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8·19”事件使我感到震惊，我对克里姆林宫的红旗降落存在一种失落感。当代中国理论界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评价是大相径庭的，有人认为是历史的进步，是从专制走向民主；也有不少理论工作者认为是历史的倒退。从制度选择角度说，各国人民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别国无从置喙。当然，中苏有过大论战，有过珍宝岛上的冲突，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度来思考，对曾经为世界历史开辟新航线的十月革命的硕果，七十多年后终于从社会主义之树上掉到地下，要说无关痛痒，漠不关心，那才不可思议。我毫不隐讳，我对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怀有一种惋惜和伤感之情：
问君此刻意若何？长夜不眠且放歌。
西风残照红旗落，泉下英灵涕泪多。
无边战骨埋荒草，连片别墅阔人窝。
水行深处悄寂寂，俯身侧耳听洪波。
我记起我的苏联之行。大概是1990年，我随同我们教研室的萧前、钟宇人、李德顺，应当时苏联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邀请去过一趟苏联。因为经费不够，没有乘飞机，坐的是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大概用了七天六晚，因为是第一次去，很兴奋，当时不像现在这样的年龄，并不害怕长途。没有多少外汇，不敢上餐厅用餐，准备了一路上吃的东西，主要是方便面、玉米面一类速食方便食品，弄得我现在一闻方便面之类的东西，便会作呕。其实，餐车上的东西很便宜，一元人民币能换几个卢布，我们不懂，硬是吃自带的方便面，这叫受洋罪。与如今出国的人相比，那时简直是穷光蛋一个。
坐火车累些，但有个好处，可以饱览沿途风光。这可是个长距离，离开二连浩特，经过蒙古以后，火车奔驰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土地上。我们见到贝加尔湖，见到一排排白杨。可惜我不是艺术家，没有艺术家的眼睛。进入苏联以后，见到不少站都有人上来换卢布或是换货，当时中国的“倒爷”不少，他们会用俄语讨价还价。我对这个没有兴趣，有时呆呆地瞧着窗外，看着不断向后倒退的俄国风情的房子，或成片成片的森林。俄罗斯的自然资源确实丰富。
在莫斯科，我们住在苏联社会科学院的招待所里。当时苏联物资开始紧张，我们带了点小礼品，如风油精、万金油之类的东西，送给清洁楼道的俄国大婶们。她们都很高兴，说“司巴昔波”（谢谢），我会来一句“聂奇渥”（不客气），我也只会这么一句。开了几个座谈会，参观过苏联的艺术馆，许多著名的油画，包括肖像画，逼真入微。欣赏了反对拿破仑的莫斯科保卫战巨幅油画，如同身处其境，仿佛听见隆隆炮声和士兵的高喊冲锋声。看到这些油画，我想到齐白石大师的虾、鱼、白菜，栩栩如生，寥寥数笔，仿佛天成。两个民族，两种风格。艺术极具民族性，难以简单评说高下。
在苏联，我最出洋相的一次是在列宁格勒，现改名为圣彼得堡。我们参观冬宫后，一同逛广场附近的一个商场。不知何时他们先走了，我一个人怎么也找不到回住所的路。我从小就不辨东南西北，只知前后左右。前后左右它是以自己为坐标，我前面我后面，我很清楚，可东南西北与我无关，它是客观的方向。分不出就是分不出。结果，我花了几个小时都找不到回住地的路。我用蹩脚的俄语问苏联社会学院招待所在哪里，一个单词一个单词蹦的话，谁也听不懂。后来我写在小纸片上给人看，有个人似乎看明白了，带我走了一段，我发现不对，因为从我住地到广场很近，现在走了很长一段路，尽是我没走过的地方，原来他误以为我找列宁格勒大学哲学所。我又折回广场，冷静下来仔细观察，终于发现了我记得的一个标志，走了不到十分钟就到住地了。他们正在着急，商量要不要报警。他们开玩笑说，我们以为你叛逃了！我现在想，人有迷失方向的时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也有迷失方向的时候？
我们在莫斯科时，只感到物资紧张，西红柿和黄瓜是放在玻璃框里当水果卖。我到过莫斯科最著名的库姆商场，商品匮乏，到处排队。俄罗斯人素质还是很高的，排队时静悄悄的，有的手里还捧着一本书。我买了一件呢子大衣，真正的俄罗斯风格，质量好，实用，但并不美观。售价用一个小标签连在大衣内部口袋上方，真正是计划经济计划到“一丝不苟”的地步。我们在苏联待了一星期，又原路返回，还是国际列车。来回路上两个星期，开会、参观加在一起才一个星期，从时间算真不划算。原路返回，对沿途景色就没去时那样兴致勃勃，多半聊天或躺在床上休息。
离我们那次去苏联不到一年，局势急剧变化。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执行的路线和政策，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起了最后的决定性作用。我以为他们不是在棺材上钉最后一枚钉的角色，而直接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埋葬者。如果不按照西方提供的“百日私有化”的药方，所谓“民主化”的药方，不取缔苏联共产党，即使改革政策中出现重大错误，仍然有自我疗伤的机会。可是苏共的最后一位领导者、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成为埋葬者、送葬者，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自然是回天无力！
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苏联失败之后，理论家们争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应该由谁承担历史的责任。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实现方式》讨论这个问题。苏联从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而原来比较贫困的社会主义中国却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为什么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却有两种命运？如果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那苏联为什么会解体？如果社会主义不优越于资本主义，那为什么中国会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内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有没有必然性？历史的偶然性，以及具有自己个性、在特定历史时期站在政治舞台上的历史人物，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同命运？这既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现实问题。问题及其答案都存在于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各自的历史发展中。
如果说苏联社会主义失败是必然的，那么十月革命就是错误的，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冒险。苏联社会主义不仅是早产儿，简直就是畸形儿。如果说是偶然的，那苏联这个庞然大物，这个唯一能与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抗衡的社会主义大国，这个使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在战后不能无所顾忌、为所欲为的大国，在经历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之后，终于由于偶然因素的作用而解体，由于偶然因素的作用而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也无法令人信服。一种偶然产生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如此辉煌的历史业绩；而一种必然产生的社会制度也不会仅仅因为偶然因素而灭亡。
我们一些理论家们争论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必然性问题，仿佛谈论月食与日食一样，认为它从开始就预先注定必然失败。其实，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存在于苏联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于苏联共产党领导的活动中。离开苏联社会主义近七十年的历史，就既不存在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必然性问题，也不存在导致苏联解体的各种不同个性人物出现的偶然性问题。
十月革命是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革命，说它纯粹是偶然的，是列宁的阴谋，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一场作为世界历史创举的伟大革命不可能纯属偶然。偶然因素可以成为诱因，但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发展举世瞩目，在一段时期内西方世界曾为之惊慌失措，这就说明十月革命是合理的，是顺应历史潮流和符合民心的。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存在于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和俄国特殊条件相结合之中。如果人类社会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身矛盾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就根本不可能有十月革命。如果俄国不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矛盾最尖锐而又最薄弱的环节，社会主义革命也不可能首先在俄国爆发。可以说，世界历史的总规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面临各种矛盾的特殊条件孕育了十月革命。而列宁缔造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坚持正确的领导，适时地利用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的局势，以及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解决战争、对俄国农民要求解决土地和面包问题的无能，使十月革命由可能变为现实。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存在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俄国的特殊条件和社会矛盾以及列宁和俄国共产党的活动相结合之中。主体的参与是社会规律起作用的特点，社会主义革命也不例外。
历史并没有注定苏联七十年后必然解体，亦没有注定社会主义一定会失败。然而事实无情，苏维埃政权经历了七十年的耀眼辉煌，却在国内外、党内外政治力量的合力作用下，在群众的不满甚至不明就里的参与下，最终垮台。这种解体的必然性同样存在于国际条件和苏联国内条件之中，存在于处于执政地位的苏联共产党的活动之中。苏联解体的必然性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苏联共产党执政时期自身活动的错误逐步积累而成的。
斯大林的执政，为苏联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以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来巩固政权，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不承认需要正确处理和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实行专政和高压政策，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不正常的发展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留下了隐患。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的历届领导者。他们作为斯大林之后的当权者和决策者，完全有可能结合苏联的实际，真正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纠正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可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在斯大林死后出现的两种可能性中，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做了错误的抉择。赫鲁晓夫想纠正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改革并没有错，可是他以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来开启改革的闸门，迈开了错误的步伐。赫鲁晓夫以后的几届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一方面，在理论和舆论上，对由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而诱发的苏联国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演变为丑化和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采取了放任态度；另一方面，在经济和政治上，仍然维持斯大林时期确立的原有体制，而没有进行真正卓有成效的改革，从而使苏联经济陷入停滞状态。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即意识形态中诋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舆论泛滥与奉行原有经济体制并存之间的矛盾，严重影响了苏联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被丑化，思想极度混乱。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社会冲突归根结底存在于社会基本矛盾之中。当苏联意识形态陷入极度混乱、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陷入停滞、人民生活水平陷入贫困时，解体的必然性也就在不满中悄然形成。原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人物，而是从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社会主义历史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登上苏联政治舞台，是应时而出。
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七十多年后苏联克里姆林宫红旗降落，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中一头一尾两件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大事。它们不是相互排斥非此即彼。我一直认为十月革命是必然的，苏联七十年后的解体也是必然的。这两个必然性之间表面上似乎矛盾，如同水火冰炭，实际上是可以并存的。因为从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到苏联解体的必然性之间有一段很长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苏联共产党执政纲领、路线、方针的失误，以及苏联共产党自身的腐败为其灭亡创造了条件。产生十月革命的条件和七十多年后苏联亡党失政的条件完全不同。这样，你才可以理解，几万党员可以夺取政权，而几千万党员可以丢掉政权。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并不能导出苏联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必然性。这是两种必然性。任何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都不可能为他们身后提出一个永恒不变的治国方案，也无法保证他们开创的事业在多少代以后不会中途夭折。古人说，创业难，守业更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同于任何封建王朝，它只能在不断变革中完善、巩固和发展。
社会必然性与自然必然性起作用的方式不同。在自然领域，必然性的实现表现为一系列因果制约性而非目的性的参与，是纯客观的过程；社会领域是人的领域，人的目的性是社会必然性实现的主体因素，在必然性的实现中，人的目的性起着重要作用。社会发展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其中必然性、偶然性、因果性和目的性相互交错。主体对必然性自觉把握的程度，目的的正确选择和实现方式，都会影响历史必然性的实现。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的两个大党，苏联和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社会主义基本规律都在起作用，历史并没有注定苏联必然解体，也没有注定中国社会主义必然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苏联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结局，根源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不同的路线、方针、政策。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俄罗斯选择什么道路是俄国人自己决定的。但作为一个曾经的社会主义大国，其兴衰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警示作用。警钟长鸣，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作用的保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必须关注苏联亡党失政的教训。不加分析，抽象地鼓吹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是历史的进步的论调，决不能苟同。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俄国不同。俄国取得政权并没有经过长期的大规模的武装斗争，阿芙乐尔军舰的炮声和攻下冬宫的少数工人就宣告了沙皇统治的垮台。中国不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经过二十八年浴血战斗，经过舍生忘死的斗争才取得的。它是无数革命者鲜血浇灌的胜利果实，来之不易，应备加珍惜。我在观看电视剧《长征》时写过一首观后感诗：
拼却头颅血浮舟，赢得自由满神州。
前人种桃后人摘，今人复为后人筹。
国盛仍应卧尝胆，民富不忘域外忧。
成败兴衰非天意，事在人为有远谋。
在观看《历史的丰碑》时，众多烈士惊天地泣鬼神、刑场就义的镜头，我深深为之感动：
夕阳几度照青山，百年沧桑指顾间。
歌乐红梅凌霜雪，刑场婚礼泣人寰。
民族存亡多壮士，国家无事唱情郎。
我盼高歌舞剑器，狂飙席卷振阳刚。
事在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果实需要坚定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来发展和巩固，也需要用我们革命先辈的创业史、我们民族的苦难奋斗的历史教育我们的青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北国殷鉴，决不可忘。我们要牢牢记住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苏联大国的兴衰，中国的和平发展。我们要避免苏联的覆辙，也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为此我专门写过《历史周期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此文发表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历史周期率研究》，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稿，这两篇文章都是试图从苏联解体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两个不同的角度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