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三十日傍晚，人民日报社的同志打电话给我，说王统照先生病故了，我听了异常怅惘。今年人代大会开第四次会议，剑三（我们一班朋友习惯称王先生的字）一到北京就旧病复发，入北京医院治疗。他托人送来一本题字的册子，要好些老朋友在上面写些什么，留作纪念。我写了一首旧作的诗，就把册子转给振铎先生。当时老想去探望他，始终没去成，现在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将近四十年的交情，虽然叙首的时候不多，可是彼此相知以心。好几年不见一回面，不通一回信，都无所谓。只是相互相信，你也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也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尽够了。待见面或者通信的时候，谈这么两三个钟头，写这么两三张信笺，又证实了彼此的相信，于是欢喜超乎寻常，各自以为尝到了友情的最好的味道。是这样的一位朋友，现在他去了，永远不回来了，再不能跟他通消息了，哪得不异常怅惘？
用抽象的词语说，剑三朴实，诚挚，向往光明，严明爱憎，解放以后热爱新社会，尽力他所担任的工作，个己方面无所求，所求的只在群众的福利和社会的繁荣。我不说他改造已经到了家，达到了脱胎换骨的境界，只说他从旧教养中得来的积极因素保持得相当多，为己为私的习染非常少，六十岁的年纪也不算大，要是体质强健些，能够多活十年八年，那末他是不难达到新社会所要求于知识分子的标准的。一九五四年的秋季，我在上海遇见他，他到上海为的是华东戏剧会演，几乎是抱病而往。看戏，参加讨论，他都不肯放松。看他气嘘嘘的，走十几级扶梯也觉得吃力，劝他多多休息，他可说会演的事儿很重要，既然来上海，就不能随便。
即此一端，可以推见其他。他在山东担任好些工作，工作情况我不详细，我想山东的朋友一定有好些可以说的。
抗战以前，他到苏州看我，一块儿去游太湖里的洞庭东山洞庭西山。一九五五年深秋，我又到太湖，东西两山完全变了样。果农渔民绝大多数参加了合作社。果农不但高高兴兴称说合作对于果树业的种种好处，还提出提高产量改良品种的要求和办法。渔民向来是以舟为家，没有陆居的份儿的，现在可有了几年内全部登陆的打算。我当时想，要是跟剑三一块儿来，共同谈谈今昔的不同，那多有意思啊！这个期望，现在是永远不能实现了，我异常怅惘！
剑三写成长篇小说《山雨》，我读他的原稿，又为他料理出版方面的工作。近年来他对我说，他还想从事创作，想就近几十年的历史事件取题材。我当然怂恿他，我说在今天看近几十年的历史事件，总会跟前一二十年那时候看有所不同，总会比那时候看得正确些，而今天的青少年也确实需要知道近几十年的历史事件。
他说只望身体好些，就抽空动笔。现在他永远不会动笔了，我异常怅惘！
今年他不能出席人代大会会议，还勉力在病床上写成书面发言稿，分发给全体代表。发言稿中有以下的话：“八年来我在山东可说几乎天天与党员同志们接触，开会，办事，研究问题，互提意见，自信这其间并无什么隔阂，而且我也学习了不少东西。我对同志们亦不敷衍，对付，该说的说，该做的做，只要为了群众的利益，工作上的改进，这里何须客气，又何有党内外的分别。”
话虽简略，已够见出他的朴实和诚挚，他的爱党爱人民的精神。我们悼念逝者，一方面也在激励生者，我把剑三的话抄在这里，无非要让大家知道剑三是这样的一个人。
1957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