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固然十分年轻，但毕竟今非昔比。倘若对此不满，势必只能在星期日早晨从纽约摩天大楼的天台上跳将下去。
以前从一部惊险题材的电影里听到这样一句笑话：“喂，我从纽约摩天大楼下面路过时经常撑一把伞，因为上面总是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人。”
我21，至少眼下还没有去死的念头。在此之前我同三个女孩睡过觉。
第一个女孩是高中同学。我们都17岁，都深信相互爱着对方。在暮色苍茫的草丛中，她脱下无带鞋，脱下白色棉织袜，脱下浅绿色泡泡纱连衣裙，脱下显然尺寸不合适的式样奇特的三角裤，略一迟疑后把手表也摘了。随即我们在《朝日新闻》的日报版上面抱在一起。
高中毕业没过几个月我们便一下子分道扬镳了。缘由已经忘了。而忘了也不以为然的缘由。那以后一次也没见过。睡不着觉的夜晚倒时而想起她，仅此而已。
第二个是在地铁车站里碰见的嬉皮士女孩。年方16，身无分文，连个栖身之处也没有，而且几乎没有乳房可言，但一对眼睛蛮漂亮，头脑也似乎很聪明。那是新宿发生最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的夜晚，无论电车还是汽车，一律彻底瘫痪。
“在这种地方游来逛去，小心给人拉走哟！”我对她说。她蹲在已经关门的验票口里，翻看从垃圾箱拾来的报纸。
“可警察会给我饭吃。”
“要挨收拾的！”
“习惯了。”
我点燃香烟，也给她一支。由于催泪弹的关系，眼睛一跳一跳地作痛。
“没吃吧？”
“从早上开始。”
“喂，给你吃点东西。然后出去吧！”
“为什么给我东西吃？”
“这？”我也不知为什么，但还是把她拖出验票口，沿着已无人影的街道走到宿舍。
这个绝对寡言少语的少女在我的宿舍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她每天睡过中午才醒，吃完饭便吸烟，呆呆地看书，看电视，时而同我进行索然无味的性交。她惟一的持有物是那个白帆布包，里边装有质地厚些的风衣、两件T恤、一条牛仔裤、三条脏乎乎的内裤和一包卫生带。
“从哪儿来的？”有一次我问她。
“你不知道的地方。”如此言毕，便再不肯开口。
一天我从自选商场抱着食品袋回来时，她已不见了，那个白帆布包也没有了。此外还少了几样东西：桌上扔着的一点零钞、一条香烟以及我的刚刚洗过的T恤。桌上放着一张留言条样的从笔记本撕下的纸条，上面只写着一句话：“讨厌的家伙”。想必指我。
第三个是在大学图书馆认识的法文专业女生。转年春天她在网球场旁边一处好不凄凉的杂木林里上吊死了。尸体直到开学才被发现，整整在风中摇摆了两个星期。如今一到黄昏，再没有人走近那座树林。（《听风的歌》）
春树的作品里，青春常与死亡、颓废、性为伴，淡淡的忧伤透过并不忧伤的文字带着青春的困惑。
（2）新奇的话语
村上春树的语言风格是独具特色的、奇妙无比的，尤其他的比喻更是新颖，让人意外。因为他的比喻毫无联系。细细品味，你会发现好多，也会回味许久。
不妨一起来品味几段《挪威的森林》里渡边和绿子之间妙趣横生的对话：
“喂，喂喂，说点什么呀！”绿子把脸埋在我胸前说。
“说什么？”
“什么都行，只要我听着心里舒坦。”
“可爱极了！”
“绿子。”她说，“要加上名字。”
“可爱极了，绿子。”我补充道。
“极了是怎么个程度？”
“山崩海枯那样可爱。”
绿子扬脸看看我：“你用词倒还不同凡响。”
“给你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暖融融的。”我笑道。
“来句更棒的。”
“最最喜欢你，绿子。”
“什么程度？”
“像喜欢春天的熊一样。”
“春天的熊？”绿子再次扬起脸，“什么春天的熊？”
“春天的原野里，你一个人正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浑身的毛活像天鹅绒，眼睛圆鼓鼓的。它这么对你说道：‘你好，小姐，和我一块儿打滚玩好么？’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噜咕噜滚下去，整整玩了一大天。你说棒不棒？”
“太棒了。”
“我就这么喜欢你。喜欢你的发型，好得不得了。”
“如何好法？”
“好得全世界森林里的树统统倒在地上。”
“真那样想？”
“真那样想。”
“你穿的我都喜欢，你做的、说的、你的走路姿势、你的醉态我统统喜欢。”
“这样下去真的可以？”
“也不知道让你怎么改好，索性就这样好了。”
“喜欢我喜欢到什么程度？”绿子问。
“整个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都融化成黄油。”
村上春树是不受传统的纯文学的架构约束而自由写作，或许他也因此没有获得他一点也不在乎的芥川奖，但是他确实捕捉了活在都市文明中人的感觉，拥有直接向读者倾诉的力量。
究竟“我”今后会如何呢？村上春树还是一贯地说“小说之中已经说明了一切”，拒绝任何人希望他说明作品的要求。
这就是春树的“另类”，以及他那“另类”的文章。春树的存在是有他的道理的，从他的文章中间或多或少有BOBO们，甚至有你自己的影子。
5.昆德拉：BOBO与灵魂对话的导师
昆德拉，一个法国籍的捷克人。他被驱逐出捷克，在法国生活了20年，就这样一个被逐放的人，后来成了法国著名的作家。他的书、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BOBO们，他是BOBO族探索灵魂的导师。近年来，米兰·昆德拉在国内读书界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热潮，他的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几乎成为脍炙人口的作品。
“昆德拉热”最外在的表现是一些昆德拉式话语的流行：“媚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遗忘”等等。这些话语并非都是昆德拉的“原创”，但却是经昆德拉引用后才在当代中国流行的。米兰·昆德拉用哲人的睿智思考，以人类的生存为主题，写就了富有哲理意味的小说。BOBO们从他的作品中，可以了解自己、体会自己的生活，他的作品也应是BOBO们所需要的，在他的作品中BOBO们可以与自己的灵魂对话，得到文学艺术美的享受，可以说昆德拉的作品是很有深度的，他是BOBO们与灵魂对话的导师。
米兰·昆德拉1929年4月1日出生于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青年时代广泛阅读了世界各国的文学名著，对现代艺术有浓厚的兴趣。他曾是诗人、小说家、音乐家及电影制作人，堪称多才多艺。昆德拉早年受钢琴家父亲的影响而酷爱音乐。无论是当工人、爵士乐手，或者是致力于文学和电影，音乐始终是他创作与生活中的重要旋律。他曾说：“到我25岁时，音乐比古典文学更加吸引我。”
地处欧洲中部的捷克常常成为东西方各种思想浪潮交融汇合之地。20世纪初，现代艺术在捷克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并与前卫的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联系在一起。1945年，捷克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1948年，昆德拉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到首都布拉格读大学。
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昆德拉在很短的时间内拥有了一个非凡的人生经历，在这样“狂热而盲目地激情爆发，理想的破灭，被校方开除，反对现行制度，尤其是文化政策”的时代。青年时期的昆德拉在艺术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1953年，出版诗集《人，一座广阔的花园》；1955年，出版叙事长诗《最后的春天》（取材于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1957年，出版爱情诗集《独白》；同时昆德拉还编写了剧本，曾在14个国家上演过的《钥匙的主人们》（1962）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剧作；他发表评论，论述捷克进步作家弗·万丘拉的专著《小说的艺术》（1960）是他早期评论的主要成果。此时的昆德拉还从事绘画、作曲，并在布拉格高级电影艺术学院担任教职，讲授文学和电影编剧理论。昆德拉称：“我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发展着自己，寻找我自己的声音，我自己的风格和我自己。”1959年，昆德拉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可笑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