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我的伤好了，这事情也过去了，但是亲戚里暗暗流传开来一些闲话。我很不喜欢他们说着闲话看着我的样子，好像她们说的话跟我有什么关系。她们都谈到了父亲没有给我输血，这一点，我母亲回答得很清楚，她说我父亲那段时间肝不大好，怕传染给我。我母亲说这些话时理直气壮，但我还是隐隐约约觉得这件事并不是这样。
那以后只要家里没人，我就溜到我父母房里。除了写字台中间那只抽屉，别的抽屉和箱子都是不上锁的，放着衣服棉被。我摸索着一层一层往底下翻，尽量不去弄乱，其实我母亲这个人很马虎，她经常找不着东西，找不着了就喊我父亲。大概是做贼心虚，我翻过之后每次都小心地恢复原样。我一直没翻到什么。说也奇怪，那段时间我心里并不害怕。我甚至还想，要是我母亲知道我在翻家里的东西，她想打我，骂我，都随她，就是她要杀掉我，我就让她杀掉好了。我钻到这个牛角尖里，简直天不怕地不怕了。
第二年春末，我果然在中间上锁的抽屉里找到一封已经开过口的信。在我四十五岁以前，那封信的每个字都清楚地仿佛就在我眼前，然而四十五岁过了以后，我的记忆力突然减退得很厉害，那时我才明白，人真的是很无能的，就像我父亲当年明明知道我那两个同学撒了谎，却不敢说，那是环境迫使我们臣伏，臣伏在别人的谎言面前，而即便记忆力这个自己的东西也是不可靠的，它让我们败在自己的身体面前。这个败，比前一个败更让人无奈。
那封信应该刚到，我看着下班的父亲挟着公文包走到房里，关上门，然后就听见外面有人叫我母亲。那天我母亲恰巧不在，我父亲走出去他一定没想到我会进去，随手把信往抽屉里一搁，出去招呼找我母亲的人。那只平时上着锁的抽屉开着，钥匙悬在锁上。
事情并不能永远隐瞒下去，到了该露出头的时候它总要露出头的。
刚刚十五岁的我不知哪来的胆子，抽出信纸就从第一行开始飞快地往下扫，直扫到最后一行。
信很短，是一个署名老陈的人写的。我还记得一段，是这样写的：
……最近杂事缠身，如同陷在漩涡里，看见刘瑞，心里甚觉安定。感谢你这十多年对他的照顾。我知道你也是会一直照顾他，直到他成人……
感谢你这十多年对他的照顾？
我看着这句话，又回到了腿被铡刀割伤那天，我泡在水里，破了口一样，血往外漏着，就快漏光了……
我听见父亲打完招呼进来了。他没换拖鞋，还穿着那双上班穿的皮鞋。走起路来声音很沉闷。我看了契诃夫的《一个文官之死》，觉得他就是那种按着钟点上班的胆小的文官。我把信塞回到抽屉里就往外走，见我在房里，我父亲诧异了一下，我说水开了，我进来看看要不要沏茶。我父亲的茶杯就是一只装咸菜的玻璃瓶，边上他拴了个拎环，我拿了杯子出来，沏了茶，端了进去。我父亲看看我，我注意到那只抽屉又锁上了。我父亲问我，刘瑞，你不舒服吗？我说我有点头疼，我说了就转身出去，我母亲不准我们不洗就躺到床上睡，所以我是蜷在屋角的一张竹榻上睡着的。醒过来我父亲上班去了，我的肚子上盖了一块毯子，我知道是我父亲盖的。仔细想他对我比我母亲好多了。我真不敢相信他不是我父亲。从那以后我总觉得这个家很怪，而且时常落入了空茫茫的感觉，感觉自己像一只没长熟的瓜，硬被人从藤上揪了下来。我不是刘志强这根藤上的，而是老陈那根藤上的。我竭力按照信上的日期回忆家里曾来过什么人。依稀想起有一个穿蓝棉袍的，来找过我母亲。那天我母亲到下面乡镇的卫生院接生去了，不在家。他很遗憾地走了。走之前是很深的看过我几眼。我想起他落魄的样子，嵌在那张灰黄的脸上的玻璃弹珠一样的眼睛，不愿意相信他就是老陈。那么谁又是老陈？
那几天我一回到家就做作业，也不在乎我母亲是不是又把好吃的留给刘琪了，如果我是老陈的，那我跟刘琪岂不是成了同母异父的兄弟？他才是刘志强亲生的儿子。我也不姓刘。如果那个姓陈的真是我父亲，我岂不也应该姓陈？应该叫陈瑞？
我读完高中后，正好瓷县下面的一个小镇的木器厂在招工人，就去报了名。虽然那时木器厂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准备去那的都是家里不怎么样的，住房狭窄，急着挣上钱，帮贴家里，给家里的弟妹腾出地方来。知道我要去木器厂，我母亲怔愣了一下，开始给我准备衣被。她说我去下面乡镇里锻炼锻炼也好，我已经十八岁了，她十五岁就参加革命了，比起那时的她我还大了三岁呢。我看着她转前转后地忙着，除了她十五岁前的一张小照上留着两根辫子，她一直都是剪得齐耳根的短发。我从来不敢问她那封信的内容，读高三时我的个子一下子窜得很高，比我父亲还高了四五公分，尽管我已经不怕她再打我了，依旧连兜着圈子问一问都不敢。我能断定她必定会从鼻子里冷森森的蹦出一个鼻腔音来，表示对这问题的不屑，然后连珠炮似地反问：我不是我父亲的？我还能是谁的？我当然是我父亲生的了。而且这么一来，不单解开我的身世无望，我跟她之间有些东西永远就咣啷啷的像我三岁时碰落在地上的那只大花瓶一样碎掉了。不仅如此，因为我五岁时的无知，还让家里丢失了一大箱瓷器。这箱瓷器据说是我祖父的遗留之物，里面有几件是非常值钱的上品，这件事是我父亲一次酒喝多了告诉我的。因为怕我母亲，我也不敢去撬我父亲闭得很紧的嘴。为他祖上那几百亩田产，他有几年没少吃苦头，我有时也指望着他喝多了把我的身世也说出来，然而这件事他口风很紧，到底没有说。是不是因为我丢失的这箱瓷器让我母亲加重了对我的憎恨呢？她喜欢那个姓陈的男人吗？我被这些问题纠结着，渐渐相信从这个家里一走了之才是最好的。一个清早，我吃了粥，对还坐在桌边吃粥说话的我的母亲，父亲，弟弟，妹妹，说了声我走了，便拎了衣被坐客运班车去了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