一举一动都受人羡慕的快乐之人更为迫切地需要公正和节制——比如说，假如果真有一些诗人们所描述的居住在“极乐群岛”上的人，他们会尤其需要哲学、节制和公正，愈是如此他们愈是闲暇。由此亚里士多德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幸福而善良的城邦，就必须具备这些德性。不能运用生活中的诸善是可耻的，而在闲暇时期仍不能运用它们就更加可耻了，这些卑陋之人在战争时期表现出良好的品质，然而一到和平闲暇时期便沦为奴辈。
八、关于婚姻和生育
婚姻和生育基于男女的身体状况进行限定。女子适于18岁左右结婚，男子适于37岁左右结婚。此时，双方身体都处于鼎盛时期，生育能力也与此相一致。
关于婚姻和生育问题，亚里士多德也进行了相关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