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有些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说中国当代哲学有三个学派：一个是唯实践主义，一个是实践唯物主义，再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我不以为然。我的意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还没有形成学派。当然有学派并非坏事，它是学术繁荣和发展的一种表现，问题是我们现在并不存在他们所说的三种学派。
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也只能算是个别学者的观点，和者实寡，真正拥护并追随的并不多，不能说中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超越论”学派。其实，这种“超越论”不是新发明。恩格斯早就批评过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两个片面性并寻求超越的观点。至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从“代绪论”到“结论”，贯穿全书的主线就是反对“超越论”这种哲学中的第三条路线。列宁旗帜鲜明地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路线。他说：和马克思完全一致并同马克思密切合作的恩格斯，在自己的一切哲学著作中，在一切问题上都简单明白地把唯物主义路线跟唯心主义路线对立起来。不论在1878年、1888年或1892年，他对于“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而创立新路线（如创立什么“实证论”、“实在论”或其他教授的骗人理论）的无数煞费苦心的企图，一概表示轻视。我以为，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实践主义在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学派。
“实践唯物主义”倡导者的观点差别极大，很难说是一个学派。我的老师萧前倡导实践唯物主义最力，他是在反对没有把实践提高到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应有的高度，而仅仅把实践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首要问题。萧前老师反复强调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是对立的。它在反对旧唯物主义时强调实践，在反对唯心主义时强调唯物主义，因此萧老师的实践唯物主义是两面开战，既反对旧唯物主义，又反对唯心主义。至于那种极端的实践唯物主义，主张实践本体论、实践一元论，反对世界的物质性和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把人类产生之前的自然界，实践尚未达到的自然界统统认为是“无”的观点，虽然有人赞成，但并不多。因为此说实在与自然发展史、人类史、科学史太不符合。除了自说自话的哲学家，我看能有理有据、理直气壮坚持这种实践唯物主义学说的实在不多。正因为实践唯物主义学派中观点混杂，甚至彼此矛盾，因而使我既难以肯定又难以否定，有时只好沉默。
至于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学派，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如果是说坚持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以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属于这个学派。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学派高度重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如果把辩证唯物主义学派理解为始终坚持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或者说坚持斯大林联共（布）党史教材第四章第二节的体系，我以为当代中国并不存在这种僵化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学派。我们现在编写的哲学教科书或发表的文章，都承认斯大林的体系存在严重缺点。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都力图结合中国特色，总结新的经验，编写具有中国气魄和中国特色的教科书。
我很光荣地被一些学者列入辩证唯物主义学派，附黄楠森先生之骥尾，我自然高兴，也是对我的高抬。但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属于无条件地反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行列，也不属于无条件地赞同黄先生把辩证唯物主义视为总体，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部门哲学的看法。有人批评我胳膊肘往外拐，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教员不站在萧老师一边，而站在黄先生一边。这是误解。我在我的老师萧前和黄先生之间不存在选边站的问题，因为我有我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与两位老师都既有同又有异，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在理论问题上缺乏灵活性，不论远近内外，我只管我自己怎样看，得罪人与否不在考虑之列，无怪人称“傻小”。
我是萧老师的入室弟子。我虽然不是黄先生的及门弟子，但黄先生比我年长九年，是我的老师辈。我很早就知道黄先生的大名，但无交往。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与黄先生每年都在社科基金会上碰面。后来黄先生不再参加评审会，我们也会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见面。黄先生与我可以说亦师亦友。后来，他渐入高龄，我也年老，参加学术会议的“积极性”越来越小，但每年春节都会互致问候。黄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史方面的学术造诣极高，是我们的领军者。他晚年仍旧保持旺盛的创造力。人学的开创性工作，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体系的鸿篇巨制，都表明了这一点。黄先生八十岁、八十五岁、九十岁三次重要寿期，我曾写过三首诗祝贺。虽然见面少了，但以诗传情，也不失为知识分子的一种交往方式。黄先生虚八十，我七十。我对他笑称，我们是七老八十。他过生日当天，我曾贺之以诗：
身如药树君真健，温和谦恭长者风。
字字珠玑叹妙笔，桃李满园道不穷。
未列门墙心私淑，每聆高论暗称同。
双手过顶三敬酒，我祝先生百岁红。
双手过顶，尊以师礼。一眨眼他八十五，我七十五，又以诗为贺：
欣逢八五庆生辰，犹记八十客盈门。
虽说五年弹指过，又见纸贵洛阳城。
大名岂独铅字铸，道德文章两相能。
百岁可期仍健笔，都道哲人似仙人。
末联“百岁可期仍健笔”，是羡慕他年过八十仍笔耕不辍；“都道哲人似仙人”，是赞他为人谦和，即使发生争论，笔下也从无霸气，仍然娓娓道来，心平气和，从不以势压人。黄先生有学者风、长者风、仁者风。
我八十岁时，黄先生曾寄诗为贱寿祝贺：“话语铿锵意蕴真，先生风采早惊人。而今耄耋锋尤键，入木三分析理深。”这是对我的鼓励和厚爱。我虽年老，在他面前也不敢妄称高龄。转日，黄先生九十大寿。“秀才人情一张纸”，我也贺以诗：
五十年前是我师，五十年后情更深。
莫谓荷戟独彷徨，同一战壕两老兵。
“莫谓荷戟独彷徨，同一战壕两老兵”，这是有感而发的。我知道有些学者对黄先生的某些观点持有异议。这并不奇怪，也很正常。学术讨论有助于学术的发展。但我对在同一刊物约集多人对德高望重的黄先生采取围攻式的批判有不同看法。我也发过两篇文章，对事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问题表示看法。“莫谓荷戟独彷徨，同一战壕两老兵”，指的是在维护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否定辩证唯物主义方面，黄先生并不是孤立的。虽然我与黄先生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问题上，在如何论证作为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问题上，也有差异和各自不同的论证方法。但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莫谓”一句，指的就是这场“公案”。
我一直在考虑，究竟萧老师倡导的实践唯物主义与黄先生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分歧何在？萧老师否认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统一吗？否认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和物质世界始终处于运动中吗？我没有看到萧老师有这种看法，相反他坚持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致性、非对立性，反对对实践唯物主义的唯实践主义解释。黄先生否认实践的重要性，否认没有科学实践观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吗？我也没有见到黄先生有这种看法。萧老师强调实践观点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和基本观点，而黄先生认为实践是认识论的首要和基本观点。我认为这种分歧源于考察哲学的不同视角，而不应该视为根本对立。
萧老师强调的，是实践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中的作用。如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仍然是物质观处于首要地位，那与旧唯物主义无异，何来哲学的变革？萧老师的着眼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或者说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是新旧唯物主义根本区别，着眼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关键所在。从马克思哲学不同于旧的唯物主义哲学，从实践贯穿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来看，显然，强调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要地位，我以为是合理的；但如果换个哲学视角，不是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而是考察人的实践与实践对象的关系，考察实践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毫无疑问，自然界处于优先地位。没有物质世界，就不可能有人类实践活动，没有自在自然就不可能出现人化自然。而且，人的实践的成功与失败并不决定于实践自身，而决定于是否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相对于人类面对的无限的物质世界而言，人的实践能力终究是有限的，它不能违规操作。要改造世界，先要服从世界，任何违规操作，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只能受到自然的惩罚。从这个角度说，世界物质性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本质的首要观点。动摇这个基本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唯物主义行列中的自我放逐。不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变革，它仍然属于唯物主义，它没有变到唯物主义之外去。在我看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来说，实践的观点肯定是首要的基本观点，否则，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而在讨论客观世界的本性时，必须坚持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客观的、不依存于主体意识的客观世界，是物质世界。只有先肯定世界的物质性，人类才有可能进行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与人和人的实践相比，世界的物质性、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是不能否定的。否则，就违背自然发展史，违背人类发展史。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任何一本认真严肃的哲学教科书，既坚持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和基本观点，可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又都把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统一性作为开篇，原因正在于此。
萧老师和黄老师都已作古，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损失。他们争论的问题可能仍未解决。我希望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不要在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或者其他名称上进行争论，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关于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争，我也发表过几篇文章。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于《哲学动态》上的《我对实践唯物主义的几点看法》，我对实践唯物主义完全是采取分析态度而不是简单的否定或肯定。后来在2010年7月8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思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8 期发表《正确认识实践唯物主义，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我对实践唯物主义一直采取分析态度。后来我不再写这方面的文章了，我感到乏味。因为我发现没有交锋点，也没有对话式的讨论，只是各说各话，枉费唾沫，不如坐下来喝茶。
萧老师是我的恩师、业师。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和老师交流思想，谈谈彼此对一些学术问题的看法。萧老师处于学术巅峰时，我正处于冷落时期；等我慢慢缓过来，在学术界开始露面时，萧老师连续两次得病，第一次是脑溢血，经过抢救幸能存活，但失去语言能力，无法交流，我也不忍心打扰他；第二次，又得膀胱癌，病重卧床，更无法谈这些纯学术问题。我始终没有机会向萧老师解释我的看法，以致师生之间存在某些隔阂，我至今仍感内疚。现在天人两隔，要想解释已无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