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岁月
她说：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赖雅走后，一日日，一年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她已不需要为她画眉的男子，爱情走或来，从来都没有那么重要，现在，她是自己一个人的张爱玲，随性地走在少了赖雅的异国天空下。
她的生活如白纸般单纯，每日，她依旧极少外出，在家修改旧作，翻译《海上花》，以及写作《红楼梦魇》，只是少了一个人要照顾，或多或少有些不习惯，她说：“只有年轻人是自由的，年纪大了，便一寸一寸陷入习惯的泥沼里。孤独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泥沼。”
一九六六年，那时赖雅还存活在世间，除了为养家糊口紧锣密鼓的伏案写作，她全副的心思便只放在对赖雅的倾心照料上，她不知道，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在那个与美国遥遥相望的台湾岛，她的作品炙手可热，掀起狂热的浪潮。
一个叫夏志清的人，一个叫平鑫涛的人，给她沉寂了很多年的作品找到了绽放的舞台，造就了早就应该风生水起的“张爱玲热”，从那时起，直至生命的终结，她的晚年岁月，是一段理不清道不明的传奇。
夏志清，曾经出版过《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分析了鲁迅、老舍、沈从文、茅盾及张爱玲等现代的一批小说家，他极其欣赏张爱玲，说她是举世难见的才女，甚至说她文学造诣比鲁迅还略上一筹，在书中，他如此评价：“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小说而论，堪与英美女文豪曼苏菲尔、安泡特、菲尔蒂、麦克勒斯等相比，某些地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金锁记》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平鑫涛，《皇冠》杂志的总负责人，出版了她的作品《怨女》，在整个岛屿风靡一时，此后，她的《秧歌》、《流言》、《半生缘》、《张爱玲小说集》等也纷纷上市，一时间，洛阳纸贵，她在台湾掀起几十年的轩然涛浪，只是，有趣的是，为了照顾赖雅，她与平鑫涛的第一份合同，竟然是由夏志清代签的。
此后，她的文字独独倾付于独具慧眼的平鑫涛，这位身穿华美旗袍的东方佳人，虽已不再年轻，但风韵依然，世事沧桑变化间，唯有文字，不曾衰老，且在流年的洗礼下，更加纯熟，更加信手拈来，那一串串，一行行在灯光下凝聚出的文字，她托付于他，只因他是第一人，他欣赏她的才情，尊重她的性情，她说：“我一向对出版人唯一的要求是商业道德。”
文字是她的孩子，是她这一生都不会背弃也不会背弃她的东西，她托付给了平鑫涛，托付给了皇冠出版社，这一托付，便是三十年，直到她与世长辞的那一日。
其实，她与平鑫涛，可谓素昧平生，素未谋面，但却保持着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平鑫涛回忆说：“张爱玲生活简朴，写来的信也是简单之至，为了不增加她的困扰，我写过去的信也都是三言两语，电报一般，连客套的问候都没有，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想她一定很习惯这种平淡却直接的交往方式，所以才可以彼此维持三十年的友谊而不变。”
“撇开写作，她的生活非常单纯，她要求保有自我的生活，选择了孤独，甚至享受这个孤独，不以为苦。对于名声、金钱，她也不看重……和张爱玲接触三十年，虽然从没有见过面，但通的信很多，每封信固然只是三言两语，但持续性的交情却令我觉得弥足珍贵”，平鑫涛如是说，这是他眼中的张爱玲。
1969年7月，加州伯克莱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主持者陈世骧教授，为她的才情所折服，邀请她去他那里担任研究中心的高级调查员，那时的她还未与世隔绝，她还想再看一眼世间风景，于是她愉快的接受邀约，搬到了加州，搬家并不难，只有一个人，在哪都是家。
那时，她49岁，虽然眼角已经有了深深浅浅的皱纹，但却依旧风姿绰约，她身穿淡雅的紫色旗袍，雅致地漫步在加州的街巷间，仿佛回到了旧时的大上海，她是让整座城为之沸腾的才女，她是一树清雅的梨花……时光流逝，总是苍老了容颜，清晰了记忆。
在这里，她我行我素，不哗众取宠，不矫揉造作，她是早已看尽沧桑的张爱玲，知晓世间无爱，只愿求得现世安稳，除了伏案写作，她不想再生眷恋，不想再起波澜，一切人和事，只是落在世上的尘埃，她不想染指，她不想要世间馈与她的任何惊喜。
在这里，她风一样的飘过，神龙见首不见尾，不按时上班，同事与她难得相见，更无言语交谈，眼神碰撞，一晃间，她便过去了，留给别人的只是惊鸿一瞥而已。
她的助手陈少聪，在《与张爱玲擦肩而过》中写道：“我和她同一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开门之后，先是我的办公园地，再推开一扇门进去，里面就是她的天下了。我和她之间只隔一层薄板，呼吸咳嗽之间相闻。她每天大约一点多钟到达，推开门，朝我微微一粲，一阵烟似的溜进了里屋，整个下午难得见她出来。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净……”
可是，在这里，她并不十分舒心，孤傲之人，不喜交际，得罪人在所难免，陈世骧因她的才情和名气雇佣她，总想着在朋友面前炫耀一番，可是她的孤僻和清高并没有给老板多大面子，她很少参加宴会，就算参加，也不爱理人，只是沉默寡言的坐在位置上想自己的事，陈世骧失了面子，对她大为光火。
她的工作是进行中国共产党专用词汇的研究，可她对共产党并不感冒，再加上工作本就枯燥，热爱文学创作的她并不喜欢，提交上去的研究报告，陈世骧先生很是失望，说是词汇太少，殊不知，1970年根本就没有多少相关的新词汇。
她离开了，已不想向别人解释，也不愿委屈自己，懂得之人，自有他们的懂得，不懂之人，再说也是浪费口舌，也罢，她已不适合在红尘中浮浮沉沉，离开，于她是解脱。
她不再需要什么，平鑫涛给她足够的稿酬，她可以在喧嚣的都市中，遁隐进用文字勾勒的世界中，那里是属于她自己的世外桃源，她可以独享清幽，再没有人可以惊扰。
有人说，如果一个人内心宁静，何惧滚滚红尘中的风风雨雨，她为何不回国，回到魂牵梦萦的大上海去，每日旗袍裹身，闲坐笑谈，一杯咖啡，一碟点心，看世间风云变化？不是不回去，而是回不去，那里早已不复旧时模样，那次香港之行仍让她心悸，那就不回了，把那座美丽的城留在记忆里，那样就永远不会苍老。
她说：“孤独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泥沼”，她可以勇敢的在岁月里孤独老去，却不能在景已非人独是的故土中任记忆灰飞烟灭。
她用遗世独立的姿态，或许仅仅是想逃离命运的纠缠，或许是厌倦了人情世故，或许是为了安心写作，或许她自己都不知道缘由，有些事，根本不需要一个理由。
张爱玲接近遁隐的晚年，很少见客，许多慕名而来的访客都被她拒之门外，但仍然有一位幸运的人，拥有了一段与之相见畅谈的缘分，他便是王祯和的好友水晶。
他与王祯和都是张爱玲作品的热衷者，前几年她去台北时，水晶未曾得见，对好友与她同游花莲歆羡不已，这一次，恰逢他在伯克莱大学进修，得知爱玲在加州后，便不想与她在咫尺间轻易擦肩，于是他几次三番拨打她的电话想要与之一叙，可都被她婉言拒绝，他心灰意冷，没想到见她一面，竟是如此之难。
当他要离开伯克莱大学时，最后一次拨通了张爱玲的电话，他只是想再试一次，但基本上已经不抱有希望，不过几天后，她寄出了一封信，邀请水晶在他动身前相见，虽不知是他的无精打采使她恻隐，还是他的锲而不舍让她动容，或许只是她一时兴起，但水晶都觉这次机会是上苍的恩宠。
那天，他轻轻敲响了她公寓的大门，门吭哧打开后，他终于见到了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张爱玲，只觉大珠小珠落玉盘，那时她五十一岁，已年过半百，却依旧动人心魄，水晶这样写她当时的形象：
“她当然很瘦——这瘦很多人写过，尤其瘦的是两条胳臂，如果借用杜老的诗来形容，是‘清晖玉臂寒’。像是她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和血液，统统流进她稿子的格子里去了。她的脸庞却很大，保持了胡兰成所写的‘白描的牡丹花’的底子。眼睛也大，‘清炯炯的，满溢着颤抖的灵魂，像是《魂归离恨天》的作者爱弥丽·勃朗蒂’……她微仰着脸，穿着高领圈青莲色旗袍，斜欠身子坐在沙发上，逸兴遄飞，笑容可掬……”
进门，她的房间一览无余，水晶先生用他细致的笔触，这样描述：“她的起居室犹如雪洞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满地玻璃长窗。她起身拉开白纱幔，参天的法国梧桐，在路灯下，伴随着扶摇的新绿，耀眼而来。远处，眺望得到旧金山的整幅夜景。隔着苍茫的金山湾海山，急邃变动的灯火，像《金锁记》里的句子：‘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
他们相谈甚欢，不知不觉，七个小时已经在欢声笑语间过去，殊不知，张爱玲初见胡兰成时，也只是相谈了五个小时而已，他们随心所欲的交谈，从张爱玲的作品一直谈到五四运动以来的作家，沈从文、张恨水等，又谈到台湾的一些青年作家……她笑语涟涟，“她的笑声听来有点腻搭搭，发痴嘀嗒，是十岁左右小女孩的那种笑声，令人完全不敢相信，她已经活过了半个世纪”，水晶如是说。
她大隐隐于世，与水晶这次漫长的相谈甚欢，是她晚年中少有的一次，或许她只是无意，他却刻骨铭心，离开后，他内心仍跌宕起伏，久久不得平静，并经过反复斟酌将这段弥足珍贵的会面整理成文字，刊登于台湾的《中国时报》上。
“我想张爱玲很像一只蝉，薄薄的纱翼虽然脆弱，身体的纤维质素却很坚实，潜伏的力量也大，而且，一飞便藏到柳荫深处”，这是一个绝妙的比喻，她就是这样，隐蔽在异国的熙攘人群中，少有人知道她在何方，在一鸣惊人中，只留给仰望的人群一个模糊影子。
1973年，她定居洛杉矶，庄信正先生帮她找了好莱坞区的一处公寓，那里有丝绒的沙发，厚重的地毯，落地的窗帘……一切都旧旧的，却遮掩不住曾经的豪华气派，像是没落的大户人家，也许她那时的心境正是如此，她搬进了那里。
她要在这繁华的都市彻底做一位隐士，潜心进行《海上花》的翻译和《红楼梦》的研究，在搬进的那日，她直接对管理员说自己不会英语，虽然她告知了庄信正夫妇电话号码，但也声明自己不接电话，她含蓄地向他们表示，无紧要之事，谢绝一切来往。
1974年的6月末，张爱玲收到了庄信正的信，原来他们准备离开洛杉矶，去位于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那日晚上，她拿起了荒废很久的电话，打给了庄信正，邀请他们在几日后的晚上8点去她的公寓。
这是自搬家以来庄信正夫妇第一次去张爱玲的寓所，他们对此印象深刻，庄信正的夫人杨荣华这样描写她的居室：“在几只二百烛光的灯泡照耀下，张爱玲的房间亮如白昼。她让我们坐在客厅小桌旁的两张木椅上，然后忙着张罗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两个人，她好不容易才凑足碗、匙和杯子。她的客厅里，除了和我们同一牌子的小型电视机，没有其他摆设，也不见书架……”
张爱玲的生活，简单到凑不齐多余的碗筷，这不夸张，她总是一个人的，与世隔绝。
那一晚，他们交换影集里的故事，她饶有兴趣地听庄信正夫妇一页页解说相簿里的故事，她也拿出自己厚厚的相册，一页页翻下去，在那些重叠的影像间，寻着记忆的路线，重温往昔，再走一遍人生，她对相册有着特殊的感情，她喜欢这份定格时间的力量，把瞬间变成影像凝聚成永恒，照片中的笑脸凝固，不会再岁月的流逝中刻上难以磨灭的沧桑。
年幼的家庭照，她与胞弟在天津法国公园的合照，时光漫溯，她回到了深宅中的童年，在朱红色古典大门内，在古旧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间，一个小女孩，在寂寞的午后，坐在秋千上荡着，荡着，荡过了整个童年。
上海圣玛利亚女校的独照，那时她是青涩的中学生，本是如花似玉的少女时代，她却在如梦般璀璨的菁菁校园中，在美丽的玻璃花房间，如灰姑娘般，穿着陈旧过时的衣衫，在家庭破落中品尝着一个人的清贫和寂寞。
在香港大学与炎樱的合照，那时她们都是朝气澎湃的大学生，那是段年轻的岁月，是段快乐的日子，她与炎樱这位聪明幽默的锡兰姑娘，在港大相识，相知，相伴，在樱花盛开的季节，一起漫步谈心，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一起走过几十年。
在上海的时装照，一张张，她脸庞红润，嘴唇娇艳，神色清淡，那时她是横空出世的一代才女，风光无限，随意走在街上都能遇到陌生的读者前来搭讪，那时她邂逅了胡兰成，以为邂逅了一生的温暖，却不知，一切都如镜花水月，到头来成了空。
她的照片，炎樱的照片，她母亲的照片……
那是一个浪漫的夜，充满奇幻的色彩，他们沉浸在相片的世界里，惊叹着，回忆着，无人惊扰，那个动人的梦……
庄信正夫妇告辞时，已经凌晨三点半，他们大步跨出公寓大门，凉风拂面而来，他们仍陶醉在张爱玲相簿里种种瞬间中的故事里。
她一直躲在自己的世界里，《海上花》、《红楼梦》……她潜下心与文学相伴，用文字与心灵对话，有时也会偶尔的心血来潮，或偶然的一时兴起，她短暂的打开一扇门，与恰好的朋友对一下话，聊一下天，但一切只是偶然而已。
她是一个中国的女人，用一双小脚颠沛了大半个人生，何处是她的归处，这里还是那里，她不知晓，只是随性之人必要可去之处，在晚年的岁月里，她做了隐士，隐在陌生的异国他乡，隐在熙熙攘攘的美国都市，眨眼间，漫长的三十年呼啸而过，一切恍然如梦。
“可怜侯门绣户女，独卧青灯古佛旁”，这是属于妙玉苍凉中的苍凉，人生迟暮，大隐于朝市，这是属于张爱玲繁华中的苍凉，在繁华喧嚣的滚滚红尘中，她是勇者，勇敢的拥抱苍凉与寂寞，繁华落尽见真醇，她愿意赤裸裸的与自己对话，与灵魂对话，她是张爱玲。
偌大的世界与她已无关，她与偌大的世界联系也不贴切，有谁知道这个中国女人低调的活，默默的死？有谁知道这个中国女人冷漠孤傲下的丰富内心？有谁知道这个中国女人欲说还休的无尽慨叹，人有悲欢，月有圆缺，此事古难全……
就让她隐在繁华中吧，只要她喜欢，就让她在喧嚣中独辟一隅，安享晚年，只要她想要，她仍是那个身穿素雅旗袍，孤傲难逊的张爱玲，就让她在自己的晚年中，死在自己的芬芳里。
红楼未完
她说，人生有三大恨事，一恨鲥鱼刺多，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
张爱玲是名副其实的红楼迷，对《红楼梦》有着终生难解的情结，她第一次拿起这本书，只是七八岁的年纪，那时的女孩大多只是懵懵懂懂的黄毛丫头，目不识丁，更别提捧着一本厚厚的老旧小说看得津津有味，可她就是那个看得津津有味的女孩，有些天分，是从小就具备的，有些缘分，也是从小时候便注定的。
那时，她有一种神奇的直觉，八十回往后，那种津津有味的入戏感消失不见，只是忽然觉得一个个人物面目可憎起来，场景、人物、语言通通变得索然无味，她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后面已经不是曹雪芹亲自执笔写成，只是这种感觉太过强烈，她无法忽略掉，也无法假装后面一样引人入胜，她只得一遍遍抱怨：“后来怎么不好看了？”
尽管如此，前八十回已经足够让她爱不释手，后四十回的枯燥乏味也无法阻挡她为红楼着迷的决心，每隔几年，她都要重读一遍，每一遍，随着生活阅历的慢慢丰富，有些感受更加强烈更加感同身受，有些感受在潜移默化间变得更加丰盈，但是，每一遍，她只要拿起书，只要一揿“电钮”，红楼梦回，一切都向她奔涌而来。
十三四岁的时候，她不受控制地拿起了笔杆，模仿《红楼梦》的笔调，写下了《摩登红楼梦》，一部堪称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典型之作，虽然略显稚嫩，但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来说，洋洋洒洒的上下两册，已经实属不易，有些东西，还是很有创意，还是很有张爱玲的独到风格。
她把中西方文化及古今外文萃充分调遣和消化，将富丽摩登的上海滩融入红楼中，荒诞却又逼真，诙谐却又形神兼备，丝丝相扣，引人入胜，在行云流水间，在运词唱和中，她的聪慧与幽默，她的成熟与非凡，她的才华与神韵，彰显的淋漓尽致。
她的父亲张廷重无意间看到后大喜过望，觉得自己的女儿实乃一代才女，并大笔一挥，亲自为她拟了回目：“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天贾琏膺景命”，“弭讼端翻雨覆云，赛时装嗔莺叱燕”，“收放心浪子别闺闱，假虔诚请郎参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黄泉同命作鸳鸯”，“青问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骀荡情侣共嬉春”，“陷阱设康衢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
很久以后，当她听说后四十回是一个名叫高鹗的人续写而成时，她想起了自己第一次翻看一直无法停止的感觉——前八十回的精彩绝伦与后四十回的枯燥无味的大对比，忽然觉得一切豁然开朗，她兴奋不已，不住的感慨：怪不得觉得不好……
1954年左右，那时她在香港，第一次看到根据脂批探究红楼梦后事之书，一时间，她觉得石破天惊，那是直觉和情感在现实中的直接碰撞，那种对红楼中事无法释怀的情绪急剧膨胀，她悲喜交加，悲曹雪芹未完成整篇《红楼梦》，喜枯燥的章节不是出自曹先生之手，她立志一定要研究透这本书，认清哪些是高鹗的误解，哪些是后世的篡改，哪些是曹雪芹先生的本意，她想要还原《红楼梦》的真正面目。
《冷斋夜话》中有“五恨”之说：“一恨鲥鱼多骨；二恨金橘太酸；三恨莼菜性冷；四恨海棠无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诗。”而张爱玲在《红楼梦未完》中写：“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刺多，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记不得了，也许因为我下意识的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
在哈佛的燕京图书馆和加州的伯克莱大学时，她有很多机会翻阅各种红学资料，各种版本的脂批本《红楼梦》、高鹗续书前的未改动原作、曹雪芹友人诗集、现代作家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吴世昌等人的红学研究著作以及各种大陆、港台的相关文学刊物……她痴在那里，贪贪地看了很多书，有时废寝忘食，连找位置坐下都来不及。
原书看的太多太多，翻阅各种资料时，她从不用对照原文查看，往往不假思索间，一个个字，一段段词，争先恐后地涌入脑袋，她谦虚地说自己研究红学的唯一资格只能是熟读《红楼梦》了，其实，她的记性和悟性都是不容小觑的因，只是她仍不敢轻率地找到果。
她不肯轻易拿起笔，去描绘曹先生未完的红楼故事，对于《红楼梦》，她因有太多的喜欢，就有了太多的尊重，也有了太多的执念，她终不肯用草率相待，终于，在翻遍了两大图书馆中与红楼相关的各种书籍，又经过深入的思考和领悟，她终于开始了自己慎重的旅程，开始了红学的研究。
1967年开始，她倾心在《红楼梦》的研究上，废寝忘食，食不知味，隐居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她对人生已无太多眷恋，只是有些遗憾还是无法让她放下自己，而未完的红楼梦是她如今最大的恨事，她要用自己瘦弱的笔和一颗至诚的心，去完成这场未了的红楼梦魇。
她的好友宋淇知她的痴迷，戏称之为“红楼梦魇”，每次写信，都会带一句：“你的红楼梦魇做得怎么样了？”她喜欢“红楼梦魇”这个词，她对“红楼”的情结，正是一场剪不断的“梦魇”。
她说：“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
她款款进入《红楼梦》的世界，那里是她的庇护地，只要躲在里面，看着那一个个熟悉的人物的风情与万种，看着爱恨憎恶一幕幕不停息的上演，她忘却了人世间的孤单与落寞，忘却了人世间的风雨与凄寒，她说：那个世界像迷宫，像拼图游戏，又像推理侦探小说，早本各各不同的结局又有“罗生门”的情趣……
她在迷宫里绕来绕去，如同游戏般一层一层走得艰难却趣味横生，这座曹雪芹先生构建出的古旧迷宫，经过许多人有意或无心的惊扰和篡改，已经面目不容分辨，她虽聪明有悟性，但她仍常常在长途探险中被一层又一层的繁琐游戏绕的晕头转向，有时她恨不得坐上时间机器，飞到曹先生的年代，把那珍藏的原稿瞧上一瞧。
她说：“在我是一切的源泉，尤其是《红楼梦》，《红楼梦》遗稿有‘五六稿’被借阅者遗失，我一直恨不得坐时间机器飞了去，到那人家里去找出来，抢回来。”
看着那各种版本新旧不一的《红楼梦》，她知道这部伟大的小说绝不止十年间增删了五次，每个年代，每个时期，每次删减修改，凌乱纷杂，已不能因某处某回的年代判别各本的早晚，有些甚至回首回末都荒唐到难以置信，她竟然发现“缝钉稿本该是麝月名下的工作——袭人麝月都实有其人，后来作者身边只剩下一个麝月——也可见其他体恤人。”
她慢慢比较曹雪芹先生的前八十回与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的异同，根据前八十回的点滴隐晦的预言来推断哪些是曹先生的本意，哪些是高鹗的臆断和漏洞。
她发现曹雪芹先生的前八十回采用的含蓄的写法，并没有指出年代，也没指出是满人还是汉人，他写林黛玉的娇弱与柔美，衣着只写“外面罩着大红羽缎对襟褂子”，不指出是否有满人的骧滚，面貌只写“薄面含嗔”，未写明是否缠足，那个红衣锦绣的大观园，那个娇娇弱弱的林妹妹，飘在一片虚无缥缈的世外桃源中，无处去寻时间和地点的归处。
可到了高鹗先生的后四十回，那个大观园有了归处，那红楼中的女子身着满人的骧滚，一双小巧的三寸金莲，行过处娇弱如柳，弱不禁风……高鹗坐实了清朝，坐实了满人，他仗着对曹雪芹家族的荣辱变化和满族习俗的熟悉，直接与现实联系起来，却忘了文学艺术的创作，缘于现实，却高于现实。
高鹗与曹家沾亲带故，她知道曹雪芹家有一位姑奶奶，成了讷尔苏的福晋，高鹗便在续写时将她化作元妃，于是元妃在册封后，身体发福，最后中风而亡，曹先生写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并没有写她的死法，只隐晦地说死得蹊跷，而高鹗知她是自缢，于是便有了紫鹃悬梁自缢时秦可卿前来相迎的场景。
高鹗了解曹家，便对荣府和宁府表面平静下的龌龊之事了如指掌，或许他还与现实中的化身有所交情，于是他极力掩盖宁府的丑事，他为贾珍私通儿媳和诱惑奸淫小姨打起掩护，直接把曹雪芹的原文扭曲掩盖，说成是不得志的奴仆们恶意诽谤，造谣生事。
张爱玲还对曹雪芹以及高鹗的生平之事进行研究，发现高鹗还进行了自传式的创作，曾经在中举前，高鹗纳了一位名为畹君的歌女为妾，畹君因为家寒，为了父母甘入风尘，可她的洗不尽的风尘气息为婆婆所不齿，经常百般刁难，她不堪忍受，再加上夫君一直未在科举考试中拔得头筹，便离开高家，再入风尘，可高鹗一直思念她，想再次迎她回家，终不成，再后来，他中了第，可是已经不再年轻，为了前途，便剪断情丝，断了与畹君的一切往来。
在续写《红楼梦》时，他成了没人堆的贾宝玉，而为父母卖身的畹君便成了在宝玉身边侍奉的丫头袭人，袭人也是因为父母而被卖入宁府，他写袭人再度失节，脱口责骂她是势利之人，一切归因于他把袭人当作了既爱又恨的畹君，他把自己与畹君的故事不知不觉间凌驾在红楼旧事间。
张爱玲慢慢地研究，她有足够的时间，也有足够的耐心，《红楼梦》是她另一个世界，她愿意在那个世界里或喜或怒或哀或乐，她要在那里拨开层层迷雾，还原出一个真实的《红楼梦》，曹雪芹笔触下真正的红楼梦。
经过了十年的漫长跋涉，她的研究，终于在1977年宣告终结，十年的风雨，十年的故事，她二十四万余字的《红楼梦魇》由皇冠出版社发行出版，她亲自作序，其中还包含《红楼梦未完》、《红楼梦插曲》和“五详”《红楼梦》等七篇论文，“红楼梦魇”，红楼于她是“梦魇”般的存在，她为它痴迷，为它疯狂，诚如俞平伯先生曾经的感慨：“《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是一个梦魇，你越研究越糊涂。”
她是一个小说家，她以一个小说家的独到眼光，花费掉漫长的光阴，去研究这一千古奇书，她在《红楼梦未完》中，比较出于曹雪芹之手的前八十章与由高鹗续写的后四十章的异同；她在《红楼梦插曲》中，勾画着曹雪芹以及高鹗生平之事与“红楼梦”中事的关系；她在《初详红楼梦》中，论全抄本，比较乾隆年间的手抄本与其他不同版本的异同；她在《二详红楼梦》中，写下关于甲戌本及庚辰本的年份考证。
张爱玲在《三详红楼梦》中说：“是创作而不是自传”，通过比对不同版本的脂砚评语，再结合史事上为数不多的对曹雪芹及高鹗的记载，她大致认定宝玉是脂研的映射，他们有一样的家庭背景，一些如袭人别嫁的细节情景，都源自于生活，间或有曹先生的亲身体验，但是绝大多数的故事实为虚构，艺术源于生活又不等同生活。
在日日的揣度中，她知晓了很多：曹先生虽从小姑姑幻化出元妃，但却拖延了元妃的死，主犯也从贾珍变成了贾赦和贾政，他虽从早年恋人出临摹出黛玉的容貌与个性轮廓，但字字句句的对话却都是虚构而来，他虽从另一个实实在在的丫环中写出麝月，但麝月正传却是实实在在虚构成的……回本溯源，曹先生的旷世奇书，虽有写实成分，但不是自传性小说，是用才华铸成的伟大创作。
张爱玲在《四详红楼梦》中，比较各种遗稿和改稿在批注和内容上的异同，观《红楼梦》在内容上的演变；在《五详红楼梦》中，她慢慢还原出了曹雪芹先生最早期著作的原貌，十年的努力，只为了这一个果。
经她的果，曹雪芹初写时的版本是这样的：宝玉未出家，他与史湘云结为连理，白头偕老；甄士隐被抄家是贾家出事的因，贾家犯得是代隐匿财产罪，并无抄家之事；贾家只有贾政一脉，没有贾赦，没有宁府，也没有贾雨村和甄府。
这一版本将贾家落败归罪于宝玉的性格，并不惹人怜爱，并且关于史湘云的叙述漏洞百出，曹雪芹便进行大幅修改，增增减减，宝玉迎娶了薛宝钗，袭人迎养了宝玉夫妇，结局也成了获罪并出家，但那时泛滥的文字狱，不得已让曹雪芹避其锋芒，填了贾赦和宁府作为烟雾弹，使贾赦成了首当其冲的罪魁祸首。
故事说到这儿，张爱玲的第三大恨事——红楼梦未完也告一段落，她用十年的光阴弥补了历史的缺憾，如果说到结论，扑朔迷离的红楼旧事，在时光洪流的冲刷下，已无从分辨，谁都无法说清真假难辨的结局，谁也无法定下妥善的结论，但终究她完成了自己心中的《红楼梦》，至少她了了人生的一大憾事。
她说：“散场是时间的悲剧，少年时代一过，就被逐出伊甸园。家中发生变故，已经发生在庸俗黯淡的成人世界里。而那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仕途不堪一击，这样靠不住。看穿了之后宝玉终于出家，履行以前对黛玉看似靠不住的誓言。”
是否，遁隐在繁华都市中的她，也觉得成人世界的天经地义与顺理成章那样的靠不住，才会在赖雅死后，在他的国家，冠以他姓，深居简出的活，是否她也是在履行那些看似靠不住的誓言。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就让那未完的红楼梦飘散在风中，乱花迷了眼也要看繁华落尽后的真醇本色。
归彼大荒
夜色苍凉，灯光幽幽，她听着远处窸窸窣窣模模糊糊的诵经声，伴着凄切凝重的钟磬声，不觉轻叹一声：“黄卷青灯，美人迟暮，千古一辙”，那时的她不过十几岁的年纪。
如今换了她，已是美人迟暮的年纪，看着镜中苍老了的容颜，是否会在低叹中有泪滴到冷的唇间，是否会颤动着双唇再叹息一遍，她说：“相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唯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瓜子壳。”
唉，黄卷青灯，美人迟暮，千古一辙。
她在《流言》的扉页放了一张最爱的照片，照片中的她拥有年轻的骄傲，一袭古式齐膝的旗袍裹在身上，水红色的绸子，黑缎的镶边，宽大的短袖，右襟上绣着舒展的云头，她时尚考究，身姿曼妙，红唇娇艳，眼神璀璨如星辰……
打开一扇门，关上一扇窗，那朱镜中的容颜，变幻了一生的色彩，挥别青春，告别从前，青丝变成白发，眼角长了皱纹，她拢了拢鬓角的发丝，轻轻抚摸自己的脸庞，时光如流水，早已不是年少无知的年纪，那些回不去的从前，那些挥不去的想念，在记忆深处，越发清晰。
她花费大量的时间，整理《对照记》，回忆过往，记录流年散落的痕迹，那本脱了线的老旧相集，总要翻几遍，迟暮的年纪，与寂寞为邻，总爱在过去的流年里停留休憩，一位作家说：“此批幸存的老照片，不但珍贵，而且颇有味道，是文字以外的‘余韵’。捧在手中一页页地掀，如同乱纹中依稀一个自画像：稚雅，成长，茂盛，荒凉……”
庄信正夫妇走后的八十年代，张爱玲沉寂在洛杉矶这座繁华的都市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已与她无关，寂寞深重，回忆不老，她枕着文字而眠，她躲在缭绕的云雾之间，做唯一的主宰者，挥动笔墨，舞出满天墨香，尘世间的人儿为她迷，为她狂，为她醉，为她痴。
庄信正虽然离开，但仍然担心着孤身一人不问世事的张爱玲，便拜托好友林式同多加照料，1983年的一日，林式同带着庄信正的书信找到张爱玲的住处，好莱坞东区的廉价旅馆，kingsley公寓305室，可这一次，他并没有见到传说中的一代奇女子张爱玲。
叩响门铃后，他等了良久，无人应门，却依稀能听到里面有些许声响，无奈之下，他再次叩门，并说明来意，这一次，门终于开了，但却只是一条细细的缝，她略显抱歉地说由于没换好衣服，不便见客，请他把信放在门口，林式同无奈的挠挠头，照做了，门内的她是怎样的神秘女子，她是如何能够在喧闹的洛杉矶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太多的好奇使他不禁回头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
一年以后，林式同意外的收到了张爱玲的邀请，约他在一家汽车旅馆相见，他不知这位与世隔绝的东方女子为何找他，但他欣然前往，这个神秘的女人身上仿佛有一种魔力，使他说不出拒绝的言语。
第一次见到张爱玲，他这样写：“走来一位瘦瘦高高、潇潇洒洒的女士，头上包着一副灰色的头巾，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穿着浴室用的毛拖鞋，落地无声，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飘了过来……”那时的张爱玲已经剪掉了头发，顽强的跳蚤折磨着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她辗转迁徙在一个个汽车旅馆内，却依旧摆脱不掉跳蚤的纠缠。
与林式同相见，正是因了这恼人的南美品种的跳蚤，在举目无亲的洛杉矶，她不愿与人多打交道，只得找上与旧识庄信正相交自己也有一面之缘的林式同，此后，在林式同的帮助下，她的搬家之旅，更加的频繁。
从1984年到1988年，她像个逃亡流浪的老人，在洛杉矶的街街巷巷飘忽来去，她的行李越来越少，只有屈指可数的必需和珍藏之物，其余的一些身外之物便直接丢弃，可每次搬家，她仍狼狈不堪，甚至在途中遗落了《海上花》的英文译稿和移民的身份证件，她彻底成了没有身份的异乡人。
她曾经写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蚤子”，一语成谶，这句令人惊艳的句子，成了她晚年的噩梦，如同诅咒般，她被那一个个跳蚤搞得鸡飞狗跳，潦倒狼狈。
终于，她的皮肤病被治好了，一位通过夏志清结识的美籍华人司马新，为她在洛杉矶辗转不停地找寻名医，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不用为该死的跳蚤而抓狂逃亡，心情顿时大好，即时写信夸赞那位名医一通，说他“医道高明，佩服到极点”，又给林式同写了信，告知他不用再为小小的跳蚤所扰，并拜托他帮忙找寻固定的公寓住所。
可未等林式同出面，她便自己找了一间整洁优雅的单身公寓，又恢复了与世隔绝的日子，只是她更加的小心翼翼，大门紧闭，深居简出，除了屈指可数的出门大采购及不频繁的收发信件，她都躲在安静的房间里，那里是她一个人的世界，除了偶尔电视里的谈话声，一切悄无声息，彻底的安静着。
可是安静的日子还是受了惊扰，被一位名叫戴文采的记者所扰。
戴文采是台湾联合报社的一名记者，受托前去采访张爱玲，戴文采不知从哪搞到了爱玲的地址，便写信给她，自称从十九岁起便开始崇拜她，请求见她一面，清冷孤傲并离世绝尘的张爱玲当然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可是这位戴小姐并没有放弃，她另辟蹊径，擅自做主地租下了张爱玲隔壁的房间，开始了漫长的守株待兔。
这场守株待兔的游戏，注定是一场漫长的等待，整整一个月，她都未见到这位奇女子，只能通过静心静气地听觉观察，她每日贴着墙壁，屏住呼吸进行“聆听”，终于大致了解到张爱玲可能是早上休息，中午便打开电视，开极响的音量，一直到深夜，偶尔可能骑一下健身单车……
一个月后，戴小姐终于听到了房门打开的声音，赶紧出门，终于见到了出门倒垃圾的张爱玲，但只是惊鸿一瞥，远远地见了她一直窥视的主角，她说：“因为距离太远，始终没有看清她的眉目，仅是如此已经十分震动，如同林黛玉从书里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岁月攻不进张爱玲自己的氛围，甚至想起绿野仙踪。”
在戴小姐的笔下，她的邻居张爱玲的远影是这样的：
“她真瘦，顶重略过八十磅。生得长手长脚，骨架却极细窄，穿着一件白颜色衬衫，亮如洛佳水海岸的蓝裙子，女学生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腰上打了无数碎细褶，像只收口的软手袋。因为很瘦，衬衫肩头以及裙摆的褶线光棱棱的始终撑不圆，笔直的线条使瘦长多了不可轻侮。午后的阳光邓肯式的在雪洞般墙上裸舞，但她正巧站在暗处，看不出衬衫白底上是不是印有小花，只觉她肤色很白，头发剪短了烫出大卷发花……”
“她弯腰的姿势极隽逸，因为身体太像两片薄叶子贴在一起，即使前倾着上半身，仍毫无下坠之势，整个人成了飘落两字，我当下惭愧我身上所有的累赘太多，她的腿修长，也许瘦到一定程度之后根本没有年龄，叫人想起新烫了发的女学生……我当下绕另一条小径躲在墙后远远看她，她走着，像一卷细龙卷风，低着头，仿佛大难将至，仓皇赶路，垃圾桶后院落一棵合欢叶开满紫花的树，在她背后私语般纷纷飘坠无数绿与紫……”
这样的惊鸿一瞥，戴文采女士虽然触动万分，但终是不甘心一个月的朝夕等待只换了这样的仓促远望，连擦肩而过都没有，等张爱玲回房后，便用一支长枝菩提枝子把爱玲盛垃圾的纸袋子全部勾出来，翻找查看，试图找到更多鲜为人知的内容。
棉花球、小张的擦手纸、有羊毛文且棉质成分多的白色软纸巾、two-tan牌的鲜奶盒、stouffer·s的鸡派包装纸、淡味及无味蔬菜……一点点的蛛丝马迹，这位执着的女孩都不会放过，因这些垃圾，她知道了爱玲的一些生活琐事：
“现在不大吃零食了；用许多棉花球和一小张一小张的擦手纸；用一种白色的有羊毛纹而棉质成分比较重的软纸巾；吃stouffer·s牌的鸡派；每天喝two-tan牌的鲜奶，吃许多种不同的淡味及无味蔬菜，有些罐头装也有铝简装；喝雀巢即溶咖啡和奶精；用两种牌子的香皂，ivory和coast，像香皂只用乳脂凝香；她用联合报航空版信皮纸打草稿，中国时报信封黄薄脆包书纸，纸毛渗墨，所以她不用……”
戴小姐还从那堆张爱玲的垃圾里找到了一只还很新的单座电炉，“由五环生铁圈卷成一个漩涡，黑座基白钮子，大约保险丝烧坏，或者插座线路断了，她没有修理的本事则理直气壮扔了”，戴小姐把这座电炉抱回了家，小心擦拭，用一只桃红色绞金绳索盒子盛着，珍藏起来。
后来这件事被庄信正先生知道了，他怕这位冒失的戴小姐扰了她的清净，便毫不怠慢地拨了张爱玲的电话，一边拨打，一边担忧着“十打九不接”的张爱玲再不接听电话，可这次，许是心有灵犀，她接了电话，当她得知隔壁住了一位台北某报社委托的小姐时，挂断电话便搬了家。
张爱玲说：“这几年在郊外居无定所，麻烦得不得了，现在好不容易希望能安静，如再被采访，就等于‘一个人只剩下两个铜板，还给人要了去’。”于是乎，她从戴文采的眼皮底下，神速般地溜走了，这一次，除了林式同，再没有其他人知道她的地址了。
她如同惊弓之鸟，觅得了新的良地，便继续闭门幽居、风轻云淡的日子，一杯咖啡，几本书，便是一日，她想要遗忘所有的人，遗忘整个世间的风月之事。
只是，在这处寓所，她住的并不长久，她被人撞倒，伤了肩骨，后来公寓搬来了一批南美和亚洲的居民，引来了宠物猫狗，招来了跳蚤虫蚁，她不堪忍受，便搬了家，这一次她搬入了西木区的罗彻斯特公寓，那里房子很新，没有讨厌的蚊虫，那里是她最后的寓所，她从1991年7月直至去世，一直住在那里。
那一年，1991，她听到了好友炎樱去世的消息，又相继听说了姑姑张茂渊与世长辞，不禁怅然，虽然几十年未见，可她们都是她在内心深处不能割舍的情，忽然，她第一次知晓死亡已经相离如此之近，她的归期又是何时？
花开花落，生死轮回，她知是寻常的定理，她不怕死，只是害怕那天突然到来时，连句遗言都没有时间留下，1992年，她寄给了林式同一份重要的信件，里面是她遗嘱的副本，上面写着：一、所有的私人物品留给香港的宋淇夫妇；二、不举行任何丧礼，将遗体火化，骨灰撒到任何空旷的荒野；遗嘱执行人是林式同。
那时的张爱玲身体仍然康健，她只是想要交代完身后事，然后投入自己的幽居日子，免得麻烦扰了她的清净，但收到信的林式同着实觉得莫名其妙，他说：“一看之下我心里觉得这人真怪，好好的给我遗书干什么……遗书中提到宋淇，我并不认识，信中也没有说明他们夫妇的联系处，仅说如果我不肯当执行人，可以让她另请他人。张爱玲不是好好的吗？我母亲比她大得多，一点事也没有……”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断了与世间的链接，虽身处滚滚红尘之中，却如身在幽谷，写完信后的那些年，她与林式同的联系也少了淡了，没有人知晓她最后的岁月如何度过，没有人知晓她的心隐在了何方。
她写那本图文并茂的《对照记》，她写那本自传式的小说《小团圆》，在人生的最后年月，她在回忆中就着文字度过，人在年老时，总是陷在回忆的漩涡中，仿佛这是无法摆脱的命数。
她说：“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这是《小团圆》，是她的故事，她的爱情，她的幻灭，只是这个故事未完成，不知她不想完成还是不忍画下句点。
1994年，她拍下了在人间的最后一张照片，留给了世人最后一抹影像，那时她已容颜苍老，有一种病态的瘦，但气质犹在，神韵犹存，她的手中握着一卷报纸，“主席金日正昨猝逝”的黑体大字触目惊心，一种森森然的死亡气息扑面而来，这是否又是命运的暗示，这位倔傲的女子，变成了迟暮的老人，她死期将至，要永远的告别人世。
1995年9月8日，那是中秋节的前夕，林式同接到张爱玲房东女儿的电话，那位东方的老太太，已经死了，她穿着红色的旗袍，安详地躺在大厅精美的地毯上，一切整整齐齐，仿佛上帝给了她些许时间让她打点自己，只是这个爱美的中国老太太却是在死后六七天才被外界发现，不禁有些凄然，只是身后事，已与她不相干。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她走了，安静地走了，洁来洁去，未带走一片云彩。
9月30日，她75岁的生日那天，林式同遵从她的遗愿，把骨灰撒向苍茫的太平洋，她伴着一捧捧深红和纯白的玫瑰花瓣，在江中漂荡，是否她愿意在死后漂回魂牵梦萦的上海故里？
一切尘埃落定，这位民国的临水照花人，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再没有回头，她那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仍萦绕在耳边，没有停歇，爱玲，在另一个世界，是否找到了那个懂得和慈悲的人，爱玲，再见，你永远是民国的临水照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