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热爱家乡父老，同样对他的亲朋、家人怀着浓厚的情谊。他尊敬兄长、爱护弟妹、体贴他们的疾苦，关心他们的成长，一旦他们遇到生活困难，则解囊接济，帮助渡过难关，做到了兄友弟恭，互敬互爱。但是，当亲属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作为人民的领袖，他则毫不犹豫地站到人民大众的一边，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重，决不徇私情为他们谋取利益；而且，一旦他们做出违反原则的事情，即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教育，甚至不惜以纪律处置。毛泽东与他的兄弟妯娌及叔伯兄弟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情谊。这种手足之情，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一、毛泽普在延安抗大
毛泽普（1919-1999），韶山冲东茅塘人，是毛泽东的堂弟，其父亲毛麓钟是毛泽东的堂伯父和塾师。
毛泽普排行十五，是东茅塘毛氏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毛泽普比毛泽东小26岁。他一岁时，父亲毛麓钟就去世了，靠母亲张氏抚养。张氏常提起在毛麓钟门下读过书的毛润之，总是夸他会读书，很有聪明才智。从那时起，毛泽普就很钦佩毛泽东这位兄长。
1937年冬，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湖南的革命形势好转。18岁的毛泽普从湘潭中学毕业，回到韶山。当时他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和进步书刊，不满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对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充满了向往。于是，他冒昧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去延安。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
一个月后，毛泽东回信，同意让毛泽普去延安，并嘱咐拿着他的信去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找徐特立。毛泽普高兴极了。1938年夏，他与韶山另外两名地下党员一起赶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并经武汉、西安办事处中转，顺利地到达延安。
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普便迫不及待地去凤凰山窑洞找兄长毛泽东。毛泽东见家乡来了亲人，十分高兴，连忙问他路上走了多久，韶山的情况怎样。毛泽普一一做了回答。毛泽东听了感到很亲切。当得知湖南还有许多青年想到延安来时，他风趣地说：“无湘不成军嘛！”接着，毛泽东严肃地说：“干革命要过两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些人经不起考验，离开了革命队伍。”他边说边掰着指头数着：“到延安来，一要吃小米，二要住窑洞，三要背柴背米，四不发饷，要做好思想准备啰！”
刚到延安，毛泽东便给毛泽普上了生动的一课，给这位堂弟以很大的启发，使他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久，韶山去的几位青年都编入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抗大这一期的同学很多，延安附近的宝塔山下，清凉山和桥儿沟一带、延河两岸，都成了抗日军政大学的课堂和军事操场。山沟里、山坡上，抗日的歌声此起彼伏。“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抗大校歌》）抗大的生活充满着蓬勃的朝气。
抗大新来的同学很想听毛主席讲话、作报告，校部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一要求，毛泽东欣然同意了。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
这天早晨，听说毛泽东要来给抗大同学讲话，同学们欢呼雀跃。他们在延安城南边一角的广场上集合，排好了整齐的队伍。毛泽东穿着简朴的灰布衣服，面带慈祥的微笑，来到广场，站在北边地势较高的地方。他的前面摆着一张桌子，当做讲台。
毛泽普心情非常激动，不停地抬起头，目不转睛地望着主席，认真地聆听他的讲话。
毛泽东首先对新来的同学们不辞劳苦、跋山涉水来到延安抗大学习表示欢迎，接着讲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号召抗大同学树立坚持长期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争当吃苦耐劳的模范。毛泽东的讲话风趣、生动，很有号召力。同学们深受鼓舞，不断地鼓掌。
1939年，毛泽普从抗大高级政治队毕业后，和几位同学转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先在三班，后编人五班。
延安马列学院成立于1938年5月，院长张闻天，教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及专门从事理论研究与宣传的专家学者。学员主要来自延安各机关、抗日前线及各根据地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还有在抗大、党校学习过的干部。
毛泽普从小失学，有很强的求知欲，又有较高的革命觉悟，因此进入马列学院后，他的学习劲头可大啦！他上课认真听讲、做笔记，下课仔细思考教员所讲的每一个问题，做好作业，尽量弄懂弄通。但是，由于内容多，教材比较枯燥而深奥，加上他本身底子差，学了两个月，便感到很吃力，很难继续学下去了。
于是，毛泽普去请教毛泽东。毛泽东问他学了哪些课程，他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对毛泽普说：“读书要发狠，肯钻，要抓住重点。”他叫毛泽普先学好《联共党史》和《政治经济学》。毛泽普听了深受教益。毛泽东又强调说：“学习的目的是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要联系实际，不要读死书。目光要放远一点，战争以后就要搞社会主义建设，还要学会搞经济。”他还指点道，“读书要由浅入深，要根据各自的情况来读。对你来说，应先读易懂的书，增强理解能力，啃不懂马列主义原著时，可先读些通俗读本。”说完，毛泽东起身从书柜里取出两本书递给毛泽普。一本是《经济学入门》，一本是《唯物史观浅说》。毛泽普接过书，心里暖烘烘的，下决心要攻下理论关。
毛泽东非常关心马列学院学员的成长。
1940年春的一天，毛泽东来到马列学院，对全体学员和职工作了《新民主主义论》的生动讲演，引导马列学院的学员们认真学习和研究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
由于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边区军民的生活越来越艰苦，马列学院有时也断炊，靠吃南瓜汤度日。这时候，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边区军民掀起了大生产的热潮。马列学院开荒队在延河的东岸及西岸的几个山头上摆开了阵势，大搞开荒种田。
1940年7月的一天下午，收工途中暴雨倾盆，学员们飞快地往住处跑去，毛泽普背着锄头走在后面。他心想，反正是“落汤鸡”了，跑什么呢？当他从毛泽东住的窑洞前经过时，毛泽东看见他了，亲切地招呼他进屋躲躲雨。毛泽普高兴地放下锄头，进了屋。
毛泽东叫服务人员找来干净衣服给毛泽普换上，又留他吃晚饭。饭后，毛泽东对毛泽普说：“刚下暴雨，延河涨水不好过。你今晚就住在这里吧，很方便，行军床一架就行了。”
当晚，毛泽普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他们班上开荒竞赛和步行百余里到山里背柴的情况。毛泽东问他累不累，毛泽普老老实实地回答：“有点累，不过我们受得住。”毛泽东说：“敌人卡我们，我们不能等着饿死。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要用双手制服它。现在多生产一斤粮食，就等于多消灭一个鬼子。”他还检查了毛泽普的学习情况。当得知毛泽普最近学了党史课时，毛泽东就出了一道考题：“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毛泽普答了，但有些不准确。毛泽东又耐心地给毛泽普讲解，直到他领会自己的意思。
夜深了，毛泽普躺在行军床上休息，毛泽东还在伏案工作。毛泽普又是兴奋又是激动，怎么也睡不着，浑身的疲倦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1941年春，毛泽普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征粮工作队，去陇东征粮。他们配合曲子县委、县政府做了大量的宣传、调查工作，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艰苦努力，顺利完成了九万担征粮任务。当地群众拥护共产党，自己生活艰苦，有的完成公粮后会缺少口粮，但毫无怨言。征粮归来，毛泽普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得知边区九万担公粮是老百姓节衣缩食完成的时，毛泽东感动地说：“中国的农民真好，只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才能解放农民。”并表示，“公粮只能减少，不能增加了，取之于民不能太多。我们要发展生产，减轻群众负担，藏粮于民。”
毛泽东还亲自参加边区军民的大生产，自己开荒种棉花。
从马列学院毕业后，毛泽普被分配在中央军委第一秘书处，与另一名教员共同担负警卫人员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一段时间后，毛泽东找他谈心，询问某某警卫员最近有什么心事，某某公务员学习如何，毛泽普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批评他只顾埋头讲课，不注意调查研究。毛泽东说：“据反映，你讲课量太大，大道理太多，学生们受不了。”他叮嘱说，“讲课要注意效果！”毛泽普听了很受感动，也很受教育，他表示要按毛主席讲的去做，把课讲得更生动。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和杨家岭农民亲切谈话
1944年冬，毛泽普得知王震、王首道将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到湖南、广东沦陷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毛泽普的心飞到了湖南家乡，他渴望投入到敌后斗争中去。于是，毛泽普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思想。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他到更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毛泽东对任弼时说：“让他（指毛泽普）跟三五九旅走。”
1945年，毛泽普随部队南下到了湖南。从此，他隐姓埋名，改名戈楷，参加地下斗争。解放后，他一直在长沙、韶山等地从事地方党政领导工作。
1958年，毛泽普担任了湖南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赴京开会，特地去看望了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问道：“你搞计划工作几年了？”
毛泽普说：“三四年了。”
“你给韶山解决什么具体问题没有？”
毛泽普迟疑了一会儿，答道：“我们计划搞一些水利建设，准备在湘西建一个武强溪水电站。”
毛泽东说：“水利大大小小都要搞，要长藤结瓜。”意思是大小水利要配套成龙，形成自流灌溉体系。毛泽东建议毛泽普去看看北京密云水库。他形象地说：“密云水库是梯级开花，长藤结瓜。”
毛泽普说：“湖南有个千斤水库，设施、管理、效益比较好。”
毛泽东听了摇摇头说：“那还不行，小了，要考虑大一点。”并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
毛泽普觉得主席对湖南的农业特别关心，表示回湖南后一定办好水利。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悄悄地说：“泽普，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委托你办一下。你回去后，告诉小舟（指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我准备回家乡看看，希望在韶山建一个简便的房子。”毛泽普点头答应了。毛泽东又反复叮咛：“房子建一层，平房，不要太复杂，简便一点，有个卫生间就行了。”
毛泽普从北京回来后，把此事告诉了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周小舟笑着说：“看来，老头子想家了。我们就按他的意思建一座简便的房子，等他回来好有个地方住。”
同年冬，当地政府在韶山毛泽东故居西北风景秀丽的松山上，建起了一座小平房，取名韶山招待所一号房，后改名“松山一号”，现为韶山宾馆一号楼。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就住在这座平房里，并在这里接见了包括堂兄毛宇居、堂弟毛泽连等在内的众多乡亲。
二、毛朗明千里赴延安
1939年冬，中共韶山区委书记毛朗明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拟奔赴延安参加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朗明是毛泽东的远房堂弟，家住韶山冲龙坝湾，生于1912年。他从小就对毛泽东怀有深深的敬意。
1925年2月至8月，毛泽东回到韶山，一边养病一边开展农民运动，给少年毛朗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毛泽东领导下，韶山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1926年3月，毛朗明加入了青年团，为农民协会站岗、放哨、查路条。
1927年元月，毛泽东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元月5日，他步行来到银田寺白庙湘潭第一区农协所在地，接着来到清溪寺韶山特别区农协所在地考察。元月6日当晚，毛福轩来到韶山冲，告诉第一、二乡农协的负责人：“毛泽东先生到了清溪寺，希望你们明天去接他。”于是，乡农协半夜里敲响了挂在清溪寺前面的古钟，开始准备第二天的饭菜，杀猪摆酒，迎接毛委员的到来。
元月7日一大早，韶山第一、二乡农协几百名群众前往清溪寺迎接毛泽东。走在队伍前头的高举犁头大旗，其余手执红绿小旗，人们敲锣打鼓，欢天喜地沿着通往特别区农协的道路走去。毛朗明也参加了迎接毛委员的队伍。
人们在陈公桥迎面看到毛泽东大步走来，激动不已，许多老人和乡农协干部迎上前去，与他握手。毛泽东一边走一边向大家招手致意，对乡亲们问寒问暖。几里长的山路上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欢迎毛委员考察农民运动！”“农民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声响彻山冲。
人们簇拥着毛泽东来到第一乡农协所在地毛震公祠。毛泽东向农会干部详细询问了乡里农运的情况，然后给前来欢迎的群众作了讲话。他说：“我在外面听见有人讲农民运动搞糟了。在这里听农协委员讲农民运动搞得好，你们是搞得好，并不是搞‘糟’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农民运动就是要搞得激烈些。地主是极少数，我们贫苦农民是大多数。穷人团结起来，就能打倒土豪劣绅……”毛泽东的这些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毛朗明的心中。
大革命失败后，韶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部分共产党员仍坚持斗争，开展秘密活动。
1937年6月，共产党员毛特夫、毛远耀、胡觉民先后从外地回到韶山，邹祖培亦从南京回到韶山开展地下斗争。次年1月，重新建立了韶山特别支部。1938年6月，改为中共韶山区委。1939年8月，韶山区委已发展到九个支部，便分为韶山区与白田区两个区委。毛朗明担任了韶山区委书记。同年冬，他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和小八路亲切谈话
1939年12月底，毛朗明持中共湘宁中心县委书记袁学之给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信，起程前往桂林。到了桂林，很快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李克农惊讶地对他说：“你才来？”毛朗明这才知道别的省份代表都走了，说：“我接到命令就来了。”李克农说：“四川不好走，那边有国民党特务，只能从新四军的根据地穿插过去。”三天以后，香港地下党几位代表也来到桂林，与毛朗明会合，一同北上延安。
他们由广西省委书记陈雁带领，经过数千里长途跋涉，途经湖南、江西、浙江、安徽等省数十个县，到达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驻地。此时，已到1940年元月，去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均汇集于此，已达四十多人。随即，毛朗明等从安徽泾县过长江，到达新四军江北部队驻地，受到罗炳辉将军的接见。又经皖东北，过陇海铁路，到达沂蒙山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再经鲁西，过津浦铁路，到达梁山。过了黄河，经聊城、大名，再过平汉铁路，到达武安、涉县。最后，经武乡到达榆林八路军总部，此时已是1940年10月。在这里休息一段时间后，毛朗明于12月底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驻地设宴招待了来自南方的代表，宴席一共摆了六七桌，毛朗明等四十多位代表都参加了，毛泽东、朱德、张闻天、林伯渠、博古、王若飞及王首道等首长亲切接见了各位代表，并一起就餐。
宴会开始时，毛泽东叫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然后端起酒杯致辞：“同志们旅途辛苦了！今天我代表党中央欢迎各位来到延安，敬大家一杯酒！”毛朗明坐在席上听到这纯熟的乡音，感到异常亲切。
毛泽东端着酒杯逐一到代表席上敬酒，并一一问好，询问了代表们的姓名、省份，是怎么来延安的，到了延安是否习惯，非常细致、周到，使人感到和蔼可亲，格外温暖。
毛泽东走到毛朗明身前问道：“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报告主席，”毛朗明起身回答，“我是韶山的，叫毛朗明，派名毛泽林。”
毛泽东听他也是韶山口音，惊喜地问道：“啊！你是韶山哪个屋场的？”
“我是龙豹湾的。”毛朗明回答。
“你是泽字辈的？是哪个的儿子？”
“我是泽字辈的，父亲叫毛秋阶。”
“啊！你是秋阶二叔的儿子。”毛泽东异常兴奋，连声说道，“啊呀，你也当代表了！”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能在延安见到故乡来的亲人，怎能不叫人感到格外亲切呢？韶山冲的农民一直受压迫受剥削，没有文化，怎会有出头日？今天泥腿杆子当上了党的“七大”代表，穷人终于有了出头之日，怎能不使人感到万分高兴？
“主席，感谢您对家乡的关怀！”毛朗明感激地说，“我还有许多情况要向您汇报。”
毛泽东说：“好，你什么时候有空，到我家里来谈谈吧。”
“我一定会来看您！”
宴会结束了，毛泽东离开了餐厅。此后，毛朗明留在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毛朗明到延安以后，由于刚从南方来，水土不服，加上旅途患了胃病，又不习惯吃延安的小米，不久便得了疟疾，上吐下泻。毛朗明一边学习，一边治病，一直未能去毛泽东那里汇报家乡的情况。于是，毛朗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由中央党校寄出。信中把自己来延安后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然后详细汇报了韶山党组织的活动和乡亲们的生活。信中特别提到，毛新梅的遗孀沈绍华因儿子在外参加革命，家里无人照顾，生活十分困难，想向毛泽东借点钱，以解燃眉之急。在信的末尾，毛朗明写道：如我的胃病好了，一定来看望毛主席。
不久，从保安转来一封信，毛朗明以为是毛泽东回的信，高兴不已。仔细一看，却是自己写给毛泽东的那一封信退了回来。他感到奇怪：莫非地址写错了？再仔细一看，信封上写有一行字：“有意见请寄来。”这不是毛泽东的笔迹，是毛泽东的秘书在上面批的。原来毛泽东并未看到信，秘书不知道毛泽东邀请毛朗明去会谈，怕影响主席工作，才批了这样一句话。
当时，由韶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很多，如毛远耀、毛泽全、毛泽青、毛远翥、毛慎仪、毛泽普、毛远志、胡觉民、毛华初、沈宁、章淼洪、毛雪华等，大都是1937、1938年先于毛朗明到达延安的。
毛朗明到延安后，常与他们一起相互切磋叙旧。交谈中，了解到他们常去毛泽东那儿拉家常，谈工作、学习和生活。毛朗明便邀请他们一起去见主席。
1942年8月间的一天，毛朗明与来自韶山冲的房弟毛泽普、房侄毛远翥及另外一位老乡一起去枣园会见毛泽东。这天是星期天，毛朗明一行四人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正在院内看书，见毛朗明来了，连忙起身迎接。
毛泽东首先向毛朗明简单地询问了他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情况及学员的思想状况，然后叫当时任中央办公厅科长的毛泽普写一个材料，总结中直机关干部的思想状况。
毛泽东让毛泽普和另一位老乡走了，留下毛朗明、毛远翥继续交谈。
“乡亲们都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都好！”毛朗明回答说。
谈起韶山的情况，毛泽东兴致勃勃，异常亲切。他记忆力很好，对儿时的事情记忆犹新，对家乡一些老人，每个屋场、祠堂也记得很清楚。谈话中，他不断提问，毛朗明逐一作了回答。
“你这次来延安，走了不少地方吧？”毛泽东问。
毛朗明说：“我们一路经过湖南、广西、浙江、安徽、山东、山西、陕西等省的好多地方，看过不少风光。”
“你到了这些地方，心中一定有过比较。你认为，农民搞生产，哪些地方搞得好些？”毛泽东提示道。
“还是湖南搞得好，湖南人最勤劳，农业生产技术也较先进。江浙都不及湖南。北方，如山东、河北、山西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农民搞生产也没有南方人勤劳。”毛朗明照实回答。
毛泽东插话道：“你有什么依据？”
毛朗明回答：“比如冬天，南方农民有事干，北方农民就没有事干。山西人运东西用毛驴驮，不仅行动很慢，而且一次只能驮七八十斤，而湖南运东西用箢箕挑，一担就可挑一百七八十斤，速度也比毛驴快。”
毛泽东笑着说：“北方没有南方的箢箕、箩筐等运输工具，因此北方人不会挑东西。”
听了毛泽东的解释，毛朗明才消除了对北方人的“偏见”。
“湖南的荒地多不多？”毛泽东又问。
“不多。”毛朗明回答。
当时，国民党对延安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为了度过解放区面临的日军“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封锁以及自然灾害造成的严重困难，毛泽东于1939年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1942年，毛泽东又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决定以发展农业为主，同时发展手工业和小型工商业。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解放区的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此时询问南方和北方的生产情况，目的是为动员解放区军民进一步开展大生产运动而提供依据。
谈了这些后，毛泽东又询问了毛朗明在中央党校学习和整风情况。
“你们党校出了个吴奚如，是吗？”
“是的。”
“吴奚如到底怎么样？”
“吴奚如是党的高级干部，会写文章，是个作家。他思想上有点问题。他是老同志，但倚老卖老，讲话不注意场合。他对延安的艰苦生活不满意，有图安逸的想法。生活作风也不够严谨，搞‘三角恋爱’……”
“你看，对这个人怎么办？”毛泽东因势利导，征询他对吴奚如的处理意见。
“组织上对他已经作了处理，但处理有点过分。”
“为什么呢？”
“说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不对。虽然思想有问题，但他毕竟是老干部，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嘛！这么做，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利于澄清思想，团结同志。”
毛泽东点了点头，沉下脸来，不再追问了。他大概是默认了毛朗明的看法。
谈话结束后，毛朗明等告别毛泽东，回到了中央党校。
1944年上半年，随着日本侵略军节节败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场收复了大片国土，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展壮大到五十多万人，解放区的人口增加至九千多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为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这时，党中央、毛泽东确定在巩固和发展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以一部分力量向北发展，以主要力量向南发展，因而在同年7月，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三五九旅主力组成南下支队，准备南征开辟新的根据地。
毛朗明获知这些消息后，欣喜万分。远离故乡几年了，他迫切希望回到家乡看看乡亲。他和许多从湖南来的人一样，纷纷要求跟随三五九旅南下回到家乡开展抗日工作。毛朗明的想法得到组织批准后，便来到枣园，向毛泽东道别。
这天是星期天，毛朗明从中央党校来到枣园毛泽东住的窑洞。毛泽东正在看文件，看见毛朗明走了进来，连忙高兴地把他迎进里屋。
“主席，我想回湖南。”毛朗明告诉毛泽东。
“在延安不习惯？”毛泽东关切地问。
“习惯。”
“是不是想家了？”
毛朗明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随王震司令员的第一梯队走。”
毛泽东想了想，点头说：“可以。”
正谈着，朱德和康克清夫妇来了。毛泽东向他们介绍说：“这是我的本家，从韶山来的，叫毛朗明，现在中央党校学习。”
朱德总司令立即走过来和毛朗明握手。
毛泽东对朱总司令说：“他要跟三五九旅回湖南。”
“那好啊！”朱老总用四川话说道。
这时，有人进来叫主席接电话。毛泽东向朱老总打了一声招呼，就去了隔壁的办公室。
屋子里只剩下毛朗明和朱老总、康大姐。朱老总和毛朗明继续交谈。
“回湖南好！”朱德和蔼地说，“这次情况比前大不相同，国内外形势对我们有利，革命一定会取得成功！”
毛朗明静静地听着，由于与朱总司令是初次见面，他觉得不便多讲话，显得有点拘谨。
朱老总说：“这次困难还是很多的。战争是艰苦的，要取得胜利，还很不容易，要准备长期奋斗！”他停了停，“不过，现在的形势比以前好多了，党的经验也多了，只是南方的力量还单薄了一点……”
毛朗明一直认真地听着，眼睛凝视着朱老总。见毛朗明默不做声，朱老总以为他害怕困难了，便改口说：“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朱老总的话给毛朗明很大的鼓舞。
朱老总刚讲完，毛泽东接完了电话，从隔壁房子里走出来，继续与朱德交谈。二人谈到美国总统选举的问题。
“老总，美国正在竞选总统。我估计，杜鲁门可能当上美国总统。”毛泽东说。
“蒋介石是支持杜威的，指望杜威支持他反共、打内战。”朱德说。
“蒋介石投靠他的美国主子，发动内战，镇压人民，不得人心，是注定要失败的！”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
毛泽东与朱德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毛朗明在一边静静听着。后来的结果证明：毛泽东的预见完全正确，杜鲁门击败杜威，由副总统升任总统。蒋介石的计划破产了。
中午，毛泽东留毛朗明吃饭。饭菜很简单，没有荤菜。毛泽东的生活十分朴素，与军民同甘共苦，不搞什么特殊。
1945年，毛泽东和朱德在延安研究作战方针（徐肖冰摄）
正当毛朗明准备南下时，中央组织部帅孟奇同志找毛朗明谈话，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召开，他是湖南党组织的代表，要求他暂不南下，留在延安参加完“七大”再说。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毛朗明被编在大会第十一组。
会议期间，毛朗明曾利用星期天去枣园看望毛泽东。这天上午10点，毛朗明来这里，主席尚未起床。由于白天国民党飞机的骚扰，毛泽东养成了晚上办公的习惯，有时通宵达旦，直至凌晨才在硬板床上休息，一直睡到上午十点或中午。
警卫员进屋去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刚好醒来，欣然同意接见毛朗明。进屋后，毛泽东和他亲切握手，然后叫他坐下交谈。
“主席，我还是想回湖南去。”
“你回湖南可以，不过，你还是等开完‘七大’再由组织决定。”
“我听主席的。”毛朗明答道。
毛泽东又问毛朗明参加“七大”的感想。毛朗明说很受教育和鼓舞。
毛泽东问：“我作的政治报告（指《论联合政府》）怎么样？”
毛朗明回答：“您的报告写得很好，我反复读了，很受启发，它为革命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点点头，接着问道：“选举中有什么情况？”
“代表们对王明、博古不太满意，不赞成他们当中央委员。”毛朗明如实回答。
“不对！”毛泽东解释道，“尽管他们犯过严重错误，党内意见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从团结出发，为大局着想，选他们当中央委员。会上，我已经向代表们讲明，做了代表们的思想工作，大多数代表的思想通了。因此，王明、博古也当上了中央委员。”
毛泽东继续说：“他们（指王明、博古）看过我的政治报告，认为报告很好，承认中央的策略和方针是正确的。所以，代表们还是选了他们。”
毛泽东还说：“王明、王稼祥分别写过信给我，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认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只是有些事实略有出入。”
谈话完毕，毛泽东又一次留毛朗明吃饭。午餐只有毛朗明、毛泽东、江青三人一起吃。席间，毛泽东频频为他敬菜，并叫他多吃一点“家乡菜”。
“七大”结束后，毛朗明于1945年6月11日离开延安，随部队南下，到三五九旅协助工作，任该旅团政治处民运干事，转战山西、河南等地。8月15日，日军投降后，毛朗明奉命去东北。11月抵达辽宁抚顺，任东北民主联军保安旅一团二营教导员，后调任侯县武装大队副政委。1948年任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东北解放后，率部受编为一六五师四九三团，任该团副政委。
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朗明随部队进驻北平城，守卫在毛泽东身边。1949年7月1日，毛朗明在天坛公园参加庆祝“七一”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话，毛朗明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后，毛朗明先后在空军和海军工作。1958年调回湖南，担任过工厂行政领导及湖南省总工会组织部长。由于工作较忙，也不想去打扰主席，他一直未能去京面见主席。但是，毛泽东的谆谆教诲和关怀使毛朗明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