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没有他，就没有我
1952年春，毛泽东在丰泽园住所设宴招待来自湖南家乡的客人。宴会前，他拉着一位面庞方正、戴金丝眼镜的老人，向江青、毛岸青、李敏、李讷等家人和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的九哥，是我的姨表兄。他家住在湘乡十四都。”接着又说：“没有他，就没有我。”
毛泽东说的这位“九哥”，就是他的姨表兄兼老师王季范先生。
王季范（1884—1972），又名王邦模，湘乡县十四都弦歌乡（今属湘乡市龙潭乡）人，出身小康家庭。父亲王文生，曾在东北任过小官吏，母亲王文氏，系湘乡大坪唐家圫（今棠佳阁）文芝仪的次女，行六，是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的亲姐姐，即毛泽东的二姨妈。她与王文生生有两个儿子，长子王星臣，次子王季范。王季范比毛泽东长9岁，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九，后辈人称他为“九阿公”，毛泽东则一直叫他“九哥”。
王季范从小聪颖好学，领悟力强，深得老师器重。他考入长沙优级师范（即湖南大学前身）时，正值20世纪初，欧风东渐，新学兴起，湖南风气为之一新。王季范受到维新派人士的影响，接受了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倾向进步。他在优级师范系统地学习了数学，并取得优异成绩。毕业后，他受聘到湖南第一师范担任数学教员。
毛泽东小时候常到唐家圫外婆家去，并拜七舅父文玉瑞为干爹。在这里，他认识了常来外婆家的姨表兄王季范，并常向他请教一些经书方面的知识。王季范很喜欢这位好学的姨表弟，每次总是耐心讲解，热情施教；有时还把他带到家里一起切磋，一起玩耍。当王季范在长沙一师担任教员时，毛泽东从东山高等小学堂毕业来到了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后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其间多得到王季范的帮助和指点。此后，毛泽东通过半年多的自学，于1913年春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第四师范读书。1914年春，四师并入一师，毛泽东转入一师，被编入第八班，直接受教于王季范。从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又加深了一层。
王季范不仅在学习上对毛泽东认真指点，谆谆教诲，而且对他的革命活动也尽力支持。毛泽东胸怀大志，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孜孜求学，勤勉进取，使王季范深为敬佩。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接触了许多进步思想，常与蔡和森等人一起商谈国事，探求真理，组织和领导革命活动。但也每每因此惹出一些麻烦来，常常是王季范先生出面斡旋，多方疏通，使毛泽东得以转危为安。
1915年上学期，湖南省议会公布了一项决定，从秋季开始，每个学生要缴纳101元的学杂费。身为湖南第一师范校长的张干，对此项决定衷心拥护，坚决执行。该校师生则议论纷纷，尤以家境贫寒的学生情绪激愤，纷纷反对张干的做法，并掀起了“驱张运动”。有同学写了一篇宣言，专谈校长私德如何不好，借以“驱张”。毛泽东见宣言没有击中要害，便重新起草了一份《驱张宣言》，历数校长办学无方，贻误青年，并连夜赶印《宣言》，在校内散发。张干得知此事，恼羞成怒，下令要将毛泽东等带头闹事的17个学生统统开除。
张干对毛泽东的处分决定，再次在校园内掀起轩然大波。当时作为一师学监和数学教员的王季范，十分焦急。他既怕毛泽东的学业受到影响，又为张干的独断专行而气愤，于是找到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校内几位有威望的教员商量对策。杨昌济等人赏识毛泽东的才华，内心也十分反感张干的做法。他们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员会议，提出罢教，为学生鸣不平，对张干施加压力。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张干不得不收回成命，提出辞职。毛泽东方得以继续在一师读书，直至毕业。解放后，毛泽东在与周世钊、王季范等人的一次会面时，曾谈到此事。毛泽东说：“张干是个很有才干的人，才三十几岁就当上了一师校长……他要爬上去很容易，可他并没有爬上去，没有进入仕途，吃了一辈子的粉笔灰！”王季范解释说：“依我看，当年《驱张宣言》主要是触犯了张干的尊严，他的自尊心很强。说他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这倒并不见得。”毛泽东点了点头道：“九哥说得有道理。”他很赞成王季范的见解，并为表兄当年替他解“危”而感激。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时，曾数次遇险，遭到反动派的追捕。王季范亦多次利用自己在教育界的声望和地位，掩护他脱险。
1928年2月至1936年7月，王季范任长沙长郡联立中学校长。1937年春，王季范任河南省教育厅秘书长。三个月后返湘，任长沙广益中学校长及育才学校代理校长。继之，致力于创办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
王季范与毛泽东自1927年“马日事变”前在长沙分手，至1950年在北京会面，数十年间，他们彼此分离，但时常多方设法捎信问候，互相鼓励。
1949年6月，时值湖南和平解放前夕，王季范以湖南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身份，在长沙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迎解活动。他通过长沙城市工委与湘潭城市工委取得联系，从湘潭向解放区和毛泽东发电报（当时因特务搜捕甚紧，在长沙发报易被敌人侦悉，故改在湘潭），报告“湖南和平起义可望促成”的胜利消息，并建议解放区迅速派人南下，接管湖南政权，做好筹粮支前，早日解放全中国。
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湖南获得和平解放，党中央随即派出南下工作团到达湖南，接管湖南政权。此间，王季范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对他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表示非常高兴和热烈祝贺，并提出“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三个治国重点，供毛泽东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派表侄女章淼洪（文静纯之女）从汉口到长沙迎接王季范和周世钊北上进京。然而，章抵湘后，王已先期北上。王季范进京后，成为毛泽东家的座上客，经常陪同毛泽东接见来自湖南家乡的父老乡亲和各界人士，如会见齐白石、章士钊、仇鳌、周世钊、毛宇居及文氏兄弟等。他们谈今论古，叙述旧情，好不欢畅。
1955年11月24日，王季范（拄手杖者）在韶山
1952年9月，毛泽东的老师、校长张干等应邀到北京，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期间，王季范曾派专车陪同张干等四人游明十三陵和汤山。王还将张干等接到家里商谈湖南第一师范建校问题，并赞成张干提出的在长沙城南辟一公园，兴建毛主席纪念馆的建议。1955年11月，王季范率部分人大代表到湖南视察，在省委秘书长杨第甫的陪同下，前往韶山参观毛泽东旧居，王诗兴大发，当场赋诗一首：
一别珂乡五十年，重来如见海成田。
韶山放射光和热，照彻东方赤县天。
王季范还在故居前合影留念，并在照片上方题写了“瞻仰主席故居留影”几个字，表达对毛泽东深深的爱戴之情。
王季范满怀热情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历任湖南行政学院副院长、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政务院参事，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他晚年病重住院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请王季范的孙女王海容转致慰问。
1972年7月11日下午，王季范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8岁。在王季范先生的追悼会上，毛泽东敬献了花圈。花圈的飘带上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七、搭信问候表兄刘霖生
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致表兄文运昌的信中问道：“刘霖生先生还健在吗？请搭信慰问他老先生。”这位老先生究竟是谁呢？
1980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在发表毛泽东致文运昌这封信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对“刘霖生”作了如下注释：“刘霖生，文运昌同乡，已故。”信发表后，编辑部收到群众来信，以为毛泽东所指并非湘乡文运昌的同乡刘霖生，而是指近代著名爱国志士、曾与黄兴一起创办华兴会的辛亥革命老人刘霖生（即刘揆一）。不久，《长沙日报》、《北京晚报》等报刊纷纷以这位辛亥革命老人为题发表文章，说这封信中所提的刘霖生即刘揆一。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出版《毛泽东书信选集》时，对这个问题反复进行了调查核实。由于收信人文运昌已于1961年去世，原注关于刘霖生的情况是由湖南省委提供的，调查材料说明刘霖生是毛泽东外婆家唐家圫附近的人，但不能说明他不是辛亥革命老人刘揆一。于是他们来到湘潭、湘乡进行调查，方知这里有两个姓名相同的刘霖生，一个是湘潭的辛亥革命老人刘揆一，另一个是与毛泽东有亲戚关系的湘乡秀才刘新澍。二人的字均叫霖生，且皆以字名世。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分别走访了二人的亲属，最后证实他们原先的注释没有错，只是由于湘潭、湘乡有两位刘霖生，恰恰都与毛泽东有过不同寻常的关系，以致引起误解。为此，当他们将这封信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时，特地将刘霖生的注释改为：“刘霖生，毛泽东和文运昌的表兄。”使其含意更加明确。
刘霖生，派名新澍，湘乡县南薰乡祝赞桥（解放后划归韶山，即今韶山市大坪乡竹赞村黄强湾）人，系清代长沙府学生员。辛亥革命后，当过湘乡团岸榷运局统计科科长、湘乡县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湘乡县参议会议员、县临时参议会会长。他为人刚毅正直，爱好诗词、文赋、对联，有秀才之称。早年崇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对《中山全书》手不释卷。大革命时期，刘霖生先生对中国共产党寄予很大的同情，曾说过：“孟夫子讲，要使耕者有其田，中山先生也是这样主张，但他并未能实现，只有共产党才有决心将其付诸现实。”他积极鼓励和支持自己的子侄刘朝佑等参加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他一直隐居乡村，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刘霖生为人乐观、豪爽。他擅长诗文、联语，文思敏捷，时常边饮酒边吟诗作联。他记忆力好，作品朗朗上口，且多不留底稿，故其诗联流传的为数不多。
刘霖生生性刚毅耿直，不畏权势，好打抱不平，在乡民中颇孚众望。军阀赵恒惕当湖南省长时，有一年春节，他以“敬老尊贤”为名，向湘省一些有名望的人赠送一份礼物，如腊肉、鱼等，刘霖生也得到一份。但刘霖生看穿了赵恒惕的意图，拒绝收买，并上书赵恒惕：敬老尊贤乃民族美德，须要发扬，但不能停留在形式上，一份鱼肉是不能表示诚意的。要真正做到敬老尊贤、勤政爱民，只有深入民众，体察民情……赵恒惕对此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
1927年5月21日，反动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刘霖生当时担任湘乡县临时参议会议长，对许克祥的倒行逆施及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暴行非常愤恨。不久，许克祥率部开抵老家湘乡县城，欲动用县民赖以救灾维生的积谷。刘霖生即以议长身份发表通电，声讨许克祥，电文中有“擅动积谷，民心惶惶”二句，一时舆论哗然。许克祥恼羞成怒，欲逮捕刘霖生。刘匆匆逃出县城，避难他乡。
刘霖生与毛泽东家往来密切。1920年1月，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去世时，毛泽民在家为父亲操办丧事，到十几里外的大坪请表兄刘霖生做礼生。这位知书识礼的秀才竭心尽力，协助毛泽民把丧事办得井井有条，十分隆重而简朴，深得毛氏家属称道。
1927年1月，毛泽东到韶山、湘乡等地考察农民运动。刘霖生曾听他演讲，并作《奇世自度曲》：“洞庭映南岳，蛟龙驾韶山。头藏滴水洞，尾尪大坪村。龙虎相居聚灵杰，龙鲤相依涌神泉。灵杰问世乾坤转，神泉潇洒九州安。”既是赞美神奇的韶山，更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
1937年4月2日，文运昌的母亲，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兄弟的八舅母文赵氏逝世。因毛氏兄弟在外从事革命活动，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便委托刘霖生代写挽联。刘霖生遂代撰挽联一副：
诲教我夫婿觅封，忘身救国，举世反以为非，慧眼独垂青，颖脱囊中，望成宅相；
谁唤起自由勃发，亚雨欧风，新潮日见其涨，狂澜资力挽，机存阃内，冀嗣徽音。
联中表达了对死者的怀念和对毛泽民的赞美。联中的“夫婿”和“宅相”均指毛泽民，“慧眼垂青”和“机存阃内”均指文赵氏。对仗工整，用词贴切，意味深长。
与此同时，刘霖生还代毛泽东写过一副挽联。联中有“问到旧载桃李，已成大树将军”之句，寓意深刻。
1937年，文运昌在长沙长郡中学任庶务时，该校学生莫立本（即方克）去延安投奔革命，文运昌将自己的父母（文玉钦1929年5月去世）去世的消息以及刘霖生帮助料理丧事的情况，写在信中，托莫立本转给毛泽东。毛泽东接信后，即于同年11月给文运昌回信，在信中除悼念八舅八舅母去世外，还问候了年届72岁的刘霖生先生。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不久，刘霖生因病逝于湘乡老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怀念这位颇有才华又为人正直的堂表兄，曾多次和表兄王季范谈到他，对刘霖生的辞世深表惋惜。
八、重提佑生二叔旧事
在韶山，毛泽东除了毛菊生、毛梅生、毛蔚生三位嫡堂叔外，还有几位远房叔父。毛佑生就是其中一位。
毛佑生（1875—1940），派名毛贻谷，行二，住韶山冲东茅塘，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十月。他是毛恩霖的儿子，与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共高祖父，是五服内的堂兄弟。因此，他在韶山毛氏家族中，算是与毛泽东比较亲的一个。毛泽东称他为“佑生二叔”。
毛佑生幼读经书，粗通文墨，能写会算，加上为人精明，善于经营，持家有方，在毛氏家族中颇有些名望。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当时在韶山也是很有声望的，与毛佑生意气相投，情如手足。毛顺生家有什么事情，即请毛佑生前去打点、料理。1919年至1920年毛顺生夫妇相继去世后，毛佑生仍经常去上屋场，帮毛泽东家照看房屋家什。
毛泽东在外从事革命活动，家中剩下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及大弟媳王淑兰等。毛泽民在家作田，操持家政，为治理好家庭，常去东茅塘向堂叔毛佑生请教。毛佑生很赏识毛泽民的理财能力，尽力支持他。叔侄二人关系甚好，感情笃厚。
1921年春，毛泽民、毛泽覃等在毛泽东教育下相继离开家乡，外出干革命，家里无人居住，便委托堂叔毛佑生看管。毛佑生精明能干，为毛泽东兄弟一家料理家务，尽心尽力，把毛泽东家里里外外料理得井井有条。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的亲属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或被捕入狱，或东奔西走。毛家的产业被反动派没收。为毛泽东兄弟管家的毛佑生自然也难逃厄运，当地的土豪劣绅抓过他，国民党反动派也抓过他。对他进行拷打，逼他交出毛泽东亲属的下落，但他始终缄口不语。家里人通过种种办法，疏通关系，才将他保释回家。为了毛泽东家的事情，毛佑生可谓吃尽了苦头。
毛佑生一生奔波、劳累，他非常同情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渴望穷人早日过上幸福日子。但由于忧愤交加，积劳成疾，不幸于1940年正月就去世了，享年65岁。
对于这位曾对毛泽东家给予过帮助并为之吃过许多苦头的堂叔，毛泽东一直深深地怀念着他。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曾向从家乡去的几位乡亲打听过毛佑生的情况。解放后，毛泽东又多次与进京的乡亲们谈及这位堂叔，当得知毛佑生已去世时，他深表惋惜，并问及他家人的情况，嘱咐乡亲们转达对他们的问候。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堂弟毛泽连时，几次问到毛佑生家人的情况，言辞中对这位堂叔流露出深深的怀念之情。
1950年5月，毛泽东派长子毛岸英回乡省亲，临行时，特地嘱咐岸英去看望毛佑生的家人。岸英到韶山后，便去东茅塘探望了毛佑生的遗属，送给毛佑生之子毛维薪一个脸盆和一盒茶叶。
毛佑生一生经历过种种磨难，他中年丧妻。1924年，他的妻子许氏就去世了。那时，他49岁，许氏38岁。妻子死后，毛佑生与儿子毛维藩、毛维薪相依为命，过着清苦的日子。
然而，毛佑生又是幸运的。有一个女人始终在爱着他，直到他寿终正寝。那个女人姓陈，是他的一个堂婶，年龄与他相仿。陈氏的丈夫，名叫毛恩覃，号禹臣，行十三，是毛佑生的房叔，1921年去世。陈氏带着两个女儿（后来还收养了一个儿子），孤苦无依，艰难度日。
毛佑生见房婶年轻守寡，特别可怜，出于同情心和做侄子的责任感，常去她家帮忙做事，农忙时节帮助插田扮禾，农闲时节帮助挖土种菜等等，有时还把儿子维藩、维薪也带去一起帮助干活。陈氏十分感激毛佑生的好意。为了回报他，她时常主动去他家帮助做些家务，缝补浆洗，做饭炒菜，样样都干。由于二人同“病”相怜，天长日久便产生了感情。
毛佑生与陈氏的暧昧关系，自然引起冲里人的风言风语。这在当时风气闭塞的韶山可说是乱伦乱纲，大逆不道！到了1925年闹农会时，冲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打土豪、斗地主，有人借题发挥，把毛佑生也当土豪劣绅抓了起来。当时的毛氏族长说：“毛佑生与陈氏犯了‘族规’，要把他押到祠堂，批斗他、处罚他，打他几十大板。”
当时，毛泽东正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听说族人要惩办毛佑生，便前往毛震公祠找族里人劝解。他说：“佑生二叔和他的房婶陈氏关系暧昧，虽然‘反’了班辈，犯了‘族规’，但毕竟是两相情愿，真心相爱。这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什么‘族规’，都是陈规陋习，它代表的是封建阶级的意志。我们今天要移风易俗，革除那些旧习……”
族长被镇住了，族人们则窃窃私语。
毛泽东接着说：“他们是出于自愿的，谁也没有勉强谁。这就叫有感情的结合！至于禹臣十三阿婆，她丈夫死了，改嫁不改嫁，由她自己做主，别人不应当干涉。”
毛泽东打了个比方：“时代不同，我们要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打破封建贞操观念。女人也好，寡妇也好，只要她愿意，她可以嫁给你做堂客，也可以嫁给我做堂客，听其自由。”
毛泽东又强调：“我们不能按封建家规来处罚佑生二叔，更不能要求禹臣十三阿婆守节。我们要打破封建的贞操观念，把妇女从旧婚姻的锁链中解放出来！”
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组织和发动起来的农会，也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赞成毛佑生同陈氏继续来往。在毛泽东和农会的帮助下，毛佑生才免除了一场皮肉之苦。
毛佑生对毛泽东和农会十分感激。在毛泽东离开韶山后，他仍常去毛禹臣家，继续帮助陈氏干活。后来，两人干脆一起公开食宿，难舍难分。
陈氏也很感激毛佑生，一直把他视为自己的亲人。在毛佑生病逝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她主动到毛佑生家料理家务，服侍因病卧床不起的毛佑生，送汤喂药，尽一个家庭主妇的责任，一直到毛佑生仙去蓬莱。
毛佑生与陈氏结合的故事，至今仍在韶山冲流传，成为老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对此褒贬不一，但不管是非如何，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毛佑生在当时的环境下敢于冲破家法族规的束缚，同陈氏真情结合，表现了他敢于打破陈规陋习的勇气。这在今天来看，仍然是难能可贵的。
毛泽东对这段往事记忆颇深，曾多次与进京的亲友谈及。195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堂侄毛远耀、毛远翔兄弟时，曾谈到毛佑生，说：“佑生二叔和禹臣十三阿婆的暧昧关系，当时冲里人人皆知，众说纷纭，其实也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他风趣地讲起了这对男女相亲相爱的故事，并说：“佑生二叔是一位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追求者。他和禹臣十三阿婆相好，那才叫真正的爱情。”
对于陈氏，毛泽东也记忆犹新。
1959年6月毛泽东回乡，去韶山水库游泳回来，在毛震公祠附近遇上了一位老太婆。老太婆此时年已64岁，见到毛泽东，连忙欣喜地喊道：“主席，你回来了！”
毛泽东诧异地问道：“你是哪一位？”
“我姓陈，我是禹臣十三老娘（韶山方言：阿婆的意思）。”
毛泽东笑道：“啊！你是我的叔娭毑！”说完，上前热情地握着陈氏的手。
陈氏连忙说：“不敢当，不敢当！”
“你家里有些什么人？”
“我有两个女儿，都出嫁了；抱（即收养）了一个儿子，叫毛贻炳，早几年病死了，媳妇也改了嫁。”
“那你家还有别的人吧？”
“儿子死了，孙子在外工作。我生活困难，走又走不得，动又动不得，日子不好过呀！”陈氏有些悲戚地说。
毛泽东听了，心里涌起一阵酸楚，安慰说：“禹臣娭毑，你有困难，找当地政府吧，他们会帮你解决的。我手里暂时没带钱，等我回去后，再给你寄钱来。”
“谢谢主席！”陈氏感激地说。
毛泽东又对她说：“你老了，不要着急，有人民政府，你的生活就能过下去。你安心过好你的晚年吧！”
以后，韶山公社解决了禹臣十三阿婆的“五保户”口粮问题，当地青年团员也常去她家做义务劳动，照顾她的生活，让她幸福地度过了晚年。
九、“儒”亦我所欲也
在韶山市如意乡，曾经有一位被毛泽东称作“儒医”的老农兼中医，他就是前文提到的杨舜琴。杨舜琴生于1886年，住韶山市如意乡如意村杨家庄，曾一度迁居杨林乡炉门前。他长毛泽东十余岁，幼年时读过一些经书，平时喜读医书，靠自学，能通诗词、中医，一生务农，兼做中医，乡亲们都尊敬地称他为“舜二阿公”。
如意亭距韶山约12华里，是个小平原。前面有条小河，过河有一座苍莽雄劲的山峰，叫狮子山，形如狮子，坐卧东南，丛林掩映，一片葱翠。旁边有座球山，犹如狮子滚绣球，形象十分逼真。杨家庄是如意亭集镇上的一栋茅草屋。杨舜琴幼读诗书，攻医学，对古文、诗词造诣较深，对祖传中医如《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以及药物学、小儿科等亦有深入研究。解放前曾在复兴中学应聘为校医兼国文教员，教授古典文学。
1925年2月至8月，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建立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接着分乡成立了“雪耻会”。如意乡在共产党员李耿侯、庞叔侃、贺尔康、郭咏泉等人的组织下成立了“雪耻会”和农会。杨舜琴与他们往来密切，也参加了雪耻会和农会活动。他的妹夫杨明坤，他的儿子杨子嘉、杨子寿都先后参加了雪耻会，投入打土豪分田地和反帝反封建斗争。他们组织了工农自卫军，配合毛泽东在韶山领导革命斗争。
在此时期，毛泽东常到如意开展农运活动。有时在杨舜琴家吃饭、住宿，召开座谈会，与杨舜琴商量工作。
毛泽东在这一带的活动，引起土豪劣绅的惊恐，他们密告反动派，连夜派人到韶山追捕毛泽东，幸得乡亲们及时通风报信，使毛泽东安全脱险。毛泽东由韶山赶到如意，躲到杨舜琴家草屋楼上。杨舜琴派人在屋外放哨掩护，自己到草屋楼上给毛泽东送菜送饭。国民党枪兵追到杨家庄，毛泽东化装逃脱。杨舜琴亲送毛泽东至宁乡，再到江西九江，然后一同乘船抵达湖北汉口。
到汉口后，杨舜琴要求与毛泽东一同参加武汉国民政府工作。毛泽东考虑他年纪大了，且家里有拖累，便劝说道：“行医、搞宣传，也是革命，你回老家去，同样可以从事革命工作。”杨舜琴遂提出将两个儿子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答应介绍杨子嘉、杨子寿参加革命。后来，杨子嘉、杨子寿到广州参加了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杨舜琴由武汉回到老家不久，即遭到国民党的逮捕，后由人保释出来。此后，他一直在家种田，间或行医治病。他与妻子谢氏相依为命，过着清贫的生活，直至迎来翻身解放。
杨舜琴的长子杨子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曾任旅长，1927年被蒋介石禁闭于虎门要塞司令部。不久，由共产党营救脱险。大革命失败后，在广州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参加过广东海陆丰起义。1927年12月参加广州暴动，不幸牺牲。
杨舜琴的次子杨子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与庞叔侃、贺尔康同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年底返湘，任湘潭县农运特派员，领导农运工作。1927年3月，任湘潭县第八区区乡自治特派员。“马日事变”后，仍坚持斗争。1939年病逝于如意杨家庄。
1944年，日寇犯湘，韶山沦陷。杨舜琴当时避居杨林炉门前，曾思念昔日战友及在外参加革命的儿子杨子嘉、杨子寿，遂作七律《怀匊中、季全两友》一首：
不是愁中即雨中，冷秋弥漫到山林。
菊残满圃仍留干，莲苦全身只在心。
鼓角四方声壮烈，湖湘一带气萧森。
风吹荷叶沧浪水，可有清光报好音。
真是好诗！情真意挚，用典贴切，对仗工整。诗中的匊中即汤匊中，住宁乡沧浪坪，地下工作者；季全即庞季全，住韶山荷叶塘。杨舜琴希望从两位好友那里得到两个儿子的好消息，故末句云：“可有清光报好音。”
1949年，杨舜琴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满怀敬仰和喜悦之情向毛泽东写信表示祝贺，祝贺毛泽东当选为共和国主席，并寄去对联一副：
“儒医”杨舜琴写的“杨子嘉、杨子寿烈士革命事略”
肉眼终于不识毛，应知天与人归，扫除国贼新开国；
痴心何若犹思蒋，已到山穷水尽，坐在台湾待垮台。
信中还询问了长子杨子嘉参加革命后的情况。
接着，在韶山地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上，杨舜琴又挥笔写下了会场对联：
有谁是人类救星，毛主席北辙南辕，坚持共产，解放军东征西剿，爱好和平，一致奠中原，豪劣贪官齐丧胆；
真算得世界回头，蒋政权朝三暮四，早失灵魂，杜鲁门阴施阳违，都成梦幻，大的归正统，工农贫弱尽翻身。
毛泽东知道杨子嘉与陶铸是黄埔军校同班同学，便将信转陶铸。陶铸很快将杨子嘉加入中国共产党，自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等情况函告杨舜琴。不久，杨子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毛泽东指示地方政府按政策发放优抚金以示慰问。1958年12月，陶铸派人从湖南把杨舜琴接到广东，住在省委招待所里达一个多月。期间，杨舜琴参加了黄埔军校学员牺牲烈士亲属代表会，受到了陶铸书记的亲切接见与款待。省委办公厅还派员陪同他游览了广州的风景名胜。然后，杨舜琴愉快返湘。
1952年后，杨舜琴一度担任湘潭县卫生协会主任。1953年，他荣获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中字13416号”中医师证书。
毛泽东对杨舜琴的生活十分关心，曾数次托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用自己的稿费接济杨的生活，前后共汇出四百元。杨舜琴将毛泽东的赠款全部用来购买医药书籍达数十卷计两大柜。毛泽东还给杨舜琴寄来《辞源》及诗词、医药等书籍，供其研究之用。杨十分感慨，多次写信反映情况，表达谢意。毛泽东日理万机，百忙中无暇给杨舜琴复信，曾指示中央办公室秘书室给杨写信，代为致意。1957年3月21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杨舜琴及家住杨林的毛泽嵘复信：
杨舜琴、毛泽嵘先生：
你们2月下旬给毛主席寄来的信收了。我们已照主席的指示，把你们的信转给湖南省委研究处理……
毛泽嵘先生要求到北京来，我们已请示主席，主席工作很忙，他说请你不要来。谨为转告。
此复，顺致
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1959的6月27日，一辆小车从韶山冲开来，直驱杨林炉门前，把杨舜琴接到韶山毛泽东下榻的寓所。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当天中午，毛泽东即将离开韶山去长沙，在松山设宴向各位父老乡亲告别，并与大家交谈乡间情况。
午宴前，毛泽东询问了杨舜琴一家的生活情况。杨告诉他，两个儿子已死，有一个养孙女在衡阳工作。他和老伴两口子都已年老体衰，生活比较困难。
毛泽东关切地说：“舜老，你要好好休息，安心养老，有困难可找政府解决。”
席间，毛泽东和乡亲们一边用餐，一边谈论过去往事和目前情况。大家毫无拘束，侃侃而谈，向毛泽东反映家乡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诉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浮夸风、虚报产量、体罚群众、强迫拆屋等。毛泽东听了脸色变得严峻起来，说：“你们谈得好，这些事我在北京是不易听到的，不过这些问题中央已在研究设法解决。”
一会儿，毛泽东给他幼年私塾老师、堂兄毛宇居斟酒，毛宇居忙起身用手掩住酒杯，连声说：“要主席敬酒，岂敢，岂敢。”主席忙说：“给老师敬酒，应该，应该。”毛泽东又起身向对面敬酒夹菜，一时难把酒菜送到对方，于是用文言道：“虽鞭之长，不及马腹。”杨舜琴听后，见大家难以理解此语的含义，便解释道：“主席的意思是赶马的鞭子虽长，但仍然达不到马的肚子边；夹菜的筷子太短，无法送到你们那里。”
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也在旁席就座。看到此情此景，也忍不住笑了。毛泽东见了，连忙招呼道：“小舟，你过来一下。”又转身指着周小舟对杨舜琴说：“你有什么事情，找小舟，他是你们的省委书记，叫周小舟，是一条大船哩！”
这时，毛泽东夹了一块清蒸鱼，恭敬地送到杨舜琴碗里，说：“舜老，舜老，你是儒医。”
杨连忙用碗接过鱼块，回答说：“主席过奖了！我是愚蠢之愚。”
“是儒雅之儒！”毛泽东又夹了一块鱼放到自己的碗里，并借用孟子的话说：“鱼我所欲也，儒亦我所欲也。”
杨舜琴十分钦佩毛泽东知识的渊博，更感念他对年长者的尊重。
回到家后，杨舜琴十分兴奋，当即写信告知远在衡阳读书的孙子杨厚淳，让孙子分享这份喜悦。他还赋诗三首，诗前有小序写道：“毛主席回韶山，接见乡老，敞开言路，洞悉民情，并称琴是‘儒医’。言虽出自心中，誉已传于座外……”诗云：
韶山郁郁更巍巍，孕育奇才破独裁。
三十二年还故里，百千万类赖汝栽。
乡亲侃侃谈无倦，座主融融乐不猜。
宴罢华堂同摄影，高歌一曲胜蓬莱。
五千年史人文萃，六亿群伦我性痴。
赠款赠书叨厚爱，留餐留影表深知。
儒医面誉为声价，名义心惭应退思。
湘雨蓟云开眼望，惠风珠露满身滋。
产无稻麦耕依法，医有华洋理互通。
临症不离三部脉，处方相应一壶春。
既惭业绍仁中术，更愧儒称席上珍。
陋室不求图补壁，但求留影伴高峰。
诗中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无限感激之情。
1960年，杨舜琴身患重病，曾致函毛泽东，反映家庭生活情况，毛泽东给他寄钱治病。1961年，杨舜琴当选为上海乐天诗社理事。同年10月，杨舜琴因病到衡阳养孙女处居住。同年12月，杨在衡阳逝世，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