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先生接到了一个电报。依习惯先看末尾，写着“教厅哿”三字，是教育厅来的。眼光像闪电一般射到电文的开头，又像蚂蚁那么爬，爬过那些蓝色复写的文字。
原来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这才定了心。
电文的意思不过是你们那里有一班教职员最近发布一篇宣言，那篇宣言是谁的手笔，望调查清楚，立即电复。
“宣言确曾在报上看见过，谁的手笔可不知道，”校长先生想。“他们干这种事情仿佛只瞒着我一个人，各校教职员签名的有五六十个，我校的二十几个同事，除掉一个公民教员，都在里头了。直到报上把那篇宣言登了出来，他们还是若无其事，不对我提起一声。我说，‘今天你们发表了一篇宣言？’张先生正在我的对面，他眼睛看着墙壁，说，‘不错，我们发表了一篇宣言。这样乌烟瘴气，喉咙口忍不住了，说了这一番话，才觉得爽快一点。’其余几个人好像没听见我的话，顾自看他们的教本，批他们的笔记，还有一两个装作忽然想起了什么事情的样子，匆匆走开了。总之，他们不愿意同我谈到那篇宣言。我不是瞎子，我看得明白，我为什么定要同他们多谈呢？”
但是，教育厅的电报执在手里，那边在等着电复，现存是不得不再同他们谈一谈了。私下打听也未尝不可，可是所费的时间多。去问别的学校参加签名的教职员，又当然不及问自己的同事来得直捷痛快。自己的同事有二十几个，问谁呢？那几个假作没听见的有点儿讨厌，不去问他们。还是张先生，他虽然眼睛看着墙壁，对于人家的询问总算给了个理睬。只要他说一声，那篇宣言是谁写的，把那人的姓名回复教育厅，一件公务就办了了。
于是美术教员张先生被请到校长办公室。校长先生让他坐下，就提出简单的问话：“你们的宣言由谁起的草？我要知道这个，请你告诉我。”
“王咏沂王先生起的草，”张先生毫不迟疑地说。
“王先生起的草？我可没有料到！”校长先生立刻感到这件公务并不怎样轻松，仿佛有一条拖泥带水的长鞭子抽过来，缠着他的身体，一时未必容易把它解脱。
“虽然由王先生起草，意思却是共同决定的，”张先生说着，用手指梳理他的留得很长的头发。“那天大家聚在一起商量，一个说，这一层应得提一提，另一个说，那一层也得说一说。大家斟酌过后，凑齐了一串的意思。记不清是谁提议道，‘就请王咏沂先生把这一串意思写下来吧，他是国文教师，笔下来得。’王先生当仁不让，回来就起草了那篇宣言。”
校长先生一个手指敲着桌面，搭，搭，搭，搭，眼睛直望着章炳麟写的一副篆字对子，自言自语说，“事情只怕有点儿不妙。”说了这句随即缩住，脸上现出后悔的神色。但是经过了半分钟光景的踌躇，眼光终于移到张先生脸上，轻轻地说，“教育厅刚才来了电报，叫我调查起草人呢。”
“调查起草人，这是什么意思？”
“谁知道什么意思？总之不会因为那篇宣言写得太好，要请起草人去当总秘书，这是一定的。王先生当时不担任起草也罢了，旁的学校也有国文教师，何必他老先生出手？”
“担任起草并没有错儿呀。”
校长先生对这个离开学生生活不久的美术家看了一眼，叹息说，“张先生，你的想头太天真了。你多担任几年教师，想头就会跟此刻不同。你说没有错儿，依我想，他们在调查，保证有错儿，只不知是重是轻。即使很轻，偏偏落在我们学校里，你想，岂不是麻烦的事情？”
“这样吗？”美术教师感觉怅惘，又有点愤愤，一时说不出什么。
“既然是王先生起的草，我不能不据实回复，不过总得告诉他一声，”校长先生重又自言自语。随即按电铃招来一个校工，叫他去请王先生。
王先生来了。坐定下来，依习惯摘着胡须根，油亮的袖底几乎涂满了红墨水迹。听完了校长先生的叙述，他有点激动，两颊发红，可是沉静地说，“这确是我起的草，请校长回复教育厅就是了。我想，这里头并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话。要维护领土的完整，要保持主权的独立，无非这一点意思。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是有心肝的中国人，醒里梦里谁不想着这一点意思！”
张先生接上说，“前几天北平二十多个大学教授发表一篇简单明了的宣言，意思也是这样。用一句老话，可以说人同此心。”
“大学教授可以说的话，在中学教员嘴里也许就不配说了，所以最好还是……”校长先生觉得这样说下去未免多事，就换个头绪说，“那篇宣言既然是王先生起的草，对于教育厅方面，我不能不据实回复。你王先生也谅解这一层，自然再好没有。不过为减轻责任起见，不妨说明意思是共同的，只是由一个人执笔罢了。”校长先生的声调显得非常关切，怜悯的眼光透过大圆眼镜落在王先生不很自在的脸上，好像面对着一个淘气而不见得可厌的孩子。
“这样也好，”王先生接着说，就同张先生退出了校长办公室。
校长先生把复电打出以后，当天晚上，又接到教育厅的电报，叫把王咏沂所教两班学生的作文本子快邮寄去。
“果然不出所料，”这样的一念闪过校长先生的心头，缠在身上的无形的鞭子仿佛更收紧了许多。这不比平常的抽查成绩，显然是祸事临头的预兆。如果祸事像一群陨石，不只打着一个人，却落在多数人头上，那真不堪设想。天气本来已经寒冷，这当儿尤其觉得凛冽，好像换穿了单衣似的。
两班学生的作文本子由王先生收了来，校长先生就留住王先生，请他陪同做一夜的夜工。
王先生泰然说，“校长的意思是把这些本子复看一遍吗？我想不用了。对于批改的工作，我自己有数，不至于马虎的。”
“不是这么说。王先生，你想，如果这些本子里有什么不妥当的话，事情不是很糟吗，尤其对于你？”
“不妥当的话？”王先生笑了，“我自问是个最妥当的人，我们的学生也被管教得妥当不过，不妥当的话怎么会像蛀虫一样钻进这些本子里去呢？”
“什么事情总得谨慎，谨慎是不嫌多余的。”校长先生有点儿窘，但是越想越觉得他的主张非贯彻不可，于是说，“我以校长的名义，请你为学校着想，帮同我复看一遍吧。”
这就没有什么说的了。王先生和校长先生直看了一夜的作文本子，天刚发亮，早起的麻雀在檐头唧唧叫着的时候，他们才把这辛苦的工作做完。眼睛虽然离开了本子，还只见歪歪斜斜的字迹，像垃圾箱上面的苍蝇，像傍晚天空的乌鸦，飞舞着，回旋着。王先生担任的是初读，读过一本，递给校长先生去复读。校长先生读得尤其当心，一个词儿，一句句子，都得细细咀嚼，辨出它含在骨子里的滋味。那滋味确是妥当的，王道的，才放过了，再辨另外的词儿和句子。可是辨了一夜的结果，只发见在《秋天的郊野》那个题目之下，有七个学生提起农人割稻，用了“镰刀”两个字。校长先生认为不很妥当，把七个“镰”
字都涂去了。
“大概没有什么毛病了吧？”校长先生打着呵欠说，同时捻灭了悬空的电灯。
王先生非常疲倦，又生气，早知道仅仅涂去七个“镰”字，一分钟工夫就够了，何必消磨整个的寒夜？他似理不理地说，“校长亲自看过，大概没有什么毛病了。”
校长先生把书记员从热被窝里叫起来，叫他把两班学生的作文本子分包封固，立刻派人去等候邮局开门，快邮寄出。
教育厅来了两个电报的消息在全校教职员问传播着，各人心头仿佛沾着了湿泥，很讨厌，可是粘粘地剔不去。
教员预备室里的谈话就集中在这上头。
“起草了一篇宣言，就要看他批改的作文本子，傻子也揣得透，那篇宣言有问题了。”
“有什么问题呢？里头说的只是顶起码的话，报上在说，别地方的教育界在说，北平的学生也在说，难道我们就不能说？”
“不看见昨天的报吗？上海的学生也在那里发表意见，和我们的宣言差不了多少。”
“问题大概就在这里。学生闹的事情，教职员怎么可以附和在一起呢？北平的学生该打该抓，我们发表宣言，就该受侦察了。”
“这样说起来，教职员要和学生对立才是呢。”
“哈哈，这原是现在的真理！如果不和学生对立，也就做不成教职员。我们能够在这里吃一碗饭，多少总得站在和学生对立的阵线上——并不是拆自己的衙门，真理是这样，不说也还是这样。”
“那末，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发表宣言？”
“这个得分开来说。我们有双重的人格，一个中国人，又是一个教职员。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人家听不听且不问，这一番话非说不可。至于教职员，好比编配在队伍里的兵士，惟有绝对地服从，不能够自由说一句话。谁曾看见第几连第几排的兵士发表过什么宣言？”
“我们各自签上名，并没有写什么学校的教职员，正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
“人家把我们移到了教职员的立场上去呢？”
“那只有受处分的份儿了。”
谈话中止了，墙上时针的的嗒声突然显得响亮起来。
种种微妙的思想像蚯蚓一样在各人心里钻动，钻动，画成种种模糊的总之不见可爱的图画。
“如果处分落在王先生一个人身上呢？”美术教员张先生环视着各人的脸，热切地问。
“我们替他辩白，他没有错儿。”
“况且是大家的公意，他不过动手写了下来罢了，即使有错儿，也该大家有份。”
“为什么要自己承认有错儿呢？”
“我们可以联合所有签名的人一同去见厅长，对他说，我们无非爱国的意思，难道现在已经到了不准爱国的时候吗？……”
这当儿，校长先生的身影镶嵌到映在地板上的斜方门框里，时针的的嗒声重又显得响亮起来。
过了两天，教育厅的第三个电报又来了。校长先生慌张地拆开来看。看完之后，缠在身上的无形的鞭子似乎抽回去了，他长长地吐了一口舒畅的气。
电报的内容是这样：查阅王咏沂批改的作文本子，还没有什么不妥当，除立即解除教职外，不再给他旁的处分。
校长先生省得口说麻烦，就把这电报送给王先生看。
王先生只觉身子往下一沉，模模糊糊之中，他看见东北无家可归的同胞，他看见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饥寒交迫的灾民，他看见大都市中成群结队的失业大众，而他自己的形象就隐隐约约在这些活动图画里面出现，这一幅里有，那一幅里也有。等到清醒过来的时候，他悄悄地带了行李，头也不回地走出校门，坐上一辆人力车，直奔火车站。火车站上挤满了好几趟车的旅客，大家在那里说，上海学生闹事，只怕火车不会开来了。虽然这么说，大家还是等着，时时走到月台沿边去，冒着刮面的冷风，望那平指的扬旗。王先生加入这批旅客中间，手指摘着胡须根，也就怅怅地等着。
学校的教员预备室里传到王先生走了的消息的时候，大家有一种反胃似的感觉，同时朦朦胧胧浮起这么一个想头：“如果那篇宣言由我起的草呢？”
1936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