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毛泽东一生所倡导所恪守的做人准则。他尊敬长辈，爱护长辈，关心老人，孝顺老人。对于自己过早离世的父母，毛泽东一直深深地怀念他们。对于家乡许多老人，毛泽东时常萦念在心，以至几十年后仍能清楚地记起他们的名字，并风趣地回忆起那些往事。
解放初期，毛泽东常邀请家乡亲友进京叙旧，询问家乡一些老人的情况，或向其他进京人员了解家乡老人的现状。谈到那些已经逝世的老人，毛泽东有时沉默，有时叹息，其怀念之情溢于言表；谈到那些尚且健在的老人，毛泽东便不断地询问他们的生活、身体和家庭情况，嘘寒问暖，嘱咐其亲属关心、体贴老人，其尊敬、爱戴之心令人感佩不已。特别是对那些年事已高、生活困难的老人，毛泽东经常给他们写信、寄钱、赠衣物，或把他们接到北京居住、治病，尽量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物质上的帮助，让他们安度晚年。
一、孩儿立志出乡关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910年秋天，刚刚跨入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给他的父亲写下了这首诗后，毅然离开家乡，前往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毛泽东这首最早的诗篇，表现了他青少年时期强烈的求知欲和满腔的报国热情。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1870—1920），十岁时与湘乡县大坪唐家圫文芝仪之女文七妹订了婚。至15岁时，他与这位比他大三岁的文七妹正式结婚。1893年12月26日，文七妹生下了毛泽东。
毛顺生“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字，足够记账之用”，他17岁开始单独理家。虽然家底很薄，但他克勤克俭，精明能干，善于经营，终于积攒了一点钱，还清了债务，家业逐渐发达。毛顺生一边种田，一边经商，他自己主要是做生意，田间的耕作和管理则交给一个雇工。有时，他还叫妻子文七妹带上毛泽东和两个弟弟一起去田间劳动。
毛顺生一贯信奉“吃不穷，用不穷，划算不好一世穷”这句古训，他治家很严，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为能继承祖业的人。
毛泽东在15岁以前的生活，是学生兼小长工或小长工兼学生。同时，他还替父亲管理账务。毛泽东八岁时，父亲把他送进南岸私塾就读。有一次，因山林纠纷与人打官司，对方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把无理说成有理，毛顺生却有理说不清，眼睁睁地让人家占去了一片山地。他又气又恨，发誓要让孩子们多读书，多掌握一些知识，以便将来遇到打官司之类的事情能够胜诉。他还亲自教孩子们记账，训练他们双手打算盘的本领，告诉他们如何经商，使他们各个都成为精打细算的好角色。也许，毛顺生的最大愿望是让孩子们将来都成为富商巨贾或经济学家。但是，毛泽东和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并未按父亲的愿望去做，而是走上了革命道路。
毛顺生还叫毛泽东兄弟从小就参加劳动。待到毛泽东私塾一停学，就让他参加生产劳动，学会扶犁掌耙、撒谷、种秧等全套功夫。
一次，毛顺生吩咐三兄弟去扯“拖泥豆”，两个弟弟挺机灵，很快就扯完一大片。等到毛顺生来看时，发现毛泽东做长兄的还不如弟弟扯得快，便责怪起来了。毛泽东平静地告诉父亲：“我扯的面积虽然窄些，但豆苗却多得多，所以速度慢些。”父亲仔细一看，才明白他是专拣豆苗稠密的地方扯。
少年毛泽东最爱看“闲书”。每天，他除了做农活和帮父亲记账外，还挤出时间读书。晚上，他常常用被单遮挡窗户，不让父亲看见灯光，以免父亲干扰他读书。
1910年，长沙爆发了几万饥民的“抢米”暴动，使毛泽东心灵受到震动，因而埋下了“反叛”的种子。
少年毛泽东在生活中的直接“反叛”，是反对父亲的专制和刻薄。他的童年和少年总是充满着反抗精神。
毛顺生送长子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发家，一旦发现儿子读书有越“正道”，就责骂他“懒惰”和“不孝”，甚至加以体罚。毛泽东最早的一次“反叛”，是在他十岁的时候，为抵抗一个经常打骂学生的私塾老师，他独自从私塾逃出，在附近山中迷了路，乱跑了三天，才被家人找回。他原以为要挨父亲打骂，谁知父亲一反常态，不但没责骂他，反而态度变得温和了，就连私塾先生也改变了以往的态度。
对于父亲的责备，毛泽东常以经书为武器，引经据典反驳父亲。父亲说他“不孝”。他就说：“经书上说的‘父慈子孝’，可见‘父慈’在先，‘子孝’在后，哪有父不慈而子能孝的呢？”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自此以后，父亲的态度变得温和多了，毛泽东由此得到了启示，他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然而，毛泽东最大的“忤逆不孝”是抗婚。父亲按照古老的陋习，为长子娶了一个18岁的媳妇。因为是父母包办婚姻，毛泽东与这位比自己大好几岁的女性并无感情基础，因而拒绝同房，也一直不承认这桩“婚姻”。毛顺生对此也无可奈何。
毛泽东尤其不满意父亲的吝啬。在穷人们“吃大户”的那年，父亲囤积谷子，不肯平粜。毛泽东认为这是非常不仁道的。因而在有一年的旧历年关，父亲要儿子去收一笔账，毛泽东去了，在回家的路上，他碰见几个衣衫褴褛的穷人，心生怜悯，便将钱分给了他们，结果，回家后被父亲狠狠地骂了一顿……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位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愿意接济别人。但是，毛顺生是反对施舍的。每当他在场时，文七妹就不敢把饭送给前来讨吃的穷人。为此，毛家曾发生过多次争吵，逐渐“分裂”成两派。毛泽东后来在同斯诺回忆此事时，曾幽默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但母亲只赞成用温和的办法来对付“执政党”，毛泽东则主张公开的反叛。
毛泽东有一位堂叔，叫毛菊生，即毛泽连的养父，家境十分贫困。母亲文七妹和毛泽东都非常同情他这位堂叔，娘儿俩每到年关就背着毛顺生给这位贫苦农民送米、送腊肉。毛顺生却要趁毛菊生生活困苦时，买下堂弟一家赖以活命的七亩水田。此事遭到文七妹和毛泽东的强烈反对。毛顺生说：“管他兄弟不兄弟，我是用钱买田！”这种事在少年毛泽东脑海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1949年毛泽连在北京时，毛泽东与堂弟谈起这件事，说：“旧社会那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了，全无手足之情，谁的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
毛泽东在家做了两年多田间农活后，父亲决定送他到湘潭城内一家米店去当学徒。对于这件事，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按父亲所安排的生活道路去走。当时，他外婆家那边的东山书院已改为新式的高等小学堂，毛泽东很想到这所“洋学堂”去读书。经过同父亲力争，加上老师和亲友们说项，父亲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就这样，1910年秋天，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湘乡县立东山高小读书。临行前，他将赠给父亲的那首“孩儿立志出乡关”的诗，写在一张纸上，再将此纸包上一帧照片夹在一本书里，交给表兄文运昌保存。此诗是根据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亦说月性和尚）青年时的诗作改写而成的，诗中将“男儿”改成了“孩儿”。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毕业后，又希望继续到长沙求学，但仍然遭到父亲的阻挠。他请求舅父及以前的老师再次劝说父亲让他读书深造。父亲终于同意了。1911年春，毛泽东挑着行李走到湘潭县城，再乘船到达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学习，后又相继进入省立第一中学、湖南省第四师范、湖南第一师范求学。从此，毛泽东离开了父亲，离开了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风气闭塞的韶山冲，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抱负，走上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革命生涯。
在长沙读书的日子里，毛泽东仍经常与父亲和家里保持通信联系。
1919年冬，毛泽东的母亲文氏去世后，他便把父亲接到长沙居住，特地和父亲合了一个影。随同到长沙的还有他的堂伯父毛福生及弟弟泽覃，也一起参加了合影。这帧珍贵的照片，至今仍悬挂在韶山毛泽东故居及毛泽东纪念馆里。
1920年1月30日，毛顺生先生因患急性伤寒病医治无效，在其夫人文氏逝世仅3个月后便与世长辞了，终年50岁。毛泽东此时正组织湖南“驱张（敬尧）代表团”到达北京，为成立“平民通信社”，揭露湖南军阀张敬尧的罪行而奔波。
他的塾师、堂伯父毛麓钟及堂兄毛宇居等乡亲帮助料理了毛顺生的丧事，将其安葬在毛泽东故居对面的楠竹圫，与夫人文氏合塚。毛麓钟还替毛泽东代写了一副挽父联，表达了深深的哀悼之情：
决不料一百有一旬，哭慈母又哭严君，血泪虽枯恩莫报；
最难堪七朝连七夕，念长男更念季子，儿曹未集去何匆。
毛泽东未能回家奔丧。他只好把对父亲的哀悼和丧父的悲痛埋在心间，化作领导中国革命的动力。
二、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一位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女性。1867年，她出生于距韶山冲二十余里的湘乡大坪唐家圫（今棠佳阁）一个贫穷家庭。18岁的时候，文七妹嫁给韶山冲的贫苦农民毛顺生为妻。她先后生了7个儿女，只有3个长大成人。1893年12月26日，文氏在一间普通农舍里生下了毛泽东，后又生下了毛泽民、毛泽覃兄弟，还收养了一个女儿毛泽建。她是这个家庭中最忙碌最辛苦的人。抚育孩子，操持家务，养鸡喂猪，锄园种菜，样样活都干，样样都安排得有条有理。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一位精明能干、善于经营的农民，加上文七妹这位勤俭持家的贤内助，这个贫穷的家庭便逐渐富裕起来。
在毛泽东出生以前，文七妹生过两个男孩，不幸的是都在襁褓中夭折了。她很伤心，待毛泽东出生两个月之后，便带着孩子回到唐家圫娘家居住。为了使孩子成人，她多方祈求神佛保佑，并从此开始吃“观音斋”。外祖母贺氏把毛泽东看得特别重，硬要把外孙放在自己身边抚养。湘乡一带有种风俗，要把命根子带大成人，往往用家畜取小名，诸如狗、牛之类，因为家畜贱，越贱就越容易哺养。毛泽东的外祖母贺氏不喜欢这类小名，她看中了后山脚下那块平地拔起的大石头。石头高三丈，宽两丈，上面建有一庙，远近闻名，传说石头下镇有一个妖怪。人们把石头当大神朝拜。贺氏便和文七妹带着毛泽东来到石头前，烧香叩头，拜石头为“干娘”。由于毛泽东排行第三，便取乳名石三，亦称“石三伢子”。
外祖母、母亲笃信神佛，对少年毛泽东产生了较深的影响。1909年，因为母亲生病，毛泽东曾到南岳“朝山进香”，祈祷、许愿。他平日在家里敬祭天地、祖宗时，也是依时按节，从无间断。1959年6月，他重返韶山时，还指着旧居堂屋摆神龛的地方风趣地说：“这是我初一、十五工作过的地方！”
文七妹虔诚信佛，心地善良，对贫苦人富有同情心。她经常瞒着丈夫，悄悄送粮和衣物接济贫苦的乡亲们。这种美德对毛泽东兄弟影响很深，他们都很拥护母亲的做法。
韶山冲的乡亲们常常议论，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有着父亲那样魁梧的身材，健壮的体格；他那圆圆的脸庞，宽阔的前额，和善而充满智慧的眼睛却很像他的母亲。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从小就在慈母的熏陶下，养成了母亲那样的好品性。
毛泽东读私塾时，由于离家较远和许多同学一样常自带午饭。一天，细心的毛泽东发现一位同学在大伙吃午饭时独自跑到外面去捡柴，好像有意回避同学们。原来这位同学因家里穷，没带饭，是饿着肚子来上学的。于是，毛泽东把自己带来的饭菜分给这位同学吃，放学后，他放下书包就跑到厨房里去弄饭吃，以填饱肚子。母亲以为他午饭带得太少，第二天便给他换了大碗带饭。可是儿子放学后，还是跑到厨房狼吞虎咽地吃起饭来。文七妹很奇怪，就问孩子：“怎么你没去下田劳动，读书反倒吃得下那么多饭？”毛泽东把真实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不仅没有责怪孩子，还很高兴地说：“孩子，你这样做是对的，只是不该瞒着我，应该早对我讲清楚，我好给你一个大一点的篮子，每天带两份饭菜去私塾，省得你们两个都吃不饱。”毛泽东一直记着母亲这一仁义之举，给许多人讲过他母亲的这种高尚品德。
文氏还支持儿子并一起反对丈夫乘人之危，去买堂弟毛菊生田地的行为。
毛顺生给儿子毛泽东设计的生活之路，是要他到湘潭一家米店里当学徒，将来成为会赚钱的人。在父子之间发生矛盾后，文氏站在儿子一边，同情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并劝说丈夫答应儿子的要求。1910年秋，毛泽东挑着慈母给他打点的行李，离开韶山去了湘乡。从此，毛泽东不再由母亲照料，开始了独立生活。
1919年春，文氏身罹重病，得了淋巴性腮腺炎。这时正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的毛泽东把母亲接到长沙医治，母子曾短暂地相聚了一个时期。其间，毛泽东和弟弟泽民、泽覃搀扶着母亲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这是文氏第一次照相，也是最后一次照相。她的儿子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团聚。
这年10月，就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正同军阀张敬尧进行斗争的紧张时刻，他接到了二弟泽民从韶山寄来的母亲病危的特急家信。毛泽东带上在长沙读书的小弟泽覃，星夜上路，直奔韶山。可当他们赶到家里时，母亲已入殓两天了。泽民说，母亲在临终时还呼唤着他们的名字……毛泽东心似刀绞，泪如泉涌，母亲才52岁，不想一场小病竟夺走了她的生命。他守在母亲灵前，对着暗淡的油灯，回想起童年的件件往事，慈母的形象不时浮现于脑际。悲痛中，他席地而坐，挥笔疾书，写下了一篇《祭母文》：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
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
毛泽东还写了两副灵联，记述母亲的养育之恩，表达了对母亲的思念之情。其一云：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其二云：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当时，毛泽东含着热泪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写信，高度赞扬了母亲的品德。信中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于人的人。他说母亲正是这最后一种人。
就是在毛泽东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之后，他仍然像千千万万的儿子一样，深深怀念着自己的母亲。1921年春，1925年春夏和1927年初，他回韶山探亲和开展革命活动时，总要到母亲和父亲的合葬墓前悼念一番。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延安窑洞里，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自己的身世时，用了较长时间深情地谈到了母亲。他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解放后，毛泽东经常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尤其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的烈属，过去支持、帮助过革命的师长、故旧寄钱，还多次邀请他们到北京叙旧，设宴款待他们，送给他们许多礼物，如衣服、鞋帽、被帐、皮箱等，力尽亲情、友情。而他自己则节衣缩食，吃的、穿的都很普通，生活相当俭朴。这些大概与他年少时所受母亲思想品德的熏陶不无关系。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在旧居里，他在父母的照片前伫立了好一阵儿，然后对随行人员说：“如果是现在，他们就不会死了。”毛泽东在自己当年的卧室里，看到了他和两个弟弟与母亲的合影，心情顿时激动起来，他用地道的家乡土话问道：“咯是从哪里拱出来的呀？”（意思是这张照片是从哪里找来的。）原来这张唯一的母子合影，一直保存在他外婆家。如今，照片上的母亲早已作古，二弟泽民1943年牺牲在新疆，三弟泽覃1935年牺牲在江西战场上，只剩下了他自己，他心中有多少感慨啊！
毛泽东还特意去拜谒了父母的坟墓。那天清早，他披着晨露默默地爬上故居对面那座叫楠竹圫的小山冈。随行的罗瑞卿、周小舟、李强等起初并不知道他的意图，一直到了毛泽东父母的墓地时才知道他是来悼念父母的。警卫人员赶紧采来一束松枝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恭恭敬敬地给父母亲献上，然后向父母的合葬墓深深地行鞠躬礼。礼毕，毛泽东伫立在墓前，感慨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回到松山寓所（今韶山宾馆一号楼），毛泽东又对罗瑞卿讲：“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三、孝顺两位婶母
毛泽东的嫡亲堂婶陈氏，人称“蔚生六阿婆”，是毛泽建烈士的母亲。堂叔毛蔚生（贻经）在民国八年（1919）就去世了。陈氏含辛茹苦，苦苦支撑着这个贫穷而破碎的家庭。尤其是女儿毛泽建牺牲以后，六阿婆一家深受迫害，东躲西藏，受尽了苦难，好不容易才把几个儿子拉扯大。毛泽东对这位婶母十分尊敬。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堂弟毛泽连时，回忆起小时候见到婶母的情景，兴奋地说：“婶母会办饭菜，菜炒得好，要是她身体好，叫她到北京帮我办伙食，那就好啰！”
毛泽连告诉毛泽东：“母亲也想来看看主席。”毛泽东想了想，遗憾地摇了摇头说：“她有病，暂时不宜到北京来，路这么远，要是路上有一个意外，那就糟糕了！我看还是先请她在湖南治疗一段时间，等病治好后，我再接她来北京住一住。”
毛泽连离开北京回韶山时，毛泽东特地托他带了一些礼物给六婶，还托他带去一封信和一笔零用钱。礼物有衣服、鞋袜和补品等。蔚生六阿婆接到这些礼物后，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1950年冬，蔚生六阿婆因患肺气肿，由儿子毛泽连送到湘潭医院治疗，治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只好转送长沙湘雅医院继续治疗。当时她家生活困难，经济匮乏，无力支付医药费用。毛泽连便在长沙与远房侄子毛远悌商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1951年11月15日，毛泽东托进京的堂兄毛宇居带一百元钱给蔚生六婶治病，随即又给泽连、远悌回了一信，并寄去两百元钱作为六婶的医疗费用。
1952年，蔚生六阿婆病逝于长沙。毛泽东获悉六婶病逝后十分悲痛，于7月给堂弟毛泽连寄去人民币300万元（旧币），还写信给堂兄毛宇居，嘱咐说，以其中“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
为悼念陈氏的逝世，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亦撰挽联一副：
阻鸾轩北上，忽鹤驾西徂，病魔何苦纠缠，母氏贤劳嗟运蹇；
儿辈赞兴邦，老年逢盛治，门祚从兹久大，慈云零落吊春归。
毛泽东的另一位堂婶邹氏，娘家住韶山冲南岸，后嫁东茅塘，是毛纯珠、毛泽全、毛泽满兄弟的母亲，也是毛泽东塾师邹春培之女，毛泽东好友邹普勋的胞姐。大革命时期，邹氏曾帮助毛泽东料理生活。她的丈夫毛喜生，派名毛贻谟，是毛泽东的堂叔，1933年去世。其后，邹氏含辛茹苦，把三个儿子带大。
1954年秋，邹氏到北京，住在当时任总后勤部生产管理处处长的儿子毛泽全处，要求见见主席。毛泽全便和妻子徐寄萍领着母亲一起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南海家里热情地接待了邹氏一家。
邹氏刚走到门口，毛泽东便迎了上去，朝年近八旬的邹氏喊了一声：“婶母，您好！”邹氏激动得老泪纵横。
毛泽东听说邹氏来北京很久了，便埋怨毛泽全夫妇道：“婶母到北京这么久了，怎么不早告诉我！”毛泽全说：“我怕打扰您的工作。”毛泽东摇摇头说：“没关系。”说完，亲自走上前去迎接婶母。邹氏年事已高，又是小脚，行走不便，毛泽东小心翼翼地搀扶老人缓缓走上台阶，走进会客厅。
中午，毛泽东在家设宴招待堂婶和堂弟毛泽全一家，席间频频为邹氏敬菜。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和大家亲切交谈。他指着邹氏对毛泽全说：“泽全，你母亲是个好人，你父亲死得早，她带着你们受了很多苦，现在你们要好好照顾她过一段好日子哪。”毛泽东还说：“大革命时期，我有一次到韶山调查，婶母见到我脚上的布鞋破了，就连夜赶了一双新布鞋给我穿。”
1956年4月，堂弟毛纯珠到北京，由其胞弟毛泽全领着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向这位堂弟询问了家乡农业合作社的情况后，又问到他母亲邹氏的身体如何。毛纯珠回答说：“母亲身体还好，还能喂猪喂鸡，只是鸡下的蛋舍不得吃，卖了换钱花。”
毛泽东听说婶母如此节俭，知道乡下生活很不宽裕，便说：“拿两百元去，带给婶母买点吃的补补身体。”说完，叫秘书去拿钱。堂弟毛泽全在一旁急了，忙说：“主席，不用您管，我们常给母亲寄钱回去。”毛泽东这才向秘书挥挥手，说：“这就算了！”
四、让周外婆安度晚年
1956年12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周文楠的丈夫王英樵时，关切地询问道：“周外婆在东北的生活情况怎么样？身体健康如何？有什么困难没有？”
王英樵此时任哈尔滨市城市建设局局长兼党组书记。他是河南偃城县人，1915年生，1936年去西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去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42年春与周文楠结婚。此次来京是到国家城市建设部参加全国城市建设工作会议。他对毛泽东回答说：“周外婆已经76岁了，身体无大病，精神很好。我和周文楠工资收入不低，又只有一个女孩，生活没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听了，感到很满意，接着对旁边一位被一同接见的老同学——南京师范学院教授熊子容介绍说：
“周外婆是毛泽覃与周文楠的孩子毛楚雄的姥姥，是一位很好的老人。她带着楚雄，在韶山住了十多年，为抚育革命后代，呕心沥血，含辛茹苦，在韶山人民中很有威信。”
毛泽东所说的“周外婆”，即周文楠的生母，周的前夫毛泽覃烈士的岳母，亦即毛楚雄的外婆。
周外婆名叫周陈轩，生于1883年7月26日，原籍江西临川，后随夫周模彬（清朝时任过知县、知州）迁往湖南长沙，居小吴门松桂园一号。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陈轩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长沙家中协助党的地下工作，与女儿周文楠一起收藏、保管和传递党的机密文件，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当时，周家有一定的社会声望。湖南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和革命先烈，如郭亮、夏明翰、毛泽民、毛泽覃、萧三等常到松桂园周家做客，借此畅谈时事，探求真理，从事革命活动。
1926年7月，周陈轩与女儿周文楠由长沙去广州，会见毛泽覃，并让女儿与泽覃完婚。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周陈轩随后离开广州，回到长沙。毛泽覃夫妇则由广州化装乘船前往上海，再转去武汉。同年夏，因局势恶化，毛泽覃随部队去南昌，周文楠由武汉回长沙，不久在松桂园小巷那栋古楼里生下了儿子毛楚雄。
1928年春，周文楠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不到半岁的毛楚雄也随母亲关押在狱中。由于反动派的摧残和折磨，母子双双患了重病，周陈轩从狱中把楚雄接回家中治疗，精心照料，使楚雄很快恢复健康。为防反动派继续摧残，又将楚雄改姓周。在那凄风苦雨的年月，她苦苦偎依着小外孙，艰难度日，受尽煎熬。
十年内战期间，周陈轩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为党工作，抚养革命后代。楚雄八岁时，她开始送他到长沙市立十三小学校读书。平时，她常给楚雄讲大伯父毛泽东、二伯父毛泽民心忧天下，国而忘家，献身中国革命的动人事迹，讲姑姑毛泽建、大伯母杨开慧、父亲毛泽覃为了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使楚雄从小就受到了革命的熏陶，立下了革命的志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日机轰炸长沙城，伤亡惨重。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周陈轩与继子周自娱携毛楚雄迁往韶山，住在毛泽东旧居。从此，这位革命老人肩负起新的使命，为继续抚育革命后代，保护毛泽东旧居，坚持斗争，吃苦耐劳，历尽艰险。在韶山冲，她勤劳俭朴，舍己为人，助人为乐，深受当地人民爱戴。
1945年7月，王震将军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到达湘潭，遵毛泽东之嘱并通过韶山地下党组织联系，接毛楚雄北上延安。8月，毛楚雄告别朝夕相处的外婆，离开了家乡，随三五九旅开赴延安。经过一年的行军和转战，于次年8月到达陕西，毛楚雄与吴祖贻、张文津三人奉命赴西安与国民党部队谈判，途中不幸被胡宗南部逮捕活埋，牺牲时年仅19岁。此时，远在韶山的周外婆尚不知楚雄被害的消息，仍沉浸在对外孙无限的思念之中。直到若干年后，她才知道楚雄已为国捐躯。
1949年8月，湘潭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路过韶山，派人慰问周陈轩老人，老人欣喜万分，激动得老泪纵横。1950年初，周陈轩从韶山写信给在沈阳工作的女儿周文楠（时任沈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叙述自己在韶山冲独自生活，无人照顾等情况。周文楠接信后，欲接母亲到东北一起生活。但是，从韶山到沈阳，千里迢迢，需要多少时间、路费，谈何容易！左右为难之时，周文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对周外婆这位姻亲是熟悉和了解的。早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时，毛泽东就到过松桂园，知道毛泽覃与周文楠相爱，并结为了革命伴侣。后来，周陈轩与继子周自娱偕毛楚雄到韶山上屋场生活时，毛泽东曾从延安写信给韶山的乡亲们，嘱咐乡亲们把周外婆一家“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他对周外婆在艰难岁月和白色恐怖下费尽心血抚育革命后代表示由衷的敬佩。因此，毛泽东对周文楠接母北上同住的想法深表赞同。同年5月12日，他亲笔给周文楠回信。信云：
文楠同志：
来信收到，甚慰。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是好的。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惟你母年高，一人在路上无人招扶是否安全，是否需要你自己去湖南接她同去东北方为妥当，请你考虑告我。如你自己去接，我给湖南的信即由你带去。附件还你。江青她们都好。
祝你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信中的“附件”即指周陈轩写给周文楠的信。
按理，毛泽东已经够细致、周到了，但他还不放心。一个月后，他又给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王首道写信，嘱咐王首道为周老太太解决路费问题。信云：
首道同志：
毛泽覃同志的岳母周老太太年已六十，住在湘潭韶山我的家里已有十余年，同当地人民的关系甚好，是一个好老人。她的女儿周文楠同志在沈阳法院工作，现回家去看老太太。老太太前有去东北依其女儿之意，但尚未作决定。如老太太去东北，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给以旅费的帮助。如可能，在通例上说得过去的话则帮助之，如不可能，则要她仍住现地不动。请与文楠同志商酌办理。
毛泽东
六月十四日
作为革命烈属，周陈轩既是毛泽覃烈士的岳母，又是毛楚雄的外婆，得到政府适当照顾，固然是符合“通例”的。因此，她的路费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于是，周文楠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由沈阳起程南下去湖南。路过北京时，她专程去中南海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再次对她去南方接母同住表示赞同。他还询问了周外婆在韶山的生活情况。当谈到毛楚雄烈士牺牲的事如何讲给周外婆听时，毛泽东对周文楠说：
“你告诉外婆，就说我说了，楚雄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是韶山人民的好儿子，送他到国外很远的地方学习去了，也不能通信，免得老人家受刺激。时间长了，慢慢也就好了。楚雄年龄不大，为国捐躯，虽死犹荣。”
毛泽东还叮嘱道：“以后要好好照顾外婆，经常安慰她老人家，让她安度晚年。”
周文楠听了很受感动。她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第二故乡韶山，见到了暌违多年、白发苍苍的母亲。母女重逢，欣喜不已，激动得热泪盈眶。
周陈轩要离开韶山了，乡亲们都来送行。母女俩流连忘返，在上屋场旧居前合影留念，然后与乡亲们握手话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韶山冲。
1950年10月，周陈轩由女儿接到沈阳一起生活。时值朝鲜战争爆发，沈阳疏散人口，周文楠被调到泰安县任法院院长。
1952年春，周文楠调齐齐哈尔市任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1954年，省府迁哈尔滨，周文楠调哈尔滨市仍任该职。周陈轩随之迁哈。1954年，周陈轩老人被邀请为哈尔滨市政协委员。她与女儿周文楠、女婿王英樵、外孙女王肖玎、外孙王新民等一起和睦相处，安度幸福的晚年。
安葬于韶山冲的毛楚雄的外婆周陈轩之墓
1968年8月10日，周陈轩老人在哈尔滨病逝，享年85岁。老人病故后，周文楠给毛泽东写信，汇报母亲病故的情况，并谈及欲遵老人生前愿望送母亲骨灰回韶山安葬。毛泽东接信后，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骨灰安葬问题可按周文楠意见办。”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此批示打印并通知周文楠。事后，经黑龙江省委和哈尔滨市委领导批准，由周文楠与丈夫王英樵等护送老人骨灰回到韶山，受到当地群众十分隆重的迎接。韶山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对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的老人，自发地放了一夜铁铳，以示哀悼。第二天，中共韶山特区区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毛泽普主持召开了有当地群众四百多人参加的追悼会。周陈轩老人的骨灰被安葬在毛泽东故居对面的山坡上，与毛泽民烈士原配夫人王淑兰之墓紧邻。基碑上刻着：
公元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生/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卒/周母陈轩之墓/儿文楠、英樵/外孙肖玎、新民敬立
五、周先生留居韶山甚好
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从延安向在家乡韶山的堂兄和幼年时的塾师毛宇居写信，告知：“楚雄等已寄微款，尔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接着，又特别提道：“周先生留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
信中提到的楚雄，即指毛泽东的侄儿、毛泽覃与周文楠的儿子毛楚雄。然而，周先生却鲜为人知。周先生指谁呢？
多年前，在毛泽东故居上屋场曾住着一位身材瘦小，留着长白胡须，为人斯文的年迈长者，与毛楚雄的外婆周陈轩相依为命。他虽是周外婆的继子，但年龄却比周外婆要大9岁。他就是周先生，名颂年，号自娱（亦作字鱼），是楚雄的舅舅，毛泽覃的内兄。
周自娱（1879—1942），又名周祖余，字鹿生，与周文楠（名菊年）系同父异母所生，1879年（清同治十三年）9月26日出生于江西临川一个富裕的官宦家庭。周自娱早年中过秀才（附贡生），后毕业于安徽法政学校、高等警察学校。他博览经史子集，思想进步，提倡民主思想，曾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先后任过五原清源局主任兼土药稽核总办，绥远警备司令部执法处处长、绥远督统潘保道以知事分省补用、广西柳州府查缉烟土委员、滇军总司令部总参议、江西实业厅调查私矿委员、湖口行营审判官等职。后在长沙松桂园闲居。大革命时期，湖南早期革命家郭亮、夏明翰、萧三等常在周家活动。这期间，毛泽民、毛泽覃也与周家往来密切。
毛泽覃自幼好学上进，因感“乡村僻陋，难资深造”，于1918年随大哥毛泽东到长沙，就读于湖南省第一师范附小。1922年入长沙私立协均中学读书，与周自娱之子周起龙、长孙周肇远同学，且交谊颇笃。同年秋，泽覃入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读书。“二七”惨案后被派去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被调回长沙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并发起成立了湖南青年学艺社。在此期间，毛泽覃认识了周自娱的妹妹、青年团员周文楠。周文楠当时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为数不多的进步女青年。两人常在一起谈学习，谈教育，并深入谈论人生、理想和革命等重大问题。
此时，毛泽覃常去松桂园周文楠家，向其兄周自娱“执经问题，随班请益”。周自娱长毛泽覃近三十岁，阅历丰富，又是个饱学之士，并有一定身份，毛泽覃对他很尊重，把他看作老师和长辈。周先生待泽覃也很好，总是谆谆诱导，诲人不倦。两人过从甚密，亲如家人。周先生见泽覃气宇轩昂，言行举止从容，落落大方，对妹妹与泽覃相爱深为赞许，遂效苏东坡赏识秦少游而将苏小妹许配的故事以联姻。
1925年9月，毛泽覃跟随毛泽东离开长沙到达广州，先后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中共广东区委、广东省农民协会等处工作，进行革命斗争。1926年7月，周文楠由长沙去广州与毛泽覃完婚。
1927年“四一五”广州大屠杀后，毛泽覃夫妇化装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而后与二哥毛泽民一同乘船抵达武汉。抵武汉后，毛泽覃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并将怀孕的妻子安排住都府堤41号杨开慧家，自己先后两次南下长沙，为准备秋收起义奔走。不久，周文楠也回到长沙。1927年9月8日，毛楚雄出生在长沙小吴门松桂园。
1928年春，周文楠母子被捕入狱。警察闯入周家搜查时，周自娱与警察理论，义正词严，使警察恼羞成怒，周被打落牙齿，口吐鲜血，仍不吐露丝毫革命情况。在狱中，由于反动派的摧残，周文楠母子俩得了重病。外婆周陈轩遂将只有半岁的楚雄从监狱领回治疗。周自娱又承担了抚育外甥的重任。1930年7月周文楠被营救出狱。8月即参加了红军。从此，楚雄离开了母亲。
自从与周文楠分别后，毛泽覃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跟随朱德部队转移至湘粤边境后上了井冈山，担任了江西省吉安县委书记和红军独立师师长，坚持游击作战，1935年阵亡于江西瑞金。此时，楚雄才八岁，在长沙市立十三小学校读书。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派王凌波到松桂园看望了楚雄和周外婆。11月，学校遭日机炸毁。毛楚雄和外婆及舅舅周自娱于11月底，由毛特夫和毛泽连接到韶山冲上屋场居住。周自娱素喜吟诗作对，对毛泽东十分敬佩，到上屋场安顿好后，他就叫楚雄磨墨，铺开大红纸，以“泽东”二字冠顶，作了一副对联：“泽沛苍生，东来紫气。”然后恭恭敬敬地贴在大门两旁。
1938年，毛泽东与毛宇居等取得联系，得知周自娱和周外婆携楚雄在韶山居住的消息，非常高兴，随后写信给毛宇居，提到了周自娱，并要求把周家“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让组织上设法给周自娱一家经常寄一些生活费，以维持生计。此时，周自娱已年届花甲，滞居韶山，除课读楚雄外，还替别人写诗文对联等。他与继母周陈轩、外甥楚雄缺乏经济来源，生活比较清苦，就靠毛泽东从延安寄来的一点钱维持生活，乡亲们有时也给予一点帮助。
1940年秋至1941年夏，周自娱参加了毛国翘、毛宇居等人主持的《毛氏四修族谱》纂修。他撰写了《岱钟先生赞》、《春富先生赞》、《宇居先生赞》、《毛泽覃先生行状》等。其中在《宇居先生赞》中，他写道：“毛公宇居，宿学纯儒……春风桃李，着意吹嘘。编纂家乘，笔拟相如。林处士清逸而心常旷，李笠翁闲散而兴有余。”
值得称道的是，周自娱为修族谱撰写了《毛泽覃先生行状》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毛泽覃烈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文中接着叙述了他本人与毛泽覃的交情，称赞泽覃“生而歧嶷，头角峥嵘”，“遇事肯负责任，平易近人，与人无忤，虽三尺童子，莫不悦之”。并从三个方面列举事实，颂扬泽覃“求学之虚心”、“孝思之纯笃”、“事兄之友爱”，得出“入而孝友，出必能忠爱国家”的结论。他还称赞泽覃“瘁心于军事学术”，“为干部不多得之材”。文中接着描述了毛泽覃送眷返湘，投身革命时慷慨陈词的情景：“此行革命有出路矣！必挟一腔热血决胜千里，上雪国家数世之耻，下为中华民族吐气。”这是毛泽覃气冲云霄的豪言壮语，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慨。后来，毛泽覃率师转战赣闽，夺垒攻坚，身先士卒，英勇善战，屡建奇功，不幸于1935年阵亡于江西。《行状》中悲叹道：“呜呼！造物何忌之深而夺之耶！以泽覃之精神、才力、聪明、学识，宜显诸用而永诸年。”周自娱还回想了毛泽覃1927年离别家人的情景，当时周文楠已生下儿子毛楚雄，母子俩颠沛流离，后又分离，周自娱和继母周陈轩只好“负程婴之责”、“维护提携”达13年之久，“迄今日，楚雄已高小毕业，将来或能继父之志，昌大其门闾，长养其子孙”。《行状》最后写道：“他日革命史上光荣的增加一页，足慰生平，泽覃其死乎？其不死也！”字里行间，表达了周自娱对毛泽覃烈士的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
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周自娱在上屋场写了一首诗，曰：“毛屋半间，祖孙三宪。江山一统，马上实现。”表达了周先生盼望中国革命早日取得胜利的迫切心情。
周自娱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抗日救亡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他满腔热情地吟诗作赋，歌颂共产党、毛泽东。然而，他毕竟风烛残年，体弱多病，终因疾病的折磨，于1942年10月27日（农历九月十八日）病逝于韶山，享年68岁。乡亲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南岸对面的楠竹圫。
两年后，即1944年，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南征，于次年7月到达湘潭。8月，毛楚雄告别外婆和乡亲，跟随毛浦珠等到湘阴找到了三五九旅湘北支队，后随军北上湖北黄陂，转战中原。1946年6月到达中原军区，随部队向西突围，到达陕南。8月随张文津、吴祖贻赴西安参加谈判，被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逮捕活埋。毛楚雄为了实现“使世界变为和平世界”的美好愿望，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仅1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