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有两次变化。一次是从北大回到人大以后，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转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特别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研究。当然对我来说，这两者的研究是结合的。我通过历史研究强化基本理论研究，使基本理论研究有历史基础，而对马哲史的研究以基本理论为主导，使文本学研究有助于理解基本理论。第二次转变是写作方式的转变，这就是从长文转向随笔。我到晚年逐步意识到，长文有长文的长处，可以展开论述，但也有缺点，就是长文章或书中所论述的问题来自书本，我并无真知灼见。我想，能不能有另外一种写法，写自己稍微熟悉的、在实际生活中摸得着的、有真情实感的东西？我想可以。于是我尝试写短的、自己有点真实感受的、小块的东西。虽然仍不时写点长文，但更痴迷于随笔。
我的第一本随笔是《漫步遐思》。1997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8年再次印刷。两次共一万本，作为哲学读物，看起来销路还可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六卷本文集时，收入其中，再度印刷。第三次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随笔。这次又增加两本新随笔，重新装帧，收入六卷本随笔。
《漫步遐思》出版后曾看到几篇评论：《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载有《熔哲史文于一炉的佳作》的署名评论；《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4 期发表署名评论《漫步遐思：哲学家随思录》；《高校理论战线》1988年第4期载有署名评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等文章。我还收到一些读者来信给予鼓励。
这出乎我的意料。这是我继《漫步遐思》之后，在十五年的时间内，能陆续出版《静园夜语》、《哲学心语》、《回归生活》、《宜园杂谈》、《史学拾零》的动力。读者的鼓励是对作者最大的奖赏。《静园夜语》出版后我曾收到一位不知名的读者来信，现把此信附于此。
尊敬的陈教授：
您好！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很冒昧地给您写这封信。我既不是您的学生，也不是您所认识的人，我是您的忠实的读者。生活的困惑、社会中的问题、宇宙中一些未解事情使我对哲学很感兴趣，我一直想从哲学体系中探求生活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社会自然等各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实的生活压力和中国教育体系的原因，阴差阳错地学习了别的专业，接触的也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我曾困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没有对个体的论述，我认为对于每个人来讲，虽然应该关注客观世界，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精神家园的营造，但在马克思哲学里我找不到答案。后来在忙忙碌碌的工作生活中，我只能在业余时间读点有关哲学的书籍，慰藉我困顿、疲惫的心灵。在一次偶尔的逛书店中，无意中看到了您的《静园夜语》这本哲学随想录，使我如获珍宝，我如痴如醉地阅读起来。书中对历史、宗教、宇宙、自然、社会等有关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精辟的阐述，道出了其中的本质。我一直在懵懵懂懂地思考这些问题，但一直困惑于没有明确的认识、清晰的思路，这也许是由于自己的认知范围太窄。通过阅读这本书，我的思想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一些想不通的人生、社会、宗教等方面的问题，都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从书中我也阅读到了您知识的渊博、思想的深邃、认识的透彻，对您的崇敬油然而生。在阅读时，我感觉好像在聆听一位智者的谈话，从而产生了一种想和智者交流的愿望。我也从网上看到了您近期的一些文章，但只是寥寥几篇，热切盼望看到您更多的佳作。
谢谢！
一位忠实的读者
2007年1月17日
程天权信
《哲学心语》出版后，曾得到我们的党委书记程天权的亲笔表扬信。2013年六卷随笔出版后，天权同志又专门致信赞赏。我过去也写过一些长文和著作，但还没有一本书像这些原以为不起眼的东西一样，得到如此强烈的反响。我从中得出一点体会，文章不在长，更不是以势吓人，而在于真正与读者交心，让人读懂，读明白。能说他们心里有，想说又没有说出的东西。
我所有随笔中的每篇短文的主题和我的论文一样，都是着眼现实，不是纯概念式的文章，但写法不同，风格也不同。论文着重说理，随笔则往往是灵感式的，注重感悟。从我自己读过的书中的话，报纸上的新闻，日常生活中听到、见到的事中，悟出一点自己的哲学道理，或者说哲学智慧。这种文字往往是心得，对读者有点启发，在作者与读者之间能有一种心灵上的对话，而不是像论文那样自说自话，仿佛是硬塞给读者的。
我这一生可以说是以哲学为业，当然对哲学情有独钟。我喜爱哲学，也得益于哲学。在人民大学哲学系建系五十周年系庆会上我曾发表过一次演说。我说，我可以说是与哲学系血肉相连，是在哲学系的怀抱中生长的。哲学系建系是1956年，我是1956刚从哲学研究班毕业留系任助教的。当时我是年轻教员；哲学系是新建的系。我现在是老年，但哲学院仍然很年轻，朝气蓬勃，蒸蒸日上。因为哲学院不断有新鲜血液，每年有新学生、新教员，因而能永葆青春，而个人作为生物机体，只能日渐衰老。这是两种规律的作用，个人是自然规律越来越老；而哲学院的繁荣是社会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繁荣，我们哲学院也必然繁荣。
有些人不理解哲学，总认为哲学无用，哲学只是学，有学无术。其他学科则有学有术：医学可以治病，有医术；自然科学，都可以转化为技术；法学，可以当律师；商业可以有营销，有管理。唯独哲学，有学无术，什么用都没有。我不这样认为。我一直认为哲学有用，无用是因为你不用，不用之物就是无用。正如家中的东西，最好的东西，长年不用，当然是无用之物，要用，一把扫帚都有用。哲学，这个人类世世代代思想家和人类实践经验积累的智慧，竟会没有用？最近我遇到一件事，更坚定了我多年的信仰：哲学有用，有学有术。有个非常有成就的艺术家，画画非常好，可就是家庭关系不好，闹离婚，并非有外遇，就是思想方法问题。男的是艺术家，说在家里，妻子从来没有赞扬过他的艺术成就，而在社会上谁都赞扬他；女的信佛教，总是用佛教的仪轨要求男的，不准这不准那，一切按佛教规矩办。一个要对方赞扬自己的艺术成就，一个要对方符合佛法。在一起就吵。我对他们说，你们都弄错了自己的角色。在家里男的是丈夫、父亲，女的是妻子、母亲。你们在家里是夫妻关系，不是艺术家和佛教徒的关系。回到家，放下你的社会角色。如果一个部长回到家仍然端着架子，要老婆儿女把他当部长供着，还能有亲情吗？家里还有温暖吗？毛主席再伟大，在儿子女儿面前仍然是父亲，不是领袖，不是主席。我说你们思维方法有两个错误，一是不会转换角色，把社会角色变为家庭角色，把夫妻关系变为艺术家和佛教徒关系。二是不会换位思考，艺术家不能只站在艺术家位置思考，要求别人都能赞美你，否则就是俗人；佛教信仰者不能用佛法要求别人，否则其他不信佛的都是异教徒，都是罪人，都是凡人。这样永远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夫妻关系。我的劝解只有一次，就调整了双方的关系。
或许有人会说，这算什么哲学？当然，这很平凡很普通。但它说明一个道理，哲学要用，可大用，可小用。我上面说的是小用，大用则是处理更大的事，包括治国理政。哲学绝不应变为不能用的屠龙之术，而应该是庖丁解牛的解牛术。由术入道，由道变术。如果哲学就是抠概念，是不着边际的空谈，争论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即使很热闹，实际上是骗外行的。没有用。
哲学是有用的、能用的，我们教学生，一定要他们树立这个观念，哲学只有在用中才能显示它的作用。无论在什么岗位，哲学都是有用的。孔子说君子不器，不是像器具一样，一物一用；而哲学也是如此，它是万能钥匙，到处可用，但有一条，必须有锁，钥匙才有用，哲学要有用，也必须有锁被锁住了，这个锁，就是问题。大至国家大事，小至个人生活中的苦恼，都能用哲学这把钥匙开锁。我们就是解牛的庖丁，就是开锁的锁匠。一个不会解牛空有庖刀的庖夫；一个手中有钥匙不会开锁的锁匠，都是徒有其名，哲学家也是如此，不要做一个空头哲学家，必须善于开锁，即面对现实，分析问题，真正发挥哲学作为望远镜、显微镜的作用，既高瞻远瞩又能察于未萌。
我还要从相反的方面说，哲学有用，但学哲学要树立正确的哲学观。在我的随笔中有篇文章《学哲学要防止走火入魔》。自古以来，哲学都富于思辨的特点——谈玄论道，因此学哲学一定要防止“走火入魔”。人们都知道做气功不得法会走火入魔，疯疯癫癫，见神见鬼。可有人知道学哲学不得法也可走火入魔？我就没少收到此类走火入魔的信件或文章。那都是自称创造了某种体系或新发现的辉煌之作，画着各种符号，各种箭头，弯弯曲曲，不知所云。我自感惭愧，搞了一辈子哲学弄到看不懂哲学的地步。不过我总怀疑此公是不是有点走火入魔，否则何以像是星外来客呢？或许有人会反驳我，说这才叫哲学，哲学都能懂那算什么哲学。不过我还是要说，哲学思想的深刻和思辨性，不是胡诌八扯，从头脑中拍出来的水货，而是具有丰富内涵的天才思想。那些胡诌八扯的体系或创造只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疯话。
马克思生长在最具哲学思维的德国，但他知道这种哲学转变为疯话的危险性和可能性。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说，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它必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就仓促从事的人毁灭。马克思不仅有这个认识，而且有这个亲身经历。他自己就走过一段小小的弯路。他到波恩大学以后不久，就一头扎入抽象的哲学思维，扎入终日从事创立体系的努力之中。他在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说：我写了一篇将近24印张的对话：《克莱安太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彼此完全分离的科学和艺术在这里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了。我这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着手通过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性的表现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性。当然这种虚构体系的做法以失败而告终，可马克思由于这种走火入魔几乎陷于不能自拔的地步，由于烦恼，有几天完全不能思考问题，马克思像狂人一样在“冲洗灵魂，冲淡茶水”的肮脏的施普雷河水边的花园里乱跑。当然，马克思在探索中摆脱了这种不着边际的创造抽象体系的狂想。他入柏林大学参与青年黑格尔运动以后，逐步摆脱思辨哲学的束缚，开始面对现实、面对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把哲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以及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既创造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又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找到了道路。全部哲学史都证明，任何有作为的哲学家、任何有创见的思想体系都不是面壁虚构的产物。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和当代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少仍然以抽象思辨为特色的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强调哲学要面对现实、联系实际，要关心人类的命运，而不能只缩在自己构筑的象牙之塔中织自己的思辨之网。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定要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和使命感。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这个“新”，我看就新在重视实践，决不能陷入抽象思辨。
我的随笔最大的特点是立足现实，着眼于智慧的启迪。哲学最重要的是包含智慧。可智慧是无法买到的。世界上有种种商店、各种市场，就是没有智慧商店和市场。老黑格尔早就说过，智慧并不是从一般市场上能买到的。在市场上只要谁付出足够的钱，人们就把东西售给你，而智慧不可能用现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书中有智慧，那是别人的智慧，对你来说那是知识。知识不等于智慧。读书汗牛充栋但却胸无一策的书呆子多得是。因此，我写随笔注重体悟，以生活经验为底本，结合自己从书中得来的知识，使它变成自己的。《红楼梦》中贾宝玉在秦可卿房中看到的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有点哲理。我常说，哲学应该是自己的。别人的哲学无论多高明，对你只是知识；学哲学应该学习哲学史，知道别人说过什么，但真正要成为哲学家必须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哲学成为自己的哲学，就不是简单记在心中，而是融化于血液中，真正变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
我的随笔不少是源于自身的经验，源于读书的触发，源于新闻以及对社会事件的观察，总之，没有纯粹从自己头脑中挤出的水货。我的随笔中有三篇短文《论后悔》、《论命运》、《论失败》，看标题是纯哲学的，看内容与我无关，但实际上它包含着我自己人生经历的体悟。在《论后悔》中我说，在人一生中，没有任何后悔，也没有做过后悔的事的人，是极为罕见的。后悔并不是绝对不好的。后悔是多种多样的。因为做了不好的、对不起人的事，感到后悔的，是良心发现，表明没有丧失良知；因为思考不周，把事情办砸了，感到后悔的，是醒悟的表现，表明找到了能够成功的办法。这是错误的积极成果。没有新办法是不会后悔的。您没有见过下象棋的吗？凡是悔棋的，肯定是有了好招。没有发现自己的棋走臭了，没有好招是想不起悔棋的。悔，是错误被认识到的表现。孔夫子就主张少后悔，他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在人类的实践和认识中，我以为后悔是不可避免的。事前诸葛亮是少而又少的，那是理想化神化了的人物。如果能做事后诸葛亮，对错误和挫折能进行总结，就能避免以后犯同样或类似的错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凡是已成之事都是无可改变的。能改变的都是没有实现的事。有位哲学家说，人的生命如能有两次，肯定都是天才。人，当然只能活一次。任何后悔都不能改变已成的事实，人生不是棋局，不能悔棋，重走；但人生又如棋局，可以在多次输棋中积累经验。人生无悔棋，但可以从自己的错棋中得到进步。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最好的学习是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习，一个人也是如此。
人生不可避免有后悔之事，但要尽可能减少或不再重复。调入北大写作组是我最后悔之事，可历史难以更改。这段历史是我生命中最暗淡的一段，也可说是我人生中最受挫折的一段。我面对的是如何从中吸取教训，变挫折为教训。我在《论失败》中说，失败与成功不是固定不变的。失败中可以包含成功的因素，而胜利中也可能包含着失败的种子。有人说，成功是多次失败的回报，或者像中国老话说的失败是成功之母，讲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只有愿意走弯路的人才能攀登顶峰，的确如此。我回到人民大学后，以“十年贻误日兼程”的决心，弥补失去的十年，也把挫折化为动力。三十年来，我没有因挫折而气馁，终有小成。这就要涉及“命运”问题。因此我写了一篇《论命运》。我不是宿命论者，我不相信命，但我相信“运”，“运”与“时”不可分，即“时运”。如果我不是那个时候被分配到北大，又恰逢北大是“批儒评法”的基地，我就可以避开这次霉运。这个“运”是时势使然，非我命中注定。既非我命中注定，我完全可以改变。回到人民大学后在党的实事求是政策下，我终于时来运转。后三十多年，发展比较顺利，可以说是交好运。这个好“运”既是大好形势的赐予，也是个人没有自甘沉沦的回报。人，如何正确对待后悔之事，如何对待失败、对待命运，需要哲学智慧。而这个哲学智慧不仅来自书本，更来自生活。
我写过一篇《论围墙》的短文，来源于报纸刊载的一篇文章《美国的围墙》。文章说，美国没有有形的围墙，即人们在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围墙。无论是政府部门、高等学校、公司企业，还是居民庭院，都看不到高墙挡道，可是实际上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有着无形的围墙。例如美国的民宅是私人领地，非请莫入。如果未经邀请，误入别人家院，可能带来不测之祸。有个日本学生就是因为误入他人住宅遭枪杀，主人被判无罪。至于隔邻而居，互不来往，十年不知尊姓大名，极为正常。人死屋中多日，邻居不知，这也是常事，甚至连自己的儿女也要很久才能发现。这样的社会，即使很富裕，也是冷酷的社会。这种社会并不适合具有情感需求的人类的生存。的确，我们的世界变得十分奇怪。地球越变越小了，称为地球村，天涯咫尺，可人与人的关系被一些有形无形的围墙隔开了，变成咫尺天涯。人与人的关系远了，与动物的关系反而近了。我们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不要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高楼化，把人都变为陌路人。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国已见端倪。如果这样，即使GDP 再高，物质生活再丰富，也难使人愉快。还不如回到农村那种毗邻而居，能知别人锅里什么菜有意思。“隔篱呼取尽余杯”的浪漫主义，在当代已行不通。田园诗般的生活也只是一种假象。社会要发展，毗邻而居的四合院时代已经结束。可人与人的亲密关系不能结束，在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主义社会更应该得到发展。和谐社会是一个有道德和法律规范的社会，但不应该是一个由无数围墙彼此隔绝的社会。社区和谐，邻里和睦，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和谐。
与无数无形的围墙相连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我在《论冷漠》这篇短文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的是人际关系的冷漠，而不是看似冷漠的职业需要的镇定。我们并不要求殡仪馆的人，对死者都一掬同情之泪；也不能要求急救室的医生都像家属那样心急火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已经习惯死亡和亲人的泪水；而医生成天与各种病人打交道，见多了病人的痛苦和亲人的焦虑。殡仪馆人员的沉着，医生的镇静，是种职业习惯，或者说是种职业品德。这不是冷漠。我说的冷漠，指的是一种对人的非人态度。即使是殡仪馆，对待遗体也不能像对待干柴，而应该按殡仪馆有关规则处理。医生对待病人应有同情心，医者仁术，讲的就是对待病人的态度。如果只为钱而不管病人的死活，或者一问三不知爱理不理，在急救时不负责任，在治病时，对病人的主诉不关痛痒，这就是冷漠。因此冷漠本质上是个人内心世界的情感问题，起码是个职业道德问题。我们提倡学雷锋，就是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中这种冷漠态度，使人感到温暖。特别是现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更是刻不容迟的。党与政府把实行多年的收留遣返改为救助，对一些无助无靠的人，多点同情，多点温暖。变冷漠为同情，确实体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一个冷漠的社会，即使大家生活富裕，也不是适合人类的社会。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只是道理的一面。我们还是要求既富裕又和谐，彼此既生活于江湖之中，必要时又能相濡以沫。这样，就会有利于减少冷漠，增加社会的温暖度。
在道德教育中，我感到我们没有着重于行而着重于说。因此我写了一篇《八十老儿行不得》的短文。据说，有个和尚法号鸟巢大师，住在树上，精通佛典，能为人指点迷津。苏轼闻大师之名，前去问做人之道。大师说：“恶事不做，众善多行。”苏轼很是失望，说这个道理三岁小孩都知道。法师答道：“三岁孩儿懂得，八十老儿行不得。”这句话，看似平淡，实在对得很。许多道理是平凡的，但能终生恪守始终不渝却是极难极难的。当年毛泽东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在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天下道理，最难之处在于行。我们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学说反复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古文尚书·说命》中曾记载殷大臣傅说向高宗武丁进言治国方略，深得武丁赞赏，但傅说提醒武丁要做到并不容易，“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懂道理并不困难，难在实行。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就特别强调“知之不若行之”。他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是“国宝”；“口言善，身行恶”是“国妖”。“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这就是说，为学的最高境界是能说到做到。中国的道德学说特别强调“践履”，民间把那些口是心非，满嘴仁义道德满心男盗女娼的人称为“假道学”，实是一语中的。由此我想到我们的道德教育。其实不需要那么复杂，那么多条条，死背硬记，关键是“行”，是要我们的青年特别是学生，在道德实践上下工夫。在道德教育上切忌形式主义，重言不重行。如果这样，一点用处也没有，甚至适得其反。形式主义多，伪君子就会多，于世风民心都有害无益。
“八十老儿行不得”，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同样有这个问题。的确有的人革命一辈子，然而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一条——为人民服务就做不到或不打算做。为人民服务，道理深不深？好懂不好懂？在社会主义社会连小学生都知道。如能终生力行，我看就是一个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现实中我们能见到这种人，口不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实际上是个幌子，或者说是用来应付上级蒙骗群众的“护身符”，不会照着做，也从来不打算照着做。因此有人革命一辈子还是一个“八十老儿行不得”的假马克思主义者。
在我的随笔中有一篇《君子远庖厨式的人道主义》也是有感而发的。据报纸报道，在西方某些国家，运输牲畜规定不能过挤，要为它们创造一定的“人道”条件，买鱼不能把活鱼拎走，要把它打死，以减少鱼离水后的痛苦。最近有报道说，素来喜欢吃匈牙利鹅肝的法国人，对匈牙利人喂养鹅的方式颇为不满，因为匈牙利人在最后几个月，采取类似中国人填鸭的方式拼命往鹅的胃里塞饲料，这种喂养方式是不人道的。鹅肝照吃不误，不满的是不人道的喂养方式。这是20世纪末的事，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租界也有类似的事。鲁迅先生在杂文《倒提》中就曾经说过，西洋的慈善家是怕看虐待动物的，倒提着鸡鸭走过租界是要办罪的。其实何止西方，这种“人道主义情感”，中国可以说是古已有之。我们的孟夫子不是说过“君子远庖厨”吗？有不忍之心的仁人，猪肉可以吃，但离厨房远点，以免听到杀猪的声音。当然，对动物，哪怕是即将变为餐桌上美味佳肴的动物，也用不着故意虐待，对其予以优待并无不可。何况，这对卫生免疫，对改变人的观感都有好处。可是用不着把这说成是高贵的“人道主义”情感，似乎只有如此才是以最人道的方式享受美味，才能心安理得。又要吃猪肉又要远离厨房式的人道主义，只能说是虚伪透顶。如果真要怜惜动物，我看倒不如佛教，不吃肉就不杀生，不搞遮遮掩掩的玩意儿。人道主义本质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而不是关于人之外的一切动物的。例如，一个热爱动物、喜欢养猫养狗、视猫狗为宠物的人，不能因此而称为人道主义者。他们可能热爱自己的宠物甚于爱邻人或他人，这种人决不是人道主义者，最多算个宠物爱好者。马克思主义是从维护生态平衡的角度出发反对滥捕滥杀，但如果发生禽流感仍会大量捕杀。对其他传染危害人类生存的流行病的动物也是如此。决不会来个假惺惺的人道主义。我们不要既要吃猪肉又不要听猪“临刑”前的号叫的人道主义，正如我们反对西方某些强国开发能大量毁灭人类的所谓“干净的”杀人武器，又自命为人道主义一样。
我还写过两三篇关于幸福的短文，《幸福与满足》和《幸福的阿Q和阿Q式的幸福》。我深感无论在理论联系实际上还是在初衷上，幸福都是个难题。我没有水平给幸福下一个人人满意的定义，但我觉有两种倾向应该防止。一种是把幸福视为对需要的无限满足。实际上吃饱了，任何好的美食也引不起兴趣；肚子饿，有个馒头也非常幸福。终年穿鞋的人从不觉得鞋子可贵，一辈子打光脚的人视鞋子如珍宝。人对幸福的理解和要求是各不相同的，取决于各自的地位和境况，很难相同。但从哲学上看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幸福不是对满足的再满足，而是对不满足的追求。因此它永远是一种对正在追求中的满足。什么都不需要追求就可以满足的人是不幸的。如果满足就是幸福，那在食槽边的猪是最幸福的。可人不是猪，因此锦衣玉食的贾宝玉会出家；多才多艺、无衣食之累的李叔同会遁入空门，过着晨钟暮鼓、青灯黄卷的生活。从常人看来，他们或者功成名就，或者是人尖上的人，再幸福不过，可他们仍然感到痛苦空虚。幸福决不能归为感官的满足。感官的满足可以快乐，但快乐不等于幸福。实际上过度的消费和肉体的满足，往往导致堕落甚至生活中的悲剧。连功利主义者密尔都说，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要比做一头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要比做一个满足的傻瓜好。这说明，人的确不同于动物。动物的生存是依靠自然的赐予，而人的生活是依靠自我的创造，因此动物的生活只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人的生活是包括人的目的和价值的过程。
凡事都有个度。过度满足物质欲望不等于幸福，但不能反过来说，饿着肚子比吃得饱饱的人可以更幸福，只要自己认为幸福就行。人应该安贫乐道，只要乐道就是幸福，贫穷可以忍受，这种哲学我以为是有害的。安贫，这对少数人可以，但不能作为人的幸福生活的普遍要求。人还是要有一定的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使人能像人那样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善生活条件。因而从社会角度看，幸福不能仅仅归结为人对自身生活的主观感受，而首先是个客观状态，是人的生存境遇问题，或者说是人的生存方式问题，因而幸福问题是个社会问题，是一个社会制度的合理性问题，一个受剥削受压迫的奴隶，无论怎样“达观”仍然是不幸的。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没有不幸的环境只有不幸的感受，任何不幸的环境都不会使我们不幸，使我们不幸的是自己对环境的看法，即我们赋予环境以何种意义。结果幸福这个社会问题变为单纯的认识论问题、心理学问题。这种说法很符合统治者压迫者的心愿。世界上没有不幸福的人，只有自认为不幸福的人。只要转变观念，人人都可以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这样倒是天下太平，不过除了肚子饱饱的所谓哲学家外，真正饥寒交迫的人是不会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决不赞美贫困，决不提倡安于贫困。革命就是要改变贫困生活，为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而斗争。至于个人那是另一回事。我们赞美为了大家不贫困而自己安于贫困的风格，这是革命者的风格。这种安贫与乐道——革命之道，是连在一起的。生活贫困而志存高远是值得赞扬的，如方志敏在《清贫》中所表达的就是这种风格。如果对不合理的现实不抗议，对剥削和压迫不反抗，对境遇的改变不努力，用精神胜利法来壮大自己短小的身躯，一味追求灵魂的平静和心理的满足，把被奴役当成幸福，这就是阿Q式的幸福观，只能做万劫不复的奴才。鲁迅先生对阿Q的批评，正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们不做幸福的阿Q，也不要阿Q式的幸福。
我还对区分不清全球性问题与全人类利益问题、倡导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提出批评，在随笔中写有批评这个口号的短文。我们并不否认，由于当今世界的科技发展和经济联系的密切，使得许多以往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毗邻国家的问题，成为世界性问题，成为所谓全球性问题，如能源问题、人口问题、生态问题、核战争问题等。但这并不表明，在这些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因为在如何对待这些问题上，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某个超级大国是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摆在首位，而不惜侵犯和牺牲别国的利益。他们保护自己国家的生态环境，而把污染工业迁到发展中国家去，甚至把垃圾运到别的国家去。戈尔巴乔夫倡言“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并没有感动西方，结果是北约东扩到卧榻之边。这是现实对空想的嘲笑。我们应该懂得当今所谓全球性问题的本质。核威胁主要是来自掌握大量核武器的核大国，能源危机来自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能源的过度需求和无止境的消耗，生态环境破坏主要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和对自然的掠夺性开采。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使这些问题变成“全球性问题”。但全球性问题不等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因为当今世界仍然存在富国与穷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分，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考虑的是自己国家、民族和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全人类利益”，更不用说视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
在我的随笔中，最具现实性、理论性用力较多的是《史论拾零》，这既是我的专业兴趣，更是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要求。我经常关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哲学文章，确实学到不少东西。可当我看到学术界为某个概念式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总是会涌起一种想法：何不求助于历史呢？历史自身会为概念注入具体内容。历史对脱离历史的抽象哲学概念具有天生的“敌对”性。任何没有可能得到历史证明的范畴和概念都是悬在思辨太空中的“死魂灵”。恩格斯赞扬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感，不是没有缘由的。历史是通过例证来传授的哲学，此说极为有理。
“经济决定论”的反对者，连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也反对掉了。我心想，何不求助于历史，特别是经济史呢？马克思说过，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全部人类历史都可以证明，一个政权、一个王朝最终往往因为国库空虚、经济凋敝而垮台。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当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时，社会也会发生变化。哪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变化的历史不是这样呢？！
关于有没有普遍人性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仍然争论不休。我想，何不求助于历史呢？难道历史没有证明，正是由于社会发生变化，人的社会特性才随之发生变化吗？人的善恶观念也发生变化吗？即使是“食色性也”的自然本性不也是变化的吗？吃什么和如何吃、两性关系的结合方式不是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吗？马克思说的“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的论断，经不起历史的验证吗？
有的学者由于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连阶级和阶级斗争也不承认，对阶级分析方法也弃之如敝屣，对吗？难道历史没有证明，无论中外古今，都存在阶级的区分、阶级矛盾甚至激烈对抗吗？难道由于短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性错误要根本改变人类历史长期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事实吗？根本摒弃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吗？
有些学者以各种理由否定历史规律。我想，何不求助于历史呢？难道历史不是证明，无论是大国还是王朝的兴衰，都绝非某一个人的得失，而总是与社会基本矛盾的积累、激化，最后无法解决相连吗？没有无疾而终的大国，也没有无疾而终的王朝。马克思说过，历史发展是铁面无情的。所谓“铁面无情”就是指规律的客观性。只要仔细研究历史，我们就可以从历史事实的非重复性中，发现重复性，发现规律。
学者们为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性问题争论不休。何不回归历史？考察一下阶级社会的历史，考察一下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的殖民历史，考察一下当代西方的所谓价值外交的历史，考察一下某些西方国家以民主为旗帜支持一些国家反对派颠覆别国政权的历史，你还会认可西方鼓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观念真具有超越历史、超越社会制度的普世性吗？
有些哲学家、伦理学家在寻找永恒的正义、永恒的公平。世界上真有这种永恒不变的正义和公平吗？难道历史不是证明，奴隶主与奴隶、领主与农奴、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没有共同的公平、正义标准吗？即使在所谓文明的当代，各国普遍认可的公平、正义的普遍标准在哪里？在奴隶社会，连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思想家都认为使用奴隶是正义的。在他那著名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对自己的所有物，无所谓公正不公正。奴隶与尚不到年龄的孩子，正如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谁也不会有意来伤害自己，从而对他们是不存在不公正的。奴隶是物，是排除在公平、正义之外的。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不是也遭到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的质疑吗？哲学家、伦理学可以绞尽脑汁寻找一个普遍的、永恒的、抽象的正义、公平的定义，满足自己思辨的爱好，或者为社会立法，或表现自己品格的高尚。不过我要说，历史和现实会给予这种抽象的正义、平等观念以反驳，而把它们放在历史进程中来考察。
为人是“目的”还是“手段”争论不休的哲学家们，请问问历史吧。奴隶社会的奴隶比奴隶主多得多，希腊极少的奴隶主拥有几十万奴隶，奴隶主把奴隶当成目的还是当成工具？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者拥有的雇佣工人远远超过自己的数目，即使一家工厂拥有的工人也远远超过厂主，工人不是生产的手段而是资产者生产的目的吗？只有极为天真的人才会这样想。手段与目的的分离是一切阶级社会的特点。在阶级社会，劳动者永远是手段，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才是目的。只有抽象的经院哲学才会在自己思辨王国构造“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高见。一跨出自己神圣的哲学殿堂，直面现实，就会碰壁。
任何概念、定义，如果抽去它的历史内容，就必然是僵死的、空洞的，仿佛普遍适用，实则一无所用。与其沉迷于抽象定义争论，玩弄概念，不如多读点历史。黑格尔是最喜欢并善于运用概念的哲学家，可他又最强调概念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自身还包含着特殊东西的丰富性的普遍。黑格尔是概念哲学家，可又是最尊重历史的哲学家。
没有历史感，任何概念、思维抽象都是僵死的；没有历史佐证，任何概念和思维抽象、任何理论都是空洞的。庄子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个人生命与历史相比，如朝菌之与晦朔。个人生命有限，只有历史才能使活着的人超越“当下”，把自己短短的一生与人类历史连接起来，把个人的眼界变为历史眼界，从无限的人类智慧中吸取个人智慧，用具体的历史知识充满概念抽象性的内囊。雅斯贝尔斯说得对：人为什么要学习古代历史呢？因为人生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同时也是不可能完全的，所以他必须通过时代的变迁才能领悟到永恒，这也就是达到永恒的唯一途径。
当然，没有正确的哲学观点，也不能正确理解历史。中日钓鱼岛问题的恶化是日本购岛阴谋造成的。日本右翼对日本的侵略史坚持错误的史观。日本高官到欧洲寻求支持，遭到冷遇，这是必然的，因为欧洲对希特勒纳粹战争罪行的清算是彻底的，德国人对纳粹罪行的反省是真诚的。德国首脑不断反思二战纳粹的罪行。1970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在访问波兰时，跪倒在华沙犹太人遇害纪念碑前，表示自己要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做的人下跪。1995年，德国总理科尔在以色列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双膝下跪，再次代表德国向受害者道歉。2004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华沙纪念碑前鞠躬时说，期待宽恕与和平，德国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今年，即2013年1月27日，在纳粹八十年前大屠杀前夕，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对于纳粹的罪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受害者，特别是受屠杀的受害者，德国应该承担起永恒的责任。这种反思要一代代保留下去。还说，面对历史，我们不会隐瞒，德国必须正视事实，确保未来能成为极佳和值得依赖的伙伴，就如我们现在这样。德、日作为二战中两个同盟国，对待历史有天壤之别。为什么同一个阵营的两个伙伴对二战历史的认识如此不同？德国波恩大学一位教授针对日本到欧洲游说企图拉帮结派提出批评，说他们对德国的游说是低估了德国人的哲学反思能力和对历史的敬畏。他说，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截然不同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是一个没有哲学传统的民族，没有哲学思想，就没有反思精神；没有反思精神，就不可能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去反思自己的过去。说得多好呀！没有历史感的哲学概念是空洞的；没有哲学反思的历史是扭曲的。历史和哲学确实可称为人类智慧的双眸。
在这本随笔中，我不自量力地试图对一些有关历史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发表点看法。在《催生还是谋杀？》、《历史观与历史》、《历史观与历史研究》、《要加强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历史的重要性与价值评价》、《再说历史的价值评价》、《历史的道德评价》、《不肖而能于贤者为其权重位尊》、《载舟之水和覆舟之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等三十八个短篇中对历史理论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发表了点看法；在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随笔中，都是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中争论较大的问题，包括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等问题。在这些有关史论的短篇中，我都力求理论、历史、现实能够结合，有史有论。例如在《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中，我讨论了人类究竟能否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问题。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总结秦王朝经验时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是历史理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人究竟能否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中国传统重视历史经验，倡导以史为镜，中国惯例都是胜利者为前朝修史，目的也是论前朝之得失，以便借鉴。西方人也说，读史使人明智。可黑格尔不相信，他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说：“经验和历史告诉我们的是这样：各个民族及政府从来都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也从来没有按照历史中所能吸取的那些教训进行活动。”中国人重视历史的传统，重视历史的教训。著有传世《史记》之作的太史公司马迁，特别重视历史经验，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唐代史学家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是一部传世之作，是唐代贞观年间李世民与名臣魏徵等人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经验总结。包含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以及轻徭薄赋、劝农课桑、廉洁奉公、任贤纳谏等一系列治国方略，有许多至理名言，如“理天下者，以人为本”、“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得兽，明年无兽”、“君本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等，都足以传世。几乎历代王朝的储君从小就接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的教育，可是几乎每个王朝最后都是在农民被迫起义中灭亡。尽管都在研究历史，研究历史的经验，但都无法避免王朝的更替。因为历史有自身发展规律。从每个王朝创业之主的生气勃勃、勤政爱民到逐渐积弊难返、矛盾激化，载舟之水变为覆舟之水，最后是旧王朝覆灭，新王朝诞生。历史的进步就是这样在不断存亡兴废中，以新王朝的雄壮序幕开始，以末代皇帝仓皇辞庙的悲剧结束。每个王朝的创业者都是以长治久安、万世一系为目的总结历史经验。李世民与魏徵的一段对话就说明这一点。唐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魏徵回答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李世民求治心切，魏徵的回答也很有理。唐王朝为中国历史增光添彩，贞观之治尤为唐之盛世，但“国家历数，自然灵长”之说，不可能实现。安史之乱后唐朝日渐衰落，至公元907年梁王朱全忠篡位灭亡，一个轰轰烈烈的唐王朝也只延续了289年。
黑格尔说人类不能从历史经验中学到什么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历史经验对于统治者无用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企图找出一条使统治者的统治和剥削永存的经验。这当然不可能，因为历史绝没有这种统治者永远是统治者的经验。当人们总结历史经验的目的与历史规律相违背时，经验是无用的。历代帝王总结经验都是为了万世一系，子孙永继，这是任何人都无法达到的。即使英主如李世民，贤相如魏徵，也不可能达到。例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历代皇帝都知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理也都知道。李世民说得非常恳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可是，封建社会发展规律只能“割股以啖腹”，因为随着王朝腐败，赋税日重是规律性现象，“任是深山无人处，犹自无计避征徭”，说的就这种情况。
最著名的要算《资治通鉴》。司马光奉旨编纂这部长达354卷，历时19年而成的历史巨著，目的很明确，就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试图维持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可历史极具讽刺性，在成书后不到42年，金兵临开封，宋朝父子皇帝徽、钦二帝均成俘虏。康王南迁，偏安杭州，虽名临安，然最终连“临安”亦不可得，为元朝所取代。看起来，不管《资治通鉴》或者什么历史书，对统治者而言都只能是警钟，而无法根本解决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问题，因为剥削阶级社会基本矛盾的逐渐激化，虽欲久安，绝无可能。
王朝兴亡是规律。与人民为敌，终究会灭亡。蒋介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蒋在与共产党斗争时，非常重视借鉴王阳明和曾国藩的思想，王、曾既是理学家又是镇压农民革命的统帅，他们有攻心的策略，又有镇压农民起义的作战经验。可是不论蒋介石如何重视王阳明与曾国藩以儒家正统战胜“异端邪说”，重视破山中贼和心中贼，既搞军事“围剿”又搞文化“围剿”，还有什么“新生活运动”、“道德复兴运动”，终究没有挽救自己的失败的命运。王阳明和曾国藩对付的是缺乏理论和严密组织纪律的农民；而蒋对付的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对付的是马克思主义。这是有本质区别的。王阳明和曾国藩的经验救不了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也无济于国民党的长远统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任何以往的革命；它建立的政权也不同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政权。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历史经验的立场和目的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有可能从历史中吸取有利于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为什么同样是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一则无效，一则有效呢？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代表老百姓，而不是代表一小部分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吸取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历史规律、历史经验、人民利益这三者是一致的。历史教训和历史经验对我们是有用的。这说明吸取历史经验有个立场问题，有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不可能从历史中真正吸取教训，因为他们总自以为自己的统治与前人不同。可时代在进步，历史在前进，天下之公器，不可能永远为一小撮统治者所独霸。凡是为了老百姓，真正代表老百姓利益，就可以从历史教训中吸取经验，因为它是顺应历史潮流，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历史潮流是历史规律的外在表现，是民心向背的凝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以历史与理论的分析说明，历史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它的规律性。任何逆潮流而行动者最终都会为历史所埋葬。在《盖棺未必论定》这则短文中，我专门就历史人物的争论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盖棺论定，是中国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一种说法。《晋书·刘毅传》中有“丈夫盖棺事方定”；陆游《病起书怀》一诗中有名句“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这可以包括两层意思，一层，人已经死了，无论为恶为善，都不能再有所作为，可以为其做结论，这是以死为界；另一层，是逝者已矣，无论功过可以做个结论，以便了结。如果苛求不已，鞭尸扬灰，则有失厚道。可从历史评价角度看，盖棺未必论定。这与苛求不已、鞭尸扬灰是两回事。在中国历史或世界历史上，争论几百年甚至千年的事与人并不少见。人类历史上影响至深的莫非人和事。这两者当然不可分，事是人做的，而人是做事的。虽然论事时会涉及人，论人时会涉及事，可在历史研究中，这两者又可以分开。可以主要评价重大历史事件，也可以主要评价历史人物。无论是事还是人，盖棺不能论定的比比皆是。其中既有学术研究问题，也有不同的政治观点问题。
历史上除了重大历史事件，就是重大人物，包括正面人物，也包括反面人物。只要在历史上有过重大作用的人物都会有不同评价，不可能是盖棺论定。历史上的人物如秦始皇、曹操、隋炀帝、慈禧、曾国藩、李鸿章、孙中山、蒋介石等，我们不说。仅以社会主义运动中两个最重要人物斯大林和毛泽东为例，就可以看到盖棺未必论定这个历史现象。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采取控诉式的全盘否定的评价，无论对世界还是对苏联都是一次政治思想的大地震。如今，斯大林逝世近六十年，苏联解体已二十多年，对斯大林的评价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在他逝世五十周年之际，一份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人仍然对这位苏联领导人看法不一。仍有不少人认为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完成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有一定贡献；打败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关东军，对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战之后，苏联在经济、军事和国际政治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的全面加强，最终成为与美国共同主导世界事务的超级大国，使苏联成为世界最强国之一。
毛泽东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历史人物。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在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国际友人和理论家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毛泽东一生确实有过错误，尤其是晚年的错误更为严重。但毛泽东仍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人民心中的大救星。中国共产党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应该如何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过明确的结论。可是近些年“非毛”思潮、重新评价毛泽东的言论不时出现于某些报刊。这只能是小部分所谓反毛精英们的意见，绝不能代表广大人民。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所谓重新评价毛泽东、彻底否定毛泽东，不可能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同。用否定一切的态度对待历史，用彻底否定的态度对待毛泽东这样的民族伟人，其后果是极端严重的。殷鉴不远，近在北邻，岂可忘哉！
当时毛泽东在讲到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时说过，一百年后还会有争论。我看关于毛泽东的评价，也会如此。争论会有，盖棺不会论定。但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在中国绝不可能发生。即使在俄罗斯，关于斯大林的争论也没有结束。历史就是如此，而且历史越往后，历史的评价会越公正。
盖棺论定，难矣哉！因为历史的评价从来不可能一锤定音，时代的发展、政治时势的变化、阶级关系的大调整，甚至一种新历史观思潮的出现，都会对历史上的人和事引发不同的看法。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评价的反复也是如此。最近一例是英国前首相，人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她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而且三次蝉联，长达十一年，不仅是英国政坛，而且是世界政坛上的传奇人物。她在八十七岁高龄，于伦敦丽兹酒店在孤独中中风逝世。人们对这样一位政治人物，褒贬不一。有人盛赞其为和平时期伟大首相，有人指责她憎恨劳动人民。英国为其举行军葬，仅次于国葬，政界要人云集，可同期伦敦广场有千人集会庆祝撒切尔夫人逝世。几十年后、几百年后，如何评价更不可知。历史无情。权势人物仅凭权势能成为历史记忆的人不多。伟大人物与权势人物不同。他影响历史，成为历史的记忆，从而也成为历史争论的对象。
人死为大。按道德人情，人死后不必争论，尤其是不为已甚。可历史不是道德，历史也不按道德要求行事，历史评价并不会因人死而停止。历史评价争的是一个伟大人物的历史定位，是其一生的是非对错。如果按人死为大的道德原则，就没有历史评价。没有历史评价，就没有历史学。
六本随笔以《史论拾零》殿后，终于回到我六十多年前复旦大学的本行。可惜只是史论而不是本义的历史学。我知道历史哲学不是历史，而是关于历史的哲学；正如哲学史不等于哲学而是哲学的历史一样。如果要真正在历史哲学研究方面有点成就，就既要从事哲学研究，又要真正地从事历史研究，否则，也是弯弓而不射的，只是徒赞好箭。可按我的年龄来说，此生难以了此愿望。
我的随笔不仅针对社会事件或问题，我也解剖我自己。我在《哲学心语》中就对自己年青时代的焦虑、失眠以及种种不正常的心理做过哲学分析。我也写过《我们自己的大便同样是臭的》的短文，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缺点。因为我们总认为别人的大便是臭的，在闻到别人的大便臭味时会掩鼻而过，可对自己的大便同样是臭的，往往缺乏自觉。缺点也是一样。别人身上有缺点，罪不可赦，可对自己身上同样的缺点则不以为然。如果有人指出，不仅不接受反而暴跳如雷。这种情况非常常见，我自己也会有这情况。同样的错误或缺点发生在自己身上往往是强词夺理或轻描淡写。我想起我们的先哲老子说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在实际生活中，知人者容易发现，但自知者实为难能可贵。我忘不了蒙田说的“自己的大便也是臭的”这句名言。
我不是学者，我没有专门的学问。虽然不能称为“思考者”，但我是个愿意思考的人，也是乐于思考的人。罗丹的著名雕像《思想者》是哲人的形象。思考，这是哲学专业习惯，也是职业习惯。我们做不了思考者，但我们要做一个愿意思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