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晃，已经过去了二十七年。再过几年我就要从这家原来的木器厂，现在的电磁灶厂退休了。
这镇二十七年来没什么变化。我的家庭也没什么变化，我二十三岁时和电镀厂的惠玲结了婚。她是个面孔白净性格柔顺的女人。她家就在镇上，她从小就是在镇上长大的。除了一年去一到两趟瓷县的县城，从来不出远门。也不像厂里别的女工，喜欢穿得像瓷县县里的人。我们的家安在镇上最早的一幢对外出售的商品房里，这房子现在从外表看很不像样，不过惠玲把家里弄得很干净。我一直觉得家只要干净就好了，至于床上铺的盖的，我们身上穿的，是什么牌子的，是哪儿产的，又有什么关系？不过我母亲对惠玲显然没什么兴趣，我把惠玲带到家里，惠玲喊了声妈，我母亲只是侧着头，唔了一声，正眼也没看她一眼，弄得惠玲讪讪的，也不敢坐。我父亲给惠玲搬了张椅子叫她坐一会。惠玲坐了，有时看看我，有时看看我母亲，后来她说她去看着灶上炖着的鸡汤，起身去了厨房。我上完厕所，看见她背朝着门，站在窗前，在看窗台上的一盆太阳花。她的背很圆润，古书上说的骨肉匀停也不过如此。我第一次上她家去，她母亲只说他们不要我什么，惠玲是个老实头，别亏待她就行。刘琪和刘敏都回来了，我们围着那张雕着暗八仙的桌子吃饭。那锅鸡汤就搁在刘琪面前，那还是他吃的。仿佛袭卷上来乌云，我的心里暗淡了一下。我父亲叫惠玲吃鸡，惠玲嘴里应着，只挑了几根苋菜，就着那几根红通通的苋菜把碗里的饭扒干净了。直到吃好饭，惠玲抢着收拾饭桌，把那锅鸡汤端走了，我才又自如起来，跟我母亲并排坐在八仙桌边吃着茶看着惠玲扎着围裙揩桌子洗碗。就从那一次开始，每次我带着惠玲回瓷县我母亲那儿，我也用我母亲的眼光看着她了。我发觉她和刘敏，还有刘琪在科研所上班的女朋友相比，实在像个村妇。她就是个村妇。她不会招呼人，也不看报纸，谈天的时候就没什么可谈，她赞别人跟她母亲一样就是贬低自己，再就是像个受气的小丫环一样坐在放电热水壶的小凳子上，有时守着一锅水，有时她就干坐着。我感觉到她的不上台面。然而回到镇上，她就恢复了过去那种柔和的样子，和我相守着过着日子。
我二十八岁时惠玲生了我们的儿子刘宏。那时我们结婚五年了。那时丁克家庭一说都还没传到瓷县，镇上就更不用说了。镇上的人见我们结了婚一年一年不见孩子出世，都在背后议论我们是不是生不出孩子。看一眼女人屁股就知道做没做过男女之事的老女人眼里，惠玲生着那种会下蛋的屁股却一直没有孩子不免奇怪。我有时也想，那多半是我的缘故，又很不愿意去证实。知道惠玲怀孕后我很高兴，觉得这一下那些讨人厌的老太婆没话说了。四岁以前，刘宏跟惠玲长得很像。皮肤雪白，还生了两只很大很圆的眼睛，他用这两只眼睛看着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不满足他的要求。我给他买了很多玩具，只要他喜欢的，我尽一切力量买给他。他呢，经常用一句好爸爸，用亲我一下来讨好我。我时常想这就是只生一个的好处，他不用像我一样有一个样样要跟我抢的弟弟。
刘宏读了小学以后，越来越不像我了。其实他本来就不像我，而是像惠玲，惠玲的下巴颏是尖的，他也是尖的，惠玲眼睛很大，他眼睛也很大，惠玲皮肤很白，他也很白，然而他慢慢的好像要从惠玲的成分里显现出另一种不像我也不像她的成分来。就是那时我听到了一种奇怪的说法，那就是刘宏并不是我的儿子，他不是我的种。连我的妹妹刘敏也说，怎么刘宏脸上没一点你的影子？我听了一笑置之，觉得他们吃饱饭把这种话传来传去很无聊。然而刘宏的长相还是越来越不像我，他连惠玲也不像了，他的下巴越来越长了，好像决意要让他血脉里一直被压着没显现出来的成分显现出来。难道他真像大家说的像电镀厂的那个厂长？
我决定去会一会那个厂长，借着钥匙忘了，去了一趟电镀厂。这之前，我还是新婚的那一段时间，惠玲胃绞痛发作我去过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我一个科室一个科室走着，见到了跟刘宏酷似的人。他实在太像刘宏了，像得不用说什么我就认出了他。我走进去，我说你就是何厂长吧，自我介绍说我是惠玲的丈夫。噢，你好，你好，何厂长说着站了起来，看着我。他前额很宽，下巴方方的，看着你的时候目光很深邃，可以说是一个英俊的，风度翩翩的男人。我递了一支烟给他，自己也点了一根，点着了吐了一口，说我忘了拿钥匙了来找惠玲拿钥匙。何厂长接过烟拿打火机点着了，说惠玲的办公室在二楼，这里是三楼。我说我知道她的办公室在二楼，这里是三楼。我还说，惠玲调上来有三四年了吧，惠玲这个人很好，就是有点缺心眼，谁对她好一点她就像欠了人家多少钱一样。何厂长说惠玲挺好的，她原来在车间，人很勤快，又读过高中，正好办公室缺人，就把她抽调上来了，办公室的人好几个都是这么从车间里上来的，这也是给车间里的人一个机会，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何厂长的话越说越顺畅了。我问他要不要再来一支，他摆了摆手，说他很少抽烟，很少抽烟。我把烟屁股丢在地上，狠狠地辗了一下，说那好，何厂长我走了，我去找惠玲拿钥匙，我把钥匙忘在家里了。我去何厂长那里一定有人看见了，每个窗口都探出一两张脸。我找到惠玲，她急得脸也白了，看着我话也不会说了。我说我钥匙忘了，她哆哆嗦嗦把房门钥匙和底下大门的钥匙从钥匙圈上解下来，我接过就走了。
我顺路买了菜，跟往常一样烧好了菜，惠玲和刘宏也回来了，我们同往常一样吃了饭。刘宏写作业，我和惠玲看电视。九点半我们上了床。惠玲背朝着我，她的四肢绷得很紧，我拉开一条胳膊，去拉另外一条胳膊时，那条被拉开的胳膊一瞬间又绷紧了。我说你怎么啦，我又不杀你，你这么紧张。我这么一说，我和惠玲同时愣了一下。不过她总算放松了一点，背还是朝着墙。我没有去勉强她，朝着另一边睡了。
第二天我醒过来，惠玲已经买好了油条大饼。粥也烧好了。桌上放着一碟虾皮，一碟凉拌青瓜丝，一碟水豆腐，上面洒着酱油和蒜泥。三个人坐下来吃着，都没说话。刘宏先吃好了，说他走了。接着是我，我说也我走了。惠玲在水槽边洗碗，背对着我嗯了一声。
第三天第四天接下来的许多天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再提过这件事。刘宏读初一时我父亲去逝了。那天早上我实在累了，又记着厂里好几件事撂着，就没去医院。吃过午饭，我还想着睡一会，晚上有点精神，再去陪老头子一会，我对他是不是我父亲早已经无所谓了。反正我只喊过他父亲，那我就当他是自己的父亲吧。我漱了口，还没睡下，我弟弟刘琪的电话就来了，叫我快过去，说老头子走了。我父亲死后，我母亲老了很多，也不喜欢出门，整天呆在家里。我每个礼拜六都去看她，在她那儿坐上一两个小时，看看有什么要修的，替她修一修。有一天，她正跟我说着房钱的事，突然话头一转，说，刘琪这个白眼狼我算看透了。我吃了一惊，说，他是你儿子呀。她哼了一下，说，儿子！他就是个白眼狼。那以后，只要我去，她总归要骂刘琪几句。我也不知道刘琪怎么得罪她的。我算了算，刘琪自从为了躲债搬了出去，已经十五年没回过家了。开始我母亲还去他那儿看看，后来她下楼梯不小心摔了一跤就没再去他那儿。这话如果放在过去我真不知道会多高兴，可能是我老了，没觉得有什么可高兴的。让我欣慰的是，刘宏读书不错，被军校挑走了，他们这些人毕业后都是要分到军区的，我和惠玲都相信他以后准会当很大的官的。他说他以后有了钱给我们买过一套房子，我和惠玲都说用不着，我们住得很好，他自己好我们就很高兴了。刘宏上学后，惠玲睡到刘宏的床上去了。她神经衰弱，我夜里醒得多，吵得她睡不好。我们都相信这是我们分床的原因，而不是刘宏。
知道刘宏非我亲生的最初几年，我时常问自己难道就这么算了？我想过很多次，怎么要他们难堪，怎么让那个该死的厂长后院起火，身败名裂。好几个夜里，我看着睡熟的惠玲，想着把她摇醒过来，问她跟那个厂长究竟怎么回事。让我恼火的是，只要轻轻地碰到她，她立刻惊醒过来，大祸临头了一样看着我。她也不吃我倒给她的茶。我说你怎么啦，我又不毒死你，你这么紧张，我就这么可怕？她跟我提出过一次，说我们还是离婚吧，刘宏她带走。一想到她和刘宏都要从这个家里走掉，我又只能一个人回瓷县的家里，就浑身不舒服。我真不敢相信，要是没有惠玲在那儿揩桌子洗碗，我是不是还能跟我母亲两个人若无其事地坐着聊天。那些最初像淋了一头狗血的事，慢慢就淡了下去，特别是那个厂长调到瓷县去了，在瓷县买了房子，老婆儿子也跟着过去了，我对这件事就更淡然了。下了班回到家里，只要看见惠玲，看见她慢悠悠地在家里这一下那一下地忙着，闻着她身上暖烘烘甜滋滋的味道，我心里就挺安定的。木器厂没转制前，我还当了几年副厂长，从原来五人一间的大办公室搬到了一人一间的副厂长室。有一天，办公室的李琴给我送材料，我叫她放在桌上，她放下就走了，鬼使神差似的，我抬头看了她一眼，看见她的屁股圆滚滚的裹在裙子里，腿上是一双深肉色的长统丝袜。其实她走起路来有些罗圈腿，那双深肉色的长统丝袜脱下来，腿上的肉看上去又黄又松，可我还是迷上了她。因为她，我开始笃信世上并非没有不透风的墙，谁也不知道我和她的事，惠玲更是毫不知情，除了礼拜六跟我一起去我母亲那里，她从来不一个人去瓷县，我从不怀疑她还在跟那个厂长幽会。每次看到李琴脱得一丝不挂地站在我面前，除了急不可耐地扑上去我的脑子就像一张连折痕也没一道的白纸。那是我过得最好的一段时间。木器厂转制后，被别的企业收并成了电磁灶厂，我这个副厂长被安排到业务部，给了我一个业务部副主任的头衔。李琴提出来分手，我爽快地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